從鄱陽江永泰典當鋪歇業看清末徽商的衰落

卞 利

(安徽大學 徽學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位于鄱陽湖東岸、皖贛兩省邊界的江西鄱陽縣向來是重要的軍事要塞、富裕的魚米之鄉和繁華的商業之區，鄱陽縣與安徽池州府建德縣毗鄰，鄱江與徽州府婺源縣相通。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中后期，鄱陽商業空前繁榮，商賈云集，“檣帆安泊，商賈輻輳”。清末同治、光緒年間，鄱陽出現了徽(州)、撫(州)、南(昌)、饒(州)四大商幫，商業競爭帶來了商業的發展，鼎盛時，鄱陽鎮有大小商店一千九百三十余家，其中的徽商更是以資金雄厚、經營領域廣泛著稱，婺源人曹崧曾捐費約千余金于鄱陽石門街創建了徽州會館，作為徽商活動的場所。根據《明清徽商資料選編》記載，徽州府屬歙縣、祁門、休寧和婺源等縣都有商人在此經營，舉凡食鹽、棉布、舟筏、稻米和典當等行業，徽商無不涉足其中。

但因資料限制，學術界對徽商在鄱陽縣的經營規模及其行業研究一向缺乏。我們有幸在安徽省圖書館和新近整理出版的《安徽師范大學館藏徽州文書》(周向華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中查閱到有關清末光緒年間婺源典當商人江永泰的數件文書。從這數件文書中，我們發現，江永泰是在咸同兵燹后來鄱陽經營的。深受兵燹重創的清末鄱陽縣，百廢待興，且因官府吏治腐敗，加之各路商人競爭激烈，徽商在此經營舉步維艱。江永泰到鄱陽后，從開業經營永泰質鋪，到改營典當鋪，再到最終難以為繼而被迫歇業。江永泰經商鄱陽的坎坷歷程，真實地反映了清末徽商經營的步履維艱，是包括典當商人在內的徽商走向衰落的集中折射。

根據文書記載，江永泰于光緒二年(1876年)在鄱陽縣治所在地古渡鎮東關外開設一所永泰質鋪，旋于光緒十四年(1888年)領帖改開典當鋪。但因生意蕭條，各種“費用浩繁，甚至入不敷出”，難以為繼，故不得已將質鋪更名為當鋪，并主要以承攬德化縣救生船經費和鄱陽縣普濟堂經費生息銀兩為主業。種種官府的敲詐勒索，最終使得江永泰不得不走向了關門歇業的命運。

一、徽商及其江永泰在鄱陽經營過程

由于兩地地緣的接近，早在宋代，徽州婺源就與饒州鄱陽發生了聯系，據淳熙《新安志》云:“婺源阻五嶺，其趨鄱陽徑易?！?卷一《風俗》)明清時代，徽商更是大舉進入鄱陽進行經營，但屢遭搶劫，“其鄱陽地方，以篾繩攔河，五日一開，婪胥吻滿，乃放舟子，方鼓楫而進，而浮梁縣地方兩岸林莽張挺擲石以待矣?！麨閾屆?，并貨物攫去，稍與爭抗，立死梃下，舟亦椎碎。商人赴訴于浮梁，知縣反聽胥吏拔置，言‘貧民無活計，暫借爾商救度’。此言一出，兔膽愈壯，劫殺遍野?！?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賑·汪偉等奏疏》)雍正十年(1732年)，來自歙縣江村十六歲的江登云即前往鄱陽經營鹽業，所謂“十六歲從兄客鄱陽。予族多治禺旬業，時勉亭公司饒埠鹺務，深器公之才識，盡假手焉?！?道光《濟陽江氏族譜》卷九《清覃恩累晉武功大夫袁臨時將署南贛總兵官登云公原傳》)嘉慶年間任兩淮鹽運總使的鮑志道幼貧，在十一歲時，亦曾“棄家習會計于鄱陽”，(嘉慶《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卷二十一《中憲大夫肯園鮑公行狀》)從事典當業經營，后因拾金不昧而名聲大起，倍受贊譽。祁門縣渚口倪尚榮清末因家貧而先操生意，后到鄱陽從事典當業經營，“爰以銖積寸累之資，去而學賈，往來于鄱湖閶水間，不避艱險，差幸億則屢中，操奇計贏，境遇漸豐，而秉性好善?！咨?(光緒十年)以后，家道日隆?！?民國《祁門倪氏族譜》卷續《貞一堂季亭公行狀》)而休寧縣西門的汪氏宗族成員明代中葉就已經進入婺源營生了。

在婺源，徽商隊伍中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還是來自鄱陽的鄰縣婺源縣。據民國《婺源縣志》記載，婺源四鄉多有前往鄱陽經商者，清代婺源清水港汪潮浩“嘗販布鄱陽，”(民國《婺源縣志》卷三十《人物志七·孝友三》)鄱陽彭家埠，向系婺源商人“公買彭姓地為婺舟泊岸之所，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饒埠陳宗彝等勒索婺船每只二錢五分，又私用小票勾通營汛查驗。婺邑鄉紳查魁、王太成、商人金鳴虞等呈控當道，立碑永禁?！?民國《婺源縣志》卷八《建置·津梁·鄱陽船埠》)位于安徽建德縣與鄱陽縣交界之處的邊陲重鎮“通京陸站要道”(同治《鄱陽縣志》卷三《建置志一·公署》)——石門街鎮歷來是鄱陽縣馳名遐邇的商業重鎮，商賈云集，五方雜處，清末這里曾建有湖北、河南、南昌、撫州、樂平、萬年、吉安、徽州、樟樹、安徽、太湖、下波陽等十三個會館，其中的徽州會館即是由婺源商人曹崧“捐費約千余金”(光緒《婺源縣志》卷三十四《人物·義行》)建造的。此外，除徽州會館外，還有來自婺源捷坑的曹德謙創建的星江會館，曹德謙“自少賈鄱陽之石門，生業充裕，獨立建星江會館。又買山創置義冢，施棺痊暴。凡徽、婺之旅于斯土者均賴焉?！?民國《婺源縣志》卷四十《人物志十一·義行六》)

明清時代的鄱陽縣是徽商聚居之重要的商埠，在鄱陽經營的眾多商幫中，徽商獨擅一時。據同治《鄱陽縣志》載:鄱陽縣“地雜湖山，襟連吳楚，百貨歸墟，帆檣安泊。洎明時，鹺引、質庫皆土著者主之，故勢不想軋，而情不相耀。今胥分屬徽、西，服飾器用，務極鮮華?！?同治《鄱陽縣志》卷二《輿地志二·風俗》)江永泰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于咸同兵燹后只身來到鄱陽經商，并于光緒二年(1876年)在縣治古渡鎮東關外開設了永泰質鋪。但戰火劫余的鄱陽，吏治腐敗，民生凋敝，永泰質鋪的生意并無起色?？嗫嘤矒瘟耸曛?，江永泰被迫將永泰質鋪變更為典當鋪，將生意由面向普通民眾，改為面向地方官府，承攬德化縣救生船和鄱陽縣普濟堂經費，用作生息銀兩的營生。

二、永泰典當鋪的兩筆官府買賣

光緒十四年(1888年)，江永泰改永泰質鋪為永泰典當鋪，將主營業務由原來的質押財物變更為典當生息銀兩。從我們發現的三件文書來看，江永泰典當鋪更名后做的兩筆買賣是德化縣救生船經費和鄱陽縣普濟堂經費的吸存與放貸，江永泰賺取的是存貸的差價。按，德化縣救生船系德化縣官方募捐建立、旨在營救落水之人而配置的救生船只，歸屬該縣體仁堂公管轄。據道光十三年(1833年)七月二十四日德化縣知縣奉九江知府張寅《勸捐體仁堂啟》云:“九江濱臨大江，上通川楚，下至蘇杭，每日客艦絡繹不絕，遭風失險，事所常有。茲奉府縣憲暨各憲捐廉施仁，勸諭新立體仁堂公局，救生憐死，并札諭居民鋪戶及往來客商人等，量力幫助，共襄美舉?！?同治《德化縣志》卷十三《建置志·體仁堂》)普濟堂則是鄱陽縣的養老慈善機構，坐落于鄱陽縣城東隅二圖下棚巷內，有“坐北朝南官廳一所，老民房屋四十間，正額老民三十五名，每日每名給米八合，合錢二十二文一毫七絲六忽，外腐菜油鹽柴錢五文，共錢二十七文一毫七絲六忽，老民每月每名給茶肉錢五十文。病故，每名給棺木錢一千一百文。交冬，每名給衣被等項?！?同治《鄱陽縣志》卷三《建置志一·公署》)

第一、二件文書分別是由鄱陽縣知縣頒發給江永泰的《光緒十九年二月申解江永泰典當鋪承領德化縣救生船成本息銀投兌緣由》和《光緒二十二年正月申解江永泰典當鋪承領德化縣救生船經費成本息銀投兌緣由》文書，其內容如下:

光緒十九年二月申解江永泰典當鋪承領

德化縣救生船成本息銀投兌緣由

諭

欽加同知銜、賞戴花翎升用州調署鄱陽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徐為轉飭知照事。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五日，奉藩憲方批:本縣申解江永泰典當鋪承領德化縣救生船經費成本息銀投兌緣由。奉批，據申解到該縣江永泰典當鋪呈繳:德化縣救生船經費成本生息，自光緒十八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息銀一百六十兩，已飭庫如數兌收，印發批回，備案矣。仰即知照，此繳抄申批發等因到縣，奉此。合就轉行。為此，諭仰該江永泰典當鋪即便知照毋違。特諭。

右諭仰江永泰典當鋪。準此。

光緒十九年二月初九日諭(滿漢合璧印)[1]242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申解江永泰典當鋪承領德化縣救生船經費成本息銀投兌緣由

欽加同知銜、賞戴花翎調署鄱陽縣事準調廬陵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四次馮為轉飭知照事。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奉署藩憲翁批:本縣申解江永泰典當鋪呈繳德化縣救生船經費息銀緣由。奉批:據申解到該縣江永泰典當鋪呈繳德化縣救生船經費成本，生息自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年底止，息銀一百六十兩，已飭庫如數兌收，印發批回，備案矣。仰即知照，此繳抄申批發等因到縣，奉此。合就轉行。為此，諭仰該典當即便知照毋違。此諭。

右諭仰江永泰典當鋪。準此。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廿八日(滿漢合璧印)[1]243

以上二件文書分別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和二十二年(1896年)鄱陽知縣頒給江永泰典當鋪的知照諭文，內容是催繳江永泰典當鋪招存德化縣救生船經費的生息銀兩。從這兩件文書中，我們發現，江永泰典當鋪承領德化縣救生船經費利息是按照半年一期計算的，即每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底，利息是白銀一百六十兩。知照本身并未給我們提供德化縣救生船經費本金經費的具體數額，但半年一百六十兩的利息，若從《大清律例》關于私放錢債和典當財物利息的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并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碧热暨`反者，律有明禁，“違者，笞四十，以余利計贓，重者坐贓論?！?《大清律例》卷四十《戶律·錢債》)也就是說，江永泰典當鋪若嚴格依法經營的話，其所放貸的銀兩利息月息最高不得超過30%，年息最高不得超過100%，即一本一利。而江永泰承攬招存的德化縣救生船費用之利息當然不會低于《大清律例》規定的合法利率，否則，江永泰便無利可圖。顯然，半年一百六十兩的利息，按照《大清律例》規定半年最高利率50%計算的話，其本金當不會高于三百二十兩。

第三件文書為《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鄱陽縣諭 (申解江永泰典當鋪承繳普濟堂成本息銀)》，全文如下:

諭

欽加同知銜、賞戴花翎升用州調署鄱陽縣正堂事準調廬陵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四次馮為錄批轉飭事。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奉署藩憲翁批:本縣申解江永泰典當應繳普濟堂息銀緣由。奉批:據申解到江永泰典當應繳普濟堂成本項下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生息庫平銀一百三十三兩一錢二分五厘到司，已如數飭庫兌收，并印發批回矣。仰即傳諭該典當知照，此繳抄申批發等因到縣，奉此。合就轉飭。為此，諭仰該典當即便知照毋違。此諭。

右諭仰江永泰典當鋪準此。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廿八日 (滿漢合璧印)[1]243

同第一、二件文書一樣，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廿八日鄱陽知縣關于申解江永泰典當鋪承繳普濟堂成本息銀知照諭文，也是鄱陽知縣將該縣普濟堂之經費存寄于江永泰典當鋪，藉以獲取利息并向江永泰催繳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七月至年底半年利息銀兩一百三十三兩一錢二分五厘，利息具體數額已經精確到了“厘”這一貨幣單位。但其本金具體數額，我們依然無法從文書或其他資料中得知。

從上述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二年 (1893－1896年)鄱陽縣知縣頒發給婺源典商江永泰典當鋪三件催繳或承兌德化縣救生船經費和鄱陽縣普濟堂經費生息銀兩利息的知照諭文內容來看，江永泰典當鋪做的主要是當地官府的生意。至于當地百姓的生意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三、江永泰典當鋪的歇業及其所反映的近代徽商衰落

近代徽商在封建政府、外國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的三座大山壓迫下，走向了衰落，開設于江西鄱陽縣城東關外的婺源江永泰典當鋪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歇業的。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江永泰向鄱陽知縣胡提出了典當鋪歇業的申請，其理由是“近年來生意冷淡，費用浩繁，甚至入不敷出?！北M管江永泰在遞交申請前曾猶豫躊躇再三，但“非沐恩準停業，實屬力難支持?！彼脑鲁趿?，鄱陽胡知縣批準了江永泰的申請，同意江永泰典當鋪關門歇業，并為此頒布告示，張貼于江永泰典當鋪墻壁上，依法宣布債權和債務的清理和結算。告示內容如下:

欽加同知銜署鄱陽縣正堂加二級紀錄四次胡為給示停當侯取事。茲據安徽婺源縣職商江永泰稟稱:于光緒二年在東關外開設永泰質鋪，旋于光緒十四年領帖改開當鋪。只以近年來生意冷淡，費用浩繁，甚至入不敷出。職商躊躇再四，非沐恩準停業，實屬力難支持。為此，粘呈印帖，懇請轉詳并懇給示，以便收歇等情到縣。據此，除稟批示并據情詳繳印帖外，合行給示停當候取。為此，示仰闔邑諸色人等知悉，爾等須知:該江永泰典當鋪，現已稟繳印帖，停當候取。爾等所當衣物等件，趕緊照章措備錢文，攜票取贖。若系日期未滿，該典當鋪不得藉詞不繳;已期滿者，不準留利，亦不得強取。自示之后，各宜稟遵毋違。特示。

右給諭通知。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

告示。實貼江永泰典當鋪。

(原件藏安徽省圖書館)

這張告示，明確同意并批準了江永泰典當鋪歇業的請求，即“稟繳印帖，停當候取”，同時對歇業后的善后事宜作了具體的規定，要求所有與江永泰典當鋪有關聯的債權人和債務人，限期來店清理交割，“爾等所當衣物等件，趕緊照章措備錢文，攜票取贖。若系日期未滿，該典當鋪不得藉詞不繳;已期滿者，不準留利，亦不得強取?！?/p>

江永泰典當鋪債權人和債務人清理交割的業務持續了一年有余，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四月二十九日，鄱陽胡知縣再次頒發諭文，要求江永泰遵照饒州知府吳的批示意見，將各項寄存于店內的各項公款如數繳清，“以到庫之日止息”，“諭仰江永泰典當立即遵照憲批，將領過各項公款銀兩，如數繳清，以憑具報，毋稍遲延查繳清公款?！敝I文全文如下:

清光緒二十三年四月鄱陽縣諭(江東江永泰典當鋪歇業事宜)

諭

欽加同知銜署鄱陽縣正堂加二級紀錄四次胡為錄批轉飭事。本年二十二日，奉府憲吳批，據鄱陽縣具詳，卑縣江永泰典當鋪歇業，呈繳印帖由。奉批，據詳已悉，仰即飭令該典當將領過各項公款銀兩，如數繳清，具報查考，仍候藩憲批示繳等因到縣。奉此，合行諭飭。為此，諭仰江永泰典當立即遵照憲批，將領過各項公款銀兩，如數繳清，以憑具報，毋稍遲延查繳清公款?，F奉藩憲批示，應以到庫之日止息，并即知照，切切。特諭。

右諭仰江永泰典當。準此。

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廿九日諭。[1]243

通過鄱陽知縣和饒州知府的批示，江永泰典當鋪完成了整個歇業程序的申報，清理了債權和債務，最后關門歇業。

近代以來，隨著清王朝政策的調整和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以鹽、典、茶、木為四大主要經營領域的徽商逐漸走向衰落和瓦解，“徽郡商業，鹽、茶、木、質鋪四者為大宗。茶葉六縣皆有，木則婺源為盛，質鋪幾遍郡國，而鹽商咸萃于淮、浙，自陶澍改鹽綱，而鹽商一敗涂地;左宗棠增質鋪歲月，而當商幾敗。及今茶市，既不改良，二連歲之虧耗者，不可勝數。然徽人謂曾國藩駐師祁門，縱兵大掠，而全部窖藏一空?！?陳去病:《五石脂》)清末徽州知府劉汝驥在給歙縣知縣蔡世信的公文中亦云:“徽州商業，以茶為大宗。聞近歲茶行虧折，每至數十萬元之鉅，大半為日本、印度茶所奪?！?劉汝驥:《陶甓公牘》卷三《批判·戶科》)具體到婺源，刊刻于清光緒三十四年的《婺源鄉土志》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婺物產，茶為大宗，顧茶唯銷于外洋一路。邇年茶市窳敗，業茶者富貴降為窮戶，而農民依茶為活，遂苦不可支?！奔由舷掏薜暮平?，包括婺源在內的徽州“發逆而后，商業衰頹，十室九空?！?劉汝驥:《陶甓公牘》卷十二《法制科·婺源民情之習慣》)“生計既極艱難，商賈迥不如前?！?劉汝驥:《陶甓公牘》卷十二《法制科·婺源風俗之習慣》)

近代徽商在內外交困中走向了衰落，江永泰典當鋪的歇業只是萬千徽商走向困頓、凋敝、衰落和瓦解的一個典型案例而已。

[1]周向華.安徽師范大學館藏徽州文書[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