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移民扶貧與民族文化重構
——以云南省紅河州元陽縣呼山移民區為例

黃永臻，黃紹文,2 ，普亞強

（1.紅河州民族研究所，云南蒙自 661100；2.紅河學院，云南蒙自 661100；）

異地移民扶貧與民族文化重構
——以云南省紅河州元陽縣呼山移民區為例

黃永臻1，黃紹文1,2，普亞強1

（1.紅河州民族研究所，云南蒙自 661100；2.紅河學院，云南蒙自 661100；）

中國西部大開發中，扶貧攻堅是頭等戰略，且采取了各種扶貧措施，其中異地移民扶貧措施具有重要的實踐戰略意義。但是，由于社會歷史和自然條件等多種因素制約，異地扶貧模式仍然面臨環境適應、文化適應、移民文化重組、移民回遷等諸多問題，給扶貧攻堅帶來很大的難度，引起各級政府和學界的高度關注。文章從實地調查個案的基礎上，剖析異地移民扶貧存在問題及其因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供有關部門決策參考。

異地移民扶貧；環境適應；文化適應；穩定移民區

云南省是一個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省份。云南省政府認定的需要通過異地搬遷扶貧的人口有100多萬人，主要有以下三類人群組成: 一是基本喪失生存條件的人口有50多萬；二是受滑波、泥石流威脅的人口有14萬； 三是因天然林保護與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需要搬遷的人口有36萬。[1]

在各級政府開展大規模的扶貧措施中，把異地搬遷扶貧作為重要措施之一。為了總結和了解各級政府實施異地移民扶貧開發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政策措施，我們于2011年6月14～20日在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縣的異地移民扶貧情況作了調查，本文以該縣呼山移民區為例，剖析異地移民扶貧存在問題及其因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供有關部門決策參考。

一 元陽縣異地移民扶貧的背景

20世紀70年代，元陽縣政府投資修建了流量為0.5立方米/每秒、全長13千米的黃草坪大溝，組織該縣逢春嶺鄉居住在高寒山區的農民，移民300余戶到河谷熱區土地資源豐富、光照充足的黃草坪荒山，開發了1000多田土地，并組建了黃草坪行政村。通過十來年的熱區開發，該村委會成為元陽縣的首富村。這就為元陽縣異地移民扶貧開發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元陽縣地處亞熱帶山區，立體氣候顯著，土地和水熱分布不平衡。而該縣各民族人口分布也呈“金字塔”式，“金字塔”的下半部是海拔1300米以下的南亞熱帶地區，水熱條件好，占全縣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二，卻只居住著全縣三分之一的人口，并擁有60萬畝熱區荒山待開發。針對這一實際，元陽縣委、縣政府在研究總結黃草坪移民扶貧開發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221”移民扶貧工程，即從人口密集的海拔1300米以上的高寒山區，有計劃地組織移民10萬人口到低地 河谷熱區開發20萬畝土地，主要建設綠色產業，種植糧食、水果和經濟林木；再從高海拔地區遷移大量的人口后，將遷出地不適宜農耕土地，逐步營造成20萬畝水源林、薪炭林、經濟林木相結合的生態林。特別把海撥1800米以上的耕地退耕還林，逐步提高森林覆蓋率。在實施異地扶貧后，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合理配置人口資源和自然資源，做到“山頂戴帽子”（營造森林，恢復山區半山區植被），山腰種稻子（建設糧食），山腳拿“票子”（種植水果、經濟林），并發展養殖業，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路子，使元陽縣的各族人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之路。

二 呼山移民扶貧工程建設情況

（一）移民區概況

“221”移民扶貧工程，1996年7月由云南省異地移民扶貧辦組織專家評審通過，省政府正式將元陽縣列為省級異地移民脫貧試點縣，并確定在呼山異地移民扶貧開發區為元陽縣異地移民扶貧首期啟動工程。

呼山移民開發區位于元陽縣西北部，隸屬元陽縣南沙鎮，距元陽縣政府駐地南沙12公里，其山梁為狹長的高原地貌，東西長17千米，南北寬4千米，土地總面積66552畝，可開墾面積4.3萬畝。最高海拔1040米，最低海拔220米，年均氣溫21.1～24.7℃，年均降水量少于500毫米，氣候炎熱，屬于典型的干熱河谷熱帶地區。

元陽縣政府曾多次對呼山進行過開發。20世紀50年代末，以畜牧業開發為主，70年代組織知青進行農業開發，后又組織呼山民兵團進行過大規模的開發，但歷次開發都因干旱缺水而失敗。80年代以來，元陽縣組織有關專家進行考察論證，最終發現開發呼山關鍵的要素——引水工程。于是，1991年啟動肥香村水利樞紐引水渠工程，即者那大溝的建設，1996年賽刀倒虹吸工程建成，同年7月正式拉開了呼山異地移民扶貧建設的帷幕，到2004年工程竣工，歷時8年，從開墾荒地到水、電、路、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再到村落和學校進行了綜合式建設，建立了3個新型自然村為基礎的一個新型行政村。先后投入各種扶貧資金8065萬元，從高山區15個鄉鎮63個村委會居住自然環境惡劣的農戶中先后移民了874戶3799人，開墾出實際耕地面積2萬畝，并建成了一所完全小學校。2009年種植甘蔗1.56萬畝，產量6.9萬噸，產值966萬元，木薯3500畝，產值367.5萬元，其它經濟收入230萬元；大牲畜存欄:牛100頭，馬12匹，豬882頭，每年出欄441頭。農業綜合總產值達1506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240元，①基本實現了異地移民脫貧的目標。

（二）移民區自然村組合情況

團結自然村，也稱1號村:遷出地是來自高山區4個鄉鎮，即新街鎮移民24戶96人，勝村鄉（現并為新街鎮）96戶386人，牛角寨鄉70戶298人，黃草嶺鄉90戶384人。該村共280戶1164人,民族構成有哈尼族、彝族、漢族和壯族4種民族。

呼山自然村，也稱2號村:遷出地是來自高山區4個鄉鎮，即小新街鄉移民121戶552人,攀枝花鄉57戶295人，黃茅嶺鄉61戶295人，沙拉托鄉73戶267人。該村共312戶1409人，民族構成有哈尼族、彝族、漢族、苗族和瑤族5種民族。

幸福自然村，也稱3號村:遷出地是來自高山區3個鄉鎮，即逢春嶺鄉移民82戶371人,嘎娘鄉56戶231人，馬街鄉144戶624人。該村共282戶1226人。民族構成有哈尼族、彝族和漢族3種民族。

以上3個自然村中又把遷出地為同一個鄉鎮的移民農戶重新編為一個小組，這樣有便于在遷入地生產生活方面的團結協作。但同時出現了民族雜居的情況，由此帶來民族文化適應等問題，下文將具體分析。

（三）移民戶經濟發展情況

異地移民扶貧的目標是發展經濟，促進當地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和農業產業化經營，改變高山區破壞生態的經濟結構，促進生態建設，讓農戶走出生活困境，改善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盡快實現脫貧，走上富裕之路。從移民區總體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呼山異地移民扶貧初步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為了能使更好地了解移民區的經濟發展情況，我們對移民區的農戶進行了隨機抽樣的個案調查，我們采用的戶主姓名均為化名。

案例1:李中強，男，哈尼族，42歲，初中文化，屬1號村來自牛角寨鄉重組的村民小組成員。全家共有5口人，其中3個勞動力，全年毛收入2.52萬元，沒有種糧，全家口糧全靠市場上購買。主要經濟來源是種植甘蔗和木薯，其中甘蔗地10畝，每畝產量2.5噸（近三年來由于氣候干旱而產量低，風調雨順時每畝產量可達5噸，下同），每噸賣360元；木薯4畝，畝產量1.5噸（風調雨順時每畝產量達3噸），每噸賣700元。李中強同時兼職元陽縣糖廠農務工人，在糖廠務工期間每月有1000元工資，但由于其小兒子在個舊讀初一，每學期還要支出2800元讀書費用。

案例2:羅懷，男，哈尼族，36歲，小學文化，屬2號村來自黃草嶺鄉重組的村民小組成員。全家有6口人，其中有65歲的父母親，大兒子在家務農，小兒子讀初三。全家一年毛收入3萬元，扣除各種生產生活費用支出后剩下純收入7000元。沒有種糧，全家的口糧全靠市場上購買。主要經濟來源是種植甘蔗和木薯，其中有甘蔗地11.3畝，每畝產量2.5噸，每噸甘蔗賣360元。羅懷兼職元陽縣糖廠農務工人，在糖廠務工期間每月還有1000元工資。

案例3:鄧文開,男，瑤族，44歲，小學文化，屬2號村來自黃茅嶺鄉重組的村民小組成員，全家4口人，全年1.5萬元毛收入，主要來自種植甘蔗地6畝，每畝產量2.5噸，每噸甘蔗賣360元，但因干旱已放荒2畝。鄧文開除了在家種植甘蔗外，有半年時間是外出打工。由于移民區比起遷出地外出打工方便，因此全年的毛收入中打工的收入占了一半。在建水讀高中的大兒子教育費每月支出700元。

案例4:陳沖強,男，漢族，57歲，小學文化，屬2號村來自小新街鄉重組的村民小組成員。全家共9口人，其中6個勞動力，3個小孩。兩個兒子常年外出打工，九歲孫子在呼山讀小學?，F種植6畝甘蔗地，豬存欄2頭，全年出欄1頭，開一個小雜貨鋪，每月可賺300元純收入。家庭全年毛收入3萬元。

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由于移民區可以種植甘蔗、木薯等經濟作物，當地移民普遍反映，經濟數量總體上比在高山區的時候增加了。但是，由于移民區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不栽種稻谷等糧食作物，因此，移民區的所有口糧只能靠市場上購買。以一戶4人為例，每月要消費90千克大米，每千克大米以市場中間價4元計，每月米價至少得開支360元，加上其它油鹽茶和煙酒等零用每月至少要開支450元，一年下來的支出為5400元。如果有子女讀書，又增加了另一筆新開支，如果不外出打工，僅靠甘蔗、木薯的經濟來源，大多數移民的生活過得很緊張，甚至無法維持。特別是遇到天干旱年景，甘蔗、木薯的收成受到嚴重影響，由于主客觀原因不能外出打工的人家就無法生存下去，特別是出現主要勞動力生病或不能外出打工，全家的經濟就出現癱瘓。

三 移民區民族文化重構與適應

異地移民扶貧，對于被移民們而言，擺在眼前的是一個不同于原籍全新的生活環境，他們的傳統文化必然隨著遷移而發生變化，對移民本身和遷入地的文化重組將產生深刻的影響。由于移民生存環境的變化，其原有的傳統文化和傳承的環境也發生了變遷。要達到異地移民扶貧“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的目的，除了移民區客觀自然條件外，最大的面臨就是“文化適應”。 文化是人類對環境的一種社會生態適應。人作為生物的人和社會的人，既具有生物生態屬性，又具有社會生態屬性。作為社會的人，人類對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人類對環境的生態適應過程中，創造文化來適應自己的生存環境，發展文化來適應變化的環境，并用文化來改造環境，使之更適宜自己的生存。[3]

元陽縣呼山移民區涉及哈尼族、彝族、漢族、苗族、瑤族、壯族6種民族，在遷出地時各民族的風俗習慣相距甚遠，并來自高山區15個鄉鎮中“五湖四?！钡牟煌逭?，在移民區重組自然村寨時只考慮了來自同一個鄉的移民作為村民小組單位，沒有考慮同一民族的組寨問題，人為形成了民族雜居村寨，由此帶來民族文化的重構與相互適應問題。例如，團結自然村的民族組合有哈尼族、彝族、漢族和壯族4種民族。在遷出地的傳統民族節日中，每年在農歷六月份，哈尼族習慣過“矻扎扎節”，彝族習慣過“火把節”，漢族和壯族在六月份不習慣過這兩個傳統節日，但他們從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民族來到遷入地重新組合成一個寨子后，經不同民族的全體村民商量后確定統一過哈尼族的“矻扎扎節”，屆時要殺牛祭磨秋、千秋，儀式由哈尼族“咪谷”主持，在磨秋場不論何種民族戶均分配祭祀犧牲牛肉，同時祭祀費用戶均攤派。類似統一過節的方式還有哈尼族的“昂瑪突”（祭寨神）。除了繼承典型的傳統節日外，新組建的村民小組，又把統一遷到移民點安置的日期確定為作為建村立寨的“建寨日”，并立碑文說明遷出地的村寨名、遷入戶主姓名、人口等，每年到了“建寨日”該小組村民殺豬宰雞共同歡慶。有的還以動物的塑像像征村名的來源，如牛角寨小組在村中央塑立了一頭牛塑像。移民區共同的節日還有春節、中秋節、端午節等。這一切都說明了移民區民族文化的重構與適應演變過程。

移民區傳統文化的變遷除了上述節日文化重構與適應外，也表現在家庭聯煙方面，如漢族娶哈尼族、彝族、傣族姑娘為媳，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幸福村中有彝族姑娘嫁漢族的有6例，傣族姑娘嫁漢族的有2例。這樣的聯煙組合在遷出地是不可能有的，因為在遷出地的民族認同感在家庭聯煙方面有嚴格的規定，傳統聯煙方式只能在本民族內部進行。

移民區民族文化傳承，就哈尼族而言，基本上保持了原籍的民族風俗習慣，除了因沒有種植水稻而不能過“新米節”外，其它傳統節日及其祭祀活動等基本移種植到移民區，有些重大祭祀活動，如喪禮因為移民區沒有主持人—“莫批”，只好從原籍地請來。每個村民小組（移民區有11個村民小組）有1個村社祭師—“咪谷”，從本村民小組中按傳統方式選舉，主持“矻扎扎”節、“昂瑪突”節和“十月年”等大型節日活動，移民區其他民族共同與哈尼族歡度。

四 移民區存在問題與建議

（一）經濟結構單一，水源嚴重缺乏

首先，移民區主要經濟來源是甘蔗和木薯，其它熱帶水果幾乎沒有種植，沒有輔助經濟作物。因此，移民只能外出打工來彌補家庭經濟的不足。因為甘蔗和木薯產量受干旱影響，一旦家中的主要勞動力生產或其它客觀原因不能外出打工，經濟上出現青黃不接，家庭經濟就處于癱瘓，人們的生存受威脅。

其次，移民區重要配套設施水溝引自高山區水源，引水溝渠長而地形復雜。耗資1580萬元的倒虹渠水管損壞后，因修復耗資大，不能正常供水，嚴重影響移民區的生產生活，莊稼收成大減。2010年的大旱之年以全縣黨員的捐款在移民區地勢稍高的山頭上修建了12個 “愛心蓄水池”，其中400立方容量的2個，300立方的1個，200立方的2個，150立方的1個，100立方的6個。但是，2008～2010年連續3年干旱，既沒有高山區的水源引下來存入其中，也沒有雨水補給，處于“無用武之地”。因此，移民的生存遇到強烈的考驗，2010年的大旱災，就有10戶移民回遷了原籍地?，F有三分之一的農戶全家外出打工，移民區的房屋成“空巢”。

再次，移民區內有7股龍潭水，出水點海拔高底不等，出水量大小不一，但因經濟和移民的意識問題，沒有一股龍潭水被修建成蓄水池。這對于水資源非常缺乏的呼山而言是令人費解。目前，整個移民區有兩個小型水庫，庫容量分別為60.5萬立方和142萬立方。但這兩個水庫的水源補給全靠高山區的引水源，一旦溝水來源不通暢，仍然是干涸的水庫。

（二）移民意識的差異性

生活習慣和生存意識也是移民生產生活差異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為什么同在一個山頭上，漢族移民的生活條件要比其他移民要好一些。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其他少數民族賴散，農閑時間在家中的閑聊的人最多，他們大多沒有飼養家畜家禽來支撐經濟來源。

（三）民族文化面著不斷喪失的挑戰

首先，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擺在移民眼前的最大問題是生存問題，文化適應成為新生存環境中移民的一個重大問題，雖然各民族的傳統節日和民俗活動都能在遷入地的環境里活動，但出現簡單化，甚至就不活動了。就“昂瑪突”節來說，所有哈尼族的村寨一年一度必須舉行的具有春耕標志一個重大節日，但在移民區目前只有勝村和馬街兩個哈尼族村民小組立有寨神林，其他小組表面上都在過這個節日，但過于形式化。與此同時，主要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很多傳統民俗儀式就舍去或簡單化，時間一長，就有民族文化消失的危險。

其次，村落建設一律按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布局，沒有按傳統的禮儀建村立寨，沒有考慮民族文化活動場所，雖然村民在原有規劃的基礎上村內適當的地方建立了一些民族祭祀活動的場所，但與遷出地相比失去民族原有的祭祀內涵，部分家庭也沒有在屋內設置祭祖臺，用餐桌替代。

再次，移民區氣候炎熱，不適宜在高山區厚實的民族服裝，因此移民的服裝出現單薄、簡單、方便等漢裝狀況，傳統服飾文化將面臨變異的局面。在生產方面因沒有梯田水稻種植，具有哈尼族文化經典的梯田稻作也面臨著消失。

（四）對策建議

首先，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管理，確保水利設施水源暢通無阻。由于呼山移民區地處干熱河谷地帶，水源問題成為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呼山移民區的生產生活用水引自高山區，溝渠路線又長，特別是倒虹渠管道由于種種原因，水源不能正常輸送，致使移民區生產受到嚴重影響。我們認為要使移民區達到異地扶貧“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的目的，呼山移民區的水利是頭等大事，建議當地政府要加強管理和維護水利設施，做好現有水利設施監管的同時，充分利用好出自當地的水源，在移民區7股水源出水點的適當位置修建蓄水池，日積月累，積少成多，可解急用。

其次，移民返遷的現象應該引起當地政府的高度重視。 移民在遷入地總會遇到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果不能及時了解和掌握移民區的困難，并得到正確處理，其后果就是導致返遷回原住地的危險，導致異地移民扶貧的失敗，這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在調查中發現，雖然目前返遷回原籍的只有10戶，但由于2008～2010年3年的連續干旱，嚴重威脅著移民區的生存條件，致使三分之一還多的農戶以整戶外出“打工”，留下空“巢”，另謀出路。如果當地的生產條件得不到改善，這部分人將是回遷的“候補隊”。 造成移民回遷的外部原因很多，也很復雜，除了上述的客觀因素外，就當地政府和移民的主觀因素來說，人們抱著遷入地是“脫貧地”或“富裕天堂”的期望值過高，由此影響到“政績”的急功近利而不注重管理，移民本身由于動遷時想的是“過上好日子”地方，缺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過上一段苦日子的思想準備。一旦遷入地不象他們想象的那么好，就怨天尤人，有的賭氣返回原籍。而且2003年以后，高山區國家實施退耕還林工程，在原住地的糧食補貼、種苗費補貼等補貼以及糧食自給有余的“誘惑”下，返回原籍地還不要受酷熱氣候的折磨。 因此，當地政府要隨時掌握動態，把事態消滅在萌芽之中。

再次，建議在移民區進行適當的水稻梯田開發。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移民區的土地不僅適宜發展經濟作物，而且可以開發雙季稻的高產穩產農田，但目前沒有一丘水稻田，所有移民的口糧從市場上購買。我們給移民算了一筆賬，他們種植的甘蔗、木薯等經濟作物收入，表面上比高山區遷出地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買苗、化肥、農藥和請小工等生產成本后，可支配的收入所剩無幾，甚至只夠支付市場上購買的全家人的糧食。民以食為天，一日三餐都要消費大米，手里有糧，心里不慌，我們認為糧食要在移民區自力更生解決的話，收入支配上會有所寬裕。同時，我們發現移民區6～7月還不到甘蔗、木薯等經濟作物收獲期，故不外出打工的移民還在閑聊著，而高山區恰好是梯田中耕大忙的管理區，因此，我們認為開發梯田除了解決糧食自給外，還可以保持水土，保護生態，并繼承維持了上千年的梯田農耕技術！

最后，要重視遷出地和遷入地的生態環境的建設和保護。異地搬遷扶貧開發要重視生態環境建設，這是大家已經形成的共識。但是，如何實施與保護好當地生態環境，則是一個有待各方努力和因地制宜的工作。 遷出地一定要把移民戶交出不宜的耕地的要退耕還林，盡量不要再耕。而遷入地進行連片大規模經濟開發后，會對當地的植被產生影響，例如種植經濟作物后，其它的植物會退化等。呼山原有一個畜牧場，能為當地提供一定的畜種和居民的肉食，但移民的遷入和土地的開發，必將縮小畜牧場的范圍，對草場壓力增大。同時已開荒的土地，如果沒有水源澆灌栽種作物，表層水土容易流失，因降水量少而恢復植被困難，表層露土，則必定造成生態惡化，因而應該注重環保，坡度大而不宜開墾的地方要保護好原有的植被。

注釋:

①數據由呼山村民委員會提供.

[1]趙俊臣.云南省易地搬遷扶貧開發調研報告[EB/OL].http://www.aisixiang.com/data/15344.html 2011-6-29 .

[2]周鴻.人類生態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4.

Off-site Migration Strategy and Immigrants’ Cultural Restructuring——Taking Hushan Immigrants Region as an Example

HUANG Yong-zhen,HUANG Shao-wen,PU Ya-qiang
(Honghe Prefectural Nationality Research Institute,Mnengzi 661100,China)

In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lief is the top strategic, and government has taken various measures to achieve it, among which the off-site migration strateg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However, due to social, historical, natural conditions and other factors, this model still faces some problems,such as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immigrants’ cultural restructuring, and immigrants’moving back, causing attention from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academics. Based on field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problems existing in off-site migration, and present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decision-making.

off-site migration strategy;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stable immigrants region

C958

A

1008-9128（2012）01-0007-05

2011-10-12

黃永臻（1970—），男（哈尼族），云南元陽人，紅河州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民族學。

[責任編輯 張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