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閑暇經濟現狀——對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閑暇經濟研究中心魏翔

|文·本刊實習記者 張夢星

《中國新時代》：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今年新增國人閑暇狀況調查的原因？

魏翔：新增閑暇調查，主要是源于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我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脈和方向，很多人和機構都開始關注休閑方面，因為根據國際經驗，中國即將面臨閑暇經濟的問題。同時，通過國外的幸福感調查發現，影響幸福感的主要原因會從收入逐漸向閑暇轉移，中國已經實現了經濟的增長，閑暇將會成為下一個發展階段的焦點。另外，需要強調的是，閑暇不是富人的特權，閑暇是每個人的權利，而且普通人更應該利用閑暇，提高自己的效率。最后，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閑暇是一個人權問題，并且和未來能否轉換經濟增長方式有關。

《中國新時代》：調查發現，受訪者普遍閑暇時間較少，這是什么原因？

魏翔：說到國人閑暇時間少，并不是持批判的態度，而是用一種描述、分析的態度?，F階段國民閑暇時間過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這是由經濟階段決定的，日本和韓國都經歷過這種階段，即必須用時間來換收入，這主要是由勞動密集型的經濟特點決定的，需要調整產業結構。

其次，目前我國希望通過推進創新來轉變增長方式，但是從國際上，尤其是日韓的發展經驗來看，通過資金投入、金錢激勵進行的創新，主要帶來的是模仿式創新。但是原始創新必須保證具有創新思維的人有足夠的自由。實際上，歐洲通過福利改革、完善社保、促使經濟成果和技術創新能被民眾分享，保證人們有時間自由閱讀和自由思考，這樣容易激發出原始型創新。我們現在的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如果不能釋放一定有效的閑暇，而完全靠投資和金錢來刺激的話，不出十年，我們很可能重陷日本曾經走過的創新老路。日本已經不玩了，我們繼續玩。

新分配精神資源，將帶來新的革命。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國家要引導大家，如何去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鼓勵選擇一些比較健康的休閑方式，避免那種非常極端的，奢侈性的享受生活。這不是在做高調的道德宣傳，而是閑暇指引經濟，生活引領未來

《中國新時代》：閑暇同經濟增長之間有什么關系？

魏翔：從經驗數據看，休閑時間和經濟增長率大致呈反比。但是，勞動經濟學的理論預測，隨著經濟進一步增長，休閑時間和經濟增長有可能出現同比增長。如果說國家需要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增長質量的話，個人也需要提高增長質量，那就是擁有更多的休閑時間和健康壽命。因此，休閑時間在這里成為溝通國家和個人的橋梁。

《中國新時代》：是否存在“收入門檻”？即對個人來說，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便可實現“閑錢兼得”？

魏翔：這次數據對于“收入門檻”的公布是推測性的，還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只能說，這個數據的出現，給了我們一個統計學上的提示：隨著收入的增加，大部分人的閑暇時間減少了，這是由于目前我國處在工業化階段，要想提高收入，就要多工作。但是，年收入十萬以上的群體中，有一些人隨著收入增加，閑暇時間也在增加，中國出現了有閑、有錢階層崛起的萌芽。

不論是國際情況還是國內情況，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種人可能是通過壟斷、腐敗和權錢交易，不用多少時間和工作量，就能換取很高收入，成為有閑有錢的人。還有一種人，工作效率高，人力資本高，也可能有閑有錢。這兩類人，一類人要防范，一類人要倡導。雖然這次調查不足以對之加以甄別，但是給我們一個提示，中國出現了這樣的萌芽，以后的調查要區分人群。

《中國新時代》：發達國家和中國相比，休閑狀況如何？

魏翔：國外的情況同中國大不相同。目前，有些國家已經進入了有閑、有錢的階段，主要原因首先是在社保上，人們沒有后顧之憂，不像在國內，有些人不敢休閑，害怕休閑會失去工作。其次，國外在跨過“收入門檻”后，生活觀念在改變。日本從經濟低迷中走出來，一是靠國際環境變化和經濟轉型，二是靠內需消費的拉動，但是怎么產生消費？目前我們很多是靠政策刺激，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態度要轉變。比如我們的父輩，他們永遠覺得勤儉最光榮，不會去主動消費，但我們知道，儲蓄和消費同樣重要，我們要節約，同時也要享受生活、品嘗美食等。學會生活就是以健康的方式推動持續的消費。比如，在美國，運動產業、健康產業等，是長盛不衰的消費行業。

最后，還有更高層面的信仰問題。真正的閑暇是要培養觀念、提高效益，跟怎樣去生活、建立怎樣的生活觀非常有關系。拿慈善為例，最近和美國的經濟學家聊天，有人提到，有些慈善家通過慈善help others（幫助別人），但有些慈善家是通過慈善serve others（服務別人）。這主要是信仰上的差別，help主要是用錢，以高效率的方式回饋社會，而serve卻體現了一種belief（信仰），錢不是最主要的。有錢人，出錢的同時要用心、用時、用力，去服務。信仰會影響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是解決“富裕后問題”的關鍵。一個國家，要仁義地富裕，才有可能千秋萬代。

《中國新時代》：休閑和幸福感之間有什么關系？

魏翔：最簡單的關系是，休閑時間充足，閑暇活動豐富、健康，能夠促進幸福感，這個結論從全球范圍看都沒問題。但是幸福感函數的變量比較多，現在學者列出了主要幾點，收入、閑暇、健康狀況、人的個性等等。不同階段，變量權重會有所不同。在中國，目前收入是第一權重，閑暇時間在幸福調查中，所占的權重并不高，大概占到4、5位的樣子。這說明，中國還處在工業化發展階段，最多是中期的階段，最決定生活質量的因素是收入。

第二，休閑已經成為幸福感的權重變量，如果等其權重上升再關注了解，就來不及了，這也是為什么要現階段就開始關注休閑和幸福感的原因。當然，不排除閑暇時間增加，幸福感降低的現象，我們管它叫“閑而劣效應”。比如美國上世紀60年代出現“垮掉的一代”，那個時候，美國經濟開始起步，閑暇時間一下多了，文藝也在復興，卻并沒有對閑暇進行很好的引導。所以，要及早引導閑暇發展，不要等消極和淪喪的時候再去引導。

《中國新時代》：休閑病是指哪種現象？有什么辦法改變？

魏翔：休閑?。↙eisure sickness）最初是由荷蘭心理學家Ad Vingerhoets教授提出，原先指節日綜合癥生理上的反映，現在范圍更大，指不能有效利用閑暇，不能提高生活質量和效益，最后會產生反的作用。

在我國所處的階段，要以效率為導向，因為目前收入是影響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該階段休閑活動的目標，應該以累積或者提高人力資本，有利提高工作效率為主。還有中國一直更為關注正規教育，但美國的例子告訴我們，終身教育包括職業學院同樣能夠帶來創新人才。

跨過收入門檻，人們最重要的是在不工作的時候進行人生思考、尋求生命的意義。福格爾是個拿了諾獎的優秀經濟學家，他認為，美國人目前面臨第四次大覺醒，在工作之外探尋新的生命意義，重新分配精神資源，將帶來新的革命。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國家要引導大家，如何去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鼓勵選擇一些比較健康的休閑方式，避免那種非常極端的，奢侈性的享受生活。這不是在做高調的道德宣傳，而是閑暇指引經濟，生活引領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