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托利與達爾民主思想之比較

陳勝才

（九江學院政法學院，江西九江332005）

薩托利與達爾民主思想之比較

陳勝才

（九江學院政法學院，江西九江332005）

薩托利和達爾均為20世紀著名的政治學家，他們對20世紀中后期的西方民主理論研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處理民主理想和現實的關系、對待政治平等以及經濟民主的差異等方面比較兩者民主思想的區別，可以看出，達爾在面對自由主義民主危機所進行的一系列自我修正，比薩托利力圖維護西方現有民主體制、無視這種體制的內在缺陷和弊端并極力為其辯護要可取得多。

薩托利；達爾；民主理想與現實；政治平等；經濟民主

在當代民主理論家中，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毫無疑問是一位公認的最杰出代表，他以“多元主義民主”典范聞名于世，其民主理論的各種著作早已成為政治學界耳熟能詳的經典之作。以達爾為代表的多元主義民主理論對西方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和實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大大推進了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代表了自由主義的最新發展，成為西方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用美國政治學家卡列爾（H.S.Kariel）的話來說就是：“作為組織和解釋公共政治生活的唯一正確方法，政治多元主義仍然是西方世界自由意識形態的核心?！盵1]314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也指出：“羅伯特·達爾對于民主的終身研究，是一個規范的政治理論和實證的政治理論可以相互補充、相互推動的典型例子?！盵2]100

而達爾則認為意大利政治學家薩托利是構建20世紀民主理論的一個主要建筑師，是第一個使用明白和直截了當的術語——“民主理論”為書名的人，[3]74薩托利的研究使政治科學中出現了一個討論非常古老主題、冠以“民主理論”之名的新領域。[4]1可以說，薩托利和達爾兩人均為當代最重要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家之一，他們對20世紀中后期的民主理論研究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們都受到熊彼特精英民主思想的影響，薩托利力挺精英民主理論，強調政治精英之間的競爭；而達爾的理論分析也是以熊彼特的終點為起點的，他的分析是以同時存在眾多政治精英為前提，試圖尋求在全社會普及和加強精英之間的競爭，達爾的多元民主理論看到了處于個人和領袖之間的社會集團的作用，其重大貢獻正是把競爭引入到多頭統治之中，使民主與多頭統治相結合，建立起了“選舉式多頭統治”。他通過這種多元主義民主理論使“精英”和“民主”結合得更為緊密。薩托利對此贊譽有佳，認為現代民主正是達爾所說的一個選舉的、開放的、擇優的多頭統治，他強調自己與達爾的民主理論都是對熊彼特民主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兩人也在20世紀60年代被許多批評者視為典型的“精英民主論者”或“民主精英論者”（democratic elitist）。[5]285-295

但是兩人在面對自由主義民主的危機時，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薩托利始終秉持熊彼特的精英民主傳統，把他所闡發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看成是完美無缺的典范，極力加以辯護和捍衛；達爾則能正視現實、認真分析自由主義民主存在的問題且進行自我修正，并“致力于解決工業社會發展過程中更為根本性的問題”。[6]187有鑒于此，我們有必要通過考察達爾面對自由主義民主的危機及學界對其理論的批評所進行的一系列自我修正，來反觀薩托利民主思想中存在的局限。

一、薩托利和達爾處理民主理想和現實關系的差異

薩托利對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進行了區分，他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而在對民主進行研究時，也就產生了對民主進行應然研究的規范理論和對民主進行實然研究的經驗理論。對民主的應然研究所要回答的是“民主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即規范理論所闡述的是民主的理想和價值，由它所形成的是民主的規范性定義。實然研究所要回答的問題則是“民主是什么”的問題，即經驗民主理論適用于事實，并且是從事實中概括出來的，它說明民主實際怎樣運作，現實世界中民主的真實狀況是什么，由它所形成的是民主的描述性定義，“把民主是什么的描述同民主應是什么的規定加以區分，恰恰是解決我們的問題的辦法所在?！盵7]13而達爾也看到：“‘民主’既是指一種理想,又是指一種現實。我們常常劃不清兩者的界限。假如不把彼此的含義弄清楚，就會陷在詞語的泥沼里，各執一詞，不能溝通?！倍涷瀰s經常告訴人們，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遺憾的是，這甚至在那些對民主的思想和實踐如數家珍的學者當中，也時有發生”。[8]30-31

應當說，薩托利和達爾都敏銳地察覺到民主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深刻矛盾，但是他們在處理二者關系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這個問題上，薩托利試圖調和民主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他認為民主既需要承認事實的現實主義，也需要給事實施加價值壓力的理想主義，沒有“理想化的民主觀”，就不會有現實世界中的民主；不論是個體、社會集團還是民族國家，都應該有一個理想主義的目標?，F實主義始終應該伴隨著理想主義，因為單純的現實主義讓人看不到希望，而理想主義則為人們提供了希望。人類社會充滿了現實中的無奈與不幸，但同時，人類社會保持了理想的“希望”，恰恰是理想的“希望”給我們增添了戰勝不幸的信心與勇氣。如果失去了理想或拋棄了理想，人類生活將會黯淡無光。但薩托利在民主理想與現實關系問題上卻存在理想屈從現實、現實背離理想的缺陷。由于他把當前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看成民主發展的終點，因而在理想問題上裹足不前。他的民主理論缺乏理想的想象力和推動力，缺乏民主理想的批判精神。就像杜威所說，“依我的看法，關于民主主義的觀念，我們所能犯的最大錯誤，是把民主主義看成某種固定的東西，看成為在觀念上和在外部表現上都是固定的東西”，“民主主義的觀念本身，民主主義的意義，必須不斷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須不斷地發掘它，重新發掘它，改造它和改組它”，“如果它不往前走，如果它企圖站著不動，它已開始走上導引到滅亡的退路?！盵9]35

不像薩托利因為看到當今民主國家的現實而把民主的理想拋至“天國”，達爾則清醒地認識到人們為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的背離而困惑的一個客觀原因就是兩者之間存在著難以消弭的鴻溝，“在任何一個國家，在理想的民主和現實的民主之間，鴻溝都實實在在地存在”，但他意識到“這個鴻溝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我們有沒有辦法使‘民主’國家更加民主一些?”[8]35達爾明確指出，理想的民主涉及的問題是“什么是民主”和“為什么要實行民主”。這兩個問題看似簡單，但卻困擾了人類兩千多年。達爾為此所做的努力較好地破解并逐步消除了民主理想與現實之間緊張關系這一歷史性難題。

在這個問題上，達爾既對當代西方民主的現實運行進行實證性研究，同時又從規范的角度去構建民主的理想目標，從而使得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達爾改變了人們把“人民主權”作為民主理想的做法，他從程序的角度對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的兩個方面進行了重新界定，他提出：“第一種把民主設想為一種理想的或理論上的制度，它也許處于人類可能性的極限，甚至超過這一極限。根據這一解釋，理想的民主程序要滿足五個標準：1.投票中的平等：在制定集體的、約束力強的決策方面，每個公民所表達的偏好都應當在決定最終方案時得到同等的重視。2.有效的參與：在制定集體決策的整個過程當中，包括在把事項列入議程階段，每個公民都應當擁有充足的和平等的機會來表達他或她關于最終結果的偏好。3.明智的理解：在決策需要所允許的時間內，每個公民都應當擁有充足的、平等的機會就最合理的結果得出他或她經過深思熟慮的判斷。4.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公民中的多數應當擁有唯一的權威來判定何等事務應當或不應當通過滿足前三個標準的程序來決定。5.包括范圍：公民應當包括除暫住人口以外的所有受其法律管轄的成年人?！盵10]6同時，達爾建議用“多元政體”來指稱現實存在的民主制度，因為“民主”這個詞容易誤導人們向往一種不可能達到的理想境界。達爾本人的解釋是，這樣的區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亂和語義爭論，“重要的是要強調作為一種理想制度的民主與已被視為不完美的近似于一種理想的制度安排之間的區別，我認為，經驗表明，同一個術語用于兩者時，不必要的混亂和根本不適當的語義爭論就會給分析造成障礙?！盵11]19據薩托利的解釋，達爾是“把民主一詞留給‘理想制度’，而用‘多頭政體’作為其在現實世界中的近似物”。[7]13薩托利認為達爾的做法有一定的道理，他認為這是不避開民主這個詞，也不改變它，使民主既有規范性定義又有描述性定義的好方法。并且，“對‘實然’和‘應然’、現實和理想的區分使事情變得復雜，但也澄清了思想混亂?！盵7]13“達爾說的多頭統治，是因為體現著理想才有其實際面貌?！盵7]8

像薩托利一樣，達爾也認識到民主“理想的標準是如此苛刻，以至于從未有任何現實的政府形式可以完全滿足它們，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但不像薩托利把他闡發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看成是標準的民主典范，達爾明確指出，“民主這個術語在任何政府形式中都不是理想意義上的完全民主，否認了這一點，就等于說從未存在過任何民主的政府形式?！盵10]7同時，達爾看到了對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作這種二重區分的好處，“一般理想的尺度所具有的好處，它一概具有；而且，比起許多這樣的尺度來，它還更切中要害、好處更多一些:它們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尺度，使我們可以對現實中各種自稱為民主的社團的表現作出衡量；它們可以做我們的指導，幫助我們對各種具體安排、憲法、慣例和政治機構加以構造或者是重新構造。對那些渴望實現民主的社團，它們能夠提出一些切中要害的問題，并幫助找到答案?！盵17]48并且他理解，“一種理想的但卻并非不可行的政體景象可能在現實經驗中得到更為充分的實現?！盵12]1達爾這種循序漸進以實現或接近民主理想的做法無疑比薩托利要高明得多。

二、薩托利和達爾對待政治平等的差異

政治平等既是民主的出發點，也是民主不斷尋求落實的理想之一。薩托利和達爾都看到政治平等是貫穿整個民主理論歷史的一個主要概念。但薩托利更注意的是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他始終把個人自由放在首位，一直謹守個人自由的底線，一旦跨越這個范圍就顯得十分審慎；他把平等看成是對自由的威脅，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平等只是處于十分有限的位置。薩托利把平等稱為“迷宮”，他認為“一旦我們知道如何前進，我們就不會在自由或諸種自由的迷宮中迷失方向；但平等的迷宮卻不同——這兒我們仍舊在尋求解決問題的阿里阿德涅之線”。[13]326他認為現代世界已經走到了一個轉折點，人們在此面臨著兩種未來：一種是自由主義之中的民主，一種是自由主義之外的民主?！白杂芍髁x之中的民主”是以自由求平等，而“自由主義之外的民主”則是以平等求自由。他擔心人們會遠離自由主義民主，把謀求物質的、經濟的平等置于頭等重要的地位，他認為一旦保衛并擴大個人自由的目標完結了，自由主義的平等也就完結了。他要求人們正視民主因素增長所帶來的危險，呼吁回到19世紀的自由主義民主中去。他指出：“自由主義民主中民主成分的增長，越來越要求我們正視走向反面的危險”，民主只是自由主義的完善而不是替代物，“毀掉制度中的自由要素以換取少得可憐的一點東西，用這種方式尋求最大限度的民主，除了削弱作為整體的自由主義民主之外將一無所獲?！盵7]438

而在自由與平等之間，達爾更為關注的是平等。他認為“政治平等的存在是民主的一個基本前提”。[14]1可以說，平等是達爾民主理論所追求的核心價值，他的民主理論中處處高揚著平等的旗幟，“對他來講，民主最基本也是最必不可少的條件首先是社區的所有成員都享有平等的參與社區集體決策的權利。個人權利或自由，諸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其說是民主的政治生活要實現的目標，還不如說是實現平等的政治參與的必要條件?！盵15]當然，平等雖是達爾民主理論的核心，但這并不排除他對自由的認同和關注。從托克維爾以來，人們就一直以為政治、社會、經濟平等的擴大會危及政治自由和個人的獨立性，會造成多數暴政的泛濫。許多美國憲法的締造者也擔心民主、政治平等、多數規則將危及財產所有者保護并自由使用其財產。但達爾認為，他對平等的關注與先哲們對自由的高揚是不矛盾的，他致力于擴大平等不是對自由的輕慢，而是希望通過擴大平等來推進自由的擴大，至少不會比當下的自由少。[16]2-4因此，他明確指出：“表面上我關注的是政治平等，實際上我真正關心的是自由、人的發展和人的價值?！盵12]458

其實，早在1953年，達爾就在與林德布羅姆合著的《政治、經濟與福利》一書中指出了種種“政治不平等”的存在，他們甚至自問“多頭政體”到底能不能算是一種“民主”。[17]58但也像薩托利一樣，達爾拒絕接受“政治權力應該人人平等”這類規范性的民主思考，他認為政治平等是“所有人類目標中最烏托邦的目標”；他們指出，在真實的民主政治系統中，政治權力掌握在少數政治精英手中，各種政策的制定，尤其是關鍵性的政治決定，都出自這些少數人。[18]354

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達爾民主思考的焦點卻轉向對“政治不平等”進行批判。他把“投票的平等”確定為民主理想的第一要素。盡管達爾仍然發現“無論何時何地，平等的邏輯總是無奈地碰上不平等的殘酷現實”。[8]26“在所有的國家，平等的邏輯只對少數人和少數特權人物有效?！盵8]28他也清楚平等并不是不證自明的，“人類的自然狀況看來是不平等，而不是平等?！盵8]71因為，人類各種能力、特長和機遇的分配，從出生開始，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就是不平等的；而且由于撫養、環境，還有運氣，又把早先的差異繼續擴大，使得這種不平等更加嚴重。但達爾認為，人類在許多方面不平等的事實并不能否定平等的價值，每個人的生命是無法比較的，人類的平等應該建立于每一個人價值平等之上。在達爾看來，平等所要表達的是有關人類的一種道德判斷，表達我們以為“應該”的事情，他把這個道德判斷稱為“內在平等”的原則：—個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比別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內在地既不優越，也不低劣，因而，我們對待每個人，應該把他們當做在生命、自由、幸福和其他一些基本的物品和利益方面擁有同等的要求的人來看待。他認為單單這個原則并沒有太多的意義，要把它應用到國家的統治上，還需要把它隱含的一個輔助原則附加上去才會對我們有幫助:“政府在決策的時候，對于受到決策約束的人，應當平等地考慮他們的幸福和利益?！彼部吹?，內在的平等的主張并不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但“它卻體現了對于人的價值的一種最為根本的觀點，對于這種觀點是幾乎不能再用進一步的理性推導加以證明的”。他認為有幾個理由證明，“內在平等是一個可以成為國家統治基石的合理的原則?！笔紫?，從倫理和宗教的角度看，這符合世界上大多數人最基本的倫理信念和原則。大部分的道德推理，大部分的倫理體系，都明確或未明確地假定了這一原則的正確。其次，從其他替代原則來看，就國家的統治而言，任何一種替代內在平等的一般選擇，在多數的人看來都是有悖情理、不能信服的，所謂“內在優越”的原則會導致赤裸裸的暴力。第三，從審慎的角度來看，堅持自己的利益應當和別人的利益受到同等的考慮，是一種較保險的做法。最后，從可接受性的角度看。一套保證對所有人的利益予以同等考慮的程序，最有可能獲得其余人——這些人的合作是你實現自己的目的時所需要的——的同意。[8]72-75

達爾的這種平等與薩托利等所提出的形式上的政治平等是有著明顯區別的。薩托利主張的機會平等，“基本上是在保護強者的利益。人人獲得政治權力的機會，雖然完全相等，但各個個體卻不平等地分享著政治權力本身?！盵18]360而達爾則看到政治資源的分配不均是造成公民政治不平等的一大根源，他對所有政治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都進行了強烈的批判，認為民主理論家的首要目標將在于有效地削減現實存在的政治不平等。達爾認為，當代世界中對自由構成主要威脅的并不是平等的要求，而是來自不平等，或來自無限制地積累經濟資源的自由，和將經濟活動組織成按照等級原則支配的企業的自由。[19]272他看到“在大多數國家里，都是極端的不平等，或極端的不平等感的存在，且不平等經常促使全體公民分化或兩極分化為敵對的陣營，弱化對民主制度的信心，并產生對獨裁統治的支持”。[16]44經濟不平等又導致政治資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包括財富、收入、地位、名望、信息、組織、教育、知識等一系列方面的不平等，而由于政治資源的不平等，一些公民比另一些公民對政府的政策、決策和行為有更大的影響?！坝捎诂F實和各種價值交互作用所設定的限制，發達民主國家在民主平等方面實際上所能取得的最好成就是：公民在政治資源、參政能力和參政機會方面仍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盵12]459達爾斷言，在今天西方的民主國家，“公民沒有獲得政治上的平等——遠遠沒有?！盵8]186他認為，由于找到減少不平等的方法比發現實現完全‘平等’（不管它意味著什么）的方式要容易得多，一個發達民主國家應致力于減少那些會引起嚴重政治不平等的可以補救的原因?！耙粋€發達民主國家可以積極地尋求減少公民有效參與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機會的嚴重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資源、地位和機會以及知識、信息和認知能力造成的?！盵12]459達爾致力于對這些不平等的根源進行清理并試圖提出切實有效的方法加以改進。

三、薩托利和達爾對待經濟民主的差異

經濟民主代表了人的自由和發展的一個新的高度。對經濟民主的不同態度實際上反映了是否勇于推進民主、為民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創造條件?？贫髅鞔_指出，“探討政治時忽視經濟因素，這是西方常見的錯誤?！盵20]112薩托利總是刻意淡化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聯（或者說回避經濟安排的政治后果），他認為政治自由主義不同于經濟自由主義，從時間上來看，政治自由主義先于經濟自由主義。[7]427對于政治民主和其他民主，薩托利認為，“民主只意味著政治民主”，“政治意義上的民主是大范圍的宏觀民主，而團體和工廠為中心的民主是小范圍的微觀民主?！币簿褪钦f，政治民主是主導的統領性民主，其他民主則必然是次級民主。如果一級實體不是民主政體，次級實體也很少有機會以民主方式存在和繁榮。他不否認社會民主作為民主政體之不可缺少的基礎的重要性，也不否認基層的初級民主可能比民主的任何其他方面更有價值。與此相似，經濟平等和工業民主可能比任何其他事情對我們都更為重要。但“政治民主是我們可能珍愛的無論什么民主或民主目標的必要條件、必要手段。如果統領性制度，即整個政治制度不是民主制度，社會民主便沒有什么價值，工業民主便沒有什么真實性，經濟平等便可能同奴隸之間的平等沒有什么兩樣”。[7]9-12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的代言人，其“民主要求主要局限在政治領域，其根本目的是限制以暴力為基礎的專橫的政治權力，保護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中的自由和權利，防止人們憑借暴力組織（主要是政府組織）侵犯財產權利，進行超經濟剝削”。[21]179確實如果沒有政治民主做基礎，別的民主形式也很難得到落實，這是在民主發展史和實質的可能性上都有所依據的論點，但是不管是政治民主還是社會民主、經濟民主，它們都是民主社會的構成要素，它們之間沒有什么高下之別，而是處于相互補充的狀態，薩托利對于民主的等級偏見反映了多數自由主義者只希望將民主局限在政治領域內的心態，“這種等級偏見也反映了多數論者以西方現有體制為滿足的守成心理”，而薩托利“只是敢于誠實地將他的守成的價值觀做明白表達的少數人之一”。[22]162

經濟民主當然要調整現有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秩序，必然需要政治對經濟的干預和介入，它所要矯正的是形式的經濟自由所造成的多數人經濟不自由和經濟不平等，從而導致政治不平等的弊端。既然民主意味著一種對壓迫性權力的抗爭，其抗爭的基點就在于某些人因為其優勢的地位而阻擾其他人獲得自我發展條件的機會，民主運動的目標，或者民主的基本目的，一直都是在這個意義上要求確保每一個人都能獲得平等對待的條件。[22]167薩托利自己也認識到“理想的作用是向事實挑戰”。[7]77民主實際上就反映了人們對于現實存在的反省。而對于此，薩托利則以自由主義民主的現有成就為滿足，他對包括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在內的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做法一概表示反對，這實際上無益于民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達爾則強調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密切關系，敢于正視自由主義民主發展中的這些問題。達爾看到當前西方民主存在固化政治不平等、扭曲公民意識、扭曲公共議程、讓渡最終控制等弊端。[10]36-46他把政治不平等看作當前西方民主的主要弊端，大力批判當代種種政治不平等現況和寡頭趨勢。達爾指出，當今世界上對自由構成威脅的重要因素是“積累無限經濟資源的自由”，是“把經濟活動組織成由等級原則支配的企業的自由”，是由現代所有制形式和企業控制形式所造成的種種不平等。[16]50、55他認為美國的憲政體制從一開始即是為了維護少數人的既得利益而設計，美國的建國者們也在不斷尋找解決方案，為此而建立了共和政府，財產權利對民主理念做出某些妥協，使人們有一定的自治空間，促進了社會民主的進步。但是現代公司的發展卻改變了民主的進程，也改變了美國曾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平等的經濟秩序。他指出：“所有制和控制促成了公民在財富、收入、地位、技能、信息、對信息和宣傳的控制、接近政治領袖的機會以及一般可預見的生活機會等方面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不僅存在于成年人之間，而且存在于未出生的人、嬰兒和兒童之間。限定一切適當條件之后，這種不平等就會轉而使公民之間作為政治上平等的一員參與治理國家的能力和機會存在巨大差異?！彼麛嘌?，“現代‘合作資本主義’勢必‘產生社會和經濟資源的巨大不平等，以至于造成對于政治平等、從而對于民主過程的危害’?！盵19]273由于經濟資源在某種程度上可轉換成政治資源，公民在經濟資源上的不平等勢必造成其在政治資源上也不平等，從而導致“少數富有者將比其他公民占有更多得多的政治資源，他們將控制國家，支配公民多數，并掏空民主程序的所有內容”。[16]68-69

正像托尼所說，判斷一個社會是不是真正民主的社會,最根本的不是看它的政治制度和政體形式，而要看它的經濟和社會結構。[23]98達爾認為，古往今來，許多人都在構想一種政治體制，在這一體制中，成員們相互之間視為政治上的平等成員，以集體的方式擁有主權，并擁有為統治自身所需的各種能力、資源和制度；這一視角迄今仍然是現代民主思想的核心，并繼續塑造著民主的制度和實踐。[12]3而市場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不平等，它將通過對政治資源的不平等分配而限制民主的民主潛力。[8]191為求正本清源，達爾提出“經濟民主”的改革方案，試圖將民主精神擴展到經濟領域中，他認為：“如果民主在國家治理中被證明是正當的，那么，它在經濟企業的治理中也是正當的。而且，如果在經濟企業的治理中不能證明民主是正當的，那么我們也不能看到民主在國家治理中何以正當。任何組織的成員都有權利通過民主程序進行自治?！盵16]134-135他認為，“在選擇經濟方案的時候，關鍵的問題并非這一體制是社會主義的還是非社會主義的，企業是‘私有的’還是‘公有的’（盡管這些可能是重要的第二位的問題），而是經濟企業被賦予多少自治，內部和外部控制的性質如何?！盵10]99-100為此，他希望建立一種廣泛的合作型的所有制和企業控制制度，把民主的原則擴展到公司和一般經濟生活中去，他在《經濟民主理論的前言》一書中系統地闡發了自己的經濟民主理論，認為自己的改革方案是為了削減政治不平等而設計的，這不僅沒有違背民主的基本理念，反而是在不同的現實條件下對它的一種“趨近”。達爾從不認為他所提倡的“經濟民主”與西方現行的民主制度有任何相互抵觸之處，他始終強調如何在現代國家的規模之下實現“民主”是所有民主人士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所以，有學者提出，達爾的經濟民主方案，與其說是一套可行或不可行的政治綱領，倒不如說是再度地反映出他對“民主理想”的執著追求。[17]60

其他西方學者如麥克弗森、赫爾德也看到，由于經濟生活中資本壓迫勞動的權力關系的存在，以及各種社會資源或權力資源占有的不平等，都不能不使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成為徒有虛名的形式。如赫爾德就指出：“民主受到某些強有力的經濟關系和經濟組織的挑戰，這些關系和組織在其運作基礎作用下，會偏轉或扭曲民主過程和輸出?！焙諣柕聦_爾的分析表示贊同，他認為：“如果政治平等是一項道德權利，那么，要求在控制生產和金融資料的條件方面有更大的平等也是一項道德權利。應當認識到，有必要改變所有制和對生產和金融系統的控制的某些方面的狀況，這對建立一個開放的、公正的政治議程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對經濟資源的私人控制和使用沒有明確的限制，民主的一個必要條件就不可能得到滿足?！盵19]410-411

結語

應當說，達爾對政治不平等的關注以及利用經濟民主來克服現行民主制度弊端的一些做法，雖然沒有根本超越西方現有制度的基本框架，但也不乏許多合理因素，至少代表了其進一步推進民主的愿望和努力，希望由此帶來一個經濟更民主、政治更平等的新社會，這一點比薩托利力圖維護西方現有民主體制，無視這種體制的內在缺陷和弊端并極力為其辯護無疑要可取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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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9

A

1002-7408（2012）011-0054-05

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二五”（2011年）規劃項目“薩托利民主思想研究”（11S H 09）的階段性成果。

陳勝才（1971-），男，江西吉安人，九江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政治學理論和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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