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績評價視域下的文化改革成效指標體系探論

侯鳳英，張俊芳，劉建濤

(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大連116026)

政績評價視域下的文化改革成效指標體系探論

侯鳳英，張俊芳，劉建濤

(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大連116026)

政績評價作為相關評價主體的判斷，其科學性取決于對政績主體正當需要的把握。而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有些是顯現于外，有些則是深藏于內，文化需要作為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往往隱藏于內，難以有效把握。十七屆六中全會將文化改革成效指標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是對政績主體正當需要把握的深化，拓展了政績評價的新領域。

政績評價；文化改革成效；指標體系；科學性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將文化改革發展成效納入科學發展考核評價體系。這是我國繼GDP指標、可持續發展指標、行政執行成本指標、幸福指數等考核指標后，首次將文化指標納入社會發展評價范圍。這表明我國對政績主體需要的把握和判斷，已經達到了較高的層面，標志著政績評價進入了一個新境界。

一、政績評價的雙重尺度

政績評價是一種以把握領導集體價值為目的的認識活動，是政績評價主體的一種主觀判斷。雖然政績評價具有主觀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政績評價就是政績評價主體的一種主觀態度的隨意表達，否則它的科學性就會大打折扣?？茖W的政績評價一定要遵循兩個尺度，即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物的尺度與人的尺度。物的尺度主要表現為遵循規律，人的尺度主要是滿足人的需要。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政績評價指標的科學性。政績評價指標的科學性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首先，取決于對政績主體需要的把握程度。如果政績評價指標的設定與政績主體需要完全背離，那么政績評價就是“假概念”、“偽判斷”，政績評價指標科學性的前提一定是基于對政績主體需要的把握，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制定出科學的政績評價標準。其次，政績評價指標的制定一定是建立在對政績主體需要性質分析的基礎上。政績主體需要的構成包括兩個層面，即政績主體主觀上的想要與政績主客間實際存在的匱乏狀態。政績主體需要的這兩個層面未必都是正當合理的，政績主體正當需要與政績主體對正當需要的心理反映是有距離的。因為二者之間存在距離，所以才有必要對政績主體需要的結構、性質及滿足方式進行研究，而做到這些，是需要理性分析的。再次，科學的政績評價指標取決于對政績客體特性的把握。如果一味強調政績主體的需要，而忽視政績客體的生理、心理規律，那么政績評價就難以實現合目的與合規律的統一?？傊?，政績評價指標設計的科學性與否，對政績評價活動的成功與否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若政績評價指標錯誤，那么政績評價結果必然會發生偏差；若政績評價指標不明確，則政績評價結果會自相矛盾；若政績評價指標缺失，則政績評價就成為政績評價主體主觀意志的隨意表達，政績評價就會成為一個偽概念。

第二，設立正確的政績評價主體。政績評價主體是運用政績評價標準對領導干部的職業行為進行評價的人或群體。如果政績評價主體本身又是政績客體，就會出現自己評價自己的狀況，那么即使政績評價標準科學，也很難實現科學的政績評價。正確的政績評價主體的設置應遵循政績評價主體與政績主體一致的原則以及政績評價主體相對獨立的原則?？傊?，政績評價的科學與否取決于政績評價主體的設置及政績評價指標的制定，其中，政績評價指標更為重要，因為政績評價指標是整個政績評價活動的核心，是制約政績評價結果的直接依據。

二、文化改革成效指標的提出

政績評價指標的確立意義重大，它關乎社會發展的方向，影響著社會發展的進程。因此，政績評價指標的制定一定要遵循科學的原則，要有其客觀依據，而這個客觀依據就是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政績主體的需要是一個復雜系統，有顯性需要和隱性需要之分、正當需要和不正當需要之別、優勢需要和非優勢需要之差、長遠需要和目前需要之異。那些不正當的、不合理的、虛假的政績主體需要是不應成為政績評價指標制定的依據的，否則社會發展的價值導向就會出現錯誤，廣大民眾的價值取向就會出現偏差。因此能夠成為政績評價指標客觀依據的一定是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而這個正當需要不管它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優勢的還是非優勢的、長遠的還是目前的，只要它是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都應該成為政績評價指標制定的客觀依據。文化改革成效成為政績評價的新視角是由當代我國政績主體需要決定的。政績主體作為群體主體，它包括群眾政績主體、國家政績主體、社會政績主體三部分。目前群眾、國家、社會這三方面的政績主體的一個顯性需要就是文化改革。

群眾政績主體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當代已經成為其優勢需要。需要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不同的學者從各自的角度進行了分類研究。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發展需要三個不同層次，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五個層次。人的不同層次的需要在時間域上可能是并存的，但是總有一種需要同其他需要相比，顯得更加迫切，這種需要學者把它稱之為優勢需要。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人的優勢需要是不同的。馬斯洛認為溫飽階段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人的優勢需要，而小康階段社會需要和尊重需要則是人的優勢需要，當從溫飽向小康過渡的階段，人的精神需要在明顯增加。我國目前正處于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的階段，作為政績主體的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的需要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增長態勢，在該階段群眾主體的文化需要已經成為其需要體系中的顯性的、優勢的需要。但是我們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卻不能滿足群眾政績主體這一顯性的、優勢的需要。我們的決策者正是正確把握了群眾政績主體需要的這一信息，從而提出了文化改革成效指標，為政績評價增添了新的內容。

國家政績主體迫切需要提升文化軟實力。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和生存的根，也是一個國家的尊嚴，文化給予國家中的人民獨立性的文化身份，人民有了文化身份，才有心理歸屬感，國家才有凝聚力。溫家寶總理明確指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一個民族真正有力量的決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進程，改變一個民族命運?！盵1]哪個國家占據了文化的制高點，就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獲勝，因此發達國家總是不遺余力地輸出其文化。美國通過“影片”、“薯片”、“芯片”輸出其文化，實現其文化的霸權主義；日本通過動漫輸出其價值觀；韓國通過韓劇傳播著其生存樣法，導致“韓流”在東亞持續升溫。據文化部產業司網站2012年1月13日發布數據顯示：“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場上，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所占比重依次為43%、34%、%和5%，而我國僅為4%”，[2]人們把這一現象稱為“文化逆差”。這種“文化逆差”顯性地表現在諸多領域中，如圖書、影視、音像、留學生等，隱性地表現在學術論文的選題中。中國目前博士論文的選題有很多是分析西方學者的學術觀點的，但是國外分析中國學者學術觀點的論文卻很少，甚至知之甚少。這種不對等的文化交流會對我國產生不良的影響，使世界缺乏對我國文化模式的了解，不了解中國哲學，更不知道中國的政治哲學是王道哲學。由于西方國家政治上奉行霸道哲學，當中國國力顯著提升的時候，他們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使得我們周邊國家產生了許多疑慮和不安。雖然我國一再聲明即使我們強大了也不稱霸，但是也難以消除他國對我國的疑慮，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對外文化宣傳的不夠。于是我們制作了國家宣傳片，但是效果還是不夠理想，原因就是宣傳的方式及內容還有待于反思。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知道國家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是什么，必須對這一命題加以梳理。國家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不僅僅是讓外國人知道我們有多少個明星，而是讓世界知道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良好品格，中國人在歷史上所遭受的屈辱歷史而表現出來的大愛品質，讓他們了解、認同我們。因此，我們的文化產品應該圍繞中國人的精神、品格、歷史來創造。另外也是我國文化安全的需要。文化作為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樣法，代表著這個國家的身份，當“文化貿易逆差”長久存在時，我們的文化身份就將減弱，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就難以形成，進而必將威脅我國的文化安全。因此國家政績主體目前急需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這是目前我國國家政績主體所存在的匱乏狀態，是政績主體的顯性的正當需要，文化改革成效指標的提出與設計正是基于國家這一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

社會層面的政績主體也需要優秀的精神文化。社會是一個系統，包括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三個方面，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包括豐裕的物質、優秀的制度和高尚的精神。我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以來，經濟獲得較快的發展，物質相對豐裕，制度不斷完善，精神層面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較大的提高，人們的科學素質、人文素養、公平正義意識、權利義務意識、民主法治意識都有待于進一步提高。由于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使得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導致精神文化落后于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落后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一個社會的衰落，因為精神文化是社會的靈魂。目前我國社會的這一精神文化現狀，必然會影響良好制度的運行，進而影響物質財富的增長，從而使社會難以保持健康發展的態勢。因此優秀的精神文化已成為社會政績主體的優勢的正當需要。

總之，發展精神文化已經成為國家、社會、人民群眾三個層次的政績主體的內在愿望和政績主客體的實際依存狀態。因此文化改革成效指標的提出正是基于對政績主體需要把握的深化而提出的，是政績評價的新領域。

三、文化改革成效指標體系的建立

政績評價指標中文化指標的建構是最難的。因為文化指標不如經濟指標、社會指標那樣容易量化和可操作，文化不能用建多少個文化廣場、舉辦了多少個文化節來衡量文化的發展；文化也不像經濟那樣短期可以出成效，文化建設需要目光長遠、日積月累的長久工作才能有所成就。雖然文化建設難以量化且周期又長，但是文化的作用卻是久遠的。因此，把文化指標納入政績評價意義重大，是構建科學的文化指標體系的必然要求，而科學的文化指標體系一定是以政績主體正當需要為依據的。依據政績主體對文化方面的正當需要，文化改革成效指標體系的建構主要包括文化產品指標、公共文化服務指標、群眾的文化程度結構比率指標、行為規范體系不同性質的比例指標四個方面：

文化產品指標。這個指標的設計應考慮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評價文化產品質的標準，即衡量文化產品好壞的標準。文化產品的評價對于文化的創作起著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它影響著一個社會的意識心態，影響著一個國家人民的精神狀態。因此好的文化產品一定是有利于國家穩定、社會發展、人民幸福的產品，它有利于提升一個民族在國際上的形象，有利于提升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其尺度就是能否滿足人民群眾的正當文化需要、能否滿足社會發展的正當需要、能否滿足國家層面政績主體的需要，它部分地通過發行量、收視率、點擊率以及轉摘率表現出來。但決不是完全通過這些量化數字表現出來，因為政績主體想要的未必是合理的；同時又不能忽視發行量、收視率、點擊率這些量化的數字，因為這些數字反映了政績主體的內心渴求，雖然政績主體內心渴求的未必是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但也并不是政績主體的內心渴求都是不正當的，政績主體的內心渴求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文化產品質的標準是政績主體的正當文化需要，是能真正走進人的精神世界，影響人的心靈，產生身心交融效果，具有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產品。二是評價文化產品量的標準。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不僅包括文化產品的質，而且還包括文化產品的量。文化產品的量一定是以質為前提的，沒有好品質的文化產品，量越多對人精神的毒害就越深，反之好品質的文化產品，如果只有一部，也無法滿足政績主體的正當需要。

公共文化服務指標。公共服務是指政府部門向公民提供的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的制度與系統的總稱，包括公共文化設施，公共文化管理、資金、人才等。因此公共文化服務指標應包括三個方面：其一公共文化設施的指標。目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設施主要包括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文化站、廣播電視工程、美術館、科技館、紀念館、工人文化宮、青少年宮等公共文化設施。這些公共文化設施是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要的硬件。因此公共文化服務指標的設計應包括公共文化設施的質量與數量，公共文化設施的質量一定要符合政績主體的文化需要。如在農民占主體的農村圖書館中不能以學術著作為主，也不能以娛樂的小人書為主，而應該是有利于農民生產和生活的書，有利于改變農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通俗讀物，并且應該提供農村文化講座的服務內容。公共文化設施的數量應該與群眾正當需要的量相匹配，既不能過多超出正當需要的量，造成資源的浪費，也不能過少，導致供不應求和資源的分配不公。其二公共文化管理指標。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深化國有文化單位改革，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創新文化管理體制?！盵3]之所以提出創新文化管理體制，原因是我國目前還沒有大文化的管理體制，也沒有專門的機構專管這一事務，而是由若干部門分工管理相應的文化事務，這種情形容易產生相互推諉的狀況，從而不利于文化的管理。譬如“石家莊的媽媽團”對“泛濫的人流廣告”進行舉報就出現了這樣的狀況?！笆仪f媽媽團”的王女士為了舉報“泛濫的人流廣告”，分別找到了工商、公安、城管、文化……但是每一部門都認為此事不歸他們管，最終“媽媽團”的王女士也沒有找到治理“人流廣告”泛濫的政府部門。因此公共文化管理指標成為文化改革成效指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作為政績主體的人民群眾與社會目前在文化管理體制方面產生了匱乏的狀態，滿足政績主體的這種匱乏狀態，有利于滿足政績主體其他層次的正當需要。而文化管理指標成為政績評價標準，正是對政績主體這一匱乏狀態把握的深化。其三公共文化投入與公共財力的比率指標。公共文化設施、公共文化產品、公共文化管理以及公益性文化事業等都需要經費保障機制。因此文化改革成效指標應該把公共文化投入與公共財力的比率列為政績評價的文化指標。

群眾的文化程度結構比率。文化程度結構包括大學本科以上的高級文化程度，高中、職高、中專、大專的中級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初級文化程度。群眾的文化程度結構的比率，反映了一個社會的人口文化素質。因此把群眾文化程度結構比率列為文化改革成效指標，有利于提升群眾的文化素質，是滿足政績主體接受良好教育的正當需要。

行為規范體系不同性質的比例。一個社會的行為規范體系包括法律、規章制度、傳統風俗、禮儀、習慣、道德等，把它們進行分類，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屬于自由自覺的文化精神，如法律、規章制度等；一類屬于自在自發的文化規范?！白栽诘奈幕环矫姘鴱倪h古以來歷史地積淀起來的原始意向、經驗常識、習俗、禮儀、禮節、習慣，等等，另一方面包括常識化、自在化、模式化的精神成果和人類知識?！盵4]一般說來，這兩類行為規范會同時并存著。但是兩種行為規范體系比重會因為文明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越是傳統的社會，自在自發的行為規范體系的比重越大。因此自在行為規范與自覺行為規范的比例的指標設計，可以反映社會的精神文化現代化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個社會的自在文化都是文化糟粕，自在文化的性質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優秀的文化，如我國消費文化中的儲蓄習慣，家庭文化中注重親情的習慣等；二是中性的自在文化，這種性質的自在文化并沒有給社會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帶來不利影響，但是由于該群體有了不同于其他群體的特征，該種自在文化往往代表個體的特質，如我國河南的水席習慣；三是文化糟粕，自在文化中的糟粕是指行為規范違反了人們的生存享受和發展的需要，如宰人祭神、種族滅絕、割禮等。由于這類自在行為規范是歷史地凝結成的非個體性的習慣，這種非個體性的習慣具有群體性的壓力，即使人們意識到其不合理性，但是由于受到群體性壓力，而無力反抗。因此對自在文化一定要進行梳理，對其性質進行判斷，如果屬于文化糟粕的范圍，應該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廢除，唯此才能保證文化的先進性。

總之，政績主體需要的多層次性決定了文化改革成效指標體系的立體性、多維性、復雜性?；谡冎黧w正當需要的文化改革成效指標體系，將有利于引導領導集體構建優秀文化，剔除文化糟粕，保持文化的先進性。

[1]溫家寶.文化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EB/OL].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87423/11081345.html,2010-03-05.

[2]駱沙.向世界呈現一個真實的中國[N].中國青年報，2012-02-02.

[3]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R].十七屆六中全會，2011--15.

[4]衣俊卿.文化哲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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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408（2012）011-0080-03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資助項目(2012TD02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侯鳳英(1970-)，女，遼寧大連人，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化哲學研究；張俊芳（1951-），女，山東高唐人，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政治文化研究；劉建濤(1983-),男，河北邯鄲人，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責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