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農村文化建設與城市化的融合

婁本東

（安陽師范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河南安陽455000）

略論農村文化建設與城市化的融合

婁本東

（安陽師范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河南安陽455000）

城市化是每一個國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必經過程，這個過程順利與否與多種因素有關，文化因素是其中之一。農村文化建設的程度及農民文化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我們應認真分析城市化中“文化”難題形成的原因，積極探究加快農村文化建設的路徑，以促進我國城市化順利推進。

農村；文化建設；城市化；融合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社會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我國一直將城市化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然而中國城市化的推進并不順利，其主要原因在于盡管自新農村建設以來農村文化建設開展的不錯，但因其過于側重新農村建設自身的需要，而沒有放眼長遠，沒有與農村未來發展方向——城市化的開展相融合，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使文化建設顯得狹隘，缺乏張力、生命力及功效，也就限制了進一步發展和更大作用的發揮。因此，農村文化建設應該拓寬視野，不僅從新農村建設角度來開展，且要從推進城市化的視角積極推進，從而使文化建設更具有生命力和現實意義。

一、城市化中遇到“文化”難題

1.文化缺失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遇到困難。城市化通常用城市人口在人口總量中的比重情況做衡量，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越大，表明城市化程度越高，而這取決于農村人口能否成功地實現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而農村人口能否成功向城市轉移取決于農民離開農村居住城市的能力，即農村居民所具有的知識和技能是否滿足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能否有能力在城市穩定就業?，F實是我國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不高，從事非農產業的職業技能嚴重缺乏。由于文化素質較低，外出前基本上未掌握必要的專業技能，大多農民在進城以后只能從事體力勞動和技術簡單的工作，導致收入水平低下。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水平低，農村勞動力在進城以后無法在學習觀念上跟上城市的發展步伐。他們的學習意愿和學習能力較差，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其知識結構根本無法跟上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因此產業結構一發生變化，他們就面臨著被淘汰的危險；而一旦喪失勞動機會，他們就只能回農村，從而喪失向城市轉移的機會。

2.文化缺失使農民的城市生活遭遇困難。城市和鄉村的生活方式有著很大的差異。當農民從自由散漫的鄉村進入到講求法治規則、文明衛生習慣的城市，從農村生活方式轉變為城市生活方式時，會產生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是非常明顯的。從受教育水平來看，農民工文化程度越高，適應性越強，調查結果表明，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對城市生活已經適應和比較適應的占78.40%，高中、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對城市生活已經適應和比較適應的分別占73.19%、66.96%和60.77%。從調查看盡管有近7成農民工能適應城市生活，但卻還有30%之多的人不能適應城市的生活。[1]而且對農民工這項適應性調查是建立在農民工這個“臨時市民”的基礎上的，他們的“適應”感受也是作為過客而得出的，而如果成為城市化后的永久市民則不適應問題推想只會更嚴重，不適應比例會更大。對于年輕人、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民來說這種不適應可能會隨著城市生活的時間的變長而逐漸習慣，最終適應；而對于那些上年紀、文化水平低的農民來說這種不適應是痛苦的，畢竟幾十年的習慣要改變是困難的，但如果不能盡快轉變，那么就有可能使進入到城市的這部分農民因適應問題而放棄城市重歸農村，而這種不適應的擴展效應可能會使其他具有類似情況的農民懼怕城市化、抵制城市化，使城市化人為受阻。因此，在農村文化建設中培養農民的文明衛生習慣、法制規則觀念等城市生活必需的文明習慣十分重要。

3.文化缺失使農村文化遺產保護出現問題，給城市化推進造成困難。城市化除了城市人口增加外，城市規模的擴大也是其標志之一。在城市規模擴大過程中原有城市周圍的農村融入城市是必然。在這個融入過程中一些地區的鄉村傳統文化遺產面臨著消失與滅絕的危險。而這些文化遺產都可能具有塑造城市文化和打造城市品牌的價值，同時，城市化的推進使原有的鄉村文化遺產遭受巨大損失本身就非城市化本意，更會增加城市化不必要的文化、社會成本，所以要保護這些文化遺產，降低城市化的代價，使城市化更順利推進，就要合理保護農村的文化遺產，在這方面農民自身的保護意識至為重要。[3]因為只有當地農民才能更深刻地體會到當地文化遺產的價值，也只有當地農民才更有便利條件保護這些文化遺產。而現實是文化缺失使農民很難體會到當地文化遺產的巨大價值，更缺乏自覺保護意識。因此，從保護文化遺產角度進行農村文化建設也是一個必要選項。

二、城市化中“文化”難題的原因分析

1.城鄉分治政策的后果。自1958年我國實行城鄉有別的戶籍制度后，城市和農村就存在著待遇上的巨大差距，不僅在物資供應、參軍就業上，而且在獲得的教育資源上同樣存在巨大差距，城市的學校硬件要遠遠好于農村，城市的學校師資等軟件同樣好于農村。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的教育水平在改革開放前已經明顯落后于城市，第一代農民工正是在這種教育環境中成長的，他們的文化上的欠缺就是那個時代城鄉分治后果的體現。盡管改革開放后，城鄉分治的制度性障礙正在消除，但也不容否認，其歷史影響依然存在，今天城鄉教育資源的分配上，農村還是要遠遠落后于城市。這種現實下，農民受教育水平低下也就成為必然。同時，城鄉分治還在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上存在著重城市輕農村的現象，各類文化設施在數量上農村明顯少于城市，先進性上明顯落后于城市。

2.功利性教育觀使然。功利性教育觀就是把教育當做能夠獲得即時利益的工具來看待的作法。對政府來說，就是把教育發展當做政府、教育部門政績來做。這種觀念指導教育的結果就是不重視教育質量只重視數量。很多地方出現的教育普及特別是義務教育做得比較好，但是教育的師資、硬件卻多不足，教育質量上不去；義務教育做得較好但真正有利于農民就業的職業教育明顯不足。這就導致了教育與農民現實需要脫離。許多農民不愿意送子女上學，其原因就在于學習不能夠給他們帶來實際經濟利益，花錢費時，不如及早退學外出打工實在。這些現象或后果都是我國功利性教育所導致，對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影響極大。

3.激進城市化的必然。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但超前的、過度的甚至過于激進的城市化卻是有害的。近年各地的跑馬圈地式的城市擴張屢見不鮮，而這種為擴張城市而城市化的模式，顯然難以顧及城市本身素質的提升，特別是沒能注意城市新市民的文化素質的提升：一些新市區的文化設施明顯的不足，文化服務功能極度缺失，甚至有學者說這樣的城市化是“城市的農村化”。另一方面，這種激進城市化也伴隨著房地產業的超速擴張，而這種為經濟利益的擴張往往考慮的只是得到農村的土地，而不會顧及農村的文化遺產與失地農民就業素質的提升。而農民也因自身文化素質的及經濟上的需要，往往只關注土地房屋的補償數額而沒有過多關心這樣的城市化下農村的文化遺產的損失。

三、從推進城市化視角開展農村文化建設

1.降低受教育成本，擴大受教育面，全面提升農村居民基本文化素質。自2006年起，我國在西部地區免除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的全部學雜費，2008年起政府又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免雜費、免書本費、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這些舉措無疑大大減輕了農民的教育負擔，降低了農民受教育成本，使農村孩童更容易輕松接受教育，從而增加農村兒童入學率；同時，中央財政還對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安排公用經費補助資金，提高公用經費保障水平使農村學校教學設施得到極大改善，而各地的農村支教活動的開展也對提高農村中小學的教學水平提高有極大幫助。入學率的提高及教育的普及、教育質量提高不僅會使后起的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得到提升而且會發揮“后喻文化的作用”，因為“兒童學習新文化要快一些，他們往往會成為父母和祖父母的文化解釋者”。[4]這種“后喻”作用在農村成人文盲和半文盲還嚴重存在的情況下有非常意義：兒童作為新文化的解釋者，通過家庭生活中的不斷沖突與融合,能夠有效地逐漸轉變成人的一些陳舊觀念和態度，促進觀念轉變與更新，從而減少觀念原因對城市化的消極影響。

2.不斷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務能力，為提升農村居民文化水平創造良好條件。公共文化的服務能力直接關系著廣大農民群眾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因此，不斷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務能力對于造就社會主義新型農民意義極為重大。而要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務能力首先要加強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當前農村地區文化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現狀制約農村文化建設和農村居民的文化提升，因此，國家應加大對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從三個層次著手建設農村公共文化基礎設施：一是對待縣一級文化設施要建設好，如影劇院、文化館、圖書館、文娛中心等，要把它們打造成當地文化中心，成為城市、農村居民能夠共享的文化平臺，在這個平臺上農民能夠得到較全面的知識文化、技能的幫助。二是對待鄉鎮級文化站，要打造它們成為中間層次的文化支持中心，既承接上一級——縣級文化建設使命，又擔負指導下一級——村級文化建設的職責。三是對待村級文化設施，要全面完善其基本文化學習功能。建設一批能滿足農民興趣需要的村民文化中心和健身體育場所，并使這些場所真正活起來、用起來，從而全面提升農村公共文化設施水平和服務農民的能力，進而促進農村居民文化水平的提升。

3.加強農民技能培訓力度，為其在城市就業創造條件。如前所述，農民能否在城市生存下去直接影響城市化的進程，而在城市生存的前提是要能夠就業，要就業就必須有相應的技能作為前提，因此，著眼于城市化的農村文化建設的一個重頭戲應該放在對農民進行技能培訓上，培訓一些急需的、實用性強的、應用面寬的生產技能，而且要不斷加大培訓力度，使農村勞動力都能確實掌握1-3門基本實用技術，使其科技素質得到較大提高，能夠滿足城市就業之需。

4.加強衛生觀念、道德觀念及法規觀念培養，為城市生活做鋪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中有一條就是要使農村“鄉風文明”，而鄉風文明主要應體現在文明習慣、法制觀念、思想道德上，這些也是城市文明的體現，也是城市品位提高、提升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在具體做法上，最主要的是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重點應是憲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土地管理、禁賭、反邪教組織及信訪等貼近農民生活生產需要的基礎法律法規知識的宣傳教育。其次，配合法制教育要狠抓農民思想道德建設，全面落實《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制定符合各村實際的“文明公約”、“村規民約”等規章制度，約束和制止不文明行為。此外，還應有針對性進行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改變農民的不衛生的生活習慣。

5.增進農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保護好農村傳統文化，降低城市化成本。按照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分析，當前我國農村居民多數正處在生理需求（衣食住行）和安全需要（工作穩定、生活有保障）的階段，他們缺少更高層次的“歸屬感”需求，即本地鄉土文化遺產的認同需求，因此，也就缺乏對鄉土文化遺產進行保護的自覺意識。新農村文化建設應有針對性地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當前一些農村地區逐漸恢復了一些傳統的民間文化活動，如鄉村廟會、耍獅子、扭秧歌、唱地方戲等，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進農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而政府對保護農村傳統文化的資金投入對保護農村傳統文化遺產起著更大作用。

城市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是農村發展進步的一個必然，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作為農村居民需要做的是如何適應這種發展的必然，而政府要做的是如何為農民創造條件使他們更容易適應這種必然，促進這種必然的順利推進。顯然新農村文化建設無論是對于推進城市化的實現，還是對城市未來的進一步發展都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加強新農村文化建設，尤其是加強以城市化為著眼點的農村文化建設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1]國家統計局.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評價和希望[N].人民日報，2008-02-21.

[2]姜燕.農民安置型社區文化沖突成因及對策探析[J].理論導刊，2012，(1).

[3]嚴文芳.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文化保護與開發[J].福建農業，2007，(6).

[4]范國睿.教育生態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52.

F320

A

1002-7408（2012）011-0083-03

婁本東（1977-），男，河南扶溝人，安陽師范學院講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社會發展研究。

[責任編輯：閆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