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評

張治江，安樹彬

（1.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100875；2.西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西安710127）

近十年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評

張治江1，安樹彬2

（1.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100875；2.西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西安710127）

新世紀十多年來，中國近代思想史在史料發掘、學科體系建設、思潮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在研究理念與方法、范圍等方面也得到進一步發展。但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體系建設還遠遠不夠，尤其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等方面，還存在諸多不足，需要學界繼續努力。

中國近代思想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實事求是；反思與展望

新世紀十多年來，隨著思想的不斷解放，新的方法的引入以及新的史料的發現，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不僅出版了數量可觀的專著和論文，而且研究的觀念與方法發生了很大變化，研究的視野也越來越開闊，研究范圍更為廣泛，研究日趨理性、細致和深化。

一、成就與趨向

近年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除了傳統的思潮史研究、思想家研究等一直還保持著熱度以外，在思想史學科涵義、學術思想、思想觀念變遷等方面也有了深入的探討。同時，近年來，大量近代史料整理出版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便利，也極大地豐富了近代思想史研究。目前，海內外學人對近代史新史料的發掘與整理關注者甚多，并且成果頗豐，但是，略顯不足的是，近代思想史料出版現狀以及相關目錄研究尚不多見，這還需要學術界繼續努力。

（一）近代思想史學科體系建設的探討逐漸深入

新世紀以來，近代思想史起點、歷史分期、內容、方法、對象等問題已經引起學術界較為深入的思考與討論。2004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與其他單位聯合主辦了第一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以整個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為內容”的第一次會議。有學者提出，思想史的學科建設有“三大問題”、“九大關系”需要處理好：一是學科屬性的問題，其中包括思想史與哲學史、文化史、學術史三大關系；二是價值中立原則的問題，其中包括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主流話語與非主流話語、思想史與社會演進史三大關系；三是時代精神問題，其中包括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經驗主義與理想主義、傳統與現代三大關系。[1]鄭大華認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是人們圍繞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兩大任務提出了哪些思想、觀念和主張，這些思想、觀念和主張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對社會產生過哪些影響，并總結其經驗和教訓，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邏輯起點是嘉道年間而非1840年鴉片戰爭，因為嘉道年間復興的經世思潮使中國傳統思想具備了向近代轉型的可能性，而發生于此時的鴉片戰爭，又給經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內容，從而使這種可能性成為了現實性。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思想向近代轉變，是由來自傳統社會、傳統思想的內部因素和來自西方文明沖擊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動的。[2]

（二）思潮史研究成果頗豐

除馬克思主義外，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保守主義思潮得到深入與細致的研究。例如，丁守和的《中國近代思潮論》、郭漢民的《中國近代思想與思潮》、鄭師渠的《思潮與學派：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鄭大華的《晚清思想史》、《民國思想史論》、《民國思想家論》、高瑞泉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國思潮和人物》等。這類著作為我們大致勾勒出中國近代思潮的框架。

1.社會主義研究。前幾年，隨著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一些人主張在中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以取代科學社會主義。學界對此展開了激烈的論辯。許多學者從近代具體的國情出發，對近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進行了新的論證。學術界在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源頭及傳播過程、社會主義思潮、思想家的社會主義思想等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果，并積極引入新的研究范式，拓寬研究視界，將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3]

2.民族主義研究。近年來，民族主義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這兩年，近代民族主義研究已經從歷史學領域擴展至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各個領域。這些研究對民族主義的概念與思想內涵，近代民族主義的思想來源、歷史生成、發展脈絡，近代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自由主義、民粹主義、世界主義、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國粹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等思潮或社會運動之間的關系，黨派、團體、個人的民族主義問題，近代民族主義評價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2006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師范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聯合舉辦“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學術研討會；8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在煙臺舉辦了“第二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仍以“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為主題。此后，又出版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等論著。此外，學術界對此前研究比較薄弱的國共兩黨與近代民族主義的關系、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思潮也開始關注，并已經產生一些較有影響的成果。[4]

3.自由主義研究。2007年11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聊城大學、聊城市政協聯合舉辦了一次“自由主義與近代中國（1840—1949）”學術研討會，并且出版了《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這是中國學術界首次召開以自由主義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學術界圍繞“歷史為什么沒有選擇自由主義”進行了深入的研討。耿云志認為，自由主義者既沒有財力資源，又沒有權力資源，他們雖有不同程度的平民主義觀念，但在行動上卻不能與廣大工農大眾結合在一起，其不被“歷史選擇”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鄭大華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大多是留學過歐美的知識分子，在他們身上難免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精英情結，他們不僅瞧不起廣大下層群眾，而且從骨子里害怕群眾運動，以為只要像他們這樣的少數知識精英敢于承擔社會責任，就能夠實現中國社會的變革，這是歷史沒有選擇自由主義的主要原因；俞祖華認為，自由主義者多為歐美派知識分子，本應在自由主義的理論建構上有所作為，但由于思想進程的峻急及其對國情的隔膜，他們的理論建樹與創獲實在難如人意。[5]章清認為，戰后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確有值得重視的地方：出現了不少明確標榜“自由主義”立場的刊物，也不乏討論“自由”及“自由主義”的專書出版。尤其重要的是，“自由主義”作為一股政治勢力也有所表現，而不惟只是部分知識分子醉心的理想。[6]

4.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研究?！凹みM與保守”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思想界爭論的中心話題之一。激進與保守，也成為分析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重要范疇。盡管進入新世紀后，學者們在研究中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識，但在如何界定激進與保守，如何梳理和評價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等一些問題上，學術界仍然存在著較大分歧。2010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聯合洛陽師范學院、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等單位在洛陽舉辦了“第三屆中國近代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對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概念與類型，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發端與評價，中國近代史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與其他社會思潮的互動關系，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對近代思想家的影響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討論過后，學術界對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進行了進一步研究，并產生了一批較有影響力的成果。

5.三民主義思想及相關的國民黨思想研究。孫中山逝世后，由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后人對三民主義做著各擇所需的解釋。尤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之后，由于新三民主義也包含著舊三民主義的內容，這就更造成了解釋者們各唱各調的現象。宋進介紹了張聞天對于三民主義的發展性、真假三民主義、中華民族新文化與三民主義的關系等問題上的研究，力圖展現以往為人忽視的一段理論研究史的原貌。[7]陳蘊茜在回顧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對孫中山生前的神化、孫中山逝世后的官方定位的基礎上，認為國民黨塑造和建構“孫中山”這一政治象征的目的，在于尋求奪取政權與實施統治的合法性；[8]國民黨統治時期，孫中山被逐步建構為中國人的精神崇拜對象，“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象征符號，對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及廣大國民的生活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9]李恭忠則對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進行了個案研究，說明國民黨在命名上使用“黨葬”而不用“國葬”，意在架構“黨治國家”體制的縮影。[10]

6.現代化與反省現代化思潮研究。20世紀80年代起，史學工作者系統地總結既往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擴大了史學研究的范圍，以羅榮渠為代表的學者逐漸建立起“以一元多線論為基礎的現代化范式”，并已經比較廣泛地被學界所接受。近代現代化思潮與運動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正如鄭師渠所指出的，歐戰前后的歐洲，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與非理性主義兩種反省現代性取向，20世紀初，中國人對于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這兩個取向，都各有評介和吸納。追求現代性與反思現代性，構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在張力。如果忽略了后者，對于包括新文化運動在內的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理解與把握，就不可能是準確的。[11]鄭師渠教授對于歐戰前后國內反省現代性思潮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

（三）思想史與社會史、文化史、學術史、史學史研究等融合發展

1.新文化史勃興。受后現代史學的影響，國內一部分史學工作者也在朝這一方向努力，其中“新文化史”的勃興最具代表意義。同西方的“新文化史”一樣，大陸新文化史也專注于微觀史的研究，把研究對象從對普遍性的關注轉向地方性，從抽象的概念世界轉向關注日常的生活世界，對于邊緣性問題情有獨鐘，醫療史、身體史、觀念史、以及時間空間和心性等構成他們的重要研究領域。王奇生以《新青年》為視點，從社會史的視角描摹五四人所認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內涵，并考察這樣一種“新文化”是如何被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運動”起來的。[12]王奇生這一觀點在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使得新文化運動受到近代史學界的重新檢討。受到哈貝馬斯與安德森理論的影響，章清對民初報刊媒介所營造的思想環境進行了剖析，并展現了讀書人由此展現的種種新的生活形態，以此解析民國初年之“思想界”。[13]此外，通過考察近代中國的知識群體或其他社會團體，以此展現近代中國思想史發展變遷之過程也為學者們采用。[14]

2.在近代新名詞研究方面，近年來有不少成果問世。馮天瑜的《“封建”考論》在先行研究基礎上，考察了黃遵憲、梁啟超、嚴復、章太炎、孫中山等代表了清末民初先進的中國學人的封建觀，認為他們重構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內涵為貴族政治、領主經濟，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蓋歐洲中世紀、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類制度，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形態的共名。這種封建觀較好地實現了概念演化繼承性與變異性的統一，又初步達成中國傳統史學概念與西方史學概念的通約與整合。然而，他們未能全方位考察社會形態，故其“封建”觀在理論上尚顯單薄，不足以抗御后來興起的強勢的泛封建觀的挑戰，于20世紀30年代以降逐漸隱退于主流之外。黃興濤的《“她”字的文化史》認為，“她”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所發明的一個影響深遠的女性新代詞。它的誕生、早期書寫實踐和社會認同的過程，蘊涵著豐富多彩、生動曲折的歷史內容。

3.觀念和意識研究。羅志田通過分析梁啟超的觀念，認為傳統的“天下”一詞本具廣狹二義，分別對應著今日意義的“世界”和“中國”。過去的流行說法是，近代中國有一個將“天下”縮變為“國家”的進程。如果側重昔人思考的對象，恐怕更多是一個從“天下”轉變為“世界”的進程?？涤袨閯撛煨缘匕压颉叭馈闭f由歷時性變為共時性，使“天下”平順地向“世界”過渡。但中國卻被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外在化，中國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為中國在世界確立一個更好的位置。[15]章清認為，“自由”浮現于中國思想界，之所以在解讀上頗為“沉重”，就在于其觸動了較為敏感的問題，即“自由”是基于國家還是個人展開。因中文世界對“自由”的闡述較為突出其負面的涵義，在晚清中國各種主義大行其道之際，自由卻難以成為“主義”。實際情形是，在規劃中國未來前景時，自由主義讓位于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等訴求。最基本的原由是，中國思想界對主義是有高度選擇性的，而如何選擇則決定于中國適時的需要。[16]徐時儀通過考辯“民主”的成詞及其詞義，探討西學新詞對于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影響，認為“民主”由古典轉換成現代新詞，經過了五種詞義變化現象。[17]

（四）傳統學術研究得到重視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近代儒學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學術研究日益深入，這種狀況大有改觀，并出現一批研究成果。張昭軍的《傳統的張力》圍繞儒學思想價值系統近代轉化的主題，詮釋儒學思想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并認為儒學思想不同于現代性但又含有與現代性相協調的因素，對儒學的近代命運需作歷史地辯證地分析，不能一概肯定或片面否定。李明輝的《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試圖從儒家的基本價值觀出發，思索儒家傳統在現代政治中可能的重新定位，對儒學與民主、人權、現代化、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存心倫理學、責任倫理學等議題進行探討。龔書鐸主編的《清代理學史》系統論述了由清初迄于清末的理學演進歷程。張昭軍的《晚清民初的理學與經學》以全新的視角探討了晚清民初理學與經學的基本狀況。史革新的《晚清理學研究》對晚清理學的發展脈絡作了清晰的闡釋。

此外，海內外很多學者試圖探討儒學復興及儒學現代化問題。張志偉認為，不僅需要弄清楚要復興的是儒學的哪個方面（制度、思想或習俗），而且需要明確儒學之復興所面臨的困境。我們的確應該繼承和發揚儒學的思想傳統，然而當儒學失去了制度上的優勢，面臨著各種各樣價值觀念的挑戰，尤其是置身于商業化的大眾文化時代時，究竟如何培育它的“核心競爭力”，與現代社會“兼容”從而發揮有效的積極作用，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難題。[18]趙汀陽認為，儒家理論并不是一種超越其實踐情景的純粹理論，其普遍原則總是消失在具體情景中。長期的主流話語地位使儒家未能反思自身理論上的不完善，但這個內在困難或悖論在儒家面對現代挑戰時顯露出來。和所有的普遍性理論一樣，過去時代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意味著當今時代的普遍有效性。因此我們的思想的發展必須與時代同步，對儒學思想的認識也是如此。[19]

二、反思與展望

可見，隨著新史料的不斷發掘，新方法、新理論的不斷探索，現在已經具備各種條件，可以進一步開拓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也將會逐漸走向成熟，但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體系建設之路還很漫長。

（一）近代思想史學科體系建設遠遠不夠

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已有近百年歷史，但學術界卻一直缺乏理論上的自覺，缺乏學科體系建設，缺乏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自身的研究，對思想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思想史與文化史、哲學史等學科的關系等問題都缺乏深入的討論。近年來，有一些論著從不同角度探討近代思想史學科體系建設問題，這是非?？少F的，但是，僅有這些探討是與近代思想史的發展及其地位不相稱的，距離人們的期望還很遠。

這些討論不僅稀少，不僅沒有成為近代思想界的“共識”，而且受新文化史、后現代史學思潮等沖擊，討論的聲音并不大，甚至在這個“趨新立異”的時代顯得有些“另類”。比如，學界對于近代思想史學科討論，并沒有取得相對明晰的界定，思想史與文化史、學術史、哲學史等學科的關系也難以明晰地闡述，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起點、分期、內容、方法、對象等問題尚未形成一定意義的共識。雖然這有利于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多元化，有利于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百花齊放”，但是，也正因為如此，近代思想史學科并沒有明晰的界限，甚至其內涵也成為見仁見智的問題，其外延更是常與文化史、學術史、哲學史等學科糾纏在一起，進而導致近代思想史研究難以進行更深入的理論分析與探討，制約了近代思想史學科的深入發展。

（二）系統性缺失

近年來，近代史研究對象日趨“邊緣化”，一些研究論著為求新求異而自動放棄或疏遠“中心”，從而導致系統性缺失。不重視政治史研究，不重視政治思想史研究，而喜歡就某一細微問題或某一理論而尋找史料支撐?，F在的學術取向則強調專深精細，注重對歷史個案作微觀剖析，雖于具體問題的深入發掘有所裨益，卻忽略了對歷史的系統性、整體性把握，從而作繭自縛，將認識局限在一個狹窄的研究領域，不能從普遍聯系中去認識具體的歷史事件與人物，以至史學研究中系統性嚴重缺失。[20]一個最明顯的現象就是，雖然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已經有了好幾代人的積淀，但迄今為止，還未出現一部能讓學界信服的近代思想史專著。

當前的史學研究，尤其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系統性缺失，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近現代史研究逐漸“無聲”地疏遠馬克思主義，對新理論趨之若鶩，從而導致近代思想史研究沒有系統。一方面，學術研究自覺或不自覺疏遠馬克思主義，這就導致學術研究缺乏宏觀指導與高度；另一方面，學術研究又自覺或不自覺追趕時髦、套用新理論，新理論雖然時髦，但往往不成熟，或者引入中國近代史研究“水土不服”。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理論不用，引入的新理論無法突破現有框架，史學理論無法突破，無法創新?？梢哉f，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系統性缺失導致了一系列問題，比如，研究視野日趨狹隘，學術研究日益碎化。

21世紀以來，歷史學的發展出現兩個相反的趨向：一方面，思想史、社會史、學術史、史學史等學科相互融合發展，相得益彰；另一方面，隨著學者視野越來越專業，越來越回避宏大敘事，傾向于個別敘述，個別問題或者比較細碎的問題討論的比較深入，但是也導致學者眼界日趨狹隘，學者的學科界限越來越明顯，不僅治中國史而不知世界史、治近代史而不知古代史，而且出現研究同一時期的歷史，治思想史卻不知政治史的現象。雖然有學者呼吁回歸，但是這種趨勢一時還是難以扭轉。這使學者的研究視野越來越狹窄，學術“割據”，學者各自為戰。

（三）基礎研究尚需學術界進一步努力

近代思想史研究要不斷地開拓新領域，要加強系統性研究，需要做一些理論和學術史的探討，也需要更多的基礎性研究。這就需要認真爬梳史料，甚至需要做一些田野工作，調查訪問收集整理第一手資料。同時，近代思想史研究除了需要科學的理論的指導外，也需要更多地吸收和使用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理論、概念和方法，但是，這在當前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出現了很多偏差。例如，當前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思想史研究受國外學術界影響太深。20世紀90年代以前受國外學術界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受教條主義影響太深，現在這種影響則表現為受當代西方學術風向的影響日深。在號稱與國際學術進行“接軌”的同時，在有些研究中往往出現以西方理論、觀念、模式來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趨向。由于已有“先見之明”的理論，研究時只是在中國的史料堆里頭找尋適合自己理論或模式的史料，缺乏應有的思考，也往往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這無異于緣木求魚。

當然，這與近代思想史研究力度不夠有關，也與研究者急功近利，學術界的浮躁風氣，片面追求新理論、新方法有關。我們不能使用固化的模式對待傳統，更不能陷入文化決定論或化約論的深淵，不能脫離具體歷史環境來談論近代思想史。我們不提倡閉門造車，需要充分利用國外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但以西方的是非為標準，拿西方的理論及其模式來“剪裁”中國史料，難免削足適履，這樣會使中國問題研究最終成為“他者”的注腳。例如，在近幾年興起的“主義之爭”中，一些學者將西方學界對主義分類的理論不假思索地“拿來”分析中國問題，認為近代中國如西方一樣，也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三大思潮跌宕起伏的年代，并將中國的一些理論、思想和人物“塞入”這種框架內，而沒有認識到產生三大主義的特殊的西方語境。學界應該力戒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爭取“讓思想回歸于歷史”，盡量體現歷史上的思想，[21]而不是體現某一理論?？傊?，進一步深入研究近代思想史，吸收新理論、新方法，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如果無實事求是之意而多了嘩眾取寵之心，即使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從頭到尾寫滿了新理論，也無濟于事。

[1]許蘇民.“一位擎著火炬的侍女”——論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建設中的三大問題與九大關系[J].南京大學學報，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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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鄭大華，王毅.新世紀以來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的回顧與展望[J].中國文化研究，2010，秋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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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羅志田.天下與世界:清末士人關于人類社會認知的轉變——側重梁啟超的觀念[J].中國社會科學，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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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楊天宏.系統性的缺失：中國近代史研究現狀之憂[J].近代史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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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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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2）011-0109-04

張治江（1980-），男，湖南洞口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安樹彬(1970-)，男，內蒙古化德人，西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國近代思想史。

[責任編輯：黎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