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同書異名與同名異書原因探析

●馬劉鳳(上海大學 圖書情報檔案系，上海 200444)

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存在著許多同書異名與同名異書的現象。同書異名，就是一種書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名稱；同名異書，就是內容不同的圖書具有相同的名稱。

1 同書異名

1.1 同書異名略述

同書異名現象在古籍中大量存在，如《老子》又名《道德經》；《莊子》又名《南華經》；《呂氏春秋》又名《呂覽》；《左傳》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古文春秋》；《詩品》又名《詩評》；《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說》；《紅樓夢》有《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金玉緣》等5個別名。同書異名現象由來已久，西漢劉向在整理圖書的時候就注意到《戰國策》有多個不同的書名，《戰國策書錄》中說：“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盵1]可見，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同書異名的情況。其后，隨著圖書種類和數量的增多，同書異名現象也越來越多。200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杜信孚《同書異名匯錄》是迄今為止查找同書異名較為詳備的一部工具書。此書在1982年《同書異名通檢》的基礎上再次增訂，共著錄同書異名的圖書13500多條，其中有的圖書其異名達9個之多。

1.2 同書異名的原因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同書異名的情況呢？

第一，先秦時期的同書異名主要是因為其時圖書多無作者自定之書名，后人稱呼，多有不同。誠如余嘉錫所言：

古書書名，本非作者所自題，后人既為之編次成書，知其為某家之學，則題其氏若名以為識別；無名氏者，乃約書中之意義以為之名。所傳之本多寡不一，編次者亦不一，則其書名不能盡同。[2]

第二，古書的標示方法有多種。一種書有多種不同的命名方式，這就造成了大量同書異名的出現。如一人之文集，可以以作者之姓、名、字、號、官職、地點等多種方式命名，故《賈誼集》又名《賈長沙集》；《李太白集》又名《李翰林集》；《柳河東集》又名《柳柳州集》《柳文惠公集》；《文山集》又名《文山先生集》《文丞相集》《文信國公集》等。而一人之字、號有時也有多個，如宋代黃庭堅就有山谷老人、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等名號，且都見于其詩文中，這就使一集之名更加繁多。

第三，作者在寫作的過程中就曾使用幾個不同的書名?！都t樓夢》之所以有多個書名就是因為曹雪芹在創作時就曾根據側重的內容不同而用過幾個書名，《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石頭記》《紅樓夢》等都是其曾用過的書名。有的圖書是因為稿本與定本書名前后不同，但二者同時流傳下來。南宋淳熙年間呂祖謙編《宋文鑒》(當時稱《皇朝文鑒》)，此名是該書定本之名。而其初編之時，其書名為《文?！?，當時周必大曾上奏曰：“《文?！纺私鼤r江鈿編類，殊無倫脊，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盵3]朱熹亦有《與東萊論〈文?！禃?；書成之后，宋孝宗賜名《皇朝文鑒》，遂有此名。宋吳縝《新唐書糾謬》初名“糾謬”，后改為“辨證”，而紹興間長樂吳元美刊行此書于湖州，仍題曰“糾謬”，至今尚沿其名。明田汝成《炎徼紀聞》初稿名曰《行邊紀聞》，后編次成帙，復改書名，而二名并行于世。清初唐甄《潛書》原名《衡書》，后因連蹇不遇，更名《潛書》。

第四，后人將書名簡化。清陸以湉曾論后人簡稱前人之書說：

古書之名，今有改減其字者，如《周易》稱《易經》，《尚書》稱《書經》，《孔子家語》只稱《家語》，《五代史記》去“記”字，《古列女傳》去“古”字，《白虎通義》《風俗通義》皆去“義”字，《說文解字》去“解字”二字，《世說新語》去“新語”二字，習俗相沿，有不知其本名者矣。[4]

因省稱而簡化書名主要是那些書名較長的圖書，清代有兩部書名堪稱冗長的醫書，一是錢璜的《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書名共15字，后人省稱為《傷寒溯源集》；一是喻昌《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書名達16字，世人省其文簡稱《尚論篇》。其他如揚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明張鼐《吳淞甲乙倭變志》簡稱《甲乙倭變鈔錄》，《焦太史國朝獻征錄》簡稱《獻征錄》，《四庫全書總目》稱《四庫總目》；董真卿《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簡稱《周易會通》，等等，這就使得一書具有了兩個或多個書名。

第五，避諱方面的原因。避諱是古代特有的文化現象，為了回避君主、圣賢或尊長的名、字、號被迫將書名改易。如為了回避隋文帝楊廣之名，《廣雅》易名《博雅》；為了回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齊民要術》易名《齊人要術》；為避清高宗弘歷之諱，梁釋僧祐《弘明集》改名《宏明集》，等等，其例不勝枚舉。避諱有多種方法，需要回避之字多用同義之字代替，而同義之字不只一個，這又增加了同書異名情況，如為了回避唐高宗李治之諱，《治道集》改名《理道集》《政道集》；明李中梓《本草通玄》，清刊本改為《本草通元》《本草通原》，這樣，由于避諱，一書增兩名。

第六，因后人改易，一書具有多名。后人改易前人之書名，又有編者改與刊者改兩種情況。古代多有前人著作后人整理或重新編次，因而改定書名，宋代后尤為常見，而以文集為最。明葉盛曾對這種情況作了記述：

古人制作，名集編次，多出于己；或身后出于門人故吏、子孫學者，亦莫不然。周必大所識《歐陽文忠公集》亦可見已。今人不知此，動輒妄意并輳編類前人文集，如處州《葉學士文集》，又曰《水心文集》，曰 《文粹》。[5]

北宋魏野原著《草堂集》10卷，后其子重編匯為7卷稱《巨鹿東觀記》；張耒有《張右史文集》，后來散佚，清修《四庫全書》時將其重定為《宛丘集》，武英殿聚珍版則取名《柯山集》?？虝邽橹\取利益，經常將原著改頭換面，更變書名、巧立名目是其常用手段之一。如《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原名《漢唐會要》，其所為《對策機要》者，想當時刊書人所加，以邀易售”。[6]《古唐類苑》160卷“實《北堂書鈔》也。恨書賈欺人，好改易古書，名目一變，而為《大唐類要》，再變而為《古唐類苑》，輾轉滋謬，致失其名”。[7]

第七，政治因素。為加強思想控制，歷代統治者都禁止不利其統治的圖書出版，歷史上的各種禁書目錄就是很好的例證。變換書名常常是反禁的一個方法，如《盾鼻隨聞錄》改為《鈔報隨聞錄》就是如此。還有一些書籍由于著者受政治事件的牽連，其書亦不得不改換名目，如《東坡先生易傳》又名《毗陵易傳》，乃因“元祐黨禁不敢顯題，以先生終于常州，故稱毗陵”。[8]

第八，為了將書名區別而改書名。今本“二十四史”中，有所謂《前漢書》與《后漢書》《舊唐書》與《新唐書》《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其實，《前漢書》原名《漢書》，后人加“前”字，是為與《后漢書》相區別；《舊唐書》原名《唐書》，《舊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書·藝文志》均有著錄，后人加“舊”字與后來之《新唐書》《新五代史》區別，以示撰著時間上的先后次序。

第九，史料記載不同。一種著作，于序言、跋語、書目及其他資料中都會有記載，然稱引卻不盡相同，后人沿用，各有所采，致使一書多名。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文獻通考》作‘系年要紀’，宋史本傳作‘高宗要錄’，”互有不同?！端膸烊珪偰俊窊啊队罉贰匪}，與心傳《朝野雜記》自跋及王應麟《玉?！废嗪?，故定為‘系年要錄’著于錄焉”。[9]可見，此書書名在 《文獻通考》 《宋史》《永樂大典》《朝野雜記》及著者李心傳跋語之中都有記載，但其記載并不完全相同。宋陶岳《五代史補》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作《五代補錄》，但作者自序亦作《五代史補》，則晁公武所記有誤。不同資料的稱引不同尚可理解，有時甚至一種資料對同一種書也有多種稱謂，如《永樂大典》中，于朱熹《晦庵集》，有稱《朱熹晦庵集》，亦有稱《朱晦庵集》《朱晦庵文集》《朱晦庵大全集》者；其引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字下都稱《李燾續通鑒長編》，而其余處則多稱《續通鑒長編》《續宋鑒長編》《宋續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等。以上稱引不一的情況《永樂大典》在引用其他書籍時候也多有存在，鑒于此，有些學者建議編成《永樂大典存本同書異名通檢》，以便讀者檢索。[10]

第十，因偽托、剽竊他人著作而改名。書商為謀利，以一般著作偽托假冒名人之作，如明代竇夢麟《瘡瘍經驗全書》，假托元代名醫竇漢卿所著，清代浩然樓重刊本徑改書名為《竇太師秘本全書》。又有后代之人將抄襲前代名人作品，更改書名，冒為己有。清代楊璿有《傷寒瘟疫條辨》6卷，此書“全襲三原陳堯道《傷寒辨證》，稍為移易次第，改換篇題，增刪字句。前5卷出于補義者十僅一二，第6卷辨論本草，陳書所無，乃璿自纂?！v略有推闡，亦當重為刊布，附注己見，乃為不欺，竟效郭象之盜向秀，殊諶齒冷耳?！盵11]明談遷對這種現象甚為鄙屑，說：

《開國事略》，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璧之《龍飛紀略》；卓氏《藻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噫，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又為宋齊丘所據，惜哉。凡篡書有三：貨得之可也，陰得之次之，最下則蹠跖。[12]

2 同名異書

2.1 同名異書略述

與同書異名相伴隨，同名異書的現象在古籍中也非常普遍。同名異書在先秦兩漢時期亦已出現，《孟子》《荀子》《董子》《莊子》《景子》《吳子》《商子》《田子》《鬻子》《劉子》《桓子》《張子》《韓子》《徐子》《墨子》《毛公》《王孫子》《容成子》《鹖冠子》《尉繚子》《淮南子》《平原君》《太玄經》等各有2種；《賈子》《蘇子》《務成子》等各有3種，《鄒子》《李子》各有4種，《孫子》有5種，《公孫子》有7種，等等。魏晉南北朝時期，圖書數量與種類較之以前大有增加，同名異書現象也隨之增多，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后漢書》有謝承、華嶠、謝沈、袁山松、范曄、蕭子顯等6種，《晉書》有王隱、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云等6種，《晉紀》有陸機、干寶、曹嘉之、鄧粲、劉謙之、王韶之、徐廣等7種。唐宋以后，由于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圖書制作更加容易，數量大增，同名異書越來越多，如名《敝帚集》者，有宋黃庭堅、明吳中番、陳益、清周慶森、趙秉忠、陳祚明等人所作；以《宮詞》為書名有唐王建、后晉和凝、后蜀花蕊夫人、宋王仲修、宋張公祥、宋宋白、宋胡瑋、宋周彥質、宋徽宗、宋王珪、明王叔承、明朱權、清徐昂發等13家。清俞樾曾論及古代文集同名現象曰：

宋趙與《賓退錄》云：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定、胡文定《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李師中、石守道皆曰《徂徠》，晏元獻、王荊公皆曰《臨川》，驟見其名，未免疑混。[13]

據清朱彝尊《經義考》著錄，名《易說》者約有90種，名《易傳》《易義》者均達40余種，名《周易注》者約40種，名《書說》者約20余種，名《尚書解》者幾達20種，名《詩說》者約十七八種，名《詩解》者約16種，名《春秋傳》者約20余種，名《春秋解》者約十五六種，名《春秋談》者曰十四五種，名《春秋論》者幾達十種。杜信孚所著《同名異書通檢》收錄同名異書之作3500多條，張雪庵《古書同名異稱舉要》收集了先秦至清末同名書籍5600余種，查考古代同名異書情況可參考二書。

2.2 同名異書的原因

相對于同書異名，導致同名異書的原因比較簡少，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命名方式相似。古書多有以著者稱謂命名者，先秦兩漢時期尤其如此，而歷代同名同姓者大有人在，若皆以姓名名書，則同名異書不可避免。如上所述先秦兩漢時期同名異書之例多屬此種情況。有明代學者針對同名著者圖書的命名情況云：

著書姓名相類，如三孫子，三鄒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亂，然有不可辨者。二孔甲，一黃帝史，一仲尼孫，俱著書，俱名《盤盂》，一載漢藝文志，一附孔叢子中，今藝文志之盤盂不傳，而孔叢子之盤盂傳世，遂以后之盤盂傳之前之孔甲，非也。而牟融，一漢太尉，一漢布依，俱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經籍志》，一附《弘明集》中，今經籍志之牟子不傳，而弘明集之牟子傳世，遂以釋之牟子傳儒子牟融，亦非也。[14]

后世之人，其稱謂更多，有姓、有名、有字、有號，其名、字、號又多有相同者，錢大昕曾記錄明代以前號相同之人甚多?？梢?，人物稱謂相同是古代同名異書的重要原因。

第二，撰述內容相似。古代許多內容相似的作品，書名也多相似或相同。如上所列舉之《隋書·經籍志》與《經義考》著錄諸書即是如此。其他如孟康、晉灼、韋昭、崔浩、劉嗣均有《漢書音義》，夏侯泳、包愷、蕭該均有《漢書音》，顧歡、釋惠觀、孟智周、韋處玄、戴跣均有《老子義疏》，徐邈、諸葛氏、孟奧、釋道騫均有《楚辭音》，等等。此類書籍“如非共限于一代之史實，當共局于同性質之材料，所謂撰著之對象大致相類也”。[15]

第三，書名沿用。前代有著作為世人稱道者，后人便仿效其作，書名往往相似或相同。如“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晝多有《新論》；崔實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滂亦有《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16]

“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盵17]各種書名從不同的角度揭示反映了圖書的信息，如與著者有關的書名反映了圖書作者的相關信息，與內容有關的書名則從不同程度揭示了圖書的內容。從這些書名，我們可以對其進行初步的判斷和了解。但是有些古籍，其命名卻不循常規，以致名實不符。如黎庶昌《續古文類纂》“分三編，上編選經子，中編選四史、《新五代史》《通鑒》，下編選國朝人古文。只有下編，可謂之續，上中二編，則當云補，……若云《續補古文辭類纂》，雖只增一字，而名實相符矣”。[18]雖然書名是了解圖書的第一窗口，但單從書名不但有時并不能得知其準確信息，甚至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因此，若要全面了解一書，書名之外還要看其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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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 卷17[M]．北京：中華書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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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M]．北京：中華書局，199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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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羅益群．略論《永樂大典》的古典目錄學價值[J]．高校圖書館工作，1992 (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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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白壽彝．書名小記[M]//葉繼元．南京大學百年學術精品 圖書館學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754．

[16] (明)惠康野叟．識余 卷1[M]．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

[17] (唐)劉知幾．史通通釋 [M].(清)浦起龍，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1．

[18] (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M]．北京：中華書局，1998：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