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國內學者早期英國文學研究述評

■郝田虎

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逐步提高和國家對人文學科日益重視，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有了一些可喜的發展和很大的進步。上承楊周翰選編的影響深遠的《莎士比亞評論匯編》，莎學基本建設的一個標志性成果是裘克安主編的莎士比亞注釋叢書歷時近三十年(1984—2011)，出版了41冊，其中一冊，孫法理注釋的《愛德華三世》(2011)，甚至久負盛名的阿登莎士比亞叢書(目前是第三系列，由Richard Proudfoot等主編)尚未收入。(當然，阿登莎士比亞叢書目前共計42冊，因為《哈姆萊特》有兩冊，Brean Hammond編的Double Falsehood莎士比亞注釋叢書還沒有)希望這套叢書能夠引起學界更多的關注。

在研究隊伍上，70后(甚至80后)的集體亮相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早期英國文學研究門檻較高，需要專門訓練，新銳學者大多擁有(或即將擁有)國內外博士學位，接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視野開闊，精力充沛?？偟膩砜?，他們的文章都比較符合“套路”，從文獻綜述到文本分析，研究方法與西方更加“接軌”。譬如，石小軍對日本中古英語語言文學研究情況的介紹為中國學者提供了重要參照(《文評》，2008，4)①;張沛的多篇論文(例如《烏托邦的誕生》，《文評》，2010，4)和專著《哈姆雷特的問題》(2006)不僅采取中西比較視角，而且表現出貫通古今中外的雄心，誠可貴也。中國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后繼有人，令人歡欣鼓舞。假以時日，這些人應該可以作出更大的貢獻。

在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上，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傳統熱點，如莎士比亞、喬叟、《貝奧武甫》、斯賓塞、馬洛等，得到了持續的和更加全面的關注;與此同時，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繼續開拓深入。大概由于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從前少有人問津的莎士比亞歷史劇變得格外“吃香”。不僅相關論文集中出現②，而且莎翁歷史劇成為2006年清華大學“莎士比亞與政治哲學”通識課的教材(趙曉力、吳飛，《國文》，2006，4)。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喬叟的其余作品;不唯喬叟(沈弘，《文評》，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語文學作品(陳才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③、《忍耐》、《凈潔》(劉乃銀，《文研》，2004，6;《論叢》第7輯)、《珍珠》(王繼輝，《國文》，2004，1)、《克蕾絲德的遺言》等;不唯《貝奧武甫》(王繼輝，《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語作品，如《十字架之夢》(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專文討論(參見楊開泛)。許多文章都可圈可點，如陳才宇的執著，劉乃銀的溫和，沈弘的敏銳，王繼輝的沉著，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賓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巒，《歐美文學論叢》第2輯;劉立輝，《文評》，2006，3;《文研》，2007，3)等詩作外，鮮為人知的散文作品《愛爾蘭之現狀》中的民族意識也被提請注意(李成堅，《文評》，2011，2)。馬洛方面，除了常見的關于戲劇和詩歌的作品研究外，鄧亞雄綜述了國外的馬洛研究(《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2)，馮偉探討了馬洛的傳記建構問題(《國文》，2010，4)。在文藝復興時期詩歌方面④，胡家巒的園林詩歌研究(《國文》，2002，4;2004，3;2006，2;《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6等)、蔣顯璟的小史詩研究(《論叢》第9輯;《國文》，2010，2)、朱賓忠的愛情詩研究(《文研》，2002，2)、趙元為西方文論關鍵詞系列撰寫的“十四行詩”(《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巒的文章論及了像蓋斯科因、西爾維斯特、蘭多爾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當重要但幾乎無人討論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人，具有填補空白、開啟來者的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戲劇方面，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趙亞麟粗線條勾勒了莎翁與同時代劇作家的關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劇》(程倩，《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7，2;耿幼壯，《文評》，2005，3)、韋伯斯特《瑪爾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萊徹《少女的悲劇》(龔蓉，《文評》，2008，2;2011，1)、托馬斯·海伍德的《倫敦四學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點關注。其中，耿幼壯總結了伊麗莎白時期復仇劇興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劇》為例分析了復雜的復仇觀，指出死亡問題與復仇、正義相比，是復仇劇更為內在的主題。這篇論文實際上回應了張隆溪20世紀80年代關于悲劇和死亡的文章(《中國社會科學》，1982，3)，是接著講的。

由于劉建軍等人的努力，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文學的認識更清醒、更自覺、更明確了。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文學述評》一文從宏觀角度確立了對中世紀的再認識(《文研》，2003，1)。李曉衛則從文化根源和文學表現兩方面，追溯了歐洲中世紀文學與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內在聯系(《文研》，2003，6)。在中世紀的歐洲，不僅希臘和希伯來傳統，還有多種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歐洲中世紀文學不僅具有過渡性質，而且為后來的歐洲文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劉建軍，《文評》，2010，4)。文藝復興運動是在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藝復興文學表現了基督教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想(劉建軍，《文研》，2007，5)。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學界逐漸就歐洲中世紀文化、文學、歷史、宗教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達成共識，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時代”的簡單片面說法日漸銷聲匿跡。應該說，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包括英國中世紀文學和文化—的重新發現是新時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學者李耀宗在臺北出版的力作《諸神的黎明與歐洲詩歌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可以說代表著中華學人目前在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

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除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細讀、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比較文學、巴赫金等比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相類而不同;許勤超，《國文》，2010，4)、文學達爾文主義(王麗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義(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國文》，2010，2;《江西社會科學》，2011，7)⑤等理論方法也得到(進一步)介紹。倫理學視角開始重新得到重視(如顏學軍，《文研》，2006，1;羅益民，《西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新歷史主義。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介紹消化，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更為熟練地運用該方法開展研究，研究對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亞(如胡鵬，《文評》，2011，2)，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戲劇 (如龔蓉)等。而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帶來普遍的對于文學中政治議題的格外關注。例如，程朝翔的兩篇文章(《國文》，2005，2;《文研》，2005，2)聯系現實，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戰爭對莎劇(如《亨利五世》)和作為文化符號的莎士比亞的利用，對認識文學的本質富有啟發意義。沈弘(《文評》，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討了早期英國文學的寫作方法問題: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竊”還是“札記式寫作”。

在研究載體上，這一時段的顯著特點是專著的猛增。單就莎士比亞而言，根據筆者的統計，1978—2011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共出版專著 (包括論文集，但不包括譯著、文學史、選本、傳記、辭典等)約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兩個時段數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紀十年的專著數量即占整個新時期的一半還多。施咸榮在《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1981)的結尾說:“除大學教材和報刊上發表的論文外，研究、評論莎士比亞的專著還不多?！?0年間，增長了近百倍，不可謂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英國文學方面，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專著 (王佐良和楊周翰)，20世紀90年代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獲是文學史。進入新世紀，這一領域的專著才逐漸多起來，主要有:胡家巒，《歷史的星空》(2001)、《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園林傳統》(2008);沈弘，《彌爾頓的撒旦與英國文學傳統》(2010)等。在中世紀英國文學方面，臺灣1983年就出版了顏元叔的著作《英國文學:中古時期》，1990年以前大陸幾乎沒有專著。1990年以后，除了鮑屢平《喬叟詩篇研究》(1990)和王繼輝《古英語和中國中古文學中的王權理念:〈貝奧武甫〉與〈宣和遺事〉比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還有:李賦寧的《英國文學論述文集》(1997);陳才宇的《英國古代詩歌》(1994)、《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2007);陸揚的《歐洲中世紀詩學》(2000);肖明翰的《英語文學之父——杰弗里·喬叟》(2005)、《英語文學傳統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2009);劉建軍的《歐洲中世紀文學論稿:從公元5世紀到13世紀末》(2010);丁建寧，《超越的可能:作為知識分子的喬叟》(2010);劉進，《喬叟夢幻詩研究:權威與經驗之對話》(2011)等。文學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賦寧、何其莘主編的《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2006年出版。這些沉甸甸的收獲中有不少英文書，尤其是博士論文。英文著作的好處是與國外學術界交流方便，但也會限制讀者數量，減少影響力，使得本來就小眾化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 (莎士比亞除外)更加成為少數專家學者的智力游戲。而學者之間的對話互動大大促進了學術進步，例如，孟憲強認真對待從叢“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中花大力氣重寫了“哈姆萊特與蒙田之比較研究”一章，使得內容更加豐富充實。

在譯著方面，黃杲炘1998年首次出版、后來在海峽兩岸多次重印的詩體譯本《坎特伯雷故事》多為學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譯本的勢頭。20世紀90年代的中世紀英國文學重要譯本包括馮象譯《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1992)和吳芬譯《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1999)等。沈弘和陳才宇是中世紀英國文學的主要譯者。沈弘厚積薄發，譯作除《農夫皮爾斯》(1999)外，還有:伯羅《中世紀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語文學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紀英國:征服與同化》(2007)和《英國中世紀詩歌選集》(2009)。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視，譯文像此前的《農夫皮爾斯》一樣，節奏整齊，措辭講究，忠實典雅，清新可誦，有的篇目還填補了空白，如《珍珠》，但因為在臺北出版，大陸這邊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選擇了二手文獻伯羅進行翻譯，是中世紀文學研究基礎建設的一部分，大有乃師楊周翰、李賦寧之風。陳才宇譯作主要有:《英國民間謠曲選》(1989)、《貝奧武甫:英格蘭史詩》(1999)、《英國早期文學經典文本》(2007)、《亞瑟王之死》(2008)。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方面，莎士比亞當然譯者輩出，莎翁中譯研究甚至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次領域”，近年來這方面的專著就有四部(桂揚清等)。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選》(1988)有一些早期英國詩歌的譯文。除培根外，曹明倫還翻譯了伊麗莎白時期三大十四行詩集:莎士比亞(1995，2008)、錫德尼(2008)和斯賓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譯了莎士比亞、錫德尼和斯賓塞的十四行詩集(2011)。胡家巒是斯賓塞詩歌的重要譯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賓塞詩選》(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譯令梁實秋望而生畏、終于抱憾沒有嘗試(序言:2)的《仙后》。梁實秋譯有三卷本《英國文學選》(1985)與他的《英國文學史》配套，其中，前兩卷是早期英國文學作品的選譯。除了散文和詩歌外，梁實秋選譯了從中世紀到18世紀的8部戲劇，選目精當，加上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獨自一人的工作大體反映了英國戲劇的發展歷程。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翻譯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戲劇如瓊森、博蒙特和弗萊徹、麥辛哲、韋伯斯特等，詩歌如懷亞特、薩里伯爵、伊麗莎白一世、丹尼爾、德雷頓、坎庇恩、巴恩菲爾德、羅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錫德尼《阿卡狄亞》、雷利《世界史》、各種游記等，許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迻譯，以廣流布。

由于《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錄，英文論文的發表成為必須，其中一些是關于早期英國文學的，包括中國學者的文章(楊林貴，2006，1)，也包括韓國學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學者(韋爾思，2006，1;布魯克斯，2006，1)的文章?；蛟S我們可以考慮像臺灣《淡江評論》那樣，推出全英文的常規學術期刊。一些書評對國內外新書的評介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文研》，2010，5)、王麗莉評格林布拉特《塵世間的莎士比亞》(《外文》，2006，5)等。許多期刊不重視學術性書評的現狀有待改變。各種學術會議的舉行逐漸常態化，早期英國文學中最有號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亞。譬如，2004年，復旦大學主辦了“莎士比亞與中國”全國研討會;2008年，武漢大學又一次主辦了莎士比亞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國訪問教授對中國學生博士論文的指點已成為常態:康奈爾大學Carol Kaske教授幫助了劉迺銀的博士論文，哥倫比亞大學Anne Lake Prescott教授幫助了劉立輝的博士論文，等等。近年來，Thomas Rendall教授任職于北大英語系，開設喬叟和但丁課程?！把笙壬焙汀把髮W者”對中國早期英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的貢獻值得做專題探討，應該把他們和晚清至民國的傳教士區別開來。

在博士生培養方面，從沈弘1989年從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算起，我們目前至少培養了10位中世紀英國文學博士，分別畢業于北京大學(三位，李賦寧指導)、華東師范大學(四位)、湖南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喬叟為題目的。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博士更多，僅北京大學培養的就超過十位，有辜正坤 (1990)、程朝翔(1992)、黃必康(1998)等?！队⒚牢膶W論叢》第15輯的專欄“學者筆談”系中世紀英國詩歌專題，由劉乃銀及其門生撰寫的三篇論文組成。1978年以來的30余年中，有關莎士比亞的專欄或專輯屢見不鮮，而有關中世紀英國文學的專欄大概這是僅有的一次。綿延八百年的中世紀英國文學理應得到人們更多的重視，被埋沒的明珠終將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在論及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時，人們往往歡呼論文數量的增長，以此作為發展繁榮的標志。這種認識有它的道理，但對數量增長也要辯證地看。在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領域，實際情況是，老一代學者的論文產出大都不算多，這大約是因為該領域研究需要長期鉆研和深厚的語文學基礎，李賦寧厚積薄發的榜樣可能也起了作用。與此相對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思{的，新世紀以來穿越廣袤時空“闖入”該領域，效果上卻似乎一鳴驚人，后來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經發表了28篇論文，而且大都發表在《文評》等四大刊物上。這一鮮明對比如何解釋?是他天才的發揮和超發揮?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奮努力?是學術期刊對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紀英國文學園地的偏愛?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筆者認為，肖明翰多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為異乎尋常的“闖入者”，語文學基礎不夠好。他自己承認:他不怎么懂古英語、古法語和拉丁語，中古英語也比較差(上冊，前言:7);他的古英語文學研究論文中，一再注明他參照了多種現代英語譯本。應該說，肖明翰是一個誠實的學者，因為他的誠實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筆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學界另一位異乎尋常的“闖入者”:馬丁·貝爾納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貝爾納因為他飽受爭議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滿天下，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來是中國學家，劍橋大學漢學博士，曾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和中國政治，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轉移了興趣，“跨界”從事古希臘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貝爾納都是在學術成熟期突然轉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們有一點重要的不同:貝爾納是語言天才，為了《黑色雅典娜》項目，他掌握了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古埃及語等許多種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古代語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時間!把肖明翰和貝爾納相比也許并不恰當，筆者這樣做無意貶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尤其是中世紀，門檻是比較高的，需要專門的語文學訓練做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李賦寧一篇介紹中世紀英國文學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時間卻在講英語史，需要熱情勇敢的學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由新世紀上溯到1978年，30余年來的嬗變可以看出，學術研究日益職業化、學院化、精英化，這一方面是好事，另一方面也有脫離群眾之嫌。我們的專家學者要向王佐良等前輩學習，在提高學術水準的同時，別忘了眼睛向下，別忘了面向大眾，盡可能增強可讀性。具體說來，我們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還存在諸多問題，例如，在相當盛行的比較研究中，歐洲文學史上四大(或兩個，或三個)吝嗇鬼的比較(夏洛克、阿巴貢、葛朗臺和潑留希金，有時中國的嚴監生也加入進來)是許多人鐘愛的題目，從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廿余年間未曾消歇，反復比較仍樂此不疲?！傲邌莨怼逼鋵嵅⒉涣邌?，一邊背著惡名，一邊為我國諸多學者的提升作出了貢獻。這其間，拋開可能的剽竊暫且不談，如此炒冷飯，大可休矣!除了這類扎堆現象、重復現象值得警醒外，問題還包括:論著平均水準有待提高;仍有不少領域的研究/翻譯較少或幾乎沒有，亟須加強，如錫德尼、瓊森、女作家、15世紀、散文、手稿研究、書籍史等;⑦學術訓練尤其是語文學訓練和學術規范培訓，需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基本建設仍然不足，缺乏專門的領導機構，如全國性的中世紀文藝復興學會。與英美相比，與我們的東亞鄰居日韓，甚至與我國臺灣地區相比，我們在許多方面還比較落后。比如，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有全國 (地區)性的中世紀文藝復興學會，我們沒有，在國際會議上無法對等交流，很不方便。國內學界的整合和學術活動的開展也需要這樣一個學會。有識之士早已指出“培養和支持學者與譯者的學術體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李耀宗，2003，30)，筆者在此呼吁盡快成立全國性的中世紀文藝復興學會 (能有刊物更好)，不斷加強基本建設，不斷拓展學術領域，不斷改進研究方法，不斷提高成果質量，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以中國人的生活與歷史經驗作為理解與衡量西方文學不容抹殺的基礎”，兼具本土意識和國際視野，努力創造中國風格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

注釋:

①為了節省篇幅，本文中，《外國文學評論》簡稱《文評》，《外國文學研究》簡稱《文研》，《國外文學》簡稱《國文》，《外國文學》簡稱《外文》?！队⒚牢膶W研究論叢》，2010，4代表2010年第4期，其余依此類推。

②由中國期刊網期刊全文數據庫檢索可知 (主題詞:莎士比亞歷史劇;時間:2012-12-8)，2001—2011年有63條2000前共有記錄29條?？蓞⒄绽钇G梅，《國內莎士比亞歷史劇研究狀況分析》，《北方論叢》，2007，1。

③劉乃銀，《文研》，2003，4;《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4;戚詠梅，《論叢》，第 10、15 輯。

④筆者清楚有關歐洲和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時間斷限的爭論(參見，例如，張立明)。筆者贊成王佐良等文學史家的觀點，以1500—1660年為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斷限(相應的，1500年以前為中世紀，分為古英語和中古英語兩個階段)。但用于項目分工的關系，17世紀單例，因此本概述并不涉及多恩、彌爾頓、赫伯特、赫里克等重要詩人。

⑤關于手稿研究的方法和實踐，還可參照郝田虎的其他中英文文章:《外文》，2012，2;The Library，7thseries，vol.10， no.4(December 2009)； Spenser Studies， vol.23(New York：AMSPress，2008)。

⑥另外可參照聶珍釗、鄒建軍編，《“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研究方法新探討”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⑦商務印書館的“書史系列”2012年推出兩本譯著:《書史導論》和《莎士比亞與書》。這是一個可喜的跡象。

[1]Proudfoot， Richard， Ann Thompson， David Scott Kastan， and H.R.Woudhuysen， gen.eds.The Arden Shakespeare.Third series.London： Thomson Learning，1995.42 vols.

[2]李耀宗.漢譯歐洲中古文學的回顧與展望[J].國外文學，2003，(1).

[3]李耀宗.諸神的黎明與歐洲詩歌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M].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4]梁實秋，譯注.英國文學選(第1卷)[M].臺北:協志工業叢書，1985.

[5]裘克安.莎士比亞注釋叢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2011.

[6]施咸榮.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7]王佐良，何其莘.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史(第2版)[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8]肖明翰.英語文學傳統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9]楊開泛.國內古英語文學研究綜述[J].世界文學評論，2011，(1).

[10]楊周翰.莎士比亞評論匯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1981.

[11]張立明.談文藝復興運動和人文主義文學的時間斷限[J].外國文學研究，1995，(1).

[12]張沛.哈姆雷特的問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