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澤潞鎮建置及擴建考

■陳 翔

一、引言

唐代宗廣德元年 (763)，唐王朝平定了長達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但此后安史余孽長期割據于河朔一帶。他們“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1](P725)，“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2](P866)。因此，唐廷與河北的關系時常出現緊張的局面，而此情況一出現，朝廷就派遣其他方鎮征討河北。澤潞鎮雖與河北藩鎮隔著太行山脈，但是可由貫通潞州至磁州的壺關道通往河北地區[3](P1421)，因此該地區就成了朝廷防御、攻略河北的前沿基地，以致頗為研究者重視。目前對該鎮的研究，主要是由政治史、制度史、社會史等角度展開，而對其行政地理層面的問題關注不夠，亦即尚未將該鎮的情況在時空上予以全面展開。

澤潞鎮的行政地理問題，涉及該鎮區劃的建置原則，屬郡沿革、變更等問題。澤潞鎮建置之時，領轄澤、潞、沁三州，其后屬郡多所變更，其中更有跨越太行山，領轄邢、洺、磁河北三郡，即所謂擴建之事者。這些變更情況頗為復雜，舊史記載多有缺誤，已有學者對其進行梳理。①而關于該鎮的建置原則，轄區變更的背景、原因等問題，唯周振鶴、賴青壽、森部豐、成一農諸先生涉及。周振鶴指出:澤潞鎮因政治、軍事考量，采取犬牙相入之原則，故跨領河北三郡。其所論僅為一概述性說法，未及所謂政治、軍事因素之確指[4](P232)。森部豐則以唐廷與河朔關系論及澤潞鎮之跨領河北三州，指出這是唐廷與魏博爭戰之結果[5](P207-229)。只是森部氏更多是在回答唐廷奪取河北三州的原因，而非擴建之原因。因為朝廷爭奪河北三州后，存在著兩種處理方法：第一選擇即單獨設鎮，第二選擇就是將河北三州并入他鎮。如此而言，朝廷爭奪河北三州的原因與澤潞將管轄區域延伸至河北的緣由并非等式。賴青壽在考察了澤潞鎮的建置問題后指出，澤潞鎮是在開元天寶時期潞州都督府的基礎上建置的[6](P6)。查諸史料，此點頗有可商之處，詳后。成一農亦論及澤潞鎮采取犬牙相入的原則，只是其更多的是論及澤潞鎮擴建的意義與作用[7](P162)。擴建的意義、作用畢竟不等同于其擴建的原因。

上述諸氏或多或少地論及澤潞鎮的行政地理問題，但尚未全面觸及這一問題。澤潞鎮是安史之亂后朝廷在河北前線設置之藩鎮。該鎮成立之際，選擇以澤、潞、沁三州作為屬郡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此三州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三州之中的潞州，有可以溝通河北的要道——壺關道，控制此道即可防御叛軍進擾河東，避免其西向取烏嶺道進取長安[3](P1411-1415)，或南下澤州進取洛陽;澤州地近洛陽，控制著屏障京、洛的太行山脈，正所謂“高平形勝，太行重阻，地邇王畿”[8](P162)。只是沁州雖“北依太原，南走澤、潞，居心膂之地，當四達之沖，山川環抱”[9](P1981)，但是并不在控抑河北之前線。那么，該鎮設置之時卻又為何要領轄此州?換句話說，澤潞鎮成立時，其區劃的劃定標準是什么?其屬郡的由來在哪里?上述諸氏在論及澤潞鎮轄區變更原因時，多將關注點集中在擴建之事上，蓋是該鎮擴建之事的相關資料較多且集中的緣故。只是諸氏實未真正觸及澤潞鎮擴建的原因。邢、洺、磁三州原屬相衛或稱昭義軍的屬郡，盡管相衛為魏博所攻略，但是此三州未為魏博所占，何以卻要歸屬澤潞鎮管轄?查諸史料，朝廷并不是一開始就想擴建澤潞鎮，其擴建之動機、背景何在?即使澤潞鎮與原昭義鎮要合并、整合，為什么不以此三州所稱之昭義軍領轄澤潞，而要由澤潞領此三州?這實際上涉及擴建后藩鎮的治所問題。諸如這些問題，均屬行政地理范疇。而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頗可加深對唐代方鎮問題與中古時期行政區劃問題的認識與理解。故筆者不揣淺陋，撰述此文。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這里，有一問題需要說明。澤潞鎮屬郡的變更資料，除擴建之事外，均較少且零散，這大概是因為茲事意義重大。而若及于所有屬郡之變更，恐易流于平面之描述，不易形成系統之認知，故在澤潞鎮轄區變更問題上，本文僅及澤潞鎮擴建之事。只是就此得出之澤潞鎮屬郡變更之原因或有不周全處。

二、安史之亂前澤潞地區的行政區劃與澤潞鎮之成立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在幽州起兵，安史之亂爆發。面對這種劇變，朝廷立刻派人往河南、河東募兵。時任金吾將軍的程千里被派往河東簡募兵馬，以抵抗叛軍[1](P6935)。安祿山親率的軍隊一路南下，接連攻下靈昌、陳留、洛陽等地;而封常清所率之眾不堪一擊;其后，哥舒翰據守潼關。對唐廷而言，整個戰爭的形勢未見利好。為求更大限度地限制叛軍的勢力，朝廷立即在一些要沖之地設置方鎮，所謂“分命節帥以扼險要”[1](P7060)。澤潞鎮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設置的，其始置的時間是在至德元載[10](P1838)。

澤潞鎮成立之時管轄潞、澤、沁三州[10](P1838)。朝廷令其領轄此三州，蓋是源自它們戰略地位重要，前此已述。只是，為什么朝廷又僅以此三州作為澤潞鎮成立時的管轄范圍，而不再包括其他州郡?這就涉及澤潞鎮建置之前的行政區劃。

武德二年(619)，朝廷在潞州設置總管府，管轄潞、澤、沁、韓、蓋五州。潞州總管府在前朝并無設置的先例。北周、隋朝之時，潞州歸并州總管府所管。②唐朝初建，潞州則歸屬絳州總管府?！杜f唐書·地理二》記載:“武德元年，置絳州總管府，管絳、潞、蓋、建、澤、沁、韓、晉、呂、澮、泰、蒲、虞、芮、邵十五州?！?，廢總管府?！盵2](P1471)絳州總管府所轄之州郡，皆處河東道之中、南部。絳州居處這些州郡的中央，為這十四州所環繞，以之為總管府之治所，則易于管轄、控制這些州郡。時屬戰亂時期，絳州總管府的建置亦僅為權宜之計，故絳州總管府所統轄的州郡有十五州之多。故其在翌年也就分割出很多州郡，歸屬其他新置的總管府。如蒲州總管府，管蒲、虞、泰、絳、邵、澮六州;潞州總管府，則管轄潞、澤、沁、韓、蓋五州[2](P1469、P1476)。為什么先朝不設潞州總管府，而唐新置?武德二年，竇建德攻陷相州[2](P2239)，而相州附近的磁州有可溝通河東地區的壺關道。當時朝廷大概是為了防止竇氏勢力進入河東，故有此措置。

朝廷為何選擇將潞州總管府的管轄區域限定在潞、澤、沁、韓、蓋這五州?③晉、呂、絳等州亦與沁、澤等州相連，何以不得歸屬潞州總管府?沁州亦“北依太原”，又何以就得歸屬潞州總管府?這大概與這五州屬同一自然區域有關，諸州之間并無山川阻隔，而中古時期行政區劃的劃定通常又是以山川形便為依據的[4](P230-235)。再者，當時晉、呂等州為劉武周勢力所據[2](P2254、P2287)。晉、沁間又有霍山(或稱太岳山脈)為隔，這里的山峰多在五千尺至八千尺[3](P1413)，將沁州劃歸潞州總管府，頗可防御劉氏勢力的侵擾。而沁州當時不得歸屬并州，是因為當時并、汾等州亦為劉氏勢力所據[2](P2253-2254)。正是基于這些地理、軍事層面的因素，尚未結束戰亂的唐廷選擇將潞州總管府的轄區限定在這五州。

武德三年，平定劉武周勢力后，唐朝即在晉州設置總管府，管轄晉、絳、沁、呂四州[2](P1472)。晉州等地原為劉氏勢力所據，中央政府在隋末地方勢力原有的地盤上設置總管府本有控壓地方勢力的目的。④再者，當時王朝初建，尚未結束戰時狀態。而晉州與沁州間有霍山，乃是一天然屏障，以沁州歸屬晉州，蓋有使晉州總管府與潞州總管府無險可據之意，意在使兩府相互制衡。這大概也是朝廷將澤州劃歸潞州總管府的原因之一。因為若將澤州歸屬晉州總管府，則易形成晉州包圍潞州之勢，不易成就晉州總管府與潞州總管府相互制衡之勢。再加上澤州與晉、絳之間有烏嶺山脈為隔，這里的山峰在三千至五千尺之間[3](P1413)，交通亦不便，故而澤州得歸屬潞州總管府。亦因這一自然地理因素，絳、晉、呂三州自北朝以來一直屬于同一區域。北朝時期所建置的總管府、都督府皆以此三州為一統轄范圍，而潞州等地則自屬另一區域[11](P462-463)。

武德七年，總管府改為都督府。不過，這不僅僅是名稱的變化，也是職權性質的變化?？偣芨?，總管與刺史是分開的，總管掌軍事，刺史掌行政，互有僚佐，各不干預。都督府中，都督與刺史都是“堪養百姓”之官，職掌雖皆與百姓有關，但是一武一文，分工完全不同。這是結束戰時體制的體現[12](P218-219)。盡管兩者職權性質不同，但是它們所統轄的區域卻是一致的，即使后來廢后重置的潞州都督府亦是如此。

貞觀元年 (627)，潞州都督府廢，直至八年方才重置，重置之潞州都督府領潞、澤、韓三州。因為蓋州在貞觀元年廢入澤州。⑤艾沖認為當時潞州都督府亦管轄沁州，以為貞觀六年晉州都督府廢后，沁州必屬潞州都督府[13](P331)。其說雖無直接證據，然或大抵可從。晉州都督府在貞觀六年廢棄，其所領州郡歸屬，史書不言?！秲月褐荻级巾n王元嘉文》指出:貞觀十二年，潞州都督府的轄郡包括沁州[8](P141)。這是關于沁州屬于潞州都督府的最早記載。故貞觀八年重置的都督府轄境與武德二年潞州總管府相同。這也是因為韓、澤、潞、沁等州本屬同一自然區域。此前，朝廷將沁州由潞州總管府轉隸晉州總管府，是因為當時戰亂未定，朝廷頗欲控制晉州。而隨著戰事的結束，王朝也要回歸正常的行政秩序。沁州之隸屬潞州都督府，即是以山川形便為行政區劃的劃分依據，這正是平時行政管理的要求。所以，晉州都督府廢置后，沁州就再屬潞州都督府。此后，貞觀十七年，韓州州廢，潞州都督府所管轄的州郡僅剩潞、澤、沁三州。韓州廢入潞州⑥，當時潞州都督府所轄州數減少，但是其所領之地域范圍并無變化。自此至景云年間，潞州都督府的轄郡多無變更，這一期間其地域范圍亦維持不變。

景云二年(711)，天下分置二十四都督府。原潞州都督府所領潞、澤、沁三州各有所屬。并州大都督府管澤、潞、汾、儀、嵐、忻、代、朔、蔚等九州;蒲州中都督府管晉、絳、慈、隰、沁等五州[14](P1412)。澤、潞二州屬并州都督府管轄;沁州歸蒲州都督府統領，晉、絳二州亦屬之。這樣的分置大概也是有歷史淵源的，澤、潞等州在北朝時同屬并州總管府，晉絳等州則另屬。而澤、潞、沁不屬一區，大概是因該時期都督府權限過大，故以沁州歸屬蒲州，蓋有以并州都督府與蒲州都督府相互制衡之意。

開元十七年(729)，潞州大都督府又重置，其領郡變更為潞、慈、儀、石、沁五州?！杜f唐書·地理二》記載:“開元十七年，置(潞州)大都督府，管慈、儀、石、沁四州?！盵2](P1476)這與先前潞州總管府、都督府的領郡頗為不同。而《舊唐書》的這一記載，并不是說當時的潞州都督府不領潞州，這很可能是舊史記載的習慣所致。例如，《新唐書·高祖本紀》記載:“武德二年十一月丙子，竇建德陷黎州，執淮安王神通、總管李世勣?！盵10](P10)由此可見，李勣所任之黎州總管當管黎州。而《舊唐書》記載武德二年黎州總管府的轄郡，即稱“黎州總管府，管殷、衛、洹、澶四州”[2](P1491)。因此，不能僅依《舊唐書·地理志》所載就認為黎州總管并不領黎州。再者，慈、石二州不與潞州接壤，朝廷令潞州都督府領之，或屬遙領性質。唐后期，澤潞節度使就曾遙領陳、穎二州[15](P87)。只不過，石、儀二州在翌年旋即復歸河東節度使[10](P1798)。儀州原屬河東節度，開元十七年，朝廷以儀州屬潞州都督府，大概是因為玄宗曾蒞職于此。翌年，儀州復屬河東節度，或是因為太原在唐代的地位遠高于潞州，儀州歸潞州都督，使之離太原這一治所過近，頗為不妥。這也就是儀州與潞州雖無山川阻隔，自設置以來，多不屬潞州都督府⑦之故。

之后，安史之亂爆發，朝廷的軍隊未能抵擋叛軍，最后只得退居潼關，以保長安門戶。在戰爭形勢未見利好的情況下，朝廷即在許多要沖之地設置藩鎮，力求扼制叛軍勢力。開元、天寶時期的潞州都督府領轄潞、慈、沁三州。而新置的澤潞節度使并未選擇以此建置，而是另以貞觀時期潞州都督府所領之澤、潞、沁三州作為屬郡，且不再領有他州。

安史之亂爆發，整個國家進入戰時狀態。若以沁州歸晉絳區域，也就是蒲州防御使，則似可以此制衡澤潞?？墒窃诋敃r難以預料戰爭何時結束之際，似不得相互猜疑、鉗制，否則難以同仇敵愾。而以沁州歸屬澤潞則利于朝廷抗擊叛軍。因為自貞觀中至景云年間，潞、澤、沁三州作為一個整體屬于一個軍區的管轄范圍，有著近百年的歷史。政府對于將此三州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軍事統治，當已積累了不少的經驗。那么，在國家面對強大叛亂勢力的危急形勢下，以此三州為一個整體組成同樣是出于軍事目的而創建的澤潞節鎮的屬地，則顯得合乎情理。因之，節帥統治該區域時就會有更多的直接經驗以茲憑借，節帥也就能更好地維持地方的穩定。地方穩定了，也就能較好地完成朝廷賦予的抵御安史叛眾南下的任務。故可認為，朝廷是有意以貞觀時期的潞州都督府為基礎建置澤潞鎮的。

正是基于這種考慮，在朝廷收復兩京之后，沁州的歸屬也就發生了變化。上元二年(761)，沁州即轉歸河中節度使，同年又復屬澤潞節度使，翌年則歸屬河東節度使[15](P87)。因為澤潞的建置本是為了控壓河北，而沁州并不在抗擊河北戰略前線一帶。同時，這樣的劃分有使河東節度與澤潞節度相互制衡之意，沁州歸屬河東節度使，潞州節度在西北即無險可據。

通過上述論證，我們發現:澤、潞、沁自貞觀八年以來至景云年間，一直是以一個整體成為潞州都督府的轄區范圍，這種軍政設置的習慣促使澤潞鎮成立之時，朝廷選擇以此三州作為該鎮的轄區范圍。而朝廷選擇以貞觀年間潞州都督府所轄之地域范圍而非開元、天寶時期的作為澤潞鎮成立時的州郡，或是因為開元、天寶時期之潞州都督府的建置恐不利于抵御叛軍，其所轄之慈州距治所潞州過遠，而澤、潞、沁三州本系相連之州郡，諸州間無山川阻隔，較易于管轄、控制。由此可見，澤潞鎮的成立實為沿襲貞觀中期以來該區域的軍政設置，有其特定的政治地理要素在其中。⑧

三、唐廷與河北關系視野下之澤潞鎮擴建

澤潞鎮成立之時轄澤、潞、沁三州。隨著唐朝中央與地方政治關系的不斷變化、發展，澤潞的屬郡多有變更。澤潞屬郡的變化多與其基于防御、攻略河北前線基地的地位相關。前述沁州的歸屬變化，即是例證。

澤潞鎮屬郡最重要的變化當屬大歷十二年(777)澤潞再度跨越太行山脈，兼領河北州郡，即邢、磁二州及建中三年(782)增領州[15](P87)。澤潞鎮將地盤擴至太行山東麓是澤潞鎮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無論是從戰略地位來看，還是就經濟資源而言，邢洺磁三州(合稱“邢洺區”)歸屬澤潞節度控制對國家而言都是很有裨益的。就戰略地位而言，河北三州如同一把利刃插入河朔的心臟[16](P2);從經濟資源來看，富庶的河北三州成了澤潞地區(合稱“澤潞區”)的糧食供應地⑨，這無疑將減少防御、攻略河北的前線基地在糧草方面的憂慮。

邢、磁、洺三州本屬相衛節度使薛嵩的領地，薛嵩死后，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趁機攻占相衛。朝廷出兵撻伐田承嗣，先奪取邢、磁兩州。最初，朝廷在與魏博爭奪相衛，奪得邢、磁兩州之時，并未立即將其納入澤潞的管轄區域。朝廷在大歷十一年二月平定進攻相衛的魏博之叛后，仍以邢、磁為一鎮，仍以昭義為該地區的軍號，以李承昭為節度。直至同年年底，唐廷才趁著李承昭乞疾之機，讓抱真以澤潞行軍司馬身份權知邢、磁留后[2](P307-310)。也就是說，朝廷一開始并沒有擴建澤潞，讓澤潞兼領邢磁兩州的想法，而是在仔細斟酌了一段時間后，才決定擴建澤潞的。這是出于什么原因?澤潞區與邢磁區畢竟隔著太行山脈，使得兩區在自然環境、人文風習、軍隊結構等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16](P19-26、P75-86、P139-152)。對此，朝廷應該是很熟悉的。既然如此，政府為何還要合并、整合這兩大區域呢?其次，朝廷為什么選擇在這個時候由李抱真兼領邢磁留后?李抱真僅僅是澤潞行軍司馬，李承昭則是昭義軍節度使，為何朝廷不選擇以李承昭兼領澤潞，而是以李抱真兼領昭義?縱使李承昭果有疾，朝廷亦可再任新帥，然后以之兼領澤潞。再者，朝廷何不立即由李抱真兼領，而要先以李承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然后再選擇這個時間令李抱真兼領昭義留后?這些問題需要結合代宗時期的藩鎮政策，朝廷與魏博、河北諸鎮、澤潞李抱真、昭義李承昭的關系，澤潞鎮與昭義鎮各自的內部問題及李抱真個人才能等方面進行考慮，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釋。

代宗時期的藩鎮政策一向被詬病為姑息政策。對此，我們不能認同。綜觀代宗時期諸藩所出現的叛亂，朝廷無意聽之任之。代宗在即位之初就平定安史之亂，叛亂平定后更是計劃消滅安史叛逆勢力[17](P73-74)。其后許多藩鎮出現叛亂時，朝廷亦多能出兵討伐。大歷元年底，周智光殺陜州監軍，朝廷起初雖詔加官爵，并不準郭子儀撻伐之，此舉蓋欲麻痹之。翌年初，朝廷即密詔郭子儀討平周智光[1](P7192-7194)。再如大歷三年，商州兵馬使劉洽攻殺防御使殷仲卿，朝廷隨即征兵討平之[1](P7198)。而在有些情況下，由于朝廷力不能制，只能夠屈從叛藩的意志。永泰元年(765)，劍南大將崔寧殺節度使郭英乂，其他部將群起攻伐崔寧，蜀中大亂。朝廷隨即任命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意欲平定蜀中之亂。隨后，受杜氏節制的張獻誠屢為崔寧所敗，杜氏惶恐之下，將州府之事悉皆委任于崔氏，并上疏請求將西川節度使讓與崔氏。杜氏與張獻誠乃是前方戰將，其不能抵擋崔氏勢力，故而朝廷不得已，方才令崔氏為西川節度使[1](P7186-7187、P7190-7192、P7195)。又如大歷三年，幽州部將朱希彩等人殺節度使李懷仙，自稱留后。對此，代宗不予承認，并征討之。直至征伐不能成功，朝廷才承認朱希彩的留后地位[2](P3896)。應該說，代宗朝對叛藩的討伐是矢志不渝的。但是經歷了安史之亂，受到重創的唐王室未有絕對實力抗衡任一藩鎮。是故，學者稱“藩鎮跋扈并非是唐政府的姑息，而是朝廷力量所不能制”[18](P173)。這是代宗時期對藩鎮的政策、態度，對河北、魏博亦不例外。

代宗初期，朝廷曾有意限制、消滅魏博鎮[17](P73)。但是，后來隨著魏博力量的逐漸強大，朝廷對其亦無可奈何，只得待之以高位?！缎绿茣し偽翰酚涊d:“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盵10](P5924)又，《資治通鑒》記載:“(大歷八年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圣，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盵1](P7222)可以說，唐代宗對魏博鎮在某種程度上是百般的籠絡，希冀其效命中央。而這種籠絡、讓步僅僅是表面現象，只是皇帝在國家實力不濟的情況下的隱忍。

大歷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卒，朝廷任命其弟薛崿為昭義留后。大歷十年(775)，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為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利誘而率兵驅逐薛崿，田承嗣則以救援為名攻占相衛領地。這時，朝廷任命薛嵩族人擔任與魏州接壤的相、衛、洺三州刺史，其意在使他們能夠很好地防御田承嗣的侵擾。同時，朝廷下令田承嗣嚴守封疆，并派使者曉諭之。而田承嗣本非救援，故不退兵，反而增兵攻打相衛的屬郡。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隨即下令魏博附近的藩鎮進討之。應該說，朝廷對魏博肆意擴大地盤是不能容忍的。朝廷對魏博盡管有前此所云的種種忍讓，但是這種忍讓不是沒有底線的。

我們以為，安史之亂后，朝廷對魏博的百般忍讓，并不代表朝廷的藩鎮政策就是軟弱的。這種政策也不意味著朝廷對于魏博的任一行動就沒有任何的抵制，甚至限制。此由朝廷在魏博不奉詔嚴守疆界的情況下就出兵可知。而從后來田承嗣戰敗許諾入朝未成行而又援助李靈曜之亂，朝廷即欲征兵討之[1](P7241)可知，代宗皇帝初即位時所持之消滅強藩的信念從未改變過。

就在薛崿被逐的次月，朝廷就任命華州刺史李承昭為昭義節度留后。有關李承昭的史料極少，因此很難知曉朝廷何以命其為昭義節帥，僅能由其他史料推斷?！队谥緦幈憽酚涊d:“除(公)華州闕四字為政，頻蒞近畿，忠信既孚，鉤距勿用?！盵19](P1391)這說明任職近畿之長官當為忠信之輩，由此可知李承昭擔任昭義節度留后蓋是其性情所致。與地正在發生戰亂，且地近跋扈之河北，以之任職昭義，是極為合適的。由此亦可知，代宗無意令河北世襲化，這即可表明朝廷對河北的態度。隨后朝廷趁李承昭乞疾之機，才使李抱真兼領昭義留后。在攻伐魏博之際，朝廷完全可以直接以李抱真兼領昭義留后，卻要先以李承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然后再選擇這個時間令李抱真兼領昭義留后，這是什么緣故?這也說明了擴建澤潞并非朝廷一直的設想，似為偶然之舉。

田承嗣不奉詔退兵之時，朝廷即命諸軍進討，但是諸軍尤其河北諸鎮在取得一定勝利之后，卻多有玩寇之心，希求賞賜?！缎绿茣し偽翰酚涊d:“諸軍進討(田承嗣)，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賚，使人供帳高會?！盵10](P5925)河北諸鎮在戰爭中更是相互有所交結[2](P3867)，如何能夠指望這樣的軍隊討伐叛藩？澤潞鎮本是為了防御河北所建，而昭義軍當時又為中央所控制，地處河北腹心之地，若強化二者的實力，即可制衡河北強藩?？墒?，當時的昭義鎮與澤潞鎮皆有缺陷，以之征討河北，似有不利。澤潞鎮土地貧瘠，糧草供應極為貧乏。對于地處河北前線，肩負防御、攻略河北的要地，這是很明顯的缺陷。昭義鎮則易生動亂。河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有尚俠之俗。所謂俠就是意氣用事，任心快意，性起處每逾繩檢，不避禮法，因而往往成為動亂之源[20](P81)。邢、磁兩州即屬于河北。如果這個區域發生動亂，只會對國家造成不利，讓附近的河北三鎮有機可乘。朝廷當然不希望作為地接河朔、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邢、磁兩州出現不利于中央的局面。此由朝廷挑選昭義節帥的慎重[21](P97-131)，以及昭義一出現諸如盧從史的跋扈、驕橫，朝廷即命人征討或可知。

地鄰河北三州的澤潞本多忠義節帥。澤潞區本歸國家管轄，自程千里以來該地區的節帥皆是恭順之輩，大歷時期的李抱玉、抱真更是忠誠無比。且該區民風純樸，在中晚唐藩鎮相互斗爭中可能較易于忠于朝廷[16](P242)。只是這里土地貧瘠，糧食自給頗成問題。而河北三州則擁有優厚的經濟條件，不足在于該區尚俠易亂。如果兩區合并、整合，恰好可以一區域的優勢彌補另一區域的缺陷。那么，為了能夠制衡河北，為了避免河北地區出現不利于中央政府的局面，很難想象朝廷不會有這種想法:以地鄰河北三州，且忠誠于中央的澤潞區控制尚俠易亂的邢洺區。⑩

正是基于朝廷對以河北諸鎮討伐強藩方式所存在弊端的憂慮，同時又希冀能夠制衡河北，故而唐廷才選擇擴建地近河北的澤潞鎮領地。那么，朝廷為什么選擇由李抱真兼領昭義留后?這大概是因為代宗對李抱真有著充分的了解與足夠的信任。

李抱真曾力勸唐代宗重新啟用郭子儀，使得仆固懷恩叛亂頓時消解?！独畋д婺怪俱憽酚涊d:“上方以懷恩為憂，不啻于祿山、思明之難，遣公進討。公曰:‘郭子儀領朔方之眾。人多思之。懷恩因人之心以邀其勢，紿其眾曰:子儀為魚朝恩所戮，劫而用之。今若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霞味{之。其后懷恩父子皆敗，朔方有眾，洎西北兩蕃，望子儀而頓伏，皆如公策?！盵22])P4926)之后，其又勸阻皇帝遷都，其所言破中時勢，因此代宗對他很器重。當時，代宗就想授任他為澤潞節度留后[22](P4926)，此舉頗能反映代宗對他的信任。澤潞畢竟是防御河北的前線基地，非忠信之士不得居。李抱真任職澤潞節度僚佐的時間相當長，幾近十年之久[2](P3647)，其必定更為熟悉澤潞的相關情況，因此，與李承昭或可能的新帥相比，李抱真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故朝廷會選擇以澤潞兼領邢 ，選擇讓李抱真擔任澤潞擴建后的首任節度使。

地盤的擴大、軍糧的充裕均可增強藩鎮的實力。兵力的加強，亦有此種功效。澤潞擴建之前，為了防御、抗衡河北，李抱真曾以團點的方式創建了澤潞步兵，使其軍隊雄視天下?！杜f唐書·李抱真傳》記載:“抱玉卒，抱真仍領留后。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沖。是時乘戰余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捌?，按簿而征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谑桥e部內鄉兵，得成卒二萬，前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諸軍?！盵2](P3647)深知澤潞與邢磁兩區差異及邢磁區易亂的李抱真，在澤潞擴建后，即以鎮內輔貳腹心要職鎮守邢磁區的方式控制邢磁區。如以盧玄卿為昭義節度副使兼磁州刺史，以元誼為昭義行軍司馬、攝洺州刺史[16](P220-224)。正是基于這樣的建構，澤潞鎮才能在中晚唐史上發揮出重要的作用，在德宗年間征討河北的戰爭中立下赫赫功勛[16](P231-234)。

綜上所述，大歷、建中年間，澤潞鎮再度跨越太行山領轄邢、洺、磁等河北州郡，是朝廷鑒于河北可能出現的戰事、以河北諸藩撻伐河北方式所具之弊端的顧慮，以及力求彌合澤潞區與邢洺區各自缺陷，更好地發揮澤潞鎮抗擊河北作用的結果。這也是因為代宗始終沒有放棄消滅強藩的信念所致。由此可見，澤潞鎮的擴建受到了中央藩鎮政策、中央與河北諸鎮關系變化、中央與昭義軍及澤潞鎮的關系、昭義軍及澤潞鎮各自的地方性問題及節度使人選諸層面因素的影響。其中，中央的意圖、作用力顯然居于主導性地位。何時擴建、由何人出任節度使人選等問題，最終的解決方案是由中央提出、并最后決定的。中央方面的因素所起的是一個導向性的作用，所有的作用力都要聚焦在這一引導性方向上。而由澤潞鎮之擴建，王朝政府似乎在傳達這樣的信息:即使當時朝廷的力量尚不足以制服河北，也要守住邢洺這個形勢之區[16](P2)，以取得對河北諸藩的威懾。

四、總論:唐后期藩鎮區劃形成、變更的多種路徑

眾所周知，唐前期貞觀十道、開元十五道的劃分主要是依據山川形便的原則。之后出現的藩鎮，其區劃的設立并未完全延續這一原則。有一種觀點認為:北方諸道的成立，基本上是軍閥武力互相角逐及其與中央政權斗爭之結果。而通過上述的論證，我們可以看到，澤潞鎮雖然是中央政府為了防御安史叛軍而設置之節鎮，但是更多的是遵循該區域的政治地理格局而建置的。再看看北方其他方鎮的情況。貞元年間，夏州節度使成立時，轄領夏、綏、銀三州[6](P53-54)。這極有可能是在貞觀年間夏州都督府基礎上建置的[2](P1413)。當然，夏州節度使的建置乃是中央為了削弱朔方節度使。由此可見，北方方鎮成立時，有中央與地方爭斗的因素在其中，但是這種爭斗過程對節鎮建立產生作用力，仍然需要遵循地方的行政習慣。這只是北方藩鎮成立的其中一種路徑。有些藩鎮則是在開元天寶時期都督府的基礎上建置的。河東節度使設置之時，轄領太原、汾、嵐、儀、石、代、蔚、朔、忻等州[6](P97)，就是在統合開元天寶時期并州、代州兩都督府轄區的基礎上劃定的[6](P6)。就整體而言，從這種以過往從屬各都督府一塊一塊的轄區作為領地，而非將這些都督府的領地重新切開分屬來看，河東節度的建置仍是因襲本區域的政治地域格局。另外，有些藩鎮的成立，則是依據犬牙相入的原則，如河中節度使設置時，領轄同州、虢州[6](P93)，這就是跨越山川的一種建置，是出于控御地方的需要。而河北藩鎮的成立，則完全是軍閥武力互相角逐及其與中央政權斗爭之結果。

在其后的轄區變更過程中，北方藩鎮亦有不同。論者已指出，河北、河南諸鎮轄區的變更最為動蕩[6](P22-24)。而在轄區變更中諸因素所起的作用方面，諸鎮亦有差別。我們看到，同樣是轄區的變更，澤潞鎮轄區的變更更多是出于中央的意圖;而在河北道轄區變更中，在代宗前期，其與澤潞鎮無異[17](P73)，此后則多是受制于地方勢力的因素。而在南方，藩鎮的成立主要是延續貞觀、開元諸道劃分原則，一般是一個道分出幾個方鎮[4](P242);其后轄區的變更，亦屬中央與地方的爭斗之結果，只不過南方方鎮多受制于地方勢力因素[23](P112-114)。由此可見，南北方的藩鎮有著不同的形成、變更路線。但是，南北藩鎮形成的不同路線之差別，似乎與唐后期帝國在不同區劃的實力、控制力的分布不合。南北藩鎮的這種有差別的形成路線，大概是南北藩鎮軍事力量的強弱差別導致的[24](P42-59)。北方藩鎮軍事實力相對強大，足需中央著力維持;南方則相對薄弱，中央則適當令其處理，這在唐帝國并無絕對實力的前提下，不失為一種務實之舉。

通過對澤潞鎮及其他藩鎮的成立、轄區變更問題的梳理，我們認識到:藩鎮區劃的建立、變遷有一個延續性的問題，同時也是一種政治行為、政治運作;藩鎮區劃作為地方武力相互角逐及其與中央斗爭的產物，同時，這種政治事象在地理空間上的表現形態，仍然要依循當地的政治地域格局。不同藩鎮或有不同的政治地域格局，而中央在不同的區域控制力、控制方式亦有差異，等等。而這也就決定了唐后期藩鎮的成立、轄區變更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南北藩鎮各有不同的形成、變更路徑，而北方藩鎮的形成、變更路徑本身又更為多樣。因此，關于唐后期復雜多樣的藩鎮成立、轄區變更過程這一問題，似不可僅以某一原則解釋之。唯有站在政治演進的過程之中，方能豐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因此，仔細梳理唐后期以至五代十國時期藩鎮的區劃，或將有助于理解宋元時期各地區的行政建置。像澤潞鎮之擴建，是基于政治、軍事諸因素所致，這一地理格局的出現或許正是元代中書省行政建置的淵藪所在。再如唐代河中節度使設置時領轄同州、虢州。北宋設置永興軍路時，即是將河中、同州、虢州同置一路，不將河中劃屬河東路[25](P2144)，這應該也是基于唐代河中節度的建置所致。同時，展開對唐后期以至五代十國時期藩鎮區劃的仔細梳理，理清南北方藩鎮可能的更為細致、復雜多樣的形成路徑，能夠對中古時期乃至中國古代的行政區劃內涵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凡此，皆是本文撰寫之初衷，本文也僅是整個研究計劃的起始。

注釋:

①茲可參閱賴青壽《唐后期方鎮建置沿革研究》，復旦大學199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68-69、99-102、107-108頁;陳翔《唐代后期澤潞鎮軍事地位的變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3)。

②茲可詳閱王仲犖《北周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80;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③《舊唐書》卷39《地理二》，第1478頁記載:“(武德)二年，于古高都城置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廢建州，縣屬蓋州?！碑敃r澤州轄睷澤、沁水、端氏三縣;蓋州領高平、丹川、陵川、蓋城四縣。建州則在兩州夾處中建置。筆者以為，依這種地理形勢，頗疑當時的潞州總管府亦轄建州。蓋后來建州廢后，轄縣即屬于蓋州，而史家撰寫當時潞州總管府的建置時即因此漏書建州。

④許多地方原為隋末地方勢力所盤踞，待朝廷征討后即歸唐王室所有，朝廷也隨之在此地設置總管府。如豫州總管府、汴州總管府的設置。參閱《舊唐書》卷38《地理一》，第1432-1434頁。晉州總管府的設置與之同。

⑤貞觀元年，朝廷將舊蓋州的屬縣改隸澤州管轄?！杜f唐書》卷39《地理二》，第1478頁記載:“澤州上 隋長平郡。武德元年，改為蓋州，領高平、丹川、陵川，又置蓋城四縣……九年，省丹川、蓋城。貞觀元年，廢蓋州?！薄皶x城，漢高都縣，隋改為丹川。武德元年，移丹川于源澤水北，屬蓋州。二年，于古高都城置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廢建州，縣屬蓋州。九年，省丹川縣。貞觀元年，廢蓋州，縣屬澤州?！倍涞戮拍晁≈ご?、蓋城兩縣是在同年并入晉城縣的，此據《新唐書》卷39《地理三》。如此而言，丹川、蓋城是先并入晉城，再隨晉城隸屬澤州?！杜f唐書》卷39《地理二》，第1478-1479頁又載:“陵川，漢泫氏縣，隋改陵川。武德初，屬蓋州。貞觀元年，隸澤州?！薄案咂?，漢泫氏縣地。武德元年，于縣置蓋州，領高平……四縣。貞觀元年，廢蓋州，來屬(澤州)?！睋丝芍?，高平、陵川、晉城(含丹川、蓋城)在貞觀元年蓋州州廢之際，均轉隸澤州。

⑥貞觀十七年，舊韓州的領縣改隸潞州?！杜f唐書》卷39《地理二》，第1476-1477頁記載:“貞觀十七年，廢韓州，以所管襄垣等五縣屬潞州?！薄跋逶?，隋縣。武德元年，于縣置韓州，領襄垣、黎城、涉、銅鞮、武鄉五縣……六年，割沁州之銅革是來屬(韓州)……貞觀十七年，廢韓州，以襄垣等五縣隸潞州?！薄般~鞮……武德元年，屬沁州……六年，移于今所，屬韓州?！币来硕?，武德元年以襄垣、黎城、涉、武鄉四縣置韓州。六年，韓州增銅鞮。貞觀十七年，韓州州廢，其屬縣皆轉隸潞州。

⑦儀州始置于武德三年?！杜f唐書》卷39《地理二》，第14791-1480頁記載:“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和順、平城、石艾四縣置遼州，治樂平?！?武德)八年，改遼州為箕州，先天元年，又改為儀州?！?/p>

⑧當時朝廷何以不直接將河東節度使擴建，使之領轄澤潞以抗衡叛軍?這大概是因為壺關道是河北軍隊進入河東又一要徑，令河東節度再轄領澤潞區域，轄區過遠，不便控制、管轄。

⑨茲可詳閱森部豐《藩鎮昭義軍の成立過程にりぃて》，收入野口鐵郎編《中國史にぉける教と國家》，東京:雄山閣，1994，第217頁;張正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⑩森部豐、成一農均從擴建對澤潞區與朝廷有利的角度探討澤潞的擴建問題，未及整合對解決河北三州自身問題這一層面?？蓞㈤喩控S《藩鎮昭義軍の成立過程にりぃて》，第207-229頁;成一農《唐代的地緣政治結構》，收入李孝聰主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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