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贛關的設置及管理制度

■廖聲豐 余慶東

清代贛關是戶部的24關之一，也是江西僅有的兩戶部關之一(另一為九江關)，又是大庾嶺商路的重要稅關和商品流通的樞紐。本文主要依據地方志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關稅檔案，對清代贛關的設置與管理制度作一初步探討。

一、清代贛關的設置

清代贛關承明制在贛州設關征稅。正德六年(1511)，為了解決贛南軍餉之不足，明政府在章、貢兩江匯合處龜角尾設立贛關征稅，后因水患，贛關遷往贛州府城外。正德十二年，贛粵交界處的折梅亭稅關與贛關合并[1]。明末贛關停止征稅，順治七年(1650)，清代贛關重建[2]。

清代之所以沿舊例在贛州設關征稅，與其交通便利及大庾嶺商道貿易的狀況密不可分。大庾嶺，亦稱梅嶺，是著名的“五嶺”之一，自唐代張九齡開鑿以來，至五口通商前，一直是連接北江—贛江—長江這條水運航線的主要商道。沿著這條商道形成了贛州、吉安、樟樹、南昌、吳城、九江等許多工商業城市。而贛州恰好處于大庾嶺道的中樞，“為一省咽喉，而獨當閩粵之沖”[1](卷66《藝文》)，章江、貢江從遠處蜿蜒而來在贛州府城外匯成千里贛江的源頭。以贛州府城為中心的贛南水運發達，沿貢江可通東部贛縣、興國、于都、寧都、瑞金、石城等縣，經章江可抵西部的上猶、南康、崇義、大庾各縣，溯桃江可蜿蜒至南部的信豐、龍南、全南、定南等縣。因此即以贛南論，贛州府城也處在一個諸水向心匯聚的交通樞紐上。由此，“商賈大賈挾重貲以邀厚利，走番舶而通百蠻，必先經贛關”[3]。在贛州設關，政府可以獲取豐厚的商品流通稅，充實國家財政[1](卷66《藝文》)。

贛關關稅在明代已經成為一項重要財源。而清政府定都北京后不久，國庫已經入不敷出，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清政府在已經占領的地區逐步恢復明末被毀滅的明代鈔關。因此，清代贛關的重建日益擺到統治者的日程中來。

順治四年，時任南贛巡撫的劉武元上書清政府建議盡快恢復贛關，以便增加財政收入。但由于金聲恒叛亂尚未完全平息，贛南以及周邊地區局勢仍然動蕩不安，清政府沒有批準劉武元的建議。直至順治七年二月，以贛州為中心的江西、廣東、福建、湖南等省交界地區局勢完全穩定以后，經清政府批準，由贛州府同知韓文明等官員具體負責重建贛關。

清代贛關沿明制仍在贛州城外的東橋稅口、西橋稅口征收過往章江、貢江和贛江的關稅[2]。為了防止商人偷漏關稅，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在贛州城的鎮南門、百勝門、涌金門三處增設了收稅口岸。同時設立了儲潭、赤珠嶺兩個稽查口岸[4]。與明代相比，清代贛關的稅網更加嚴密。

雍正前的贛關關署，在贛州府城的東南處。這里原來是明代的參將府?？滴跛哪?1665)，改建為榷使署，康熙朝時，清政府委派的贛關榷使均在此辦公。雍正元年(1723)，贛關改由江西巡撫委托吉南贛道兼管，贛關關署便相應設在道署里面，原來的榷使署因長期不修繕，最終變成廢墟[1](卷28《經政志·榷稅》)。

清代贛關稅收均有定額。順治十三年贛關定額銀30 800兩，康熙二十五年為41 124．53兩，乾隆十四年增長到81 784．055兩，這一定額一直維持至清末[1](卷28《經政志·榷稅》)。清代前期，贛關每年的實際稅收大多保持在12萬兩以上。

清代贛關屬于戶部關。清代榷關有戶部關和工部關之分，前者源于明代鈔關，后者源于明代的工部關。清代較重要的戶部關有24個:崇文門關、左翼關、右翼關、坐糧廳關、張家口關、殺虎口關、歸化城關、天津關、山海關、臨清關、北新關、江海關、滸墅關、淮安關、揚州關、龍江西新關、鳳陽關、蕪湖關、太平關、贛關、九江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從順治七年到宣統三年(1911)，清代贛關共存在了262年。

二、清代贛關的管理制度

清政府對贛關實行比較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主要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制度來實現和完成的。

(一)清代贛關的管理體制

大致說來，清代贛關與全國其他各主要戶部關一樣，康熙朝基本上直屬中央管理，其他各朝則歸地方巡撫管理 (一些全國重要的戶部關在雍正初期雖一度歸地方管理，但很快又改為中央政府直轄)。地方巡撫管理時期又可以再劃分為南贛、江西兩撫交替管理和江西巡撫專管兩個時期。

1．南贛巡撫與江西巡撫交替管理時期 (1650—1662)

清代地方巡撫管理贛關方法，是明代贛關管理體制的延續。順治七年，南贛巡撫委任贛州府同知韓文明重建贛關。然而將近一年，贛關稅銀寥寥無幾。其原因有二:一是贛關所處的章、貢二河流域駐有大量的清兵，這些清兵用兵船販運商貨，不納關稅，不僅管關通判權輕力微，無法行使職權，即使“道臣亦不足以資其彈壓”。二是明代贛關關稅“所恃者是廣貨，往來興販照單輸稅者均為商民”，因此通判管關，責權均衡。清軍平定贛南后，贛關因為“遠商近賈，向因兵丁所阻，視為畏途，片帆絕跡”，所收關稅遠遠低于定額。因此南贛巡撫劉武元，于順治七年兩次奏請清廷委派中央大員管關，“照各關之例，仍差滿州部官專理稅務，以重事權”。鑒于統治根基初定，百廢待興，順治帝認為贛關以沿用舊例，由通判管理較好[2]。由于南贛巡撫對贛關無錢糧之責，只是任命管關通判，而“關稅錢糧政務舊例原轄(江)省(巡)撫”。兩撫缺乏協調，故贛關關稅一直嚴重不足。順治十六年，清政府遂任命南贛巡撫就近全權管理贛關[5]。

2．中央政府管理時期(1663─1723)

康熙二年，清廷開始派遣部臣管理贛關[1](卷28《經政志·榷稅》)，從此，直至雍正元年為止的61年時間中，贛關除有5年分別由嶺北道、贛州知府或同知管理變化較大外，其余時間均由中央直接管理。

在這段時間里，全國其他榷關也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滴跛哪觐}準除“兩翼、張家口、殺虎口仍差戶部滿官”外，其他各關均由巡撫管理[6]?？滴醢四?，因為“關稅一差改隸外府佐貳官，俱有專掌，且身為地方官，畏懼上司，希圖足額，必致清派商民，請仍差滿司官專理”，因此清政府對戶部各關，分中央或地方管理，“關稅多者”仍差部院司員管理?？滴蹙拍?，“復差滿漢部臣二員”管理贛關[1](卷28《經政志·榷稅》)。

中央政府對贛關管理的56年中，有50年是單差，6年是雙差[1](卷34《官師志·榷使表》)。順治初年，王朝處于草創之際，專差熟悉情況的“戶部漢司管理榷務”，順治四年，又一次規定“戶部各關兼差滿州，漢軍各官”，其后隨著清朝統治者內部圍繞著漢族官吏任用政策的斗爭，仍時而雙差、多差，時而單差。這種雙差、多差的作法貽害無窮，關差“忽而三員，忽而二員，每官一出，必市馬數十匹，招募書吏數十人”，沿途騷擾，任意需索，以致“商賈望見關津如赴湯蹈火”，“以關鈔為第一大害”?？滴跏荒?，不得不“更定關差員數”，諭令“每關司官一員”。[6]此后不久，雙差或多差基本停止。

康熙朝規定關督“滿官差郎中、員外郎，漢官專差郎中”[6]。這個時期贛關榷使雖有一些其他身份的官員，但以員外郎、郎中為主。中央委派管理贛關的官員以兵部官員最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吉南贛寧一帶地連閩粵，民風強悍，匪徒之聚散無?！翘鼐鲝姾分畣T，無以巡防鎮撫良民”[7]的緣故。

3．江西巡撫管理時期(1723─1911)

雍正元年，鑒于關稅積年缺額，清政府復將各戶部關悉交地方管理，認為“于錢糧地方均有裨益”，“所收稅銀照例解部”[6]，盡管后來全國不少戶部關的管理體制有不同的變化，但贛關除雍正九年前江西巡撫委托贛州知府與吉南贛寧道交替管理外，一直由贛南道兼管 (1665年罷南贛巡撫——筆者注)?，F存的一些方志認為贛關“至乾隆以后，知府非護道，遂無督關之事”[8]。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從贛關關檔記載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乾隆朝，贛州知府沒有護道銜的，也有督關之事，只是嘉慶朝以后的情況與上述說法相同。

乾隆朝贛州知府管理贛關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原道升遷，后任沒到。如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關期，吉南贛寧道富明升任河南按察使，在新任吉南贛寧道蘇崇阿接管前，江西巡撫委任贛州知府姚孔鋅管理[9]。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兩個關期的情況與上述情況相似。

第二，由贛州知府兼管贛關。如乾隆五年至六年關期，由贛州知府朱陵兼管。

第三，道府遞管。如乾隆四十五至四十六年，四十六至四十七年兩個關期，均是吉南贛寧道湯萼棠、護道贛州知府方承保先后管關[10]。

第四，現任吉南贛寧道因公外出，時間較長，暫委贛州知府兼管。如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關期，吉南贛寧道齊克慎負責福建鄉試，費時需兩個月，便由贛州知府景裕兼管贛關[11]。

直接管理贛關的主要官員除康熙朝贛關關督或為一名、或為兩名外，多數時間里贛關的主要官員為二員:一是吉南贛寧道兼任，負總責，又稱為“關道”[4]，另一員是江西巡撫委托的本省范圍內的“同知、通判之類的佐貳官”[12]，協助關道，處理關務。關役人員有書役、關書、書辦、家人、巡兵、門庫等，其中書役負責收稅;關書和書辦負責記賬，并協助和監視書役收稅;門庫的主要任務是保管稅銀;巡兵則主要是稽查商人是否有偷漏關稅之事，同時負責關署及周邊地區的安全;家人憑稅票放行已經納稅的商船[11]。從官員和關役的職責看，贛關機構設置較為嚴密，保證了征稅機構的有機運行。

(二)清代贛關的管理考核制度

1．委派佐貳官協助并監視贛關關道及管理胥役人員

由于贛關距省城南昌路途遙遠，江西巡撫對贛關稅課的盈虧、官員施政情況往往難于察覺，為避免耳目不周，恐被欺蒙，江西巡撫常鈞于乾隆二十五年，從全省范圍內的“同知通判”、“侯補州縣閑員”中，“擇其有守才者”，“委派一員，按季輪流更替”，“前往贛關協同該道悉心料理”。[13]這些佐貳官任期短，只對江西巡撫負責，既可以協助關道，又可以監視關道，并管理胥役人員。不久，這一措施得到乾隆皇帝的許可，認為這樣“互相稽察，自屬有益”[12]，遂成為定制。

2．實行嚴格的報告制度和審計制度

清政府在贛關實行了嚴格的報告制度。從贛關檔案看，贛關官員每季度要詳細向江西巡撫報告贛關收支情況;每一任期結束時，管關官員要向江西巡撫報告贛關全年正盈銀收入、過關商品及各項開支的情況;如虧欠稅銀，要詳細報告其原因。如果巡撫認為管關官員的報告與他調查的情況相符，便據此向戶部呈報，同時奏報關稅銀解交戶部的起解日期、起解人和起解關稅銀的數量。與關稅的報告制度一起必須執行的，還有關稅的審計制度。

贛關官員每季度除向巡撫奏報贛關收支情況外，還需將商填冊、循環冊和稽考冊等征稅賬冊提交給江西巡撫審核。商填冊也稱親填冊，是由納稅商人親自填寫的簿冊，上面詳細記載了各種貨物品種、數量及應交稅額等情況。循環冊，又稱紅單底簿，各關征稅時，先令商人將應納稅額登記到商填冊內，然后納稅，管關人員再開寫票據，一式兩份，一份交納稅商人，一份由關留底，以便送戶部查核?；純?，是根據商填冊和循環冊所記內容整理而成的，按日登記納稅情況，一式三份，一份送繳戶部，一份存關，一份由關道收管。巡撫將管關官員交來的“三冊”審核無誤后，再轉呈戶部。戶部審計時，如發現“三冊”有不符關制的現象則給予處罰。逐級報告、逐級審計這一措施，有利于清政府更加有效地對贛關進行管理。

3．對贛關不定期地進行稽查

為了防止贛關官員徇私作弊，江西巡撫還不時委托政府要員甚至自己親加稽查。如乾隆三十年，巡撫輔德委派布政使廖瑛查辦關道素章阿等貪污挪用關稅案[14]。乾隆三十一年，巡撫吳紹詩還利用到贛南閱兵的機會，親自到贛關翻查征收簿冊，提驗在柜稅銀有無重耗之事[15]。乾隆六十年，吉南贛寧道雷輪去福建省參加鄉試的監考，往返需兩個月，巡撫陳淮認為，雷輪可以“將巡道關防，照例攜帶入場”，至于贛關關印，因為“每日有印發征稅，必須存留在署，若將關防假手於家丁書役，恐致乘機滋弊”[11]。咸豐八年，吉南贛寧道汪報閏上書巡撫稱，由于“賊匪”竄擾，贛關近兩年未開關征稅。經巡撫耆齡委員調查，贛關不僅開關征了稅，而且征稅手續也不符關制，存在“任意私自放行，私自加稅”以及“書丁舞弊、侵蝕朘削商民”的種種弊端。因此耆齡派專人將贛關丁書及各種稅收簿據提解到省城審查[16]。

4．明確規定關稅虧欠必須賠補

清代的關稅定額，是政府用以考核管關官員，保征稅課收入的一種手段。定額由正額銀和盈余銀兩部分構成，是必須完成的。清政府規定:欠缺正額銀在四分以下的，降級留用或降級調用;缺欠達到五分者革職，缺額銀兩著落追賠;欠缺盈銀在三分以下的，罰俸二年或降級留任;缺欠達到四分以上者降二級調用，缺額銀兩著落追賠。[17]

從贛關檔案看，贛關并沒有出現虧欠正額銀的情況，鴉片戰爭前贛關也沒有出現虧欠盈余銀的情況，戰后贛關盈余銀開始虧欠，并且一年甚于一年，朝廷的處理主要是責令關道賠補。

如，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一年關期，關道趙仁基任內因虧損，按限全額賠繳虧銀9000多兩[18]。咸豐二年(1852)至三年，受太平天國起義影響，贛關虧盈余銀30 000多兩，關道周玉衛由于無力賠償，只好將自己的家產“悉數變繳銀一萬二千余兩”，尚不敷賠的17 000多兩，經戶部同意“分作八年，按日彌補，以符原額”[19]。此后，贛關幾乎無年不虧，全額賠補也已不可能，因為許多任關道因“關稅賠累不堪，屢次力求交卸”。同治五年(1866)，巡撫劉坤一“將贛關今昔情形不同，及征稅缺絀實情”上奏戶部，希望贛關能“照九江、臨清等關”的虧賠辦法，即“免九賠一”，由于這時全國大多數戶部關虧損嚴重，戶部只好同意贛關實行“免九賠一”[20]。同治九年后，經“戶部議復改為免八賠二”[1](卷28《經政志·榷稅》)。有時清廷會根據實際情況，全部免賠贛關虧損銀，如咸豐三年至四年關期，由于“咸豐二年冬閩粵逆匪(指太平軍——引者)竄據江漢”，以致“長江梗塞，商賈裹足不前”，贛關關稅短絀嚴重，經咸豐帝批準，此關期所征稅銀盡征盡解，虧欠銀兩無須賠補[21]，表明了清政府在贛關管理上的原則性和靈活性。關稅稅銀的賠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督促管關官員不敢玩忽職守，遏制其貪贓枉法，保證朝廷的關稅收入。

三、結語

清代贛關是在明代贛州鈔關的基礎上建立的。贛關的建立與發展一方面反映了明清大庾嶺商道繁榮的商品流通以及贛州發達的交通運輸，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關稅已經成為明清兩朝重要的財政收入之一。對于當時主要以田賦收入為主，而人口急劇增長并由此產生土地壓力日益突出的清政府而言，這種征自于長途商品流通稅的關稅，尤顯重要。

清代贛關對明代贛州鈔關既有繼承，更有發展，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表現在管理制度上。有清一代，贛關管理體制時有更易，或由朝廷派員直接管理，或由地方大員兼管，其中尤以康熙朝的管理體制變化激烈;雍正朝以后直至清末，贛關一直由地方巡撫管理。說明了清政府在贛關管理體制上不斷探索，試圖找到一條比較適合清代贛關管理體制的路徑。地方政府管理稅關，一方面可以充分調動地方官員的積極性以增加稅收，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貪污舞弊現象的發生。在對贛關的實際管理中，清政府從官員的委派、稅收的征收到報解均是有制可依的，并通過層層報告、逐級審計的制度約束和各種考核檢查手段等多方面措施予以加強，以確保中央政府對稅關的有效控制和征稅功能的切實實現。從關稅檔案看，這些制度維持了清代贛關200多年的運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稅收也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財源。

應該看到，清政府的政策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由于吏治的腐敗及監督的不力，雖然常常難以得到真正貫徹，但畢竟不能由此否定清政府制定政策的動機。盡管清政府對榷關的管理，主要是為了征收商品流通稅，但管理的實際效果客觀上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清代關稅檔案看，政府在征收關稅的同時，也比較注重便商、恤商、保護商人的利益，與此同時對一些非難商人的事情也十分重視，時常下令除弊。這些措施無疑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穩定的維持。正是由于統治者主觀上采取了“恤商”、“扶商”政策，使清代長途貿易量不斷增加，關稅收入穩定增長。

大量的史實表明，清政府雖然在口頭經常強調“重農抑商”，但是在實際統治過程中仍是比較重視商人和商品流通的，其原因是商品流通稅已經成為清王朝統治不可或缺的重要財政來源，這一趨勢在清代中后期表現尤為明顯。

清代前期尤其是在一口通商時期，大庾嶺商道是溝通南北交通的樞紐，贛州是以中轉貿易著名的商業城市。通過大庾嶺商道這條大動脈，全國數量眾多的商品在贛關中轉，使得贛州成為贛湘粵閩四省邊際區域的商品集散要津和大庾嶺商道的一個重要商品流通樞紐。流通業的發展不僅推動了贛州本地經濟的發展，贛州作為一個區域性的商業城市也帶動了周邊地區不斷調整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清代全國統一市場的建立與完善。

[1](清)魏瀛．同治贛州府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2]南贛巡撫蘇弘祖．為報贛關橋稅征不足額原因事揭帖[J]．歷史檔案，1983，(1)．

[3](清)林有席．乾隆贛州府志·關隘[M]．臺北:臺灣成文出版社，1976．

[4]朱批(關稅)，江西巡撫俞兆岳折，乾隆元年七月初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04－01－35－018－0721．

[5]南贛巡撫劉武元．題兵船興販贛關無稅不能開鑄事本[J]．歷史檔案，1983，(1)．

[6]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征榷七·關稅[M]．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1982．

[7]朱批(關稅)，江西巡撫李興銳折，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04－01－35－024－0775．

[8]劉坤一．光緒江西通志·經政略[M]．揚州:廣陵古籍出版社，1987．

[9]朱批(關稅)，江西巡撫開泰折，乾隆十三年九月初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04－01－35－019－0060．

[10]軍機錄副(關稅)，署理江西巡撫馮應榴折，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041－1558．

[11]朱批(關稅)，江西巡撫陳淮折，乾隆六十年八月初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04－01－35－020－1987．

[12]朱批(關稅)，江西巡撫胡寶瞘折，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04－01－35－019－1498．

[13]朱批(關稅)，江西巡撫常鈞折，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04－01－35－019－1476．

[14]軍機錄副(關稅)，江西巡撫輔德折，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041－0654．

[15]朱批(關稅)，江西巡撫吳紹詩折，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04－01－35－019－2116．

[16]軍機錄副(關稅)，江西巡撫耆齡折，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303－1530．

[17](清)文孚．欽定六部處分則例·關市·關稅考成[M]．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1969．

[18]軍機錄副(關稅)，江西巡撫錢寶琛折，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218－3403．

[19]軍機錄副(關稅)，江西巡撫陳啟邁折，咸豐四年十月初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303－0677．

[20]軍機錄副(關稅)，江西巡撫劉坤一折，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360－0176．

[21]軍機錄副(關稅)，江西巡撫文俊折，咸豐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縮微號:303－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