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流向與人類的選擇——奧登創作中的線性歷史意識

蔡海燕

(浙江財經學院 人文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歷史”往往被解讀為已經發生了的歷史事件，但由于這些事件與人相關，因而它們的存在就遭到了人的“理解”的侵襲［1］。當代哲學家賈尼·瓦蒂莫說:“存在在時間中延展，‘在變動，在生生滅滅’。換句話說，存在成為時間，或曰歷史?！保?］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歷史是人類的存在維度，人類的歷史實踐孕育了人類的理性和智慧，而人類的理性和智慧也塑造了人類的歷史形態。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和闡釋紛繁多樣，滲透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歷史時期的獨特體驗，奧登(W.H.Auden)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英語詩人之一，對歷史問題寄予了極大的關注與思考。僅以1955年為例，他在這一年創作的主要詩篇——《歷史的創造者》、《向克利俄致敬》、《老人的路》、《埃皮戈諾伊》、《科學的歷史》等，寫下的重要散文——《染匠之手》①此《染匠之手》是1955年奧登為作客BBC而準備的講說稿，與1962年出版的散文集《染匠之手》同題。、《一位歷史學家的歷史》等，無不關涉歷史。在這些作品里，《向克利俄致敬》從題目到內容都是對歷史的禮贊?！翱死怼笔窍ＥD神話中的九位繆斯女神之一，司掌時間和歷史，奧登在詩篇接近尾聲部分呼喚她“原諒我們的嘈雜躁動，/教會我們回憶過往”［3］613。時間以嘈雜躁動的“現在”為基點，過往已經成為了歷史，卻仍有回憶和學習的價值，因為它與人們觀察現在和投射未來的方式息息相關。不難看出，在奧登的思想與創作中，作為承載歷史的時間，是一個在“現在”這個基點上形成的“過去”和“未來”對稱結構的軸線，那么歷史本身也就具有了這樣的線性特質。本文旨在通過對奧登最具代表性的相關詩篇的細讀，結合他就有關問題所做的論述，闡釋并厘清他的線性歷史意識，以期挖掘詩歌文本背后的豐富內涵。

一、線性歷史的矢量特質

奧登雖然深受前輩詩人葉芝的影響，但他的歷史意識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非葉芝式的質地。葉芝在其詩作《基督重臨》和著作《幻想》里探討了人類歷史的奧秘，認為歷史每過2 000年就會出現一次循環。奧登則傾向于認為歷史發展是一個單向延伸的線性過程，存在其中的歷史事件是不可重復的，也是不可逆轉的。奧登的文學遺產委托管理人門德爾森對此有過明確的表述:“奧登對歷史的思考是理性的、經驗的。他的線性歷史意識基于堅信歷史事件是獨一無二的。然而，這樣的歷史意識也有充滿神秘色彩的基本面目(或者說20世紀30年代偶爾出現了此類現象)，那就是他認為歷史可以改良，未來的社會必然比現在更為公正?！保?］229門德爾森的措辭十分謹慎，對奧登線性歷史意識的“神秘色彩”做了模棱兩可的時間限定。事實上，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奧登與馬克思主義的“蜜月期”，還是之后奧登皈依基督教，這種“神秘色彩”在奧登的線性歷史意識中是一以貫之的。

大家知道，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詩壇以有關共產主義具有拯救力的詩歌為代表，而成就最為突出的就是“奧登一代”詩人們。他們剛剛畢業于牛津大學，受到左翼思潮的影響，相互之間有很好的交流與合作，在文學創作中融入了自己對社會人生的考量和對社會變革的期望。貝雷泰·斯特朗在考察“奧登一代”時，曾簡明扼要地描述了當時的社會征象:“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在這個時期，信仰和詞語經常發生變化，以適應變化的要求?！畾v史’、‘行動’、‘戰爭’這些詞語變化的用法，說明了意義在這個時代的不穩定性和極端不可測性?！保?］140作為“奧登一代”的領軍人物，奧登早在1929年創作的《請求》中就迫切地希望有“神效之方”，“治療”各種社會疾病，然后“欣然觀看”“建筑的新風格，心靈的改變”［6］。隨后，奧登開始使用愛德華·厄普華的“目的性歷史”(purposive history)這個詞及其概念。愛德華·厄普華是位旗幟鮮明的左派小說家②愛德華·厄普華比奧登年長4歲，1932年加入共產黨，1948年退黨。，在20世紀30年代與奧登過從甚密，他的言傳身教和小說作品直接影響了奧登的政治立場和唯物主義歷史觀。1932年春，他向奧登展示了新創作的短篇小說《星期天》。該小說以主人公最終決定參加共產黨集會為尾聲，其中穿插了很多有關歷史的表述:“歷史在這里，在公園，在鄉鎮……但歷史不會一直留在這里……正如歷史已經拋棄了城堡里殘酷的父愛，它也會拋棄‘星期天’和辦公部門的壓迫。它將去往別處……一個人與其自殺或者瘋掉，不若起來抗爭……將與那些人為伍……”［4］308－309

唯物主義歷史觀認為，歷史發展的推動力是人、物和環境等社會有機體所有要素作用的總和，或者說生產力;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社會，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這種社會變化順序符合了線性系統排序上的鏈式特征，而以全人類解放為目標的共產主義社會則被設想為這條線上的最終形態。包括厄普華在內的左派和左傾作家們，在歷經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魚爛、經濟蕭條之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觀點。他們看到了歷史發展的線性流向，認為若不追隨歷史的腳步“起來抗爭”的話，便只能被歷史拋棄，“自殺或者瘋掉”。安德魯·桑德斯在其《牛津簡明英國文學史》中曾提及當時歐洲知識分子紛紛“向左轉”的境況:那時候的馬克思主義“仿佛成了社會解放、性解放和文學解放的主要手段”，“改造社會和建立民主盛世的傳播福音般的使命填補了信仰真空”［7］。奧登本身就對當時的時代癥候有敏銳的把握，除了上面提到過的《請求》，他還在組詩《1929》里寫到過——“時間流逝，現在情形已不同”［3］46和“消滅錯誤現在正當其時”［3］49。他的改變現有社會的訴求，經厄普華、布萊希特、托馬斯·曼等人的影響③奧登不但與左派作家愛德華·厄普華私交甚好，還與左傾文學領域的前輩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有過直接接觸，甚至為幫助托馬斯·曼的女兒離開德國而與之結婚。，逐漸與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形成了呼應，因而奧登也將社會變革視為線性歷史發展的必經之途，并且有了更為明確的表述:“我們正處在一個以前的所有標準都已經瓦解的時代，與此同時，集中傳播思想的技術已經完善。某種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少數人勢必會自上而下地強加這種革命……”［8］這種帶有“目的性”的線性歷史觀直接影響了奧登的詩歌題材。他接連不斷地創作出一些帶有歷史回溯色彩的詩篇，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寫于1933年的《寓意之景》。在這首詩中，奧登將目光投向了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從先輩們征服自然、建設城市到啟蒙思想家們呼吁民主、創建道德理想國，再到浪漫主義者們渴望逃離自身的環境、奔向遙遠的彼岸，線性回溯的方式恰恰反映了奧登的線性歷史意識，而他在詩篇最后提出的“我們重建城市，而非夢想海島”［3］120，則指向了那個帶有“神秘色彩”的未來。

然而，奧登與馬克思主義的“蜜月期”十分短暫。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期，盡管他仍然認為社會主義是正確的，但不再相信“它能夠戰勝法西斯主義并建立社會主義國家”［9］。他開始把改善現實沉疴的責任放在普通個人的肩上，希望通過每一個個體的心智內明來實現整個社會的改良，而基督教信仰就成了他的最好選擇。表現在詩歌創作上，他以基督教神學闡釋人類歷史，相繼創作了《戰爭時期》組詩(1938年)、《迷宮》(1940年)、《探索》組詩(1940年)、《城市紀念館》(1949年)和《祈禱輪唱》組詩(1949—1954年)等著名詩篇。巧合的是，基督教歷史觀恰恰也是一種線性歷史觀，指向了獨特而確定的終極。早在古羅馬時期，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就曾對承載歷史的時間做出精彩的分析:“時間分過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和將來的現在三類……過去事物的現在便是記憶，現在事物的現在便是直接感覺，將來事物的現在便是期望?！保?0］在這條線性時間鏈上，奧古斯丁把人類歷史的起點定為該隱創造“地上之城”之時，而未來的終結便是“上帝之城”取代“地上之城”之時。奧古斯丁的歷史闡釋論證了上帝與基督教的合理性，他的寫作范式和思想觀念被后世的神學家們繼承并發展下去，成為基督教歷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頗具影響力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一書中曾談到了這種基督教歷史觀對普通人的影響:“不僅因為它的線性時間概念，還因為它的神圣天意觀為人類的整個歷史時間賦予了一種統一性，這種統一性通過救贖計劃而實現?！保?1］由此可見，基督教歷史觀雖然是唯心主義歷史觀，卻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一樣，都為線性歷設定了一個終點——在前者是“上帝之城”，在后者是“共產主義社會”?？梢园堰@種共性稱為線性歷史的矢量特質，因為在數學上，“矢量”通常被標示為一個帶箭頭的線段，箭頭所指的方向即矢量的方向，那么線性歷史的終極指向便如矢量上的那個箭頭了。

二、線性歷史與人之“選擇”

奧登對線性歷史的矢量認識，雖然暗含了未來拯救的觀點，但并不意味著每時每刻的未來都要比它們的過去更完善、更公正。也就是說，進步并不是絕對的?！?929》里的一行詩句值得我們注意——“做出選擇看來是一個必要的錯誤”［3］45。再來看看他在1956年寫下的話:“生活，如我個人所經歷，從根本上而言由一系列非此即彼的選擇構成的集合體，有些選擇是目光短淺的，有些選擇則高瞻遠矚”;“時間并非在我身外循環運作，而是由獨特的瞬間組成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我自身的選擇決定了這些瞬間?！保?2］“選擇”這個詞在奧登詩作里出現的頻率極高:個人的“選擇”構建了個人的生活，或者說歷史;群體的“選擇”也莫過如此，只不過范圍擴大了、情況復雜了。

奧登認為歷史是由人類的“選擇”構成的不可逆轉的集合體。既然有“選擇”，那么必然有選項。這些選項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可能是“目光短淺的”，也可能是“高瞻遠矚”，但無論結果如何，“選擇”必得進行:“但時間，行為的存在之維，/召喚一種錯綜復雜的語法 /要求不同的語氣和時態，/尤其是那些祈使語氣。/我們可以自由選擇道路 /但選擇必得進行，無論 /它們通向何方……”(《晨曲》)［3］882奧登在這里提到了“自由”，也就是說，僅僅是擁有選擇這個選項或者那個選項的自由，而不是接受或者放棄選擇權的自由。

需要區分的是，奧登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前后使用“選擇”時的不同所指。在此之前，奧登常常把“選擇”看成是人的“行動”，喜歡為“選擇”加上諸如“合乎理性”、“合乎道德”之類的形容詞，賦予它功利性的目的，這與他當時的政治取向性有密切關聯。但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后期，奧登更多地把“選擇”看成是人的本質屬性的派生，是人不同于其他生命的獨特屬性，因而“選擇”具有了必然性?！稇馉帟r期》可謂奧登從全新的角度詮釋人類“選擇”特性的奠基之作，組詩的開篇尤為重要。趙文書指出，這是“對《圣經》中的創世紀作了達爾文式的解釋，認為世間萬物在創世之初便從上帝手中各取所需，從此安分守己”［13］，而惟獨人類是個例外。相較于其他生命“滿足于自己早熟的知識”［14］259，人類能夠在時間的推移中“塑造出任何面目”，具有易變性;相較于其他生命“知道各自的職分”，人類會根據環境的細微變化而“動搖更改”，具有能動性;相較于其他生命“永遠合理正當”，人類卻因為“追尋真理”而“錯謬連連”，具有未完成性;更為重要的是，人類有思想，能“選擇”。人類的易變性、能動性、未完成性，都可以歸結為“選擇”帶來的不確定性。正因為不能“選擇”，其他生命“第一次的努力”就得到定型，而正因為能“選擇”，人類具有了改變自己的可能性。

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奧登從上帝造人的角度對人的本質屬性以及“選擇”特性做出了更為深入地闡釋:“人的創造被描述為雙重過程。首先，‘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也就是說，人是自然造物，如其他所有的造物那樣遵循自然秩序的法則。其次，‘神將生氣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這意味著，人是承載神的形象的獨一無二的造物，具有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因而能夠創造歷史?！保?5］197這個雙重過程構建了人的雙重屬性，雖然人與動植物共同生活于物質世界，但人的生活世界卻完全不同于動植物的自然世界。人類憑借上帝賦予的“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獲得了理解并操控自然秩序的力量。正是這第二種本質屬性派生出了人的“選擇”特性，而人類始祖所面臨的第一次選擇，就是選擇摘食“分別善惡的樹”上的果實。奧登曾撰文詳細探討了發生在伊甸園里的摘食禁果事件。他指出，創世故事里并沒有說“分別善惡的樹”上的果實具有獨特的外觀。也就是說，禁果的自然屬性或許并不具備引人注目的誘惑力，人類始祖違抗上帝命令的動機完全無關他們生理上的軟弱，而是意識上對禁果的附加功能的向往。因此，他總結說:“如亞當和夏娃那樣想吃‘分別善惡的樹’上的果子，其目的并不在于平等甚至超越，而是自主。這是一種渴望成為自身的價值源泉的努力，成為像神那樣的普通人?！保?5］199

奧登還注意到，當人類始祖摘食了禁果之后，他們最先遭遇的并不是懲罰的痛苦，而是“不快樂”。亞當和夏娃見彼此赤身裸體，便迅速拿無花果樹葉遮身，這個細節暗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他們聽到上帝的腳步聲，便躲藏了起來，并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這個細節隱喻了人對背叛行為的內疚和焦慮。面對上帝的質詢，亞當稱夏娃給了他禁果，夏娃稱蛇引誘了她，盡管這些都是事實，但他們似乎忘記了“吃”這個動作是由他們與生俱來的“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決定的，推搪或是借口并不能粉飾自身犯下的罪，這個細節預示了人類今后之種種爭端與不幸。更為重要的是，是人類自己選擇了摘食禁果，鑄就了自身的“不快樂”。從這個角度而言，人類始祖摘食禁果的行為，既是人類行使自由意志和進行自我選擇的嘗試，也暗含了人類要為自身的“不快樂”承擔起責任的意味。

人類始祖的“不快樂”，一直延續到現今的“不快樂”，歷史已經成為承載人類的“不快樂”的鐵證。奧登寫道:“歷史的悲痛與我們輕快的歌聲恰成對照一幕:/美好樂土從未存在;我們的星球溫暖如斯 /催生了一個充滿希望的種族，卻未曾證明其價值?！保?4］271在奧登看來，人們“滿腹疑慮”，總是“被錯誤束縛”［14］285。這些錯誤勾勒出“歷史的悲痛”，也宣告了人們一系列的錯誤選擇。在歷史的線性橫軸上，人們享有選擇帶來的自由，也必得承受錯誤選擇招致的所有悲痛。

三、線性歷史的希望機制

當人類始祖走向伊甸園的中心位置的時候，若是選擇摘食“生命樹”上的果實，情形會有多大的不同?是伊甸園里永生永世的快樂生活，還是不可避免地仍然要面臨禁果的誘惑?無論如何，在智慧的大門被開啟以后，人類似乎很難再心甘情愿地回到無知無覺的自由快樂:“太陽初升時醒來聽到 /一只公雞清晰地打鳴出它自己 /然而它的子孫們或遭閹割或被吃掉，/我很慶幸我是不快樂的……”(《向克利俄致敬》)［3］611亞當夏娃的子孫們不必像動植物那樣受本能驅使生活，他們能夠依靠自身的判斷做出選擇，能夠承擔選擇帶來的后果，能夠創造自身的歷史。而所有這一切，都得益于那最初的“不快樂”。正是從這個角度而言，人類的墮落具有了積極的意義。

為了說明這一點，奧登很喜歡從人與動植物的分野引出問題，比如他早期創作的這首詩歌:“樹下站著墮落的夫婦:/遠方被驅逐的雄鹿 /在荒涼的懸崖駐足 /凝望著海面目光沉靜，/四周的灌木叢里 /馴養的動物們 /四顧二元性，/而鳥兒在人間塵世 /飛進又飛出?！?《謎語》)［3］257詩中出現的“二元性”，奧登研究專家富勒將之解釋為“自由”與“必然”的二元格式，認為可以溯源到人類始祖的墮落［16］。樹下那對“墮落的夫婦”四顧的“二元性”，恰恰是他們區別于動植物的雙重屬性，也是選擇的雙重意義。如果說奧登在上述詩歌里仍然是從宗教的角度談人與動植物的分野，不足以代表他本人的態度的話，那么他在另外一些不帶宗教因素的詩歌里的表達就更為明確了:“野獸，鳥類，魚，花朵 /做季節要求它們做的，/但是人卻按照他可以做的 /和必須做的安排日子?！?《短詩》)［3］885而1972年寫成的短詩《進步?》，標題本身就很耐人尋味——“進步”兩個字后面加了“?”。在這首詩歌里，人們看到從植物到動物再到人類的一系列演變:“無柄”(固定位置)——“能活動”——“愛說話”(不但能活動，還具有語言能力)，“沒有視力”——“有視力”——“心有所慮”(不但能看到外部世界，還具有思考能力)，自然空間——自然時空——自然時空和歷史時空。人類憑借第二種屬性創造歷史，但人類畢竟不是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在做出判斷和選擇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出現錯謬?！斑x擇”讓人類有了進步的希望，卻也埋下了災禍的種子。正是在歷史而非自然的層面上，“進步”的神話被打破了。

盡管如此，人們仍然有追尋真理的可貴品質:“他愛上了真理，在結識她以前，/然后一路馳騁奔向那幻想國?！保?4］264人類漫長文明史的主旋律是對“真理”和“幻想國”的想象。奧登的《戰爭時期》第二首很有意思:“他們哭泣又爭吵:自由是如此狂亂。/當他向上攀登，前方的成熟 /如孩子面前的地平線已退后不見，/更嚴酷的懲罰，更大的危險，/而返回的路途由天使們把守/以抵御詩人還有那立法議員?！保?4］260這里的“他們”指的是亞當和夏娃。失落的伊甸園被理解為“詩人還有那立法議員”無法挨近的世外桃源。奧登將詩人和立法議員視為人類“追尋真理”的典型，一方面是因為詩人對烏托邦的幻想，與立法議員對理想國的設想如出一轍，兩者都具有在現實的基礎上再構建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與20世紀30年代紛繁復雜的時代特征相吻合，畢竟那時出現了很多社會詩人、革命詩人、與政治氣候唇齒相依的詩人。無論他們的努力是如何以失敗告終的，他們內在的追尋品質卻是指引人類不斷“向上攀登”的力量源泉。他們明白，“返回的路途”已由天使們把守，因而惟一可行的道路是繼續向前。

奧登后來多次區分“阿卡迪亞”和“烏托邦”、“伊甸園”和“新耶路撒冷”這兩對概念。他說:“伊甸園和新耶路撒冷對真實存在的墮落世界而言，顯現出時間上的差異。伊甸園是一個存在于過去的世界，現存世界的各類矛盾尚未出現;新耶路撒冷是一個存在于未來的世界，各類矛盾將會得到解決”;“阿卡迪亞人最喜歡做的白日夢是伊甸園，而烏托邦者最常做的白日夢是新耶路撒冷”［17］。也就是說，伊甸園和阿卡迪亞是與過去緊密相關的概念，而承載新耶路撒冷和烏托邦的則是未來。在晚年的組詩《祈禱輪唱》的第五首里，奧登將“我”與“他”、阿卡迪亞人與烏托邦者、伊甸園與新耶路撒冷之間的差異戲劇化地表現了出來，幾乎有三分之二的詩節以類似于“我是阿卡迪亞人，他是烏托邦者”［3］637的對比性句式展開。面對種種天南地北的分歧，“我”情不自禁地發問:“我們有沒有共同分享的經驗?”最后得出的結論雖然以疑問句的形式出現，卻也代表了奧登一貫的思路，即阿卡迪亞人和烏托邦者都“忠于各自的小謊”。這里的“小謊”，有無法實現的美夢的含義。向后的道路既已封鎖，因而阿卡迪亞人的伊甸園是不可能實現的“小謊”。而在《戰爭時期》第二首里，奧登將向前的道路描述為“當他向上攀登”的時候，“前方的成熟”卻不停地向更前方隱退。也就是說，前方的“新耶路撒冷”始終是可望不可即，同樣是“小謊”，只不過這個“小謊”存在于未來，是尚未發生的，是具有改變的可能性的。

在線性歷史的時間橫軸上，奧登認為人們惟一能夠確信的是，只有不斷地向前行走，不斷地做出判斷和選擇，才有可能無限地接近理想藍圖。他對人類歷史的這種理解，剛好可以用康德的這段話加以總結:我們作為“有限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指望在將來，只要在今世活著或者在來世活著，能不斷地進步”，而“永遠不能指望在今生，實際上不能指望在來生任何可想象的時候，和上帝的意志完全一致”，但是可以“指望在惟有上帝才能測量的無窮盡的生存之時間中有這種的一致”［18］。

奧登在《自然、歷史和詩歌》中清楚地指出:“自然時間是自然事件存在的維度，它是重復的、不自覺的、可逆的環形時間;而歷史時間是歷史事件存在的維度，它是獨特的、自主的、不可逆的線性時間?！保?5］226對于奧登來說，歷史蘊藏著毀滅與建設的雙重性力量，過去是穩定的、保守的，未來是變化的、創造的。無論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經驗主義者”，還是成為“基督教的存在主義者”［5］207，奧登都全神貫注地將光亮投向了線性歷史的未來，在對社會藍圖做出憧憬的同時，堅持對思想和行動進行以結果為導向的目的論解釋。正是基于這種歷史意識，奧登才一再在詩歌中表達類似的觀念:“因愚蠢言行而生的悲嘆 /扭曲了我們有限的時日，/但我必須祝福，必須贊美?！?《謠曲十二首》第五首)［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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