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代的國家與“中國”觀

王明蓀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一、前言

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220)十月，曹丕受禪為帝，建國立朝為魏。次年三月，劉備即位稱帝，國號仍稱漢。再次年，吳王孫權建元黃武，又于七年后稱帝，國號依舊為吳。三國時代的魏、蜀(漢)、吳非同時建國形成，但三國鼎立之勢卻形成于建安十三年 (208)的赤壁之戰。兩漢四百余年(包括新莽)皇朝瓦解，天下分裂為三國，前此天下一家的中國觀，不再能適應現實的新局面。三國的政權為三家各自所有，又各有其國號、建元、政府、疆域、人民等等，非復一統的中國局面。自秦漢統一中國以來，三國時代是首次分裂的開端，各國對本身政權建立的考慮為何?又對其他各國政權的看法與態度如何?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以現代的話語來說，即各國國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何在?各國又如何去建構其“國家”?

“天下”一詞在古代往往有些模糊、含混的指稱，大體上是指概括的中國，若天下分裂、一統，即是中國的分裂、一統?！爸袊痹~稱早在先秦可見，所指為京師、國境、諸夏領域、中等之國、中央之國，而其中以諸夏領域所指最多，意謂同族群、同文化之地。①參見王爾敏:《“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稿》，臺北:自印本，1977年版，第441－480頁。在統一的時代，“中國”當即為其朝代的代表，除去這種基本的觀點外，也同時指本朝之前各朝代的總概念，即諸夏領域的古老概念。在分裂如三國時代，則“中國”所指恐怕有所變動，指自身政權或其他政權為“中國”?這又與其國家觀念有關，故而兩者之間宜有脈絡可尋，是否觀念一致或矛盾?應有可考察的空間。又與本文相關的研究似尚未見及，但可資參考的論著將于文中引述，不再贅舉。

二、三國的國家形成

(一)“國家”的指稱

曹魏建國的基業是曹操所奠定。依《三國志》所載，曹操于漢獻帝興平二年 (195)領兗州牧，建安九年 (204)領冀州牧而讓兗州，十三年為丞相，十八年策為魏公，廿一年進為魏王，次年，即以曹丕為魏太子，廿五年曹操死，曹丕嗣為丞相、魏王。①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卷二《文帝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9－53、57頁。在建安元年 (196)，曹操至洛陽，環衛京師;獻帝以其假節鉞、錄尚書事、又領司隸校尉，故掌握朝廷與京師地區大權，得以遷獻帝及朝廷于許昌;此后即通稱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時期。②《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第13頁;“挾天子而令諸侯”，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五《諸葛亮傳》，第912頁。然則曹操奉獻帝、居朝廷，雖“挾天子”但仍為漢臣，且為皇帝所依賴，則利用天子朝廷號正名義，“令諸侯”當即如此，而其時群雄未必能受曹操“令諸侯”，仍各自擁兵企圖，并不異于曹操。陳壽評論說:“曹操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③《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第55頁。曹操霸業名在興漢，從討董卓、平黃巾、破袁術、袁紹、劉表等，都以實力攻取，正如他《自述令》中所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此處“國家”實指漢獻帝，如同后文說“又己敗則國家傾?！?，④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第32、33頁;《后漢書》卷七〇《鄭孔荀列傳》，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273頁。即以皇帝稱“國家”，曹操又在給孔融書札中說“昔國家東遷”，同樣是指漢獻帝?？疾鞚h獻帝即位以來，確歷經劫難，顛沛于群雄之間，曹操所言倒是實情。

《后漢書》中載曹操由錄尚書事、冀州牧、丞相、魏公、魏王等，全加上“自領 (立、進)”二字，⑤參見《后漢書》卷九《孝獻帝紀》，第380－388頁。意謂其為權臣，可為所欲為，以說明其心跡。陳壽與范曄作史，各有其思考，此處暫不討論。⑥關于陳壽作《三國志》及其理念，參見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79年版，第298－321頁。文中對陳壽史學的構思及歷來對陳壽的批評等有精辟見解，可參看之。以陳壽作三國史，雖帝魏而三國分別為史，即以三國各為正朔，各有其主 (國主、國君)，鼎立分裂漢室，為當時的新時代，也是史實。以《三國志》“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而作注的裴松之，他仍要說“(陳)壽書詮敘可觀，事多審正”，⑦參見《三國志》末附《上三國志注表》，第1471頁。故對三國的歷史，還須依賴《三國志》與裴注為主。雖然陳壽書與裴注引部分書都是后人追記，但以之為恢復重建其時的歷史，恐也即如此。

前述指稱皇帝為“國家”，在其他地方也可見到，袁紹欲立幽州牧劉虞以替董卓所立獻帝，使人報于袁術，袁術另有其志，回答說廢殺靈帝乃董卓所為，“豈國家哉?”⑧參見《三國志·魏書》卷六《袁術傳》注引《吳書》，第208頁。是指獻帝為“國家”。董卓擅政朝廷時，因懼于關東兵馬強盛，有意徙都于長安，河南尹朱儁素有重名，董卓籠絡以太仆副丞相之職，朱儁拒而不受，又言“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所指“國家”正是漢獻帝。⑨參見《后漢書》卷七一《皇甫嵩朱儁列傳》，第2311頁。及后董卓被誅，部將李催、郭汜等反攻京師長安，控制朝政，徐州刺史陶謙有意號召州郡并推朱儁為首，以興兵進討李催等，陶謙奏記于朱儁書中說“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催、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兇”。⑩參見《后漢書》卷七一《華歆傳》，第2312頁。李催等攻京師、控朝政事，參見《后漢書》卷九《孝獻帝紀》，第372、373頁。仍是稱漢獻帝為“國家”。及至三國時期，稱皇帝為“國家”的情形仍有多處可見，如臧霸稱魏文帝、楊阜稱魏明帝、吳人張儼魯肅稱孫權、諸葛亮關羽稱劉備等，三國都有稱州牧諸侯及帝王為“國家”的例子，不再贅舉。?參見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東吳歷史學報》第2期，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民國84年版，第71－107頁。文中論文獻中“國家”指稱皇帝為漢唐時所通用，由于臣民不敢直指至尊帝王，故以“國家”為避諱之辭;此為“國家”辭稱于文獻中的用法一斑。筆者以為避諱固有其理，但仍不宜忽略宗法封建觀念的遺意，因而形成對一國帝王的尊稱，如同稱公家、官家一樣，時指稱帝王帝室。

自漢以來沿襲稱皇帝為“國家”之外，多數的指稱是政權建立之國或朝代，即一般所指的國家。國家自周代宗法封建胙土命氏以來，氏 (家)國幾乎不分，姓氏也漸不分，“國家”一詞的聯用到春秋戰國時應已被普遍接受，家與國往往也成為封建貴族相互替用的同義語 (是以家為國)，如眾所周知的“三家分晉”，韓、趙、魏三家不就是指所分立后的三國?而早在傳為周公所作《立政》篇中有“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之句，前此有“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又之后有“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之句。①參見孔穎達:《尚書正義》卷一七，《十三經注疏》本，臺北:東升出版事業公司影印本，第24－26頁。文中的國家、國、王國都是相同地指稱周，可知在西周初已將“國家”指為其國，此國家當指周的天下，包含封建各國、各家。宗法封建貴族是王為天子而有天下，諸侯有封國，卿大夫有家，及卿大夫篡國以家為國，至于家國不分，家、國為一，故其家臣往往即為國之臣，國事也就等于是其家事，此在秦漢以后不難見到這種觀念，于此暫不贅述。②參見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東吳歷史學報》第2期。至于將國家視為家產，以漢高祖劉邦所說最為傳神，高祖為父親太上皇壽，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③參見《史記》卷八《高祖本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86、387頁。高祖以國家為他的“產業”正是家天下之心理;漢家天下的國家正是其家業、家產。

(二)曹魏建國

建安二十五年 (延康元年，220)，漢獻帝以“眾望在魏”，禪位給曹丕，是為魏文帝，改元黃初?！度龂尽芳芭崴芍⒁T書詳載禪位及當時朝廷大臣勸進的過程，其中不外是兩漢以來盛行的圖讖符命、緯書、天文祥瑞等說以及漢承堯運、魏氏與舜同祖，堯、舜、禹禪讓以應天命等說法，即魏以土德繼漢的火德為正統相授受。④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第62－75頁;另參見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第257－259頁所論;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家”與國》，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18－224頁。書中又另論及“家”與“國家”等，與前揭甘懷真文可相互參看。換言之，經過禪位詔書、冊 (策)、璽書、勸進、符瑞等必要的進程，國家由劉 (漢)家繼承為曹 (魏)家，于此則魏承漢統，完成其居正統而擁有的國家天下。據史載漢獻帝“以眾望在魏”，以冊書詔魏王曹丕，“敬遜爾位”，禪讓皇位于魏王，時為延康元年(220)十月乙卯，庚午日，“(魏)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返”;這是接受漢的皇帝之位。次日 (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等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瀆，祭文“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又言“謹擇元日，與群僚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響永寂，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而后制詔改元黃初，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承五行等。這是即皇位的次日另舉行的祭告天地，即已經受禪繼為皇帝，接著要告天，易姓為天子，是新的朝代，要天來受命為天子，故而用“皇帝臣丕”來上告，是繼為“天子”的儀式，⑤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裴注引袁宏《漢紀》、《獻帝傳》，第62、75頁;另參見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家”與國》，第206－211頁。尾形勇對此有頗詳的論證，并以王朝交替時的即位禮為例，皆是以即皇帝位而后柴燎告天的順序，說明皇位與天子位的前后安排。筆者約略考察朝代更替，新朝建國的皇帝即位，明顯記載先即皇位再告天的有晉武帝(《晉書·武帝紀》、《宋書·禮志三》)、隋文帝即位臨光殿，再南郊告天(《隋書·高祖紀上》)，唐高祖即位太極殿，再南郊告天(《舊唐書·高祖紀》、《新唐書》同)，后梁太祖于金祥殿即位(《舊五代史·太祖紀三》)，此下，后漢高祖于太原宮受冊即位，后周太祖于崇元殿即位，宋太祖于崇元殿即位，再遣使告天等等 (俱見于《本紀》)。約略可知，即皇帝位與告天未必在同一地點，也未必在同一天舉行完成;也有未記載告天儀式者。故以曹丕而言，庚午日、辛未日未必是陳壽闕略所致，有可能是先即皇帝位，再以“皇帝臣丕”身份來親自告天，是要告其得位的法理根據、緣由、過程等，而敢求于天命的承認，此即為天子之意。當然皇帝即天子無異，但形式上須有儀式來完成，此即告天之儀，是以新朝建立的完整儀式有即皇帝位與燎柴告天，可在同日完成，也可分開不同地點、不同時間來完成。尾形勇所論與筆者所說似過于強調皇帝與天子有儀式的區別，實則皇帝與天子并無區別，也毋需要有二次即位的事發生。不過說明皇帝位已由受禪或群臣民擁立得到，在他們心目中也就是天子，然而完整的程序應要告受天命，天子的意涵才能顯現。這些都是自足式的說法與做法，但受位與儀式是有其區別與功能的。因此有匈奴、四夷等共同陪位，天下一家由漢 (劉)家成為魏 (曹)家的國家，天命魏為天子，“祚于有魏‘世享’”。是繼承“國家”(天下)儀式，而前者庚午受禪是繼承“政府”(朝廷)儀式，到此皇帝、天子、朝廷、天下的繼承合法性才能確立。至于其合理性即前述群臣所說曹操扶漢的盛德及天文、圖讖等等諸多言論，以天命在魏為根據。這些都是兩漢以來常見的理論，是理、法皆具，又合乎實情，難怪曹丕升壇禮畢，顧謂群臣說:“禹、舜之事，吾知之矣!”①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文帝紀》裴注引《獻帝傳》禪代眾事，以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第67頁)故《后漢書》卷九《孝獻帝紀》言漢帝遜位于十月乙卯，又見引《魏氏春秋》。(第75頁)他知道得位謀國是如何一回事。

曹魏易姓立國，其政權得自漢帝的禪讓，其國家為天命所立，當然以正統自居。其有利的地位是由曹操所建立，他奉漢帝為漢臣，視其他勢力皆為漢的天下，如其說“若天下初定，吾便家內不得香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②參見曹操:《內誡令》、《選令》，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第31冊，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13、17915頁。所指的天下即漢朝原有的天下。因之曹操為漢天下戮力實為曹丕立下基礎，使漢家天下易姓而造成魏家天下。曹丕得國前后的發展，是種自足式或自認式的，即自認為在理法上能滿足其立國的根據，這種自我建立的政權并不需要他者的定位或承認。地方政權或勢力常用這類自足式的說法來為己立論，即如漢末黃巾軍也能自稱天子，且有說法:“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 (指曹操)才力所能存也”，③黃巾軍馬相曾自稱天子，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一《劉二牧傳》，第866頁;又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裴注引《魏書》，第10頁。黃巾如此，其他“有志者”豈不更有說法?

據《魏武故事》所載曹操的《述志令》，文中以漢臣自居，終志在于“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到建安二十二年，漢帝“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警蹕”，二十四年，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當時侍中陳群、尚書桓階上奏，稱說桓、靈之間圖緯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無所與讓也當興”。此正如黃巾軍起兵的號召理據，而前將軍夏侯惇也勸說曹操為天下依歸，曹操以“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④《魏武故事》，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裴注，第32－34頁;魏王設天子旌旗，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第49頁;孫權上書稱天命，陳群、夏侯惇等說，曹操自擬為周文王事業，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裴注引《魏略》、《魏氏春秋》，第52、53頁。曹魏易姓建國之本在于曹操之世，至曹丕旋即“無所與讓也”，正式取得漢家天下。曹魏代漢前的漢末天下，各地方勢力除黃巾軍明目張膽舉旗起事外，對天下有其企圖者仍在所不少，以袁紹、袁術兄弟為代表，正如臧洪為袁紹所擒時，臧洪面對諸將公開陳說袁氏:“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⑤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七《呂布臧洪傳》，第236頁。所指雖為諸袁實則指出當時地方勢力大多如此，難怪曹操要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漢末天下時局如此，曹氏父子何能例外?稍前袁紹與曹操共同起兵時，袁紹即對曹操表達其野心，說:“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掌天下，庶可以濟乎?”⑥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第26頁。這是袁紹前后可對照的例子。其從弟袁術更不遑多讓，當興平二年 (195)長安大亂時，袁術即對部眾表達“今劉氏微弱，海內鼎廢”，欲自立帝王之業，“遂僭號為仲氏 (帝)”(仲家)，自以為袁姓出于陳，陳為舜之后，以土承火德應運，后因兵敗，欲歸帝號于袁紹，比時局不異于周末七國分勢，“卒強者兼之”，又以漢失天下已久，袁氏受命當王等話語，袁紹則是“陰然之”。⑦參見《三國志·魏書》卷六《袁術傳》裴注引《典略》、《魏書》，第209、210頁?！爸偌摇?，參見《后漢書》卷七五《袁術傳》，第2442頁。此與東漢初公孫述自立為天子號“成家”類似，即以家為國，參見《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第535頁。袁氏兄弟各具野心，袁紹有勢力未及成功，袁術初建其政權，但倉促而終。舉袁氏為例，說明當時“希冀非望”者并非止曹氏父子而已。

(二)蜀漢立國

蜀漢劉備建國情形不異于曹、袁二氏。建安二十五年，曹魏初建，傳聞漢帝見害，劉備發喪制服，先是追謚漢帝為孝愍皇帝，隨即有劉豹等十余人言天文圖讖，許靖、諸葛亮等言瑞命符應，勸進劉備。四月丙午，劉備即帝位同時告祭天地，以“皇帝臣備”來告祭皇天后土，“惟大神尚饗!祚于漢家”，自以為孝景中山靖王之后，仍建國號為漢。⑧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二《劉備傳》，第887－889頁;另參見《宋書》卷一六《禮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22頁。似乎即皇帝位與告受天子位是同日一并舉行，以漢景帝血胤繼為正統，而曹魏篡漢，上無天子，故即皇位又繼漢為天子，是為劉氏的法理依據。劉豹等人所言重在西南蜀地有黃氣，圣主起于此而致中興，許靖等則進一步提出曹魏篡弒，漢景帝冑裔、上無天子等，完成蜀漢政權之所自，國家建立之所來。

蜀漢立國仍是種自足式說法，也就是自立為帝，下面二則數據說得最為明白。其一是群臣議推劉備為漢中王時，費詩上疏說劉備，以曹氏父子偪主篡位，特欲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因而忤指左遷，此與劉巴初勸諫劉備“銳意欲即真”，以為“示天下不廣”，有類似之處。①參見《三國志·蜀書》卷四一《費詩傳》，第1016頁;劉巴事，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九《劉巴傳》裴注引《零陵先賢傳》，第981、982頁，但以劉備不滿且殺共同進諫的雍茂，致劉巴不復敢言，而復附和劉備稱帝之心。但盧弼注引李清植、劉家立言劉巴勸諫之說不足為信，以為劉巴言行前后不一致，或敵國毀謗之言。參見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卷三九《劉巴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費詩直言劉備有“自立”之心，當不為劉備所喜。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受群臣推為漢中王，上表漢帝雖說是依舊典為王是權宜之制，仍宣示“以漢中、巴、蜀、廣陵、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政典”，而劉備本人上表中也說是假權宜、應權通變，乃“輒順眾議，拜受印璽”，并“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侯印綬”。②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二《劉備傳》，第886、887頁。劉備自立為王，范曄于《后漢書》中直書“劉備自稱漢中王”;③參見《后漢書》卷九《孝獻帝紀》，第389頁。一年半后劉備又自立為帝;其二是孫權遣使鄭泉通聘于劉備，劉備問以吳王孫權何以不答所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劉備是說已稱帝是“正名”，有何不宜?鄭泉答以曹氏父子奪位，而“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非但不能率先討伐，反而于是“自名”，不合天下之義，劉備聽后“甚慚恧”。④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裴注引《江表傳》，第1129頁;盧弼以為《江表傳》記為漢中王有誤，因劉備已稱帝，不當復稱漢中王，吳國初稱劉備政權為蜀而后稱漢，知蜀為魏、晉所稱。參見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卷四七《孫權傳》。說明劉備自立，是“自名”為帝，當時吳國并不正式承認其國及其帝位，劉備受到了諷責當然要自覺慚愧。

(三)孫吳立國

曹魏代漢、蜀漢自立，轍跡類似，都是自足式的說法;孫吳的立國也不例外。曹魏代漢為帝時，孫權尊之為中央朝廷而稱藩臣，受封為吳王加九錫，實則孫權是“外托事魏，而誠心不款”。⑤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第1121－1125頁。據《魏略》所載，孫權聞魏文帝受禪、劉備稱帝，于是問知星者，看分野中星氣如何?頗有僭位自立之意。但恐位次不尊，無以威眾號令，又欲行先卑后踞之策，以為卑則可以假寵自保，后踞當或遭來征討，又若有兵戰征討則可以引致臣民眾怒，因之可據以自大聲勢。故而孫權決定“深絕蜀而專事魏”。⑥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裴注引《魏略》，第1123頁。魏文帝報孫權書中強調“朕之與君，大義已定”是吳受封而臣事于魏的君臣關系，又言“自君策名以來，貢獻盈路”，與其后下詔中言孫權“樂委質長為列臣”等，⑦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第1125、1129頁。這是策名委質之義，亦即君臣名分的禮儀。委質策名源于西周、春秋，指策命委質之君臣名分確立必要舉行的儀式，除去臣下效命于君上之外，尚須有經濟上的貢納關系。⑧參見楊寬:《贄見禮新探》，《古史新探》，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39－370頁。故而魏文帝書詔中申明其與孫權吳王的君臣關系，而孫權則要“卑辭上書”及“貢獻盈路”。又當魏文帝遣使要求珍玩時，吳國群臣也說:“荊、揚二州，貢有常典”，⑨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第1125頁;“孫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貢有常典”，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裴注引《江表傳》，第1125頁。這即是君臣關系的表現。換言之，魏為中央正朔，冊封吳為王侯之國，吳則視其本身政權為魏所封之王國，實則待機自立，自張其國，而曹魏君臣也并非不知，如《魏略》載三公奏議十五條，數說孫權種種“罪狀”及其“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施，罪惡積大”，結論是指孫權“終非不侵不叛之臣”;劉曄也曾指出孫氏江東久無內臣之心，并分析孫權稱藩的緣由。⑩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裴注引《魏略》，第1226、1227頁。劉曄的分析，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四《劉曄傳》裴注引《傅子》，第446、447頁。

魏文帝黃初二年 (221)十一月冊封孫權為吳王，孫權遣趙咨使魏后返國，言說北方曹魏終不能守盟，勸孫權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即自立為國，不需臣事曹魏;孫權頗有接納之意。當時孫吳政權對魏是“外臣內王”的格局，如后來《舊唐書》形容藩鎮李懷仙說，“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一樣。①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裴注引《吳書》，第1123、1124頁。李懷仙事，參見《舊唐書》卷一四三《李懷仙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896頁。由于魏既要冊封吳國，遂要求納質子，為孫權所辭拒，自立其子孫登為王太子，次年九月，曹魏出兵南下，并報書指責孫權不納質子，孫權一則臨江拒守，并改年為“黃武”，一則遣使通聘于劉備。到次年，魏軍退返，四月時，吳國群臣勸孫權即帝位，孫權并未允許，并解說當年為防西方劉備，而北方曹魏有援助江東之意，若不受拜封，恐“二處受敵，于孤為劇”，故自仰按而就受封為吳王;但稍后改建年號，即已是不奉正朔了。②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裴注引《江表傳》，第1126、1130頁。到黃武七年 (229)春，吳國公卿百官進勸孫權正尊號，又言說有黃龍、鳳凰見。四月丙申，孫權南郊即皇帝位，改元黃龍。早在漢興平中 (195)，吳中即有童謠說:“黃金車，班蘭耳，闿昌門，出天子”，謠諺所指即為春秋時吳王夫差所都的吳縣西城門，又稱閶闔門，為孫權吳國之都城，此二十余年前謠諺與黃龍鳳凰瑞異，都是孫權自立為帝的根據，無非是正其天子之名其來有自。與曹、劉稱帝所用天文、圖讖等如出一轍。孫權的即帝位與告受天子位如劉備同樣是當天一并舉行，他的告天文與曹、劉相同以“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起句，仍是先為皇帝再告天示受天命為天子。說法是以曹魏篡漢，而漢也行氣數終，天意既去漢，則漢室已絕祀于天，致皇帝位虛而郊祀無主，因嘉瑞歷數在吳，故畏天命，不敢勿從而即帝位;又除吳國群臣所言之外，在制定的鼓吹樂中也有《從歷數》、《承天命》可反映出來。③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裴注引《吳錄》，第1134－1135頁。又《宋書》卷一六《禮志三》，所載孫權告天文字稍有不同。(第421頁)鼓吹曲，參見《魏詩》卷一二，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臺北:木鐸出版社，民國72年版，第546、547頁。孫權是三國中最后稱帝自立為國者，所提出的理據也最薄弱，只強調天意去漢命、曹丕篡漢、郊祀無主，加上前此所部署的天文瑞異氣數等。大體與劉備、曹丕相似，唯劉備還有自稱的漢家血胤之說來加強其繼漢的正統性，曹丕則以得到漢帝的禪讓為其正統性，孫權顯得更是自說自話了;而且未見有蠻夷等陪臣，也顯得草率為天子。

三、三國的國家政權觀

三國各以自足式的法理為據，皆經過即皇帝、天子位的儀式，又都由其所自建的政權而變家為國。三國皇帝以天子自居，自然視其國代表天下的象征，但實際狀況是天下三分，也就需要一統天下始真為正統，是以國家而爭天下。在未一統時，三方都承認現實的實際局面，即各有其政權或其國，如以孟子所言，眾人周知的民貴、君輕、社稷次之以及“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④參見孫奭:《孟子注疏》卷一四下，《十三經注疏》本，臺北:東升出版事業公司影印本，第2頁。趙岐及孫奭疏皆以保疆土、使民以時、修德布惠為三寶的實踐，勝于寶珠玉。借用儒家觀點概括為人民、土地 (社稷、江山)、政府 (君、政事)，似也頗合現代國家三要素的組成，魏、蜀、吳各有皇帝 (天子)、國號及年號，并置朝廷 (政府)，有其領土疆域、人民;正是天下三分為三國。

天下三分是承認彼此政權為政治實體，曹魏建國，孫權初奉之為中央正統朝廷，魏封其為吳王，雖視為藩臣之國，即等于正視孫氏的江東政權，對劉備自立的漢中王及其后的自立稱帝都未加以理會，但在內也承認天下分裂，另有吳、蜀二政權。魏文帝曾問太尉賈詡:“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賈詡也說:“吳、蜀雖蕞爾小國”，⑤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〇《賈詡傳》，第331頁。是知魏君臣都能正視吳、蜀的分裂政權，就是除魏國外，天下另有二國的存在，而魏的自命正統恐怕還不得二國的承認。在后繼的魏明帝也曾問由蜀降魏的黃權說:“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黃權回答說“當以天文為正”又以“吳、蜀二主”并立，⑥參見《三國志·蜀書》卷四三《黃權傳》裴注引《蜀記》，第1045頁。鼎立三國是現實狀況，想要為正，現實政局尚難以知之，只能付諸于“天文”了。又如劉備死時，蜀漢益州大姓雍闿跋扈，都護李嚴報信解說利害，雍闿回答說:“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雹賲⒁姟度龂尽な駮肪硭娜秴蝿P傳》第1047頁。指出天下三分鼎立，各自為正朔，不符合天下、正朔為一的應然狀況，不免使人彷徨于三國之間。雍闿有叛蜀之心，為其行止動向預作合理化的解說，卻也說明鼎立三國的事實，及各以為正朔所在自居的現況，他的動向是可以自行選擇，不須負擔必然效忠的對象。其實雍闿這種情形并不少見，即不過將三國時代許多人物心中所想的表白出來而已。自漢末以來，各投其主及各事其主的情形所在多有，歸附叛離與奔投反復者難有劃一的標準，即如著名的諸葛亮三兄弟 (族弟誕、兄謹)都分別事蜀、魏、吳三國，所謂“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即如此。②參見《三國志·吳書》卷五二《諸葛謹傳》裴注引《江表傳》，第1233頁，諸葛謹答孫權語。各委質于其主，又各為其政權 (國)效命。

天下三分不論對外或對內，也不論用何種方式言說，都已成為當時的共識。而一統天下是可以為正的看法，也同樣是當時各國的共識。除上文魏文帝問賈詡之說外，又當魏明帝修殿舍，辛毗上疏諫言，明帝答報說:“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等等，③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五《辛毗傳》，第698頁。所指即蜀、吳仍據地為國，天下并未統一。蜀國鄧芝當先主劉備死后出使吳國，議談和盟之事，他言說孫權，指出二國聯盟“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后孫權與魏絕交，鄧芝再往吳國，孫權以天下太平則吳、蜀二主可分治天下，然則鄧芝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并滅魏國后，正是吳、蜀二國相爭天下的開始。④參見《三國志·蜀書》卷四五《鄧芝傳》，第1071、1072頁。鄧芝的坦誠言論，正反映出當時確以為天下終究應是一統為一國、一主的。吳國如諸葛恪公開言論說: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⑤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六四《諸葛恪傳》，第1435、1436頁。進取以一統天下與魏、蜀言論并無二致。再如諸葛亮著名的《隆中對》、前、后《出師表》，論說漢末以來豪杰并起，至于天下三分，而“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不可“坐定天下”等等，⑥諸葛亮《隆中對》，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五《諸葛亮傳》，第912、913頁;《前出師表》，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五《諸葛亮傳》，第919、920頁;《后出師表》，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五《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第923、924頁。同樣指出天下分裂的各地政權而形成三分局面，終究是要統合為一，成就帝王之業。

正視天下三分等于承認有三個政治實體或三個政權的存在，但承認其國家、帝王朝廷則未必相同。諸葛亮致書于在吳國任事的兄長諸葛瑾，稱吳國為“東朝”，⑦參見《三國志·吳書》卷五一《宗室傳》，第1212頁。表達承認吳的朝廷、國家之意。當吳國太傅諸葛恪興兵圖謀攻蜀，蜀國越雋太守張嶷致書于諸葛瞻 (亮之子，恪堂弟)，意欲勸阻諸葛恪，書信中稱吳國為“東家”，吳帝為“東主”，即指吳為東方國家、帝王;與諸葛亮所稱是承認其國家的語言說法。因蜀、吳通好，呂蒙與魯肅言“今東、西雖為一家”;⑧參見《三國志·吳書》卷五四《呂蒙傳》，第1274頁。孫權與宗預所說，參見《三國志·蜀書》卷四五《宗預傳》，第1076頁。及后孫權言于蜀國使臣宗預所說:“東之與西;譬猶一家”，所指即二國有如一家之好;雙方相互承認其國家。此與司馬昭招降吳國孫皓時說“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所指的“一家”不同，司馬昭是要吳國降附于魏國的一家，但也稱吳國為“南邦”，是未否認南方的吳國為國家。他同時又述及先前“平定蜀漢”，指稱劉蜀的國號。⑨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八《三嗣主傳》裴注引《漢晉春秋》，第1163、1164頁。這是魏人對二國國家地位的認定。當吳國主孫皓遣使紀陟、弘璆至魏時，魏帝 (元帝)問“吳王”，承認其吳國，惟不稱為皇帝之號，但紀陟回答仍稱孫皓為“皇帝”，也稱魏帝為“君王”，此為干寶所作《晉紀》的記載，⑩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八《三嗣主傳》裴注引干寶《晉紀》，第1165頁。是國家的承認，但魏帝似不以吳帝孫皓與其同等為皇帝，紀陟敢于面達孫皓為皇帝，似乎顯得特別，或僅是干寶所記如此;尤其干寶又記“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豈非不拘諱俗?上文有呂蒙、魯肅所言吳、蜀如一家之好，也有蜀國馬良奉使于吳，對諸葛亮說“今銜國命，協穆一家”，①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九《馬良傳》，第983頁。指吳、蜀二國為二家，但要協穆如一家之好。是春秋以來指稱封建諸侯的傳統，以孫、劉二家代表其國，如上文所說，家、國往往不分，國為一家一姓之國，天下也成其一家的天下，若天下三分，則天下有三家、三姓的國家存在。

三國間彼此指稱常用名字為代表，即稱國主名字如曹丕、劉備、孫權代表其政權?；蚍Q國號如魏、蜀、吳，但蜀的國號應為漢，如前所論，劉備在蜀，但建國為漢。又如傅肜隨劉備東征，撤軍時斷后，吳將召令其投降，傅肜說︰“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②參見《三國志·蜀書》卷四五《文進傳》，第1088頁。此記載出于蜀中人物楊戲的《季漢輔臣贊》，其著作名“季漢”，文中說:“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又以蜀漢是“承漢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③參見《三國志·蜀書》卷四五《楊戲傳》，第1079、1080頁。蜀人、蜀將自稱國號當不為奇，如同劉備、諸葛亮等以繼漢為國，以興復漢室為號召。其次，晉武帝時廣漢太守張敩對武帝言及“蜀漢”國號，④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八《閻溫傳》裴注引《世語》，第551頁?；蚱鋾r蜀漢已亡，時過境遷，稱其曾建立的政權國號無需避諱。魏高貴鄉公時，毌丘儉與文欽舉兵反，有意歸附吳國借兵，同時致書攻蜀將領郭淮，書信中邀郭淮“托命歸漢”，共同舉兵，東西并討司馬師。⑤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八《毌丘儉傳》裴注引《魏氏春秋》，第766、767頁。此時因起兵反魏，始用“漢”國號，用意極為明顯，而且書文中還提到將來二人可“瓜分中國”，所指即是將魏國瓜分。吳國黃龍元年 (229)孫權即位皇帝位，召告吳蜀盟文中說:“今日漢吳既盟”，“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等等宣示二國，明確雙方互相承認，也稱正式的國號。盧弼的《集解》，注此盟誓又說陸機《辨亡論》也稱“漢主”，可知蜀國是魏晉所稱。陸機是吳人，稱“漢氏”是稱國號，也稱蜀國，是以地理稱。⑥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吳主傳第二》，第1134、1135頁;盧弼所說，參見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卷四七《孫權傳》;陸機及其《辨亡論》，參見《晉書》卷五四《陸機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67－1472頁。此外，甚少見到自稱或他稱蜀為“漢”的國號記載，反而常見稱蜀為國號，與魏、吳二國常自稱或他稱為國號的情形相比，有明顯的不同。似乎對“漢”號有極深的避諱，或可說明魏國對蜀漢是承認其政權，但不承認其國號為“漢”，故而皆以蜀為替代。如曹植于魏明帝時上疏稱“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⑦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九《曹植傳》，第566頁?？纱砦簢７Q二國的國號，也代表魏國對二國國家的態度，吳國是先稱臣而后不臣之國，蜀國是僭偽 (違命)之國，像是偽政權。甚至蜀國的使臣宗預對孫權說是“命結二國之好”，但又說:“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⑧參見《三國志·蜀書》卷四五《宗預傳》裴注引《吳歷》，第1076頁。他連自己的國家都不稱“漢”而稱蜀，何待他國徑直要稱蜀而不稱漢?吳、蜀為地理稱呼，吳國號與地理一致，漢國立于蜀，則往往以地理而稱其國。

魏以繼漢為正統中央，對吳、蜀二國在言語中自不便抬舉，反有輕視訾責，《魏鼓吹曲》中有《平南荊》曲，詞句“賊備屯樊城”，⑨參見《魏詩》卷一一，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第529頁。指稱劉備為賊，對其政權與其國號當然也不假以辭色。魏明帝《苦寒行》詞中說:“雖有吳蜀寇，春秋足耀兵”，《棹歌行》詞中說:“蠢爾吳蜀虜，憑江棲山險”，⑩參見《魏詩》卷五，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第416頁。吳、蜀在他看來是非寇即虜。在詔書文中，雖時稱吳、蜀國，但也不乏貶抑而稱之為虜、賊，?參見《三國志·魏書》卷四《三少帝紀》，第139、140、149、151頁等不同詔書用詞。又在魏國群臣中此類貶抑稱謂大有人在，如司馬芝上書言“二虜未滅”，華歆上疏說吳、蜀為“二賊負險延命”，董召說孫權與關羽為“二賊”等。?司馬芝上書，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二《司馬芝傳》，第388頁;華歆上疏，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三《華歆傳》，第405頁;董昭所說，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四《董昭傳》，第440頁。此類稱國或稱人物的說法甚多，不煩引證。要之，對立三國，在其內部都有貶抑對方的言辭稱說，相對為敵時也互指貶責，貶抑相輕雖常見，實際上三方各自為國，并不在詞語間論辯，只在攻伐戰略上用心，是承認現狀的做法。而當時各有立國的理據，孰為賊寇?又如何分別為是?為國家定位及政權的性質似未多所爭辯，除去開國立業時自足式的說法外，其余所見都不外于此，不過反復重申其立場而已。

當遼東公孫淵自立為王時，一則求吳為與國，一則令官屬上書于魏，書中表明指出“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①參見《三國志·魏書》卷八《公孫度傳》裴注引《魏書》，第260頁。是三國各自為帝，鼎足天下的實況，遼東政權也未諱言。遼東自公孫度始，與漢末各地勢力相同，有自立政權的企圖，表面奉漢而自立為侯王。其后繼者受魏所封，但不為魏承認其政權，視之為臣下。當魏征召而發兵時，公孫淵遂自立為燕，遣使誘吳國而稱臣，得到吳國承認其政權，并遣使封藩，但公孫淵反復，殺吳國使臣而投魏，然終為魏所滅。②參見《三國志·魏書》卷八《公孫度傳》，第252－254頁;另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孫權傳》裴注引《江表傳》、《吳書》，第1136－1140頁。公孫淵政權僅暫為吳國所承認，魏國并不承認而視為抗命之臣，蜀國則無與交通。

四、三國時代的“中國”觀

“中國”的詞稱自先秦以來為書史上所常見，所指多在于華夏領域之地。秦漢帝國一統天下，“中國”即為其代表，概指為秦漢帝國之領地。天下、正朔為一，“中國”所指并無疑義，當天下三分，三國鼎立時，“中國”所指為何?則有待確證。尋閱三國所言指列之如下:

魏文帝時欲征討吳國，右中郎將鮑勛上諫，以為勞兵遠襲，“日費千金，中國虛耗”，③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二《鮑勛傳》，第386頁。指魏為中國。前此曹操時欲討伐廬江山賊陳策，劉曄以陳策據險而守，是因“中國未夷”之故，所指為北方中原之地。而后文帝曹丕建魏，吳國稱藩，侍中劉曄分析吳國稱臣的謀略，以為吳、蜀交惡，“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其委地稱臣是“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中原地為魏建國所有，故又以魏為中國。其他又稱“中國伐之”、“外盡禮事中國”、“委身事中國”等都是指魏為中國。④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四《劉曄傳》裴注引《傅子》，第444、447頁。魏文帝所作文辭中有“去珍玩必中國”、“中國珍果甚多”、“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葡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等，⑤參見《全三國文》卷六，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二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頁。就其文意可知所指的“中國”是以其魏國為代表，也含有華夏地方的意思。魏明帝時華歆上書諫伐蜀，說“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所指即魏國本身為中國。同樣地陳群諫明帝治宮室，說“今中國勞力，亦吳、蜀所愿”。孫資諫伐蜀，說“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等，⑥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三《華歆傳》，第405頁;陳群，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二《陳群傳》，第636、637頁;孫資，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四《劉放傳》裴注引《資別傳》，第458頁。都以魏自稱中國，而相對于吳、蜀二國。魏明帝本人為太子時曾問吳國降人“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⑦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九《夏侯玄傳》裴注引《魏略》，第301頁。對江東吳國而言，中國正是指魏國。相對的說法在袁淮言于曹爽時也可見到，他以吳楚“不足與中國相抗”，但常為“中國患”，江漢以水陸互利，“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等等，⑧參見《三國志·魏書》卷四《三少帝傳》裴注引《漢晉春秋》，第122頁。都以魏的中國與吳對稱。魏明帝增崇宮殿，百役繁興，高堂隆上疏切諫，說吳蜀“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⑨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五《高堂隆傳》，第714頁。以吳蜀相對于魏，以魏為中國。在魏的《鼓吹曲》中，詞句有“漢室微，社稷傾”，“中國擾，無紀經”，⑩參見《魏詩》卷一一，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第526頁。所說的中國即是指中土及后來所稱的中原，又以魏所在之地及其政權代表中國。也有自居正統為天下正朔所在之意。

蜀漢以曹魏為漢賊，自以為漢家血胤之脈，又以天命興漢所在，但從未以中國自居，似乎“中國”詞稱對蜀漢政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漢國號或蜀政權。諸葛亮早年在荊州躬耕于隴畝，與名士游學往來，言談志向趨往，汝南孟公威 (建)有意北歸鄉里，諸葛亮說:“中國饒士大夫，遨游何必故鄉耶?”是指北方中原之地為中國，而當時為曹操經營之地。而后諸葛亮勸說劉備求援孫權，并見孫權論說聯盟抗曹操，后即有赤壁之戰發生。在諸葛亮說辭中有“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①諸葛亮所言，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五《諸葛亮傳》，第912、915頁。即指與曹操決裂，而所說的中國正是指北方曹操的勢力，地理上就是曹氏控有的中原之地，吳越不能稱為“中國”。

在吳國方面，初期孫權時曹操得到荊州，江東震恐，孫權問策謀于群臣，當時周瑜分析南北情勢，說曹操若南下，“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驅中國士兵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又說“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等，而周瑜部將黃蓋也說:“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等，②參見《三國志·吳書》卷五四《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第1261－1263頁。所指的中國都是北方中原之人。孫權因遼東公孫淵降而復叛，有意親征，薛綜上諫疏，指出宜先安康本國以對付北方為主，待“中國一平，遼東自斃”，將北方魏國指為中國。又在論南方交州之地時，說:自漢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③參見《三國志·吳書》卷五三《薛綜傳》，第1252、1254頁。這里所指中國相對于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則成為華夏之地的中國。因此“中國”的指稱，需看其言說而知其所指。如同陳壽記吳國士燮在交趾任太守，寬厚謙虛，故“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④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九《士燮傳》，第1191頁。陳壽所言中國士人應是概括華夏人士;是沿用以往的說法。諸葛恪與丞相陸遜書稱“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⑤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六四《諸葛恪傳》，第1433頁。許子將即漢末名士許劭，善于鑒識人物，與名士郭太齊名，又與堂兄許靖俱有高名，共為人物“月旦評”，⑥參見《后漢書》卷六八《許劭傳》，第2234、2235頁。諸葛恪所指中國士大夫為中原人士之意。華核當孫皓在位時，為營建新宮面上諫疏，書中指出吳之于魏，正是“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⑦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六五《華核傳》，第1464、1465頁。所言中國即指魏國。同樣，丹陽太守李衡，因執法而得罪孫休 (孫權第六子，景帝)，后孫修即位，李衡恐遭不測，意欲投奔魏國，為妻習氏所勸阻，她說受孫權提拔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⑧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八《三嗣主傳》裴注引《襄陽記》，第1156頁。此處所說“中國”，實指魏國而言。

在三國的言說中都可見到“中國”詞稱的意涵，大體上指為魏國及后來中原之地為多。但因魏代漢而立國，其地理上正在北方中原之地，二者常重疊所指。三國前的傳統觀念，中土、中原為帝王所居，又是諸夏之地、中央朝廷 (京師)、中央之國等都成為刻板印象，在“中國”地區所建的政權，也就理所當然成為地理與國家混合的指稱，以寫《仇國論》著名的譙周，以蜀喻為“因余之國”，以魏喻為“肇建之國”，倡蜀歸魏之說，他又說:“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⑨《仇國論》，參見《三國志·蜀書》卷四二《譙周傳》，第1029、1030頁。另文見嚴可均:《全晉文》卷七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中國是中土、中原之地，中央所在，以統四方。當魏將鄧艾受蜀降時報書說:“自古圣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⑩參見《三國志·蜀書》卷三三《后主傳》裴注引王隱《蜀紀》，第901頁。正可說明這種觀念。中原、中土即京師而擴及諸夏、區夏之地，如魏將鍾會移蜀國檄文說:魏武撥亂反正，“造我區夏”，?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八《鍾會傳》，第788頁。是同意思所指。視中國為北方中原地區的例子所在多有，如漢末鄭泰對董卓說“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盜之警，百姓忘戰日久”，?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六《鄭渾傳》裴注引張璠《漢紀》，第509頁。指東漢以來的中原之地。傅嘏于曹芳 (劭陵厲公)時，朝廷議論征吳，傅嘏說:“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一《傅嘏傳》，第625頁。以春秋時吳王夫差進兵中原，齊、晉都是中原華夏諸國，喻為東吳對魏的中原之國。同樣的比喻為魏明帝時，王朗上疏說春秋時吳王夫差“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威取中國，定霸華夏”，?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三《王朗傳》，第413頁。中國與華夏同是北方中原地區。又如漢末孫策將死之際，對輔政大臣張昭言:“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①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四六《孫破虜討逆傳》，第1109頁。當時正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孫策有攻許昌、迎漢帝的企圖，但為刺客所重傷;所指的中國正是北方中原的戰亂。漢末中原戰亂猶如王粲的《七哀詩》中所說:“西京亂無象，豺狼方構患，復 (捐)棄中國去，遠身 (身遠)去荊蠻”，②參見《魏詩》卷二，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第365頁。由于漢獻帝為董卓西遷往長安，又有諸多朝廷亂事，使王粲離中原之地而往荊州依劉表，是以說去中國而遠赴荊蠻。如仲長統說漢末的情況:“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③參見嚴可均:《全后漢文》卷八八，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所述所指相同。即如孫權在江東，也有“今定天下，都中國”以及“郊祀當于土中”之意，④參見《三國志·吳書》卷六〇《賀齊傳》裴注引《吳書》，第1379頁;《三國志·吳書》卷四七《吳主傳第二》裴注引《江表傳》，第1136頁。是要以中原為國都，而于“土中”(中土、中原)為郊祀所在始為一統天下后的正當抉擇。至后晉武帝平吳，仍有童謠說:“中國當敗吳當復”，⑤參見《晉書》卷二八《五行志中》，第844頁。指北方中原之國為中國。

對于四夷各地，由先秦的京師、諸夏、蠻夷天下秩序而來，而前二者即可合稱“中國”，“中國”成為華夏之地或所建之國。如曹操對安定太守毋丘興說:“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⑥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第42頁。對羌、胡而言，華夏自來即以中國為稱。謝承作《后漢書》，載臧旻言西域諸國，初由三十六國，分為五十五，又散至百余國，其國大小、道里、人數及風俗、山川、草木、鳥獸、異物等，凡“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⑦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七《臧洪傳》裴注所引，第231頁。是西域各國與華夏中國之別，仍是承襲以往的指稱。魏文帝時，問蘇則以西域通使，可否求市敦煌大珠?蘇則回答說“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⑧參見《三國志·魏書》卷六《蘇則傳》，第492頁。所指以魏為中國。陳壽作《三國志》，仍沿用華夏中國對外族的觀點，如記田豫為護烏桓校尉，寫道:“(田)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記徐邈為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寫道:“(徐邈)乃支度州界軍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等。又記“蠻夷潛夏”，稱“久矣，其為中國患”，閻柔以烏桓所統萬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國”，柯比能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又“故其勒御部眾，擬則中國”。這些紀錄，區別四夷與中國當是秦漢以來的傳統記述方式，⑨田豫，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六《田豫傳》，第727頁;徐邈，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二七《徐邈傳》，第740頁;其他參見《三國志·魏書》卷三〇《烏桓鮮卑東夷傳》，第831、835、838頁，又裴注引《魏書》，言烏桓與中國對稱，所在多有，參見第832、833頁。陳壽敘東北各族說“中國失禮，求之四夷”，最能代表他的看法，恐怕也不失為三國時期對四夷的“中國”觀，參見第841頁。當時寫稱“中國”既代表華夏也可稱說魏為中國。指稱廣義與狹義的代表。

五、結語

漢末黃巾起事，中央有董卓之亂，地方州牧勢同割據。漢室傾危之際，曹操迎漢帝而挾天子以令諸侯，后以漢丞相之名漸平北方中原地區。赤壁戰后，已形成北、西、東三分天下之局。曹丕代漢稱帝，開建魏國，劉備隨之稱帝，以繼漢建立蜀 (漢)，孫權先稱臣奉魏，不久建年號，繼之稱帝建吳國，三國鼎立而各自為正朔。

以曹魏而言，自認為是繼漢的新朝、新國家，對東吳是初承認為其藩臣之國地位，封為吳國之王，行使江東的分治政權，而后吳建年號、稱帝，則以為是叛逆，分裂天下之舉，不視為對等的國家，但默認其政權，乃是因當時的現況，確為政治實體之故;對于蜀漢亦復如此。吳國由臣魏以保持其江東政權，稱帝自立后即不奉魏為正朔，自認與魏是對等的國家，進而逐鹿中原。對于蜀漢，因聯盟之故，承認其政權 (漢中王)，再則承認其國家地位，二國共同對魏，欲吳蜀均分天下。蜀漢對曹魏始終不以其為正統國家，視為漢賊篡亂的政權，以為自身仍為漢室后繼的朝廷，企圖以此以正名于天下。因為抗曹魏而與東吳聯盟，故只得承認吳也是一新國家，雙方地位平等，以進圖天下。

三國各自立國，都經過即皇帝、告天子之位的儀式，前后的經過，詔告的表述幾乎無所差別，由天文、圖讖等自足式的說法以示天命，擁有領土、人民與政權即可建國立業。在各自奉其正朔的前提下，主張行使國家的政府 (朝廷)的權威，于是中國的天下國家 (nation)分成三個政府型政權(governmental regime)的國家 (country)，由于三個政治實體 (political entities)間的對立，彼此間自稱其合法性 (legitimacy)，在現實狀況中，每個政權雖只能有效控制部分的天下國家 (nation)的土地、人民等，但都宣稱本身是具有正統性，都是代表整個天下的朝廷，也都主張對于未控制的部分領土、權威未及的人民擁有或將擁有主權，隱含著重迭主張 (overlapping claims)的性質，這也是源于“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的天下觀點。

對“中國”的詞稱，在蜀、吳二國都未用來指其本身，反而多指曹魏為“中國”，而曹魏也自稱為“中國”，似當時以地理的中國在北方中原之地，是漢魏所居之地，蜀、吳雖以正統自居，但所稱“中國”并未含有中國天下的代表，只指稱中原或在該地所建的政權而已;而曹魏倒有繼漢為正統，自以是代表中國天下正朔所在的觀念。中國的觀念應為天下，天下三分即概念的中國分裂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