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固執，只為崇尚規律、尊重國情
——專訪南京市鼓樓幼兒園園長崔利玲

本刊記者_何永志 攝影_何永志

我所固執，只為崇尚規律、尊重國情
——專訪南京市鼓樓幼兒園園長崔利玲

本刊記者_何永志 攝影_何永志

未見崔利玲，記者對她的印象頗為糾結。

百度其人，線索有限，許多信息多為乏味的專家觀點，報道背后常常見不到“人”，就算幼兒園官網的“園長簡介”，同樣中規中矩，簡單正經。

抵寧采訪前，記者曾向媒體同行打聽崔利玲，他們或是多年前聽她講過課，或曾因工作有所往來，存留印象大致是學者氣息很濃，多少給人封閉、保守之感。

在采訪途中，負責接待的老師聊起崔利玲，下意識地說：“崔老師呀，過去有許多機構屢次想高薪挖她，可她就這么心甘情愿地一輩子守著陳老爺子啦！”言語之中，有惋惜，也有尊敬。

態度不一，暗中所指，無非堅守陳鶴琴先生的教育傳統，崔利玲近乎固執。

兩天來與記者來往時的崔利玲，言語平和，衣著樸素，習慣每天騎著電動車，早晚在幼兒園、家兩點一線間樂呵呵地來回奔走。她愛聊家常，辦公室里最醒目的位置擺放著女兒的漂亮照片，在她心中，女兒才是她最得意的作品；她愛做飯，聊起燒淮揚菜，成就感絲毫不亞于當園長，那神情滿是一位杰出家庭主婦的幸福模樣。下班后唯一能干的園長的事情，大概只是在關掉手機的那一刻，孩子上園難啊，一己之力，微不足道，她只能以此盡量減少不必要的煩惱。

崔利玲：

南京市鼓樓幼兒園園長兼黨支部書記，江蘇省特級教師，教育部學前教育指導委員會專家、江蘇省督導專家、南京市督學，江蘇省人民教育家工程培養對象。

也許時間太短，崔利玲固執的傳說很難找到有力佐證，只確信她對陳鶴琴的研究爛熟于心，陳老先生的點滴言行于她如數家珍，如話家常罷了。偶爾她還挺迷信，覺得由不得她不熟悉，因為每天在幼兒園里，她都會看見陳老塑像、陳老紀念室、陳老故居、陳老種的樹、陳老寫的書、陳老說的教育名句……陳老塑像慈祥的微笑也傳遞著一個信息：“你是鼓樓幼兒園的園長，我會支持你的！”園里種有不少瓜子黃楊，這種植物俗稱千年矮，是盆栽和綠化的上品，一般長勢只有兩尺來高，其中有一棵多年來卻自由地伸展著枝椏，獨自成樹。每從樹下經過，崔利玲時常感慨，它也許是陳老先生的別樣叮囑：相信孩子，他自由的成長會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

崔利玲說，從教30來年，她從未離開鼓樓幼兒園，絕非盲目崇拜，只因陳鶴琴先生給予了她應對一切矛盾的勇氣和方法。

在教改春天來臨之際，崔利玲嘗試陳鶴琴先生的“單元課程”實驗，回歸科學化、中國化的幼教方向。

當中國幼教引入大量外來文化，眾多不洋不土的理論、課程甚囂塵上之際，崔利玲第一個發出反對盲目崇拜的聲音，與喧囂抗衡之態自此形成，非議不曾斷絕。

“十五”規劃期間，幼兒園率先提出了構建教育集團的愿景，并將“母雞生蛋”原理作為幼兒園擴大規模、“多元辦學”的重要參照，即當幼兒園有了擴大規模需求、舉辦新的園所前2-3年，首先要儲備足夠的教師與管理人員，同時儲備相宜的教學與管理資料，保證新園建成后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正常運轉。鼓樓幼兒園這個超級養育基地不僅給鼓樓區眾多的幼兒園輸出了優秀的園長，也為幼兒園自身培育了管理者。

2000年10月，鼓樓區實施名校西進戰略，在南京河西地區大力發展房地產建設的同時，合理配套教育機構，以吸引市民入住，滿足老百姓的需求。鼓樓幼兒園在此背景下開辦了聚福園分園，管理方式實行四個一，即“一支教師隊伍，一種管理方式，一個法人，一本賬”。這種思路能夠保證新的園所按照原有成功的管理方式走捷徑，一開始就能站在高起點發展，減少了摸索探尋階段，辦學成效能很快顯現。

時至今日，鼓樓幼兒園擁有4所教育系統幼兒園、1所民辦幼兒園，幼兒園放大的優質教育資源滿足了周邊家庭的需求。但面對“教育集團化”模式過度商業化傾向，她又反躬自省，冷靜待之。在立足園本特色發展的基礎上，致力于幼兒園普惠性與家庭教育的研究。

崔利玲“固執”地選擇堅守，只因她從未忘記為什么出發。

這所有著90年傳統的優質幼兒園，收費僅為600元/月，且不收建園費。

《教育家》：到訪之前，本刊對您的印象有些糾結，但當在紀念室看到曉莊師范幼師班的開班合影時，頓時消解了不少。您對陳鶴琴的教育思想經歷了怎樣的認識過程？

崔利玲：恢復幼兒師范一直是陳先生的理想。1979年，在陶行知先生的曉莊師范，中國的幼兒師范事業重新起步。我依稀記得那天陳先生很興奮，為我們做了開學講話。

其實，那時我是懵懵懂懂選擇了學前教育專業，我還不了解陳鶴琴教育思想對中國幼教的影響。之后，我來到陳鶴琴曾任院長的南京師范大學學習，深層次地接觸了中外幼兒教育，感受到了陳鶴琴教育思想的博大與精深。

記得在南京師范大學學習期間，在一次《中國教育史》的作業后，任課老師這樣批注：你來自鼓樓幼兒園，你有責任了解陳鶴琴，了解他的教育思想，了解他的寶貴遺產，了解他對中國幼兒教育作出的卓越貢獻。老師的批注，讓我第一次把自己和陳鶴琴先生聯系在一起，把自己和鼓樓幼兒園的發展聯系在一起。

大學畢業重新回到鼓樓幼兒園，我已經自信滿滿，因為很多老教師不斷地在我耳邊嘀咕：“小崔啊，你是鼓樓幼兒園文革以后的第一個大學生，你要做第二個陳鶴琴??！”所以后面的三年，我就從教育科研起步，以幼兒社會發展為突破點，努力將大學學習的理論與教育實踐結合，為自己人生的專業成長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在幼兒園，我和同事們一起學習陳老的著作，聽陳老的故事，研究陳老“活教育”的思想，實驗陳老“單元教育課程”。我們帶著感恩的心情拜訪陳老的子女，我們帶著求知的渴望了解陳老辦學的故事，我們帶著崇敬的心情整理陳鶴琴紀念室……我不僅把陳老視為教育家，更把陳老當作師傅與長者，每天做事或決策前，我也會問自己：“如果是陳先生，他會這樣說（做）嗎？”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責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1989年我擔任業務園長，主要關注園本課程研究和教師隊伍建設；2000年我成為鼓樓幼兒園第八任園長。我又將關注點轉向文化建設、教師專業成長和多元辦學。在職業生涯中，我覺得做得相對成功的就兩件事，一是單元教育園本課程的建構，一是幼兒園多元化辦學形式的探索。

《教育家》：您堅守陳鶴琴的教育思想，外界褒貶不一，您聽到質疑的聲音了嗎？

崔利玲：有的，我知道。有人說我封閉、保守，只會抱著陳鶴琴的東西不放。

《教育家》：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聲音，又是什么力量支撐著您應對質疑，堅持己見？

崔利玲：自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教改以來，中國幼教界的浮躁之風一直挺盛，無論從業者還是家長。2000年前后，中國幼教界掀起一股狂潮，追求生成課程。預成課程就是教育者實現擬定的教育內容教什么，孩子學什么，老師心中都有數；生成課程以兒童為主體，充分尊重孩子的興趣，瑞吉歐即后者的代表。當時南京有許多幼兒園趨之若鶩。

當時南京有一個教研傳統，即每個區按月輪流為全市幼兒園教師上公開觀摩課。但是輪到所謂的開展生成課程的幼兒園時，她們沒有教案，沒有計劃，理由就是不知道明天孩子們的需要，沒辦法提供。這種追求外表、不求實際的做法很是讓我擔憂。

我認為生成課程必須建立在觀察基礎上，生成課程老師需要準確地觀察到兒童的需求，再來快速分析孩子需要什么，并且同時準確地篩選幫助孩子提升興趣點的方法。我認為當時的教師有三個層面做不到：一是自身專業水準不夠，以中專生為主，少部分是大專生；二是班額大，怎么才能關注、滿足每一個孩子的興趣點？不能以一些人的興趣代替另外一些人的興趣，那是另外一種無視；三是材料支撐不到位，我們無法根據孩子的及時興趣立刻準備完善的教具、學具等配套材料，相關資源跟不上。所以，許多幼兒園所謂的生成課程做成了空架子。

我當時提出，大部分幼兒園課程建設可走的道路是預成為主，生成為輔，比較符合實際，老師能操作，孩子也能從中受益。當教師專業成長到達較高的水準時，再走生成為主的道路也不遲。這正是陳先生反復強調的理念：堅持科學的幼兒教育辦學方向，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幼教道路。

自此以后，便有聲音出現，說我封閉、保守了。

《教育家》：還有人說您固執。

崔利玲：有的。我固執的只是崇尚規律，尊重國情?？礈史较?，走自己的路，你可以吸收沿途風景之美，卻不能因此迷失了方向。不要懼怕路人暫時的指責，時間會讓真相充滿力量。10年之后，曾經批評我的專家們，在很多場合開始紛紛支持我，認為我們搞教育的不能急功近利，只有堅持才能有更加長久的提升。

曾經的鼓樓幼兒園在中國起著引領作用，但我們現在不談引領，常常講堅守。在過去五年中，我常到各地做一些學術交流，一般在結束時我一定要放兩張PPT，一是回歸幼兒教育的本質，二是還給孩子幸福童年。每個人只有一個童年，我們要摒除浮躁、焦慮、功利的心態，實施符合科學規律的、奠定基礎的教育，像陳鶴琴先生那樣親身實踐，朝著“中國化、大眾化、科學化”的方向不斷探索，回歸幼兒教育的本質，還給孩子幸福、快樂的童年！

堅守某種信仰，常常也是需要幾分固執的。

《教育家》：強調堅守沒錯，會不會影響求知欲望，對新東西難以吸收，尤其國外的一些教育理念，比如高瞻課程、華德福教育。

崔利玲：其實，陳鶴琴當年創辦鼓樓幼兒園，就是想將中國本土文化與西方先進文化融合，形成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新教育。先生在美留學期間，受到美國進步主義、科學運動的影響，針對中國當時教育的現狀，提出不能“教死書、死教書”，要“教活書、活教書”，提倡尊重兒童、幼童本位的“活教育”。鼓樓幼兒園現有的單元教育課程為了體現科學性，特根據我國的國情，將課程的發展擬定了三個階段，分別是集體教學階段、小組教學階段和個別教學階段，力圖通過減少師生比讓教師更加準確地了解孩子、實施合理的教育行為。在建園80周年時，我園出版的第二套單元教育課程教材中，重點呈現了環境、游戲、資源，以此作為課程的支撐，就是欲重視兒童的自主活動、體現兒童為本、社會教育的思想，將原來相對固定的單元變成教師可以靈活變通的單元，凸顯課程的開放性。

在信息技術發達、教育理論多元的今天，善于吸納國外先進的理論，并通過理念的轉變揉入園本課程之中，是課程科學化的一種基本表現。美國的高瞻課程就是一種開放式結構的課程，它通過特殊的時間安排和兒童的獨立操作，給孩子更廣闊的選擇空間。我園的課程亦是帶有此追求，如分組教學、教學公共區改變為討論區、富有個性的班級作息時間表，大區域分割調整為小區域，調整兒童自主游戲方式、教師的引導與支持、資源利用等。上世紀80年代我園的活動教育課程就是體現幼童本位的最好課程，遺憾的是由于當時整體教師專業水平不適宜在園內全面普及，課程暫時擱置。我們今天的單元教育課程，就是吸取了活動教育課程的成功做法，通過遞進式的課程研究，以“活”為魂，強調“做”與“實踐”，注重“鮮活”的內容選擇，注重情趣化、靈活式的學習方式“激活”體驗，實現“活教育”三大綱領“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大自然，大社會，都是活教材”“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的追求。

《教育家》：陳鶴琴的《家庭教育》一書在中國影響極大，為鼓樓幼兒園注入重視家庭教育的傳統。而著名學者汪丁丁接受本刊采訪時曾表示，中國教育最大的失敗首先是家庭教育的失敗。您對此如何看待？

崔利玲：1917年，日本著名心理學家、教育學家木村久一寫下了大作《早期教育和天才》，被世界奉為“家教圣經”。 這也是我跨入曉莊師范的大門，接觸到的第一本課外讀物。書中指出了很多早慧的孩子，可以說是通常意義的神童。但許多人沒有看到背后痛心的遺憾，因為這些神童后來怎么樣，沒有人關心或了解。其實書中開篇介紹的第一個早慧兒童塞德茲就是過度教育的犧牲品，童年時期的輝煌成績并沒有把他引向成功之路，過度教育使他精神失常，住進了精神病院。出院后，他一心想過普通人的生活，便在一家商店做店員，一生無所作為。

教育要遵循兒童發展規律，要尊重兒童的年齡特點，要在適宜的階段做適宜的事情。要像種樹一樣先在苗圃培育幼苗，然后移植進田里接受大自然的風雨，最后再根據外形、特性移植到合適的地點，在繼續生長的同時，成為人與自然共存互惠的媒介。社會不需要“人工神童”式的“天才”，需要的是在科學的幼兒教育下成長的心智健全、終身能為社會為家庭做出貢獻的人才。最近我的一部書稿即將出版，名字就是《穩住孩子成長的腳步》，我想傳達的核心意思正是如此：家庭教育，仍然浮躁不得。

另外，中國與歐美最大的差別在于，缺乏規范的孕前教育，這可能也是家庭教育跟不上的一個原因。據我所知，美國的家庭只要有孩子出生，父母每周必須到社區接受幾次培訓活動，關于如何養育孩子，如何了解孩子的特點等，父母參與的程度與生育福利直接相關，相當于得從社區畢業了才能獲得相應的福利待遇。若堅持不參加培訓的，甚至有可能被剝奪對孩子的監護權。

中國父母在生育前，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如何哺乳、坐“月子”、臍帶血留存等關于生命存續環節的培訓，而鮮有立足孩子人生發展的指導，因此家長希望這方面的缺憾能夠在幼兒園得到彌補。

我們一直致力于讓老百姓清楚幼兒教育的任務、實質是什么。每年開學階段，我們都有一個家長學校見面會，向家長傳遞科學的養育知識與策略，提出建立幼兒園、家庭互動機制，增強幼兒園與家庭的橫向聯系與溝通，倡導家庭介入幼兒園的管理、決策。家長們對我們的理念和做法很認同。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家校共育，服務社區家庭的事情，幼兒園可做的空間還很大。

《教育家》：聽說您的女兒一直很優秀，畢業于美國常青藤大學，如今發展也很不錯，能分享一下您的養育經驗嗎？

崔利玲：我覺得孩子成長中最重要的需求是父母的陪伴。

我們家有一個傳統，就是帶孩子出去玩。以前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我們每周都會把孩子帶出去玩，孩子的足跡遍布南京的大小公園。這個過程中其實就是讓孩子感受自然，另外重視和她交流，我們叫做“有討論的游玩”。

孩子大一點呢，稍微比較重視的是她學習習慣的培養，比如字跡工整，以獨立的思維方式解答問題等。

在幼兒園，我對新生家長嘮叨得最多的就是希望家長們至少每周能帶著孩子出去玩一次，父母每天至少和孩子玩半個小時，永遠不要隨意比較。放平心態，如果你的孩子是班級中年級較小的，請甘心接受孩子暫時落后的局面，如果這樣的孩子在某些方面已經能比別人好了，你應該感到欣喜和足夠驕傲，而非認為好是應該的。

《教育家》：今年4月23日就將迎來鼓樓幼兒園成立90周年紀念日，打算怎么慶祝？

崔利玲：圍繞幼兒園園本課程、陳先生教育思想，我們會有一系列的學術研討活動。至于慶?；顒勇?，只是幼兒園師生、家長們在一起，簡單的自娛自樂而已，節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