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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誦讀的關鍵在于“讀”

2013-04-11 01:48龔鵬程
時代人物(新教育家) 2013年4期
關鍵詞:鵬程考試讀書

文_龔鵬程

經典誦讀的關鍵在于“讀”

文_龔鵬程

經典誦讀,誦之外,更須注重的是那個“讀”字;人未讀書,他的自我是空洞的,需由讀書來填充,才有內容,才能具體化,因此閱讀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事。

大陸的兒童讀經運動,推展近二十年,目前已遍及各省市,發展迄今,成效固然明顯,問題也漸浮現,已到了該反省改進的時候了。

兒童讀經在許多小學熱火朝天地推動著,但基本上是補充、救濟型的,屬于正式教材、課程之外的活動。所以至今小學課本還是一仍舊貫,毫無相應改變。小孩子可能在小學階段就誦讀過《三字經》《論語》《唐詩三百首》等典籍了,卻還得繼續讀那些淺陋、無深意、無文字美感的課本,徒然浪費時日。中學的文言文教學,也同樣未吸收經典誦讀教育之內涵與成果。這都是令人遺憾的事。

改善之道,或可參考臺灣,由四年級開始將傳統文化融入教材,逐漸增加,到高三時占到65%至70%的比重;另外加編《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把《四書》正式納入文化教養內容。

其次是教師養成制度。目前的小學教師基本上都來自大學中文系或師范院校,偏遠地區還沒有這么好的師資結構??杉词故谴髮W中文系的畢業生,對傳統文化的認知也很有限,因為中文系基本上只有兩塊知識體系,一是語言文字,一是文學。因此在實施國學經典誦讀時,大抵只能教給小朋友一點語文字詞常識,或教一點詩詞。儒學經典呢?自己也不懂,因為哲學義理,本非素習,只能讓小朋友背誦記憶了事。

各省市雖然也常辦教師培訓,但針對教授國學經典該具備的基礎知識,普遍不知如何加強。教師的知識結構未能改善,怎能勝任經典教育?何況,大學不只知識結構應予調整,實際教學效果也很可疑。大學生在校,“由你玩四年”,出來后其實什么也不懂。近日各大院校都在招博、碩士生,每逢友人談及,都是搖頭嘆氣。例如問戴震與章學誠,學生竟反問:“戴震是什么時代人?”問《明夷待訪錄》,學生竟答:“一本記載中國跟蠻夷交往的書”。如此程度,對學術史一竅不通,幸而只是去考研,自己出出糗便罷,若去教書,豈不誤人子弟?

再則是教學方法。

目前兒童讀經又稱為“經典誦讀”或“中華文化誦讀工程”,其教法如名稱所示,幾乎全部都只是誦念。教師的六字訣是:“小朋友,跟我念!”念熟之后,背起來,不求甚解。這是教。教了以后,如何檢驗成果呢?舉行競賽!個人間的、班級間的,也有學校間的。競賽成績若好,大家都喜滋滋地,把名次用紅紙寫在校門口,家長瞧著也高興。

但這種記誦與考記的教育方法,乃是現代教育之特色,與經典內涵及精神南轅北轍,早該打破了。

為什么呢?先說誦念與背誦。兒童記憶力好,在他們記性好時,記些經典,而勿將那亂七八糟的小學課本塞進腦子里,本來是對的。但學生除了記憶力之外,就沒別的能力嗎?不該同時被開發嗎?只記誦,不準思考或不必思考,既是可惜了,也是不自然的。因為小孩子自然就會有感受有思考。例如讀《孟子》,讀到齊宣王見人牽牛過堂下,問起,說是要牽去宰殺,好用血來涂鐘;齊宣王說:“放了吧,你看牛都在發抖了!”腦海中自然就有一幅圖像。念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每天去墳間討人家祭墓的飯菜吃,腦海中自然就形成一段故事情節。把這些可能發展成想法的念頭都按下,光背誦記憶,能行嗎?

再說,經典所提供的,除“聞見之知”之外,更多的是“德性之知”的問題。荀子勸學,云: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荀子以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來說明學的歷程,講的正是教人由誦經入手,而最終要體現實踐于禮上。這種實踐,正是德性之知,亦即廉德所說,除純粹理性之外的實踐理性。我們在教育上亦須發展兒童的實踐理性。而這種理性及知識,絕不是僅僅誦誦即能奏效的。

考試或競賽,局限性更明顯。第一,考試競賽都設定單一標準,可是人文學有單一標準嗎?圣人有圣之清者、圣之任者的不同,孔門亦分四科。定一標準以辨賢愚,看起來公平簡單,其實悖理,用在經典閱讀上更不合適。王陽明5歲還不會說話呢!能以記念背誦流利與否來定人高低嗎?

其次,多數“聞見之知”不必背誦,學生只需要懂得查資料就行。把一些資料性的東西全背下來,就跟背字典一樣,毫無必要。

三,比賽與考試會養成學生的不健康人格,形成競爭心態。所謂好學生,只是勝過別人、壓倒別人的人。中國古人并不主張如此,故曰“自勝者強,自知者明”,工夫皆放在自省自律上。

四,考試會引導教學。而現在的考試,又不似古代科舉考文章、考經義、考策論,都只是字詞解釋等死材料或瑣碎的知識,以致考得好的學生往往無文彩、無條理、無思考力,這是能鼓勵的嗎?

現在的悲哀,是跳出誦記與考試的結構后,許多教師就不懂得怎么教書了。其實經典教育或稱經典誦讀,誦之外,更須注重的正是那個“讀”字。

始乎誦經,之后就要教小孩子怎么閱讀,培養他閱讀的興趣與習慣。人若未讀書,他的自我乃是空洞的,可稱為空白主體。這個主體,需由他讀過什么書來填充,才有內容、才能具體化,因此閱讀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事。笛卡兒曾說:“我思故我在”,涵義略近于此。讀了書,便有知識,繼而又能思之,人生自然不罔不殆。經典誦讀要讓學生體會的,就是這一歷程,因而必須鼓勵他、教他看書。

一本書,依目前之教法,只是從頭到尾硬背??墒?,書若倒過來讀會怎么樣呢?《論語》開頭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從修身講起。結尾卻是《堯曰》篇,講堯如何交代舜“允執厥中”,做好帝王的治國平天下之道。故若倒過來看《論語》,就會發現儒學另一個重點。一本書,便應如此從前、后、左、右、上、下乃至旁推曲鬯(chang,四聲,同“暢”,編者注),讓學生去讀的。

古人說“讀書百篇,其義自見”,并不是一百遍都用同一種讀法。那是呆子,如蒼蠅撞玻璃,撞同樣地方上百次,能有啥用?故曰“讀書讀書,貴在善于讀之”。舉一反三,不難隅反。唯有小孩子會讀書了,將來才能有出息,兒童時期那一段誦讀經典的歲月才不至于浪費,否則誦記經典和虛耗生命于考卷、教科書中有何兩樣?

你認為古人的“德性之教”在當今社會還有價值嗎?

編輯郵箱:the_educator@126.com

龔鵬程,臺灣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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