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現代化還是現代性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問題述評

呂敬美，韋 嵐

(1.上海大學社科學院，上海200444;2.江蘇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鎮江212013)

自1840年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現代性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持續的動蕩與斷裂，學界常用社會轉型的宏觀分析框架來解說這一歷程。誠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爆發所帶來的成就為世界矚目，也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中國問題”。如果說“當代中國問題”是社會轉型的話，那么是何種社會轉型?是現代化還是現代性?如果是現代性的話，是誰之現代性?回答這些問題在觀念形態上對中國社會發展具有深刻的理論啟示，在現實形態上對中國社會發展具有深遠的實踐意義。

一、作為“當代中國問題”的社會轉型

在國內關于“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中，“社會轉型”無疑是一個使用較為普遍的概念。只要查查在篇名中出現“社會轉型”的文獻或書籍，就大抵知道:這些著作主要是以社會轉型與某一具體問題作為研究對象，進而對兩者的相關性進行探討。不過，這一具體問題所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包括價值觀念、制度建設、社會發展等。質言之，從社會轉型的視角對這些具體問題進行剖析，對它們在社會轉型中所經歷的變遷過程進行闡述，是我們看到的普遍研究狀態。

什么是社會轉型?一般認為“社會轉型”這一范疇源自西方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它是“Social Transformation”的中譯。西方社會學家用這個概念來“描述社會結構具有進化意義的轉換和性變，說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換”［2］。這里，社會轉型是指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鄭杭生認為，社會轉型是“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這一說法著重強調的是社會結構的轉型，而中國的社會轉型“是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從傳統走向現代、邁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過程”［3］。這樣理解的社會轉型可稱之為廣義轉型，包括社會結構轉型與經濟體制轉軌等內容。

如果說學界關于“社會轉型即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換”這一說法基本沒有異議的話，那么有關社會轉型的理論闡釋可謂眾說紛紜。這是因為，對社會轉型的考察，本身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它匯集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哲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資源。然而，所有的這些研究主要是以兩種理論為分析框架的:“一是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哲學的社會形態理論;二是社會學現代化理論的‘傳統—現代’轉換的結構分析和比較分析?！保?］有關這兩種分析框架的關系，陸學藝認為:“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研究的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它屬于歷史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哲學;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研究則屬于具體科學的研究層次?！保?］18—19因此，社會形態理論通常成為“社會結構的轉型研究的必要前提和指導原則”［5］21。

社會轉型本身是一個歷史范疇，也即社會轉型是在特定社會的特定階段所發生的轉換。因此，談社會轉型必然涉及中國社會轉型的時間界定。一般的界定有“兩時期說”和“三階段論”?！皟蓵r期說”認為，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如下兩次重要的社會轉型期:第一次社會轉型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相繼成立的中華民國為標志，是暴力革命式的社會轉型;第二次社會轉型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標志，“這一轉型是中國由一個具有初步現代性的社會向建設較為發達的現代社會的轉型。它是采用和平的、變革式的轉型”。［2］而更多學者持“三階段論”，即1840至1949年是中國社會轉型的第一個階段;1949年之后中國社會進入獨立自主地進行社會轉型的階段，直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第二個階段;而當前中國社會的轉型應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稱之為第三個階段?？纱笾路謩e稱之為社會轉型的啟動和慢速發展階段、中速發展階段、快速和加速發展階段。

實際上，以上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兩種說法并不矛盾，但是后一種說法揭示出了社會轉型的動蕩和挫折，它本身就是我國當代社會建設的一筆財富，應該理智地保留其位置。［6］388而且，需要有一個“大歷史觀”，從而把中國的社會轉型放到一個更大的社會架構和更長的歷史分期中去考察。因為，它標示出社會轉型作為中國社會自我批判的深遠影響。然而，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對于中國現代化的研究，如果不和中國正在發生的社會結構轉型結合起來的話，可能對于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很大的缺陷”。［7］209因此，研究社會轉型，就跟現代化及其理論糾纏在一起。

二、社會轉型作為現代性問題的提出

對于國人來說，“現代化”可謂家喻戶曉了，但是“現代性”卻更多是一部分學人筆下的概念術語。這恰恰證明了“現代化是這個時代的思想基調，而對現代性的哲學反思，則僅是第二聲部的襯托”［7］2。如果非要把二者聯系起來的話，那么現代性社會可以看作現代化的目標，而現代化看作獲取現代性、構建現代性社會的過程?，F代性規定了社會發生轉型后的狀態，即現代性規定了社會轉型的目的、目標和任務。不過，對于中國來說，現代性并非現成的，“拿來”用即可，現代性需要重新書寫。重寫現代性在利奧塔那里主要有兩層意思:其一，“回歸到起點”，即對現代性的全過程重新加以審視;其二，“深加工”，即對于先前事件及其意義所建構的蒙蔽了的東西加以發掘和深入思考。［8］140此二點是不可偏廢的，而且都是我們必須加以重視的。

要對現代性的全過程加以審視，并努力發掘和深入思考那些被蒙蔽了的東西，就必須從發生學上討論現代性現象。當然，這樣做首先遇到的是術語上的困難。據考證，在西方文化史上最早使用“現代性”一詞的是波德萊爾。他使用“現代性”來表達人或事物所具有的某種品格、性質或狀態。［9］485但一般來說，現代性首先是一種時代意識，通過這種時代意識，該時代將自身規定為一個根本不同于過去的時代。哈貝馬斯曾指出，黑格爾就是在這種用法上討論現代性概念的:“現代”就是“新時代”。［10］5但是，這個過去的時代指中世紀。人走出中世紀，便開始慢慢發現自我，社會的宗教色彩淡化，個人主義的種子開始發芽，世俗生活獲得肯定。

現代性的實現或展示過程對應著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通常把這個階段確定為中世紀結束和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時期。但更多學者喜歡把最早始于英國、后推及法德的廣義啟蒙運動看做現代性的界碑。鮑曼就把“現代性”視為一個歷史時期，它始于西歐17世紀一系列深刻的社會結構和知識轉型，后來達到了成熟。而吉登斯則認為，現代性指的是起源于大約17世紀的歐洲，而后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影響的一種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模式。［11］1那么現代性具體所指為何呢?利奧塔曾指出，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名稱之一。［12］147吉登斯認為，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中，現代性是現代社會或工業社會的縮略語。［13］69易言之，資本主義的興起無疑是現代社會形成的一個關鍵要素，這可謂經濟層面的現代性，它是建立在個人根基之上的。與經濟領域的資本主義相伴隨，在政治領域的現代性表現為個人主義與民族國家最強勁的政治訴求，即獨立自主。解放的話語同時對應于個人與民族。這樣，關于現代國家的概念就建立起來了。在康德那里，個人被構想為能動自律的理性主體，國家被構想為通過法治而處于良好秩序的法權主體，而整個人類生活被構想為永久和平并不斷進步的世界歷史。

不可否認，笛卡爾是主體性話語的首倡者?？档掳l展出了主體性話語的典型形態，但他沒有像盧梭一樣看到現代性帶來的科學、道德、藝術的分裂的實質是沖突與不和，或者說他試圖彌合這一沖突。而黑格爾將現代性的核心原則界定為主體性，并看到了主體性的分裂。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理性主義的主體性話語只能導致虛無主義，并把虛無主義的到來作為現代的典型特征。［14］400概言之，現代性的話語雖自18世紀以來名稱一直不斷翻新，但卻有一個主題，即社會整合力量的衰退、個體化與斷裂。［15］505—506

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現代性終結(或即將終結)了呢?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仍然是未竟的事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與哈貝馬斯激烈爭論的利奧塔也承認，所謂“后現代性”并不是在“現代性”之后到來的東西，相反，我們必須說后現代總是隱含在現代里，因為現代性自身包含著一種超越自身，進入一種不同于自身的狀態的沖動。［12］153—154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抡J為，“現代性”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歷史階段，還代表著一種“精神”(ethos)，是注重現在的精神氣質，它包含著一種超越自身、不斷地改造世界的內在要求。［16］534總的來說，現代性本身包含了內在的張力和矛盾，它“是一個存在著內部沖突的結構”。［17］487—490然而，現代性作為西方理性啟蒙運動和現代化歷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會運行機理，雖然具有地方性(特殊性)，但作為先發的現代性，是為現代性的普世性(普遍性)開辟道路的。

對現代性的生成及其特點做了回溯之后，讓我們回到前面的論述，即社會轉型是從傳統性社會到現代性社會的轉換。毋庸置疑，中國近代社會的百年現代化進程對現代性價值的追尋，從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自強運動，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運動，再到陳獨秀、李大釗等的新文化運動，恰恰是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觀念的轉變過程。因此，那些依據現代化理論對中國問題進行研究的西方學者，簡單地把中國現代化理解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農業社會向城市化、工業化的轉變，［18］顯然是不夠的。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成就(集中表現為“四個現代化”)只是現代性的表層。誠如金耀基所言:“中國的現代化，從根本的意義上說，絕不止是富強之追求，也不止是爭國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實在是中國現代性的建構。中國現代性的建構，千言萬語，則不外是一個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塑造?！保?9］質言之，在中國語境中，現代化即是“民富國強”，它的內涵主要是經濟和物質的指標，只是現代性的表層內涵，然而，其背后的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等現代性的深層內涵則被抽離了。［1］22

三、在中國現代性建構中形成道路自覺

如前所述，現代性最早生成于西歐社會。然而，現代社會的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演變導致西歐文明以外的其他社會和理念隨之發生現代性裂變，構成了本世紀生活世界的基本現實。因此，把西方國家當做研究現代性問題的樣本，應該是情理之中的。這是因為，“并沒有與歐美現代性絕然不同的中國現代性，盡管中國現代性具有歷史的具體性”。［6］3故而，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在前面回溯現代性在西歐的生成及其特點的同時，回顧百年來中國對現代性價值的追尋及其經驗和教訓。這種自我了解乃是為了服務于社會使社會更好地發展，它包含著一種超越自身、不斷改造社會的內在要求。而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只有通過自我了解才可能自我超越。［20］35—36當然，這是帶著中國問題進入西方問題再返回中國問題的中國立場—世界眼光。換言之，我們是“在中國語境下提出和面對中國自己的問題”［21］117。

什么是現代中國?所謂現代中國指的是1840年以后的中國。雖然現代中國的現代化起步較晚，但一般認為，它跟世界各民族的現代化運動一樣含有兩大價值目標:其一，建構工業文明的人權價值(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其二，建立具有現代主權意義的民族國家。中國現代社會對現代性價值的追尋就是圍繞著這兩大目標展開的，首先，由鴉片戰爭為界點，及至洋務運動，可稱之為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器物”的變器時期。其次，以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為標志的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變政”時期。再次，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志的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變教”時期。最后，向西方學習的中國人選擇了與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的思想武器。這可稱之為現代性價值的主流轉向時期，也稱之為折入社會主義時期。［22］2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屢受挫折，盡管不能說已經構建起一個優良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制度形態，但畢竟開始了新的社會形態的進程。費正清提出的“沖擊—反應”的模式雖顯得有些機械，然而它卻揭示了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本質，也即我們是在與西方列強的碰撞中，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開始我們的國家建設的。及至改革開放前，先有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后有文革，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發展是硬道理”替代了“階級斗爭為綱”。作為一個后發的現代化民族國家，我們曾經嘗試過多種社會現代化方案，這正是中國現代性探尋的艱難與曲折的社會思想反映。

吉登斯認為，現代性問題就是認同問題。［23］確實，中國現代性的建構過程，與其他民族國家或地區一樣，攜帶著不可避免的文化價值評價和文化認同的痛苦經驗。百年來，飽受西方列強欺辱和打壓所產生的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愛國主義，它有民族自尊自強的精神，也有大國崛起的情結，還有對西方文明排斥的情緒。因此，它們都可以從文化語境上獲得某種程度的理解。換言之，這一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比文化激進主義更不缺乏基本理由。相反，我們不能拋開它們所處的特殊歷史語境來簡單地予以評價。因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對中國當代文化的分析以及對中國未來文化的籌劃，實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24］130故而，一種必要的文化認同，很可能是建構現代性的必要資源。因為現代化的中國不僅應該既屬于現代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應該保持它自身的文明特色和文化傳統。

中國現代性的建構不僅需要物質技術的資源積累，也需要文化道德的資源積累。而資源積累不僅靠已有的儲備，更要靠資源的內在生殖和增長。不過，迄今為止的中國現代性建構仍然是在巨大資源消耗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對于當今中國來說，在建構自己現代性的同時，又要指陳現代性之病疴。只是，在此過程中，絕不能因噎廢食。特別要注意的是，現代性問題本身不是一個單純的知識問題或者學術問題，而是一個關涉中國向何處去的理論問題。［21］121而且，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本質并不取決于單純的學理，而取決于獨特的國情。［22］2換言之，“對現代性的反省本身離不開它的實際生活過程，不能離開它的方案與這個方案的實施過程的關系”。［17］511因此，我們同意這一說法:“中國的‘現代性方案’可以理解為‘現代性方案在中國’(Project of Modernity in China)，以體現它的普遍性，也可以理解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 with Chinese)，以體現它的特殊性?！保?］17

全球化浪潮來襲給地區發展和民族國家的崛起帶來了機遇和挑戰，特別是那些后發展的民族國家，因為在他們還沒有充分展示其地方性的現代性的時候，全球化浪潮已經漫過他們現代性的地方性視域，成為他們非如此不可的唯一命運。［25］誠如吉登斯所言:“傳統的控制愈喪失，依據于地方性與全球性的交互辯證影響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構，個體也就愈會被迫在多樣性的選擇中對生活方式的選擇進行討價還價?！保?3］5因此，現代中國人生活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在對抗歷史命運的自由努力中重建具有內在精神氣質的“倫理秩序”［26］。易言之，中國現代性問題，實質上乃是“我們今天如何做一個中國人?”

“我們今天如何做一個中國人?”這一問題要求我們去重構自己的傳統。因為，“現代性的發生與傳統的斷裂或變革是任何現代社會的既定事實?，F代社會的任何自我批判都不可能是傳統的直接運用”。［27］2而任何重構都應當是富有創造性的。當然，這種創造性建基于對自己傳統的識認。需注意的是，在對傳統的識認中我們不能將儒學作為給定的東西論證社會主義，恰恰相反，應將社會主義作為前提來論證儒學。［28］173而且，應該說“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的連續體”［29］58，甘陽曾套用中國公羊學的說法，稱之為“通三統”。當然，他強調“通三統”需要“通過教育特別是大學人文通識教育的努力而促成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自覺亦即形成中國文明主體性意識”［29］46。這是因為對中國現代性的研究涉及的是一種文化間性。而且，注意到這一點，并非要否認中國現代性發生的被動性，而是承認現代性在中國發生的文化自主性。［17］402明乎此，對于在中國現代性建構的過程中形成道路自覺不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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