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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膺民族救亡的女權路徑
——以周南“女子青年訓練團”為中心

2013-04-11 09:27萬瓊華
關鍵詞:周南從軍女權

萬瓊華

(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沙410012)

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以婦女動員為重心的女界救亡行動再次啟動,但女權主張幾乎為民族救亡大潮所淹沒。陳獨秀在漢口市立女中的演講提供了貼切的注腳:“婦女即為了本身問題,也應該努力參加此次抗日戰爭的工作,努力使戰爭勝利,努力在抗戰運動中,雙手完成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1]173在此,他號召婦女尤其是女學生以“參戰”完成民族與自身的雙重解放。面對“國權”與“女權”的兩難,女性審時度勢,決計服膺民族救亡大計,選擇了“以責任求平等”的女權路徑,將五四以來的“新女性”拓展為集義務、權利與素質為一體的復合概念,女學生、女工和革命婦女等作為其別稱紛紛登臺亮相?!案锩鼖D女”顯然指代獻身民族國家的女性,扮演著既活躍又吃重的角色,女兵即屬此列。[2]

1905年創辦于長沙的周南私立女子中學(下文簡稱周南),是近代湖南著名的私立女中,辦學業績廣受贊譽。在建校30周年慶典上,省府獎勵8000元大洋以示祝賀,來賓達萬人,盛況空前,誠如媒體所贊譽:“群謂該校為女學之先導,此事實也?!駠迥曛连F在以振興人才教育為目的,小學為基石,由是湖南女生入大學者歲不乏人?!保?]然而,不曾被后人關注的是周南一度作為抗日女戰士的“搖籃”而鶴立雞群,1937年7月創設的“女子青年訓練團”不僅在湖南乃至全國率先示范,同時也因此被輿論推至風頭浪尖,飽受爭議。鑒于抗戰時期的女子從軍/軍訓議題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本文特選取周南“女子青年訓練團”為考察對象,試圖探究如下問題:民國時期的女子從軍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下付諸實踐的?周南女生是如何看待民族解放與婦女解放的關系進而積極響應女子軍訓的?“女子青年訓練團”為何能率先在湖南地方性的女子中學創設?

一、國民革命時期女子從軍問題的提出及實踐

封建時代,女子從軍是斷然不可能的。女兵作家謝冰瑩曾感慨:“在封建勢力支配下的中國女人,素來都是被輕視的。他們不但不相信女人有勇氣上火線,而且不相信女人能負起任何救國的責任來的。你如果把十年前女兵參加北伐的事實舉例給他們看,他還要瞪著眼睛罵一聲‘胡鬧,胡鬧!’”[4]441然而,當歷史的車輪翻滾到國民革命時期時,女子從軍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一)女子從軍問題的提出及引發的論爭。1925年,黃埔軍校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創辦的《中國軍人》雜志發表洪筠的《軍人與婦女》一文,揭開了女子從軍問題的序幕。洪筠以世界女權運動為參照,號召中國婦女投身國民革命:“吾親愛的姊妹諸姑,其速武裝完成國民革命,以追取應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舊污,發揚女權,以追求人類最高之幸?!?,并提出創辦女童子軍、女革命軍的構想。緊接著,六七月間,署名金慧淑的廣西女子,兩度上函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和黨代表廖仲愷,請求軍校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吾國行之已久。而于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則謂男女不能同學,似于理有不通。下次招生,切望本男女平權之旨義,予以招收壯年女生”。[5]312另函言辭更激烈:“夫中國四萬萬人,女子居半,男子從事革命,女子袖手旁觀,責任不均,于理欠當。俄國女子,實行從軍已開世界先例。吾國民黨提倡男女平權與俄主義無分低昂。何于女子無從軍之條?中國二萬萬女子不能取得從軍權,是不平等極矣!”[6]兩位女子的大膽倡言,極大地激發了女青年們的從軍熱情,很多女性不遠千里來到黃埔,要求參軍,使“女子從軍”成為社會各界關注與爭論的焦點。保守勢力站在封建立場強烈反對女子從軍。即使是曾贊同男女平權的人,也狹隘地認為倡導女國民軍是滿足軍營男子的性欲,喊出“設不幸,我革命軍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誠恐將來與敵人接觸時,她們還在鴛鴦床上甜睡呢!”更有甚者,署名“忠言”的讀者在《民國日報》上驚呼“以滿足男子性的要求,這是萬萬不能的”,“咳!這是多么的可怕,愿提倡女同志軍者三思之”,文中充斥著詆毀“女同志軍”的言辭。

《中國軍人》雜志針對這股逆流展開辯駁。李之龍撰寫的《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生問題》一文最具說服力,他寫道:“用侮辱男性或侮辱女性的言辭來反對軍校招收女生,是為我們所不齒的。若是在女子體格上說,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說,那就很值得我們來討論?!辈⒁猿浞值恼f理論證招收女生的可行性,回擊了保守勢力的肆意攻擊。原持反對態度的廖仲愷,最后也表示:“只要那位女子身體強壯,真能吃得下苦,我也是同意的?!秉S埔軍校政治部為婦女參軍的熱情與精神感動,不僅在壁報上發表招募提議,還在“星期特刊”上開設“征集女同志軍”專號,開一代革命新風氣。[7]

(二)女子從軍付諸實踐。盡管進步人士極力鼓吹女子從軍,中華教育改進社自覺推動,但由于遭遇國民黨右派和封建勢力的阻撓,黃埔軍校招收女生的舉措未能立即實施。然而,《中國軍人》雜志倡導的女子從軍思想,已沖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勢不可擋。1926年11月1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考委員會宣告成立,鄧演達任籌備主任,在《大公報》上發布招生啟事,公開向全國招收女生,女子從軍終于變為了事實。

“招生啟事”詳細地介紹了具體操作方法。招生方法上,采取公開登報和秘密招考相結合;報考資格,規定必須具有中學文化程度;需經初試、復試以及體格檢查,最后登榜錄取;考試科目分初試和復試,前者包括三民主義、國文、數學、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后者包括國文、黨的常識及政治常識、檢查身體,初、復試各5次。原計劃招收40余人,因報名者甚眾(初試6000余人,復試4000余人),決定增加名額。至翌年2月招生結束時,被錄取女生195人(后擴至213人)。這批女生兵被命名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子學員隊”,編入黃埔軍校第6期,鄭奠邦任隊長,彭猗蘭、鐘復光任指導員。此舉標志著中國第一支女兵誕生了,黃埔軍校由此成為中國女兵的母校。

“女子從軍”由最初提出到付諸實踐,可解讀出多重社會意涵:其一,象征社會風氣的逐漸開放,女性不僅從私領域走向公領域,且正式進入傳統上幾乎為男性獨占的“戰爭/革命”場域。其二,報名參軍的皆為女學生,已具相當的教育程度,代表女性的教育水準已逐漸提升;女生的積極響應、踴躍報名,更充分展示出知識女性的自主性。其三,意味著女性打破婦女屬于家庭角色的傳統,醞釀并預示著未來可能的更大轉變。[8]

二、周南“女子青年訓練團”的創設及遭遇的阻抗

隨著國共兩黨的分裂,1927年張發奎宣布解散武漢軍校。至此,背了幾個月槍的“女兵”被迫脫去軍服,“解甲歸家”,從而結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軍事學校接納女生接受正式軍事教育的歷史。女子從軍被迫擱淺,直至抗戰全面爆發才得以延續,周南“女子青年訓練團”就是在這一時代情境下創設的。

(一)“女子青年訓練團”的創設。1936年7月王瑛受國民政府委派擔任周南訓育主任,他以“本自立立人之精神,為婦女界謀真正之解放;本成功成仁之決心,為中華民族求生存”為宗旨,在周南組建“女子青年訓練團”(下文簡稱女子訓練團)。翌年正式啟動,以軍事編制將初、高中女生武裝起來,使“氣習為之一變——由柔弱的小姐式變而為雄糾糾的武夫了,從前意志薄弱思想分歧的女同學,變而為救國救民,誓死報國前途上的戰士了”。[9]7此舉使周南成為湖南乃至全國女子軍訓的表率,如女生在習作中評價:“吾校此次武裝之始,實為五千年來破天荒之舉”[10]1“打破數千年來舊禮教對婦女的束縛,為女子獻身國家提供新途徑?!保?]40

為提高訓練團的實效,1937年3月王瑛編撰《周南女青訓團精神訓練教材》,素材大多來自國民政府相關文件,如蔣介石視察湖南軍訓總隊時發表的“軍訓之目的與救國之基礎”演講稿被選錄,蔣號召湖南學生“以曾胡的精神為法,負起當前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重要大任,要以你們湖南為中流砥柱,要你們一般青年學生作復興民族的賢豪”。[11]45—46。12 月25日王瑛又編印《訓育專號》,作為《周南教導》特刊,內容涉及其訓育觀、女權觀以及女生對軍訓、民族復興、婦女解放、女子責任等議題的看法,由上、中、下、又編四部分構成。

(二)來自守舊勢力的阻擾。盡管女子訓練團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但遭到了地方守舊派的圍攻,諸如“把軍服穿在身上,連中華民國的國格也失掉了”,“只怕主張女子軍訓是發神經病呢”,“女子不能接受軍事訓練——就是受了也必徒然”[14]1等冷嘲熱諷不絕于耳。在省教育廳召集的教育家會議上,守舊派言之鑿鑿地舉出反對理由:一是女性本愛美,應指導其向愛美的正路上走,不應強其穿制服;二是女性本活潑,應任其發展,不應強其接受機械式軍訓;三是女性生性愛和平,軍訓為抗戰的野蠻舉動,不應施以不合天性的軍訓。[12]61乍看上述言論,冠冕堂皇,無懈可擊;但深入分析,其中隱含的視女性為“被看者”的性別等級觀昭然若揭。究其實,守舊派以保護女性為幌子,以性別為界,試圖將女性逐出軍事場域。在守舊派阻撓下,盡管省軍訓會多次發布女子軍訓指令,但除周南外,其他女校均不為所動。

其實,保守派的圍攻早在王瑛意料之中,他深知此舉會觸犯性別陳規,于是給女生打氣:“要振作你們的精神,重組你們的軍事常識,養成你們健全的身體,樹立你們的中心思想,增加你們高深的民族思想和國家觀念,預備將來去作前線戰士的后援軍——以打破現在一般頑固不化的人說女子不能受軍事訓練的胡說,洗滌歷年來女子不及男子的恥辱?!保?0]7

針對守舊勢力的阻撓,女生予以有力的反擊。田叔平質問:“男子亦人,女人亦人,為什么女子受不得軍訓?但是我們用不著與他們去辯白,惟有努力的干!踏實的干!將來拿事實和技能給他門看,好為過去女子出一口氣?!保?0]18郭第新寫道:“當這種消息傳來的時候,我校的軍訓,并不因此而減少銳氣;且更嚴格的實行!我們知道這種現象,必是王先生苦心奮斗的勝利”,“女子的軍事訓練,就是我們救國的門徑……這種反抗的人不但是欲斷送女子的前途,同時亦是在摧殘國家的命脈,斬喪國家的元氣!”最后表示:“我們現在不但要為女界吐一口氣,應與男子一切平等!”[10]19—20由是可知,女生已將軍訓視為實現“國權”與“女權”的重要途徑。

三、周南“女子青年訓練團”對女生的影響

盡管創建“女子青年訓練團”是以服務民族救亡為鵠的,但客觀上對女生的思想與言行產生了積極影響,誠如廖靜文所言:“30年代周南學生沒有畏懼,為了反對日本侵略,我們上街游行、發傳單、喊口號、嗓子都喊啞了?!保?3]51亦如校長李士元的校慶致辭:“迄盧溝橋事變后,始則代表長沙市學生,歡迎世界學聯團,博得團員同情抗戰之好感;繼而參加民訓宣傳、勸募、慰勞諸工作?!保?4]3—4

(一)深層影響:女生主體意識的覺醒。首先,女子軍訓使女生體認到作為女界領導者的責任。王瑛在演講中闡明女子軍訓的意義:“女子受訓最早,提倡最力的是我們周南!我們的成績若好,便開拓了女子軍訓的前途,堵塞了反對者的嘴;但若我們的成績不好呢?便給了反對者以口實,而使提倡的人也灰心了。同學們!這責任是在你們身上,你們應該為著你們自己而奮發起來呀!”[10]6楊培蘊進一步引申:“現代有知識的女子,應該做一個女界的領導者,領導一般婦女去沖破一切阻住你們前進的東西。不過先從自己的身上做起……”[10]18,將女子軍訓視為男女平等的新陣容。

其次,女子軍訓使女生認識到作為國民的責任。軍訓初始,王瑛指出:“要達到男女真正站在一條水平線上,那么你們現在要努力求知以達到能力的平等,同時要遵守學校一切的紀律,絕對接受本校軍事訓練,隨時隨地養成真實的軍事化的精神,將來才能為前方將士殺敵的后援軍,以爭男女責任的平等?!保?0]8言下之意,男女平權的實現有賴于與男子同盡國民責任。對此,女生頗為認同。彭連英寫道:“他鼓勵女子自覺,差不多忘記自己是個男子了……真的表現他老不僅是民族解放的偉人,而且是婦女解放的恩人了?!保?]4軍訓期間,王瑛一面鼓勵女生以行動求得“真平等”:“要想女子強起來,就要從這里作起,你們要與男子共同受到一樣的軍事訓練,甚至于你們更要比他們作得好,這樣你們才能夠達到真平等!”[12]37另一方面,為回擊保守勢力叫囂的“婦女回家論”,他鼓勵女生“踢得開小姐架子,打得破享樂虛榮,除得去懦弱習氣,則凡男子所能為的事,你們又何患不能為?”[12]54王瑛的女權觀使女生認識到作為國民一分子的責任。

最后,女子軍訓使女生加深了對義務與權利關系的理解。冷松琴寫道:“我們求真正的解放,是要自己解放,不是要人家來解放?!覀円鲆粋€能刻苦耐勞,使我們的思想、能力、體力能超群的新典型的時代女性!我們要做個救國救民的時代戰士!”[12]79羅曼仙對現實中的男女不平等提出質疑:“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也有了這么久的歷史,可是事實上女子是不是真正與男子平等?是不是果真解開一切束縛女子的有形和無形的枷鎖?中國社會是不是真正尊重女權?”接著指出:“這個時候正是中華民族的女同胞表現真正力量的時候——女子需要自由平等,然而自由平等并不會有人贈給你們,而是要你們自己用血汗去換取”,且以歐洲婦女為例證:“女子要得到真正的解放,不要在會議席上去爭,不要在條文上去爭;而要在技能上爭,在責任上爭”,喊出“先盡義務,然后才能有權利”的口號。[12]51

(二)直接效應:女生投身抗日救亡行動。周南女生既已從思想上認識到“盡義務”的必要性,自然就會付諸行動。

首先,參加省市抗敵演講,慰問傷兵。1936年10月參加長沙市抵制日貨講演比賽,高、初中組分獲第一、第六名。1937年4月參加長沙市抗敵演講比賽,高、初中組分獲第一、第三名,高小、初小第四、第十一名。淞滬會戰和臺兒莊戰役后,大批傷兵被運到長沙,學校禮堂睡滿了傷員。女生不僅湊錢買日用品,還送洗臉水、代寫書信、獻歌等。據李淑元回憶:“我們七八個女孩子在既無伴奏也沒化裝的情況下,站在病房中間為傷員熱情地唱歌,戰友們都激動得留下了熱淚。另外,我們還為前方將士寫慰問信,鼓勵他們英勇殺敵?!保?5]346

其次,積極募捐與晨呼。1937年10月全校師生積極捐贈,共獻寒衣500件、褲子800條。高7班學生劉芬,父亡母在,家境并不好,卻將傳家的一對金戒子捐出。[15]347“七七”抗戰周年時,周南學生走上街頭,口頭宣傳和募捐。有的同學講到淪陷區日本鬼子奸淫燒殺的暴行時,聲淚俱下,激起居民和過街行人的愛國心,紛紛把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捐出。有的同學手把手地在馬路上一字排開,攔截闊佬的汽車,請求捐款。當日寇進逼湖北,長沙進入戰時狀態時,各中學成立晨呼隊。周南是組建晨呼隊最早的學校之一,“每天一大早,我們一分隊的十余人,分兩人一組,從泰安里到壽星街,到潮宗街,分片分頭干,挨家挨戶去撞門打戶,高呼‘國難當頭,大家要覺醒,不能再醉生夢死……’”[15]348。這種喚醒民眾的方式雖不失幼稚與天真,但充分展示了女生的愛國熱情。

再次,秘密成立中共支部。1937年,楊展、文潞被推選為學生自治會干部,她們不僅發動學生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編排抗日救亡話劇,且于1938年1月成立中共周南支部,楊展、李淑純分別擔任支部書記和組織委員,李靜為黨員。3月,高萍轉學周南,發展文潞、廖靜文6位女生黨員。徐特立在工作報告中寫道:“長沙之周南、民憲、含光、長師、長師附小等女校均有黨支部。最大者為周南,同志十余人。各校大部分同志都參加學生自治會……”[16]27。

最后,投筆從戎。1937年3月16日,孫勝群致函南京國民政府海軍部,表達參軍的強烈愿望:“湖南的很多女同學都想報考海軍,做軍人”,希望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保家衛國;海軍部回復:“向不用女職員,即招生亦不招收女子?!保?2]30不過,隨著抗戰形勢日趨嚴峻,半年后女生的愿望變成了現實。9月14日,謝冰瑩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招收了17名成員,其中陳袁祥、瞿劍塵、蕭喜英、歐陽澄來自周南。對于周南女生參軍之踴躍,謝寫道:“四個周南和自治的女生,提著包袱和書本趕來參加我們的隊伍,她們都流著淚,要求去前方;從下午6點,一直到深夜一點半,始終不肯回去,火車開了,她們還想跳上來,因為她們都是穿的便服,而且沒有學過看護,所以只好硬著心腸要她們回去,安慰她們,等到練好了之后,再加入第二批出發?!保?7]對于上前線的學姐,女生充滿了敬仰之情。四位女生踏上征途后,自覺地將見聞向學校報告,鼓勵同學們努力訓練,為上前線做好技能與精神上的準備。尤其是歐陽澄從戰地三家村給全體同學發來公開信,傳達出鮮明的性別平等觀:其一,認為在“婦女回家論”甚囂情況下,為國捐軀是女性“達到男女的真正平等”的唯一機會;其二,“不辭辛苦的勇敢的去干”是提高女權的最佳途徑;其三,“解除雙重壓迫”是女生的責任,女生在思想上不能有絲毫的懈怠。

四、結語

上述史實足以說明,一旦婦女解放與民族救亡之間出現張力時,新女性會適時而策略性地選擇后者。誠如有論者所言:“中日戰爭爆發至抗戰期間,爭取女權的話題并沒有停擺……一度劍拔弩張;但為配合抗戰建國的時代任務……特別是中日戰爭中、后期,中國的女權思潮漸趨一致,轉而為國家、民族爭生存,不是為女性個人爭權利或追求兩性平等?!保?8]具體而言,“抗戰軍興,婦女們立刻放棄爭取本身的權利,風起云涌,加入抗戰工作,以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凡婦女能力所及者,無不熱烈從事,……甚至荷槍執戈,以衛社稷者也不少”。[19]401女學生即為其中的“荷槍執戈”者。通過參加抗日民族戰爭,她們不僅將“五四”后新女性“責任優先”的政治倫理價值取向發揚光大,同時譜寫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史上的新篇章。

至于女子從軍/軍訓何以能獲得進步男性的支持乃至倡導,有研究者這樣說道:“中國在現代化歷史中的痛苦記憶直接與‘弱肉強食’的進化論以及受西方列強侵略、凌辱的切身經驗聯系在一起,因此在現代化初期,尚武精神在人們的心中頗為強烈……他們為中國女性設計出許多女英雄和女豪杰?!保?0]262然而,若使“尚武精神”在女性身上展現,必須在國難當頭、大敵當前的背景下,這構成了第一代女兵誕生于國民革命、活躍于抗戰時期的歷史語境。女學生作為現代女性的典型代表,率先走上戰場成為歷史的必然,其投筆從戎不僅能激發民眾的愛國激情,也能對社會各界發揮率先垂范的作用。

眾所周知,近代湖南在偶然的機遇下被推至中國近代歷史舞臺中心,匯合成閉塞與開明、保守與激進并存的特殊場域,使幾次“革命”均在此上演,“特別是抗日戰爭,使得湖南在短期內突然成為全國抵抗戰線的前沿,戰爭的殘酷使得個人命運與地區命運、國家命運糾纏一處”[21]194。在這樣特定的軍事氛圍下,周南女子青年訓練團、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以及抗日女兵等婦女抗戰群體或個人次第登場似乎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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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大事記/訓導工作報告/教導概況(1935-1942).湖南省檔案館材料,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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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士元.周南教導(下編)[Z],1937.12.25.

[10]李士元.周南教導·訓育專號(上編)[Z],1937.12.25.

[11]編輯者王瑛,校訂者李士元.周南女青訓團精神訓練教材[Z],1937.3.

[12]李士元.周南教導(中編)[Z],1937.12.25.

[13]耿桂榮.再次走近廖靜文大姐.長沙市周南中學校友會.春暉芳草(1905-2005)[Z].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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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劉慧英.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國女性[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21]凌云嵐.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圍與新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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