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是中國革命的探索者和偉大的實踐者

(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江西 南昌 330013)

黃道，江西橫峰人，1900年5月23日生。他早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中學生時代，就在江西為探索中國革命同袁玉冰發起成立革命團體“改造社”，創辦《新江西》雜志，發表一系列激進鋒利的文章，揭露舊社會種種罪惡，對反動軍閥、政客、官僚進行無情的鞭撻，并聲言要改造黑暗的舊社會，使之變成光明的新社會。后來，黃道在北京由我黨先驅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青年學生開展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遭到了段祺瑞政府通緝，回到江西在贛閩地區領導革命斗爭。

現在，我將過去從黃道同學石廷瑜、學生黃賢度、同學又同事的徐先兆等處所聽到的黃道同志的革命活動記述如下。

一、 石廷瑜談學生時代情況

1956年，我同石廷瑜(江西都昌人，1900年生)老師在南昌市第七中學(今豫章中學)共事，我倆同教歷史課，同在史地組辦公，兩家又同住學校教工宿舍，且為隔壁鄰居，因此經常交談。石說1919年9月，黃道同他一起考取南昌第二中學；它是一所學習四年的舊制中學，校址設在南昌市系馬樁中段(后為洪都無線電廠)，面對松柏巷，由當時著名的私立心遠中學校長熊育錫兼任校長，柳藩國任學監主持工作。在校他倆結識了同屆進步同學袁玉冰、黃野蘿、徐先兆、劉南瞑、黃家煌、支宏江，號稱“八大家”。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針對軍閥混戰，橫征暴斂，朝政腐敗，國弱民貧，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之奇恥大辱等時弊痛加抨擊。黃道主張改變這種現狀，探索一條光明之道。恰逢“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使他們在黑暗中見到了一絲曙光，特別是讀到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更促使他們要從事革命活動，改造舊江西，埋葬舊社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準備，由黃道、袁玉冰牽頭，征得其他六位同學的贊成，在1921年元旦于南昌二中第2宿舍打鐘樓上聚會，正式宣布成立新社團，并由黃道定名為“改造社”，接著出版《新江西》，宣傳革命宗旨。

1923年8月，“八大家”在南昌二中畢業，黃道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同年，黃道由我黨先驅李大釗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由青年團員轉為共產黨員。在黨的教育下，黃道積極投入學生運動，由于他才華出眾，組織能力強，很快就擔任北京師范大學中共學生黨支部書記和北京學生聯合會主要負責人之一。1925年，黃道領導北京學生響應上?！拔遑Α狈吹蹛蹏\動。1926年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拒絕其無理通牒，黃道遂于3月18日領導北京學生舉行示威請愿斗爭，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游行隊伍遭到了段衛隊的開槍屠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領袖、南昌人劉和珍等47名愛國學生流血犧牲，許多人負傷。石廷瑜也參加了這次斗爭。石解放前任臨川中學校長，1960年病逝。

二、 黃賢度談大革命時代情況

筆者于上世紀80年代為研究中共地下黨員在江西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多次走訪黃賢度，承他介紹大革命時代他了解的黃道情況。他說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黃道遭到段政府通緝，當奉黨組織指示回江西開展革命活動。這年秋，黃道任上饒中學高中師范科主任，是他讀該校高中的老師。1927年初，武漢國民政府在共產黨人劉少奇領導發動30萬人民群眾斗爭的支持下，英勇地收回了漢口、九江英租界，人們揚眉吐氣，帝國主義卻不甘心失敗，增調大批軍艦開進長江流域，用艦炮威脅中國人民，在當時北伐勝利進軍“打倒列強驅軍閥”的國民革命形勢下，黃道領導上饒中學黃賢度等200多名學生，步行30里到河口鎮舉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口號，經過宣傳和勸導，河口鎮人也紛紛行動起來，自覺抵制英貨、日貨，大大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不久，黃道在校組織“革命理論研究會”，指定黃賢度為該會總務部負責人，并以《向導》、《中國青年》、《共產主義ABC》等馬列主義刊物，指導會員開展革命讀書活動，提高革命理論水平，為建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做好準備。

三、徐先兆談與黃道的交往

筆者于上世紀80年代去江西師范大學南區宿舍訪問徐先兆(為今江西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傅修延之父，傅隨母姓)老人，他給我介紹黃道情況。他說，大革命末期的1927年3月，黃道奉中共組織之命由上饒來到南昌，被選任國民黨左派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徐先兆(共產黨員)任國民黨左派江西省黨部辦的《江西國民日報》總編輯，二者系革命文化宣傳戰線之戰友。1927年7月15日大革命失敗后，黃道與徐先兆均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徐先兆隨起義軍南下，后由瑞金轉長汀、廈門去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習。黃道在八一起義失敗后，奉黨組織之命回家鄉搞農民運動，先后領導和發動了1927年農歷弋陽、橫峰年關暴動和贛東北多次農民起義，創建了紅軍和贛東北革命根據地，1931年轉入閩北崇安長澗源，一直艱苦領導閩贛革命游擊戰爭，一直堅持斗爭到1937年7月抗戰爆發。

1937年8月徐先兆從日本回國，任丁肇中先生創辦的鉛山私立獅江中學校長，登報招考學生入學。黃道雖在長澗源深山老林，卻從游擊隊員去城市中設法弄到的報紙，看到徐的招生廣告，大喜過望，得知分別10年的同學同事之下落，又將重逢。徐先兆別名孔生，黃道立即寫信給孔生，表達極其思念之情，并誠懇地邀請徐上崇安一敘。徐接信后立即啟程，到崇安街由黃道派的一名小交通員引領走上崇山峻嶺間數十里之羊腸小道，到達長澗源，受到黃道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款待，“他鄉遇故友，乃人生之快事”，兩人共訴離開之情，通宵達旦。徐下山返校后，黃道將已參加革命之長子黃知真，送到獅江中學讀書，并實際在校開展革命活動，發展共青團組織。不久，閩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2支隊第5團，由黃道派劉文學為代表，通過徐先兆找社會關系，使國民黨派出的江西保安處點驗人員，答應不集中點名，按黃道造具的官兵花名冊(不足1000人)1500名額，照地方保安團待遇標準發給糧餉、軍服以及下山開撥經費(黃用之擴軍)，然后該部在石塘集中，轉赴皖南抗日。

1938年1月，黃道調來南昌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新四軍(少將)駐贛辦事處主任。為了搞好與國民黨的統戰關系，黃道動員徐先兆離開獅江中學，轉到國民黨第66軍160師(師長華振中)司令部工作，接著66軍軍長葉肇通過徐先兆介紹，在南昌面見黃道，應葉肇請求并征得葉的同意，黃道派遣薛尚實、賀敏學、陳立平、陳良堡等共產黨游擊隊干部和陳思靜等民先隊員到該軍160師隨軍服務團工作，不久賀敏學出任160師參謀。1938年9月初，160師在贛北德(安)星(子)線抗戰，師長華振中采納薛尚實等共產黨人之建議，布置袋口，分兵三路將日軍包圍于金輪峰，將敵101師團101聯隊殲滅近半，打死打傷日軍聯隊長布施安昌大佐以下官兵1000余人，取得金輪峰戰斗的勝利，徐先兆因功榮獲“金輪峰抗戰紀念章”。

四、黃賢度談抗戰時期情況

1938年初，黃賢度在湖南湘黔鐵路局任職，被派到江西景德鎮負責拆除皖贛鐵路已鋪軌的貴溪至皖南祁門段鐵軌、鋼材、水泥，路過南昌來看望老師黃道，經黃道動員放棄待遇優厚的鐵路工作，改任領雙八折國難薪的部隊職務，由時任進行保安司令部政訓處中將處長的蕭淑宇(1942年當漢奸在吉安被擊斃)，派任政訓處上校組訓科科長，該科下面三個股長均為軍統、中統和江西情報總站的特務充當，有一天，黃賢度發現由江西黨部派來的中統特務、姓梁的股長，將收集的“內部資料”直接報給蕭處長，批評梁錯誤行為，規定以后需先給我這個科長閱后再上報，于是特務開列的有關中共人員和進步人士應予監視的情況材料，均被黃賢度先行知曉，即赴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用口頭方式告訴黃道，辦事處及時通知有關人員迅速轉移；此外，黃賢度還利用自己工作職務便利條件，將較早獲得的省內國民黨軍政人員動向亦用口頭方式報告黃道，有利于做上層統戰工作。由于黃賢度出色的工作表現，黃道于1938年6月以單線領導方式吸收他為正式中共特別黨員。

江西保安司令部政訓處組訓科為適應抗戰需要，曾三次公開招考政工人員到政訓大隊受訓，黃道派了30多名中共黨員分單個的去報名應考，全被錄取，受訓3個月期滿后結業，分配到省保安團各中隊(連隊)任政治指導員，個別的如陳訓濤還任團指導員，這些黃賢度的學生，為中共在江西抗戰發揮了積極作用。

新四軍駐贛辦事處(高升巷“張勛公館”)對面一棟樓房屋頂設有閣樓，“保四科”情報員盧兵戢等住此，可居高看清辦事處進出人員動態，有些特務在辦事處高升巷裝扮香煙小販、擺修理皮鞋、自行車地攤，甚至人力車夫等角色，對我方人員進行監視。為了避免干擾和糾纏，黃賢度每周二三次去向黃道匯報情況時，都工整地穿上國民黨佩有上校軍銜領章的軍官服，有時特務會問他為何要找新四軍人員，黃賢度回答黃道是我的老師，故我常來看望、請教，特務無話可說。黃道還要黃賢度做蔣經國的統戰工作，當時“小蔣”剛從蘇聯回國不久，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曾加入蘇共，接近托洛茨基，是托派。黃賢度感到為難，黃道說，現在蔣經國身為江西保安處少將副處長，他主張抗戰，也常來我辦事處談論抗戰問題，所以我們要團結他，只要他抗戰，過去的一切就不要提了。從此，黃賢度同蔣經國經常接觸，也和江西保安處少將參謀長熊濱(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的侄子)交往頻繁。

1938年7月26日，黃賢度接到黃道以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名義發出的請帖，應邀到南昌市陽明路洪都招待所參加座談會，各界人士到會收到以黃道、曾山、涂振農署名的《我們對于保衛江西的意見》，獲得與會人士的贊同。當天恰為九江淪陷，贛北戰局緊張，黃賢度結合當時嚴峻的形勢在會上發言，建議大家團結起來，為保衛江西獻策獻力。

黃賢度的胞弟黃賢才早在上海入黨，后去延安抗大學習，1938年初回贛住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不久，黃道通過東南分局派黃賢才回家鄉上饒，擔任中共上饒地下縣委書記，其行蹤被特務發覺。在上饒的江西省第6行政區專員夏承綱系黃賢度的中學老師，出于對學生家庭成員的愛護，秘密通知黃賢度叫黃賢才趕快離開。黃賢才后由黃賢度聯系，由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留在南昌，改任流亡青年招待所所長，安排了590多名各淪陷區來贛的流亡青年在一起過集體生活，組織他們學習時事和政治理論，分往各地從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3月25日(星期六)晚，黃賢度在民德路江西保安處獲得機密情報：前線國民黨19集體軍總司令羅卓英，給設在新建烏石橋該總部參謀處長梁啟霖發來急電，說將要放棄南昌，囑其轉知國民黨各軍事單位撤離，但在此前可派憲兵一個連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以征用由華僑捐贈給新四軍、停放在永叔路私立匡廬中學操場的四輛卡車為名，制造雙方矛盾沖突，從而乘機使用武力將“辦事處”干掉。黃賢度感到問題十分嚴重，趕緊返回中山路百花洲政訓處，急電給黃道漏夜率領工作人員攜帶重要物件(電臺及機密文件)，乘這四輛卡車駛離南昌，次日凌晨到達向塘，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的發生，不然的話以后1939年6月12日的平江慘案和1941年1月初的皖南事變早在南昌預演了。

1939年4月，黃道陪同視察皖南新四軍軍部后去桂林路過吉安的周恩來，告訴黃賢度他將調去皖南軍部工作，以后黃賢度黨的關系改由郭潛單線聯系。經黃道安排，黃賢度在吉安汽車站一家小旅館內秘密晉見周恩來。周恩來聽過黃道匯報，對黃賢度做江西上層統戰工作成績做了充分肯定，勸導黃賢度打消離開江西去重慶工作的念頭，仍留贛繼續為黨工作。5月23日，黃道在去皖南途至鉛山河口患病，住進大同旅社治療，遭特務買通醫生注射毒液而遇害，終年39歲，痛惜英年早逝，使我黨失去了一位優秀的領導者，江西人民革命領袖。

黃道培養的黃賢度是年秋出任國民黨上高縣長，帶去一批地下黨員，利用公開職務發動三萬群眾全方位支前，配合74軍等殲滅日寇一萬五千人，取得1941年春上高會戰的重大勝利。

黃道同志青年時代為探索中國革命成為我黨早期卓越的活動家，經過將近20年艱苦斗爭的偉大革命實踐，功勛卓著，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