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革命的結構》5 0年

皮特·蒂爾

（康奈爾大學歷史系，美國）

自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下文簡稱《結構》）1962年出版，已經過去50年了，當我回想起差不多35年前首次閱讀該書（1970年版，該書現在就擺在我面前——粉紅色封面的第二版）時，內心的沉重感似乎減輕了許多。當時，將拉卡托斯和馬斯格雷夫合編的《批判與知識的成長》（1970）與《結構》進行對照式閱讀，是必需的。它的準學科領域是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其參照學科是科學哲學——一個在哲學學科中得到確認的專業。對照式閱讀，產生了一些張力，因為《批判與知識的成長》在當時是權威的標志。哲學家的反對意見集中在不可通約性和相對主義議題上（特別是夏皮爾1964年的著作）。在《結構》的開頭部分，庫恩對自己進行了學科定位，不過這種定位并不是哲學:“如果歷史被視為不僅僅是軼聞或年表的堆砌的話，那么，它就會為我們當下所深信不疑的科學形象，帶來一個決定性的改變?！保╧uhn，1970:1）真正的科學史家成為了英雄，因為他們“已經開始追問新型的一類問題，并追蹤不同的、通常是非累積性的科學發展軌跡”（第3頁）。

現在想來，似乎有些奇怪，因為庫恩意義上的“新”科學史家之一竟然是亞歷山大·科瓦雷，后者因其《伽利略研究》（Koyré，1940）而聲名大噪。這種難以理解來自于斯蒂文·夏平后來所謂的“后科瓦雷式的理智主義”（Shapin，1980a:110）:科瓦雷很快就成為了理智主義科學思想史的標桿，而這與《結構》所開啟的社會學進路形成了鮮明對立。不過，在此意義上，或許庫恩對20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的大多數科學史家的判斷是準確的:他們的思想中或多或少都帶有社會語境化傾向。隨著科學論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興起，它為庫恩鑄就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形象。在科學論領域的先驅者中，最直接應用《結構》思想的工作之一，就是巴里·巴恩斯的《庫恩與社會科學》（Barnes，1982）一書。坦率地說，不僅科學史家們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該書，就連庫恩本人也未重視:庫恩于1991年在哈佛大學進行了著名的羅斯柴爾德演講（Kuhn，2000），即便是文章中對愛丁堡學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所進行的更一般性的批判部分中，他也未提及該書。當時為時已晚;由于夏平和沙弗的《利維坦與空氣泵》（Shapin 和 Schaffer，2011［1985］）①大約1990年之前，夏平和沙弗的著作在文學學者中已經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關注，此后，科學史家們才開始廣泛引用該書。參見該書2011年版中作者的新的“引言”（Shapin和Schaffer，2011）。一書所產生的惡劣影響，盡管這種影響有點姍姍來遲，但科學史家們已經被拖入了與作為后庫恩主義歷史事業的SSK對峙之中。

《結構》在歷史研究中最明顯的運用，應當是對科學共同體的確認與考察，這也是庫恩在《結構》第二版（Kuhn，1970:176）的“后記”中自己所提出的。在經過庫恩澄清的“學科基質”或“范例”（當然，意在處理那些為繪制地圖的工作帶來混淆的案例）的意義上，不管怎么說，這些都是一個“范式”的社會展現。然而，頗有些出人意料，科學史家們幾乎并未真正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即便做了些許，那也決然不是一種典型庫恩式的工作。相反，庫恩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將之視為范式共同體——由同樣的教科書所訓練出來的專業共同體——的那些事物，歷史學家們也并沒有將對它們的描述視為理所當然的工作，即便他們已經認識到了它們的根本重要性;假設19世紀兩位在不同組織結構下訓練出來的物理學家在進行交流時，這種結構上的差異也會被典型地確認為其學說上的差異，而非社會學意義上的（例如，文獻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盡管歷史學家并未承擔起其應承擔的責任;但庫恩也并未提供多少指引。甚至是庫恩本人對兩種范式的區分，也并未在真正意義上說明一個范式共同體的范圍，更無法說明學科基質何時應該收縮為一些內化的范例。1979年，庫恩離開普林斯頓，到麻省理工做了一位哲學家，庫恩實際上已經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在我看來，直到那時，科學史家們一直都傾向于通過早已被哲學家們（以及庫恩本人）確立為核心的兩個概念——不可通約性和相對主義——來反思庫恩的重要性。除非通過我們的聯想，否則庫恩并不是一個真正的歷史研究的引導者。

當然，總有一些例外。夏平發表在《愛西斯》上的、對杰拉爾德·蓋森的《邁克爾·福斯特與生理學中的劍橋學派》（Geison，1978）的書評（1980b）中指出，盡管該書的研究集中在一個研究團隊及其結構和承諾上，但作者卻從未提及庫恩。（蓋森在談及此事時以一種挖苦的口吻對庫恩說:“那是因為我已被你的思想徹底同化?！雹賯€人通信。）蓋森的相關后繼工作集中關注“研究學派”而非“范式共同體”（Geison，1981;Geison和Holmes，1993），并且極少談及庫恩的工作本身。有些研究工作將其他方面可以被視為庫恩式范式的智識內容作為關注對象，這些工作必然與科瓦雷主義的編史學幾無差異，而且后者也是庫恩工作的一個重要模板。

傳記作為編史學研究的主導性模式，它的衰落也反映了當時《結構》在科學史中影響力的缺失。庫恩在其“后記”中審慎地寫道:“要理解科學為何會以其固有方式發展，研究者無需追究那些使個體作出特定選擇的個人經歷和個性特征的細節，盡管這一研究主題也頗有魅力?！保↘uhn，1970:200）這確然反映出 20 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在科學史領域中學者傳記研究的急劇減少。盡管以個體角色特征為關注點的著作仍然不斷出現，但這些著作的前言中往往會著意提及“此書并非一本傳記”（見Geison，1978:xiii）。相比之下，過去20年則代表了在科學史領域傳記工作的聲望的復蘇（這種新的編史學方向的極佳例證之一就是波特［Porter，2004］的著作）?，F如今，科學工作的客體也都擁有傳記了（Daston，2000）。

那么，又該如何看待《結構》中對“科學共同體與社會之隔離”的頌揚呢（第164頁）?庫恩視之為一件好事，因為它能夠賦予科學事業以獨特性并能夠保證其特有的成功?？茖W中不存在社會（因素），就像奇妙的冷戰、波蘭尼式的思想孤立和特權群體在不知不覺中被鏟除大量的資金一樣，必然會導致庫恩與正在形成中的科學論在關注點上的潛在沖突（特別參見Dear和Jasanoff，2010）。似乎只有庫恩本人在批判SSK時非常在意這種不一致;而科學論領域中對庫恩著作的引用長久以來都忽視了這一點（參照Fuller，2000）。在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當時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系關系密切的、被稱作“科學的社會史”的研究工作，很少對科學知識的具體內容感興趣，實際上，這與庫恩本人的核心關注點之間并不一致（例如，Kohler，1982）。

簡而言之，人們很容易就會貶低《結構》對科學史的重要性?？茖W編史學很少引用《結構》一書（這與當今對《利維坦與空氣泵》的引用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也更加印證了這一點——《結構》一書顯然是無足輕重的。確實如此，任何一位歷史學家，只要坐下來重讀一下《結構》一書，必將驚詫于那幾近過時的編史學洞見:它確實是以科瓦雷式的智識史為根基的，只不過他用一種巧妙而又迷人的科學結構模型為之進行了修飾。顯然，這一模型是立足于美國冷戰時期占主導地位的一種意識形態——科學是一種自由的、民主的社會體制——之上的，并用認知心理學和后期維特根斯坦的思想進行了精心的闡釋。它是20世紀50年代的產物，并作為60年代反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而迅速流行起來:就像托爾金對于物理學學生一樣（參見 Kaiser，2011）。

《結構》在今天還保有活力有許多原因:在科學論中，它還擁有一個神話般的地位（本期刊的特別專欄就是證明）。它的介入，弱化了邏輯實證主義在科學哲學中和默頓功能主義在科學社會學中的支配地位，并進而為在20世紀80年代由SSK、唐納·哈拉維（Donna Haraway）和布魯諾·拉圖爾等人發起的革命掃清了道路。不過，從更為積極的視角來看，《結構》一書以及庫恩的總體工作，在專業的科學哲學中已獲得了驚人的合法性:在過去的20年中，哲學家關于庫恩的著作和論文持續不斷地出現，并且沒有減少的跡象:庫恩已成為科學哲學家標準的一部分（時間跨度從霍伊丁根—許納［Hoyningen-Huene，1993］到雷伊［Wray，2011］）。

但是，如果僅就作為一門特定的學科而言，那么，科學史與《結構》之間僅有一種令人懷疑的關系;如果是作為一種考察形式并作為更寬泛意義上的科學論的一部分，那么它確實從《結構》一書中受益良多（我對歷史因果關系的問題持暫時的擱置態度）?！督Y構》開創了研究科學的某些可能的進路:如果在庫恩的思想中可能看上去真的帶有一些非常像相對主義的東西，那么其他人也是一樣。如果沒有《結構》的內在影響，20世紀80年代的革命，包括SSK和帶有美式風格的文化研究，都是很難想象的;不僅如此，庫恩顯然也認為該書所采用的論證和證據，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學家風格。

因此，布魯諾·拉圖爾的《行動中的科學》（1987）最初以英語出版有著充分的理由:英語世界的科學論共同體已經對《實驗室生活》（Latour和Woolgar，1979）進行了積極的回應，這就為本書在認識上不合常規的怪異觀點提供了最佳的環境。這部書就好像被預先包裝成了與《結構》同一陣線的巨著一樣，科學史家們深明此點，爭相一睹為快（我手頭就有一本最初的精裝版，里面還充斥著印刷錯誤）。歷史學家的普遍反應是，認為拉圖爾從《實驗室生活》的建構主義立場退回到了實在論立場，原因就在于《行動中的科學》引入了非人類的行動者，并合理地忽略了其隱晦的符號學根基。網絡（盡管不是行動者網絡）也引起了某些歷史學家的關注，但總體而言，拉圖爾對認識論和本體論之二分的顛覆，就算是被某些學者注意到，它仍未引起人們多大的興趣。

這是科學論的知識寶庫中的兩本重要著作，它們對歷史取向的學者們的實踐工作和科研成果能夠產生什么樣的長遠影響，我們很難對之進行評價?；蛟S，考慮到至少從昆廷·斯金納（Skinner，1966）的工作以來，歷史學家們普遍對“影響”解釋持懷疑態度，那么，我們也就不應該進行此種評價。周年的紀念為我們提供了頌揚與回憶的機會。確實，這樣的書是值得紀念的;事實上，它們長期以來也為人們所頌揚。

（原文選自《科學的社會研究》2012年第3期第424至428頁［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2（3），2012:424-428］）?；搓帋煼秾W院王榮江譯，南京大學哲學系劉鵬博士校。摘要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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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榮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