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江南陶詩接受與詩風流變

張清河

（河南理工大學 文法學院，河南 焦作454000）

陶淵明誕辰距今已1760年，對陶詩的關注代不乏人。近年來有關陶淵明文學的接受研究頗引人注目。比如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李劍峰《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及其《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等著作，可視為研究明代以前陶淵明接受的階段性成果。陶詩接受盛況出現在宋明兩個時期。在宋代，不僅有梅堯臣對陶詩的深入模擬、蘇軾的全面追和，更有以黃山谷等為首的“江西詩派”以及“中興四家”之一楊萬里、理學家朱熹等人以“鄉賢”之故推尊陶詩，以至于到了宋末，陶淵明被推尊為與杜甫比肩的大詩人，如葛立方《晉語陽秋》稱：“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保?］

如果說趙宋是陶詩地位逐步隆升的時代，那么朱明則是陶詩普及推廣的時代。尤具反諷意味的是，研究此期陶詩接受者寥寥可數。本文試以江南文人群體對陶詩的全面接受為例，再現陶詩接受盛況，藉此補充陶詩接受史上關鍵的一環，并管窺和陶、慕陶風氣與“性靈”、“神韻”學說的關聯，這也正是明清之際詩學流變的大勢所趨。

一、“和陶”盛況

與宋代一部分處“江湖之遠”的文士接受陶詩的情狀不同，明代各階層、各地域的文士普遍接受陶詩，盛況空前。僅以“和陶”詩為例，可以發現明代陶詩接受人群分布呈現“啞鈴”狀，兩頭大、中間小，即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出現了“和陶”的兩次高峰。

從文獻上看，宋代及宋末元初遍和“陶詩”者，只有蘇軾、郝經二人。自蘇軾等遍和陶詩之后，宋元詩家普遍感到后世和陶難以為繼。比如劉克莊《后村詩話》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慶云醴泉，是惟無出；出則為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保?］雖然如此，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和陶”蔚然成風，此種反?，F象的出現，與當時文人的遺民情結密切相關。以元代遺民為例：繼陵川郝經、容城劉因與浦江戴良遍和陶詩之后，元末著有《和陶》詩集者僅見于《四庫全書》記錄的即已多達十例，以臨川雷思齊、濟南張養浩一南一北為著。此后由于朱元璋和張士誠的主戰場在江南，江南文士成為擁有《和陶》詩集的主要群體。比如金華童冀（見于《明詩綜》），松陽包仕登（見于《括蒼匯紀》），錢塘莫維賢（見于《成化錢塘府志》），慈溪桂彥良、南海孫蕢、上虞范彰、余姚陳贄（見于《千傾堂書目》）均有《和陶》詩三卷。

晚明“和陶”風氣漸盛，始于公安派之推波助瀾。由于明初發生較大規模的“江西填湖廣”的殖民事件，加之陶淵明以“武陵桃花源”為精神棲居地，致使公安、竟陵派也仿效宋代“江西派”的做法，將陶淵明尊為“鄉先達”崇拜，藉以尋覓精神棲居地。比如譚元春《讀陶詩詩為魯文恪手錄》寫道：“我欽鄉先達，已深躁銳慚。想其寫此帙，清風吹茅庵?！保?］在公安派中，就有遍和陶詩的詩人，比如袁宏道的同年彭澤王演疇等著有《和陶集》一卷（《江西通志》卷九二）。此外，與公安竟陵派關系密切的周履靖、黃淳耀等，各著有《和陶》四卷、三卷；而擁躉竟陵派的王思任著有《律陶》一卷，張自烈著有蘇軾《和陶》集評（其后又有張岱續評）。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陶淵明被遺民作為“氣節完人”崇拜，終于迎來了江南“和陶”詩作的大爆發。

明清鼎革之際，江南著有《和陶》詩三卷的有寧海蔡安仲（見于《寧?？h志》及《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八）、上海周金然、秀水朱之佐、揚州馮泌（以上見于《千傾堂書目》）等。另據孫殿起《販書偶記》載：“昆山顧易撰《柳村集陶》三卷，雍正間刊；律陶、譜陶、讀陶各一卷。其譜陶、讀陶，可補淵明本傳之闕略?！保?］顧易生平如此傾心陶詩，其心血可鑒。由于《四庫全書》罕收清初遺民詩集，而其數量又浩繁難以統計，我們僅可以推斷：此期遺民《和陶》詩集一定不比元末明初少。筆者僅據朱彝尊《明詩綜》（見《四庫全書本》）、卓爾堪《遺民詩集》［5］中所考見和陶組詩就有十處：1.魏學洢《和陶》（六首）（《明詩綜》卷七十二，下同）；2.姜埰《和陶〈挽歌〉》（卷七十三）；3.黃淳耀《和陶〈飲酒〉》、《和癸卯歲始春》、《和己巳歲三月》、《和歸田園居》、《和擬古》三首（卷七十六）；4.李延罡《和陶〈飲酒〉》（卷八十八）；5.姜埰《和陶〈停云〉》、《和陶〈時運〉》、《和陶〈榮木〉》（《明遺民詩》卷一，下同）；6.錢澄之《仿陶淵明〈歸鳥詩〉四章》（卷四）；7.錢邦芑《歸田詩》選三（卷九）；8.顧有孝《和陶寄毛子晉》（卷十三）；9.王亹《次柴?！雌蚴场岛投庞诨省?、《再和》（卷十五）；10.釋弘濟（《和陶〈歸園田居〉》）（卷十六）。據李劍鋒對《明代千遺民詩詠》初編、二編、三編的不完全統計，追和陶詩或者以陶詩為題材者還有莊祖誼、費逝、張鳴凱、謝晉、廖豈偶、李文煥、徐安世、卞煥文、曹廷杰、呂天遺、謝德宏、吳重暉等名聲不著的十余詩人。李劍鋒認為：“和陶是遺民詩人學習陶詩和保持類陶情操志節的一種特殊接受方式。和（擬）陶在遺民中比較普遍，據《明代千遺民詩詠》、《明遺民詩》、《明詩紀事》、《清詩紀事初編》和《明遺民錄匯輯》等書統計，和陶有黃淳耀、顧夢游、王亹、戴重、邢昉、張煌言、姜埰、周燦、錢澄之、王夫之、釋大錯（錢邦芑）、顧有孝、潘檉章、李世熊、傅山、歸昌世、高寓公、顏棲筠、吳肅公、杜于皇、高承埏、謝鏜等二十幾家?！艘陨蠑等耍ǚ轿?、紀映鐘、萬時華、吳嘉紀、余甡），還有徐晟、蔣偉、王春光、戴重等，其中學陶富有個性，推陳出新而成績卓然的遺民詩人要數張岱、錢澄之、徐夜和邢昉?！保?］這個統計也是不完全的，筆者所舉《明遺民詩》中就有上海李延罡、釋弘濟的“和陶”詩沒有列入，袁行霈亦曾指出，由施閏章首倡、錢陸燦、方以智等均有《和陶〈飲酒〉詩》二十首［7］752，順藤摸瓜，我們在嚴熊詩集中還發現由錢陸燦提議，嚴熊、陸定爾等人亦曾賡和之，由此可推測康熙十一年夏《和陶〈飲酒〉詩》的交游活動中必有嚴熊等三五遺民［8］，加上蔡安仲、周金然、朱之佐、馮泌等著有《和陶》詩集者，如果細心搜尋，“和陶”的詩人恐怕還有二十幾家，因此可以推測，“和陶”遺民不下五十人，約占史籍所載一千遺民詩人總數的二十分之一，這一比例是相當高的。

二、江南士群“慕陶”現象

“和陶”體裁的流行，與士人生存處境以及“蘇學”盛行密切相關。由于晚明文人崇拜蘇軾進而“和陶”崇拜陶淵明，在此“二度接受”之下，“和陶”詩創作水平均不高。其實，陶淵明對文學的影響是多元的，作為偉大的詩人，其本身對晚明士人就有著全面的、直接的影響，從陶集重刊，到因“慕陶”取名或營造棲居地等群體行為而得到廣泛的體現。

1.陶集的重新刊刻

眾所周知，宋刻本《陶靖節集》十卷，在明代屢有翻刻，如正德年間何孟春刻本、嘉靖二十五年蔣孝刻本等。然而我們發現，為了突出陶淵明地位，晚明江南文士興起一股再輯“陶集”熱潮，此現象還未引起明詩研究者的足夠重視。至晚明，金陵、蘇州、福建等刻書發達的地區，均有文人參與陶集的整理與刊刻。金陵何湛之萬歷間刊成《陶韋合集》，焦竑為序；天啟間又刻為《陶靖節集》二卷；在焦竑授意下，新安書商吳汝紀修訂休陽程氏坊刻陶集十卷，于萬歷三十一年刻成《陶靖節先生集》八卷，焦竑為序。在金陵刻本的基礎上，湖州凌濛初增刻《陶韋合集》十八卷，今存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朱墨套印本（見《四庫存目叢書補編》第14輯）。蘇州文彭藏宋刊陶集，張溥據此刊訂為《陶彭澤集》一卷，系《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一，此宋刊本亦輾轉為毛晉汲古閣插架之書。嘉善陳龍正著《陶詩衍》二卷，福建黃文煥獄中作《陶元亮詩析義》四卷，福建書坊另傳有托名李贄的《李卓吾先生評選陶淵明集》二卷。崇禎間，宜春張自烈刻有《箋注陶淵明集》六卷。在短暫的六七十年間，文人重新整理并刊刻陶集十余次（按：不包括翻刻，陶集在明代翻刻甚多，據郭紹虞《陶集考辯》已達一百四十九種，故本文特指重刊本），次數幾與兩宋相埓。

2.由“慕陶”風氣誘發的字號別名、齋室園名盛行

僅以“陶庵”為例：自歸有光之后，昆山歸氏世以陶庵為名，尤其是其幼子歸子慕，著有《陶庵遺稿詩》一卷；嘉定黃淳耀號陶庵，有《陶庵文集》七卷；山陰張岱同號，有《陶庵夢憶》等名著；歙縣汪堯德明亡亦號陶庵，隱居里中。其余還有：湖南沅陵沈汝琳、山東德州李浹、江西寧都張問明、泰和蕭士瑀、萬安胡芳、福建同安林志遠（1593—1664）、江東張嘉昺、長洲徐晟、松江楊忠裕等九人，均號陶庵，有《陶庵集》［9］，除李浹一人為北方人，其余皆生活在江南及其附近。有的詩人名號和詩文集中有“陶”字，如寶應喬可聘號陶園，著有《醉陶集》；有的詩人借陶詩為號命集，如維揚鄭超宗借陶淵明《南村》詩“聞多素心人”之句為題名，著有《素心集》。此外，凡見諸陶淵明名篇中的文字，均被時人征諸室名。僅金陵一地，便有五六處：如著名“青溪詩社”社長陳芹筑“五柳堂”，狀元朱之蕃修“小桃源”（后歸金壇于玉立），姚汝循筑“市隱園”（清初為名妓寇白門流寓之所）。徐達后人徐天賜等造東園，中有“心遠堂”（后歸鉛山費元祿），費元祿“甲秀園”中亦有“寄傲軒”、“菊圃”等等。在蘇州，文征明之子孫世代以陶淵明為楷模，所筑別業均以陶詩冠名，如文征明曾自號“停云館主”，其長子文彭重修“停云館”，次子文嘉及孫文元善筑有“歸來堂”，元善子文震孟又筑有“心遠閣”。明清之際“吳派”的代表作家王心一筑有“歸田園”，中筑“見山堂”（取“悠然見南山”之意），在清代更名為“拙政園”，成為蘇州園林的典型。

3.文人仿效陶潛創建“世外桃源”之精神淵藪

晚明江南園林、別業、藏書樓風氣之盛，成為明代士林尤為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以文嘉、王世貞等為首的蘇州文人，繪制桃源圖、營建山林，為園林之風濫觴，比如費元祿《甲秀園記》，自詡其園“阡陌縱橫，塍埓交經，壚落人煙，雞犬之聲相聞”［10］；以龍膺、袁宏道、江盈科、譚元春等為首的文人，題詠武陵桃源故里，為冶游之習助瀾（比如袁宏道著有《桃源詠》一卷，系其與自稱桃源人的江盈科等的唱和之作）。由于王世貞和袁宏道是晚明前后相續的文壇宗主，其輻射江南的影響力一以貫之，因此與“桃源”意象相似的神話均被征用為園林、別業、藏書樓之名，諸如“二酉”、“十洲”、“石渠”、“瑯嬛”等。通過這一風氣可以考見晚明的士人心態以及文學生態，故枚舉數例，展開如下。

以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集團嗜好藏書炫博，故其擁躉多以“二酉”為室號。王世貞將所建書樓易名為“小酉館”，并為其好友陳文燭《二酉園集》作序，為鄒迪光作《二酉園記》，且為其衣缽傳人胡應麟作《二酉山房記》。后者記曰：“玉京、人鳥、須彌之頂，有祖龍之火不能燔，而仲尼之博，姑存之弗論者，吾將發其一二以窺子焉，即二酉之藏與子讀，於二酉之所得皆糟粕矣！”［11］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撮其最后數語為詩，世人無不知“二酉”是藏書之地的代稱。王氏莊園名“弇山園”，弇山即“弇洲山”、“小祗林”，取自《山海經·西經》，傳為神仙棲息之所。其子王世骕筑有中弇山房。此外，金陵黃居中、平湖俞恩曄、鎮江姜紹書、山陰張聯芳、袁宏道塾師公安萬瑩、沅陵張文耀、東莞張應申、山左劉璧星與馮廷槐等同以“二酉”為室號，豫章艾南英亦筑有“富酉齋”，均取“二酉”藏書于仙山之意。

同樣為漢代方士杜撰的“十洲”海外仙山，亦成為晚明江南文人重名率最高的室名之一?！对企牌吆灐肪矶d：“漢武帝既聞西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乃人跡所稀絕處?！保?2］149武林方九敘建“十洲”山房（與太倉仇英、山陽沈坤、秦锽、王有周、徐縉芳、張如蕙、韓履泰、戴誠同室號）。值得一提的是，《云笈七簽》中提到的仙山還有玉華、幔亭、赤城等。諸如江寧卜鏜、上海潘允端的玉華堂、王孟瑛的玉華館。武夷徐熥室名“幔亭”，據《云笈七簽》卷九六載：“武夷君，地官也，相傳每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村人于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橋，通山下?！保?2］583海鹽胡震亨號“赤城山人”，據《云笈七簽》卷二七載：“第（赤城）周回三百里，名曰上清玉平之洞天，在臺州唐興縣，屬玄洲仙伯治之?！保?2］153

以上元焦竑為首的江南文人建有“石渠”齋（宜興吳炳、上海施大經、安徽六安梁子琦、鄞縣張嘉昺、江西寧都謝士章等同室號）?！笆北緸橄扇瞬貢蕉?，漢代修石渠閣，為蕭何建，以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南唐徐鉉《和集賢鐘郎中》詩云：“石渠冊府神仙署，當用明朝第一人?！鼻宕謩t徐一聯道破“石渠”與“桃源”的密切關系，他說：“天祿石渠，神仙舊職；停云快雪，翰墨名家?！庇纱瞬浑y解釋焦竑緣何以石渠為室號、多次刊行或序跋陶集；鄞縣張嘉昺緣何既號石渠、又號陶庵了。同樣既號陶庵、又記陶廬、且以“仙山藏書”意境筑室的還有山陰張岱祖孫三代。張岱本人號“瑯嬛”，一作“嫏嬛”、“瑯環”，亦是傳說中的神仙洞府、天帝藏書之所。張氏一門“慕陶”，其門風由來已久。其祖張天復始以陶庵為號，前文提到以“二酉”為藏書樓之名的張聯芳即張岱的仲叔［13］197。

三、“桃源”意象與隱士遺民心態

明清之際，江南士林從十數人和陶詩、刻陶集到千百人因“慕陶”取名、筑園等蔚然成風，與當地的隱士和遺民心態密切相關。

晚明江南體彌漫著濃郁的“隱士”氣息，許多縣令以“仙令”自詡，不肯矻矻于官場。由此一來，官止彭澤令的陶淵明就成為他們企慕的楷模。比如吳縣令袁宏道致書遂昌令湯顯祖，即此典型一例。其《湯義仍》書云：“作吳令，備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復云何？……每看陶潛，非不欲官者，非不丑貧者，但欲官之心，不勝其好適之心，丑貧之心，不勝其厭勞之心，故竟歸去來兮，寧乞食而不悔耳?！保?4］215其致同鄉竟陵朱一龍《朱司理》書亦云：“‘下吏有何高致，欲效梅福、陶潛輩，政無柰病苦何耳！”［14］298其《諸學博》亦云：“‘徐庶心先亂，陶潛懶愈堅?！瞬恍そ鼪r也?！保?4］299其余如長洲縣令江盈科、遂昌縣令湯顯祖、青浦縣令屠隆等均有類似言論發表，他們以陶彭澤為“同氣相應”的偶像，雖身在官場，卻神往“桃源”。此外，由于“吳派”畫家、詩人文征明心儀陶淵明的隱士風范，形成了及門弟子及其子孫競作《桃源圖》并題寫詩詞賡和的傳統，此亦江南士群的另一種“隱士”心態。明清鼎革之際，江南士子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蹂躪下，在“奏銷案”、“科場案”的淫威下，特別是在“文字獄”的震懾下，在“遺民”心態的驅使下，紛紛選擇歸園田居，營造自我的“桃源夢境”。下面依此三個群體展開略述。

1.公安竟陵派：酬唱賡和“桃源詠”

公安派領袖袁宏道不僅有“和陶”詩作［14］1015，而且與袁中道等曾漫游武陵、尋覓“桃源”，小住旬日。公安派先驅武陵人龍膺予以接待，其《贈別袁小修》詩云：“君家兄弟武陵游，一屬春初一晚秋?！倍甑兰幸嘤小秳e龍君超兄弟》，中有“桃花源上別秦人”之句［14］1074。不久，袁宏道辭官隱居柳浪，自比桃源淵明，致湘潭李騰芳《李湘洲司業》書云：“去歲直窮花源之勝，真方士仙人之所容也。山尖秀略如越，而幽僻勝之，奇正相發，瘦妍異態。弟已選得漁仙寺一片地為棲息之所，他時白頭閣老渡武陵溪時，或可迂道一至也?！保?4］1264江盈科《桃花洞天記》亦云：“（《桃花源記》）記稱雞犬相聞，阡陌交通，實是仙界。蓋仙界者，不離人世，不即人世，有無之間，真幻之際……靈明不滓，何物非仙？真元不牿，何地非仙？”［15］75在湖湘詩人龍膺、李騰芳、江盈科、車大任等的號召下，以“武陵”為“桃源”興起了一陣題詠熱潮，這一盛況，僅從清人所輯《桃花源志略》中可見一斑，該志略搜集古今題詠桃花源之詩詞文賦13卷，主體部分為征文10卷，涉及作者近500人，涉及作品720余篇，其中詩5卷，約620多首；各體文3卷，以李白冠首，共78篇；賦1卷，以劉禹錫冠首，共14篇。其中，作品前六位的分別是袁宏道（30）、龍膺（27）、楊嗣昌（25）、闕士奇（15）、江盈科（7）、譚元春（6）。直至江盈科去世，萬歷乙巳年（1605）其同年烏程沈仲雨刊刻袁宏道等人《桃源詠》唱和集（今已佚），作《桃源詠引》云：“近得綠蘿主人（注：江盈科）噩耗，凄然為念，得爾詩不能讀，風雨寒窗，忽後一展，如坐封中郎宣梵唄，桃花片片落研席也。友人潘景升遂相與謳而咢之，曰當游仙之引，爰授殺青?！焙贾莶苻鳌短以丛伆稀吩疲骸巴欣删娱L安時，每向余夸楚州之澧，宛如桃花源上，盡堪避世?！保?5］1679可見當時公安派桃源詠之盛，已然風行江南。

2.江南詩人群：丹青題詠“桃源畫”

在江南吳門畫派影響下，以《桃花源》為母題繪圖者不下十人，他們分別是：唐寅（1470—1523，見戴熙《習古齋畫絮》卷十《〈桃〉擬唐子畏筆》）、文征明（1470—1559，見郁逢慶《書畫題跋記》卷十二之《文衡山桃源圖》，《桃花源圖》以下簡稱《桃》）、陸治（1496—1576，見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一百五十陸包山《桃》序）、仇英（1498—1552，見錢大昕《潛研堂集》詩續集卷二《題仇十洲〈桃〉用靖節韻》）、文嘉（1501—1583，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五八《休承〈桃〉并題》）、文伯仁（1502—1575，見鄭虎文《吞松閣集》卷二十《題文伯仁〈桃〉》）、居節（1524—1585，見齊學裘《見聞續筆》卷一七“居士貞〈桃〉”條）、宋旭（1525—1606，《桃》圖今藏重慶市博物館）、丁云鵬（1547—約1627，《桃》圖為上海博物館館藏）、陳洪綬（1598—1692，《桃》圖見張昭《石渠寶笈》卷三十八）、顧湄（1600以后—1661以后，見崇禎至順治年間錢澄之《田間詩文集》卷二三《題顧伊人〈桃〉》）、吳偉業（1609—1672，見錢杜《松壺畫憶》卷下“吳梅村〈桃〉”條）。一般來說，這些圖畫皆配有題詠桃源的詩詞，如文征明《甫田集》有《桃源圖》詩：“桑麻雞犬自成村，世上神仙知不遠。天遣漁郎得問津，桃花只待有緣人?！保?5］229以上作家中，文征明及其子文嘉、其侄文伯仁、其弟子陸治、居節等五人最為突出，可與前文文氏一門“慕陶”習氣互為應證。

3.清初遺民群：寄托形骸“桃源夢”

清初江南遺民普遍面臨著今人難以想見的生存困境，從著名詩人葉燮之父葉紹袁因餓病而卒、長兄葉世佺因饑寒而死、四兄葉世侗和七弟葉世倕因誤食毒菌一同暴卒的例子中可見一斑。因此，像錢謙益、朱彝尊等“文壇大老”皆對遺民抱同情的態度，他們借杜甫對陶淵明《責子》詩展開評價。朱氏《題亡兒書陶靖節文》云：“康熙己卯三月，從吳門借鈔雪山王氏《紹陶錄》，歸示亡兒，伏枕讀一過，作而曰：‘少陵野老譏陶公未必能達道，非篤論也?！保?6］錢氏《題嚴武伯詩卷》、《題顧伊人詩》等亦借此典故表達杜甫的指責言不符實：“杜甫于宗文、宗武詩曰……其懷抱之縈掛與否，視淵明何如也？”［7］1572“有子賢愚，何嘗不縈掛懷抱也！”［17］在其宗風的影響下，清初士人以“親累”為借口，對類似以陶淵明為范型的遺民敬而遠之。遺民生存尚艱難，更不用說像晚明士人修筑園亭書樓了，于是他們只在心中營造自己的“世外桃源”，其中以“桃源夢”寄存心志者為數甚眾，我們僅以張岱為典型予以論述。

張岱在其《瑯嬛文集》等著作中每每借題發揮，抒發其“桃源夢”，一作“瑯嬛夢”、“陶庵夢”。首先，他在《桃花歷序》中，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叫好，并模擬武陵人年序新編“桃源歷”，其宗旨“非以歷歷桃源，乃以桃源歷歷也”［13］23。其次，《西湖夢尋序》亦即在回憶中追尋此夢：“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余也?！保?3］61—62再次，其《瑯嬛福地記》，虛構了一個遍藏“玉京紫薇、金真七瑛、丹書秘笈”的“瑯嬛福地”［13］63。最后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張岱耗費四十余年私修明史，二十七年成《石匱集》，其后又入浙江提督學政谷應泰之幕參加《明史紀事本末》編撰，從中積累邸報等材料，續十四五年之力作《石匱書后集》，其大半生的努力正是在精神領地構建“桃源夢”。其《與李硯翁》書云：“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余載，心如止水秦銅，并不自立意見……蒙兄臺過譽，謂‘當今史學，無逾陶庵?！保?3］168其《石匱書后集》卷第三十九《丙戌殉難列傳總論》表達其著史以保留華夏正氣的初衷，抒發他為遺民保存精神血脈的理想：“昔日聞其名如日辰河岳、不敢攀附者，一旦而為吾之奔走；昔日如天姥桃源、夢想之所不至者，一旦而為吾之挽輸庫藏?！保?8］正因為張岱等遺民群起抒發其“青史幾番春夢”的感慨，才造成全祖望所稱清初“明季野史，不下千家”的繁盛局面。

四、陶詩接受與詩風流變

明清之際江南陶詩的接受盛況空前，考察其詩學背景，與隱士遺民心態相關；考察其詩學內部演進軌跡，輒與七子派“詩毋學盛唐以后”的觀念的深入密切相關。這一盛況的出現，反映了公安竟陵派與江南詩學群體對“七子”詩學的追隨與反動。我們通過爬梳公安派、江南詩學群體對于陶詩接受方式的一致性，進而管窺和陶、擬陶風氣與“性靈”“神韻”學說的關聯，這也正是銜接明清詩學的關鍵環節。

首先舉起陶淵明為“真詩之祖”、“真性靈之宗”祭旗的是袁宏道。他矯枉過正地批判七子派尊唐抑宋、尊六朝初唐古體的作法，在《與張幼于》中倡言：“世人喜唐，仆則曰唐無詩……世人卑宋黜元，仆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保?4］501在宋代大家中，袁宏道尤其推重蘇軾，進而推重陶淵明，認為陶詩是“真性靈”正宗，如其《敘咼氏家繩集》云：“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保?4］卷三十五1103與此同時，針對李攀龍提出“唐無古詩”，他針鋒相對提出“六朝無古詩”之說，但陶淵明是不在批判之列的。他在《與李龍湖》書云：“予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余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圣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真知詩為何物哉？”［14］卷十一750

袁宏道“六朝無古詩”、唯淵明有“真詩”之說應是受老師焦竑的啟發。焦竑《陶靖節先生集序》稱：“余觀漢、魏以逮六朝，作者猬起，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阮步兵、左太沖、張景陽、陶靖節四人而巳。靖節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情得失，每念其人，輒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保?9］卷十六169—170如果說，袁宏道完成了陶詩“上承六朝”之重任，那么焦竑之心宗密友、公安健將陶望齡則規劃了其“下啟唐宋”之遠景。他說：“柳子厚、白樂天詩，皆本靖節，山谷老人謂子厚有陶句而無其情，樂天有陶情而無其句，信矣。蘇子瞻廣陵時始和《飲酒詩》三十章，惠州所和，遂無遺什，至其得意，自謂無愧作者。古詩之有追和，自子瞻始也?！保?0］《章寧州詩集序》明確表明唐之柳、白，宋之蘇、黃，皆為陶詩之流亞。

江南文士等崇尚陶詩，推崇“平淡任真”的詩學主張，客觀上調和了以王世貞為首的七子派與以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之間的沖突。比如焦竑在為張居正女婿夷陵劉戡之（字元定）所作《劉元定詩集序》中，贊賞他“每有篇章，直取胸臆，蓋藻繪未施，而神奇自邁”［19］173。袁中道為劉氏所作《四牡歌序》中亦稱：“（元定）五言古尤為勝場。如《飲酒詩》二十首，天趣橫生，離陶而能合陶，庶幾得其筋骨心髓者也?！保?1］同時主張調和的還有身在“七子”陣營、家在公安竟陵故里、情系江南文苑的李維楨。比如其致譚元春《譚友夏詩序》云“六朝惟晉人去漢魏未遠”［22］，李氏不僅與金陵何湛之三兄弟等結“桃花社”，且為其《三園和稿》作序云：“三先生詩體乾多，古選簡潔溫醇，真質閑曠，入陶韋三謝之室?！保?3］771焦竑的弟子仁和張蔚然尤其推崇陶詩等“平淡”一派，其《西園詩塵》“習氣”條：“在六朝無六朝習氣者，左太沖、陶彭澤也。在唐無習氣者，初唐陳拾遺、盛唐孟襄陽、中唐韋蘇州韓昌黎、晚唐司空圖也?！保?3］839

金陵與吳中詩人群體崇尚“陶詩”，也堅持以“平淡”抒寫“性靈”的詩學理念，由此開啟了一條與七子派崇尚“高華雄壯”迥異的詩學道路，焦竑正是此途徑上的領路人，其《蘇叔大文集序》稱：“竊惟元季以來，詞學纖靡，迨弘、德間，李何輩出，力振古風，學士大夫，非馬記杜詩不以談，第傳同耳食，作匪神解，甚者粗糲闡緩，叩之而不成聲，識者又厭棄之，而沖夷雅淡之音又稍稍出焉?！保?9］171焦竑提攜的另一位金陵狀元朱之蕃在所編《盛明百家詩選》中［24］，亦將江南陣營一分為二，他對吳派詩人多以“簡淡清真”評價：文征明“其詩在晚唐、勝國之間，平衍和緩，自成一家”；徐問“其詞旨平正，不以刻鏤為工，清若恬佚之士也”；薛蕙“其詩簡淡，得陶韋之趣”；陸深“清利駿爽，卓然名家”；駱文盛“其詩有王孟之風，殆不可多得者”；王立道“其詩如劉長卿”；秦梁“詩清婉倩麗，有如其人”；王世懋“詩才秀發，比美伯兄云”；朱永年“其詩多曠遠之趣，超忽之懷，有可傳者”；姚咨“其詩體備趣遠，窮而益工”；鄭坤“其詩賦有蕭散清逸之風”；陸弼“其詩瀟灑精爽”。與此同時，他將江南“后七子派”一律以“奇崛”稱之，如鄭善夫“其詩有奇氣雄思”；殷云霄“其詩氣逸才雄，思奇語勁”；湯胤劼“豪邁奇崛”；顧可久“詩中亦時見奇氣”；周君祚“詩多沉渾奇宕之致”；朱曰藩“負奇氣，嗜吟哦”。徐中行“其詩奇思勃興，新句時出”；梁有譽“其詩有峻發之才，自得之趣?！睆埦乓弧捌湓娦缕婧陼场?；俞允文“其詩賦有奇思”。顯然，在朱之蕃心目中，金陵及吳派詩人另有一套“簡淡清真”的傳統，與后七子派相抗擷。

與此同時，由焦竑等的提倡，與金陵、吳中并稱江南詩學三大中心之一的杭嘉湖一帶，詩人亦多以陶淵明為宗，周履靖、黃汝亨、凌濛初、陸時雍等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周履靖《騷壇秘語》認為陶淵明為五古“真詩”之宗，達到了他所認為的“情景事意”的詩學最高境界：“陶淵明心存忠義、心處閑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幾于十九首矣，但氣差緩可；至其工夫精密，天然無斧鑿痕跡，又有出于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薄白妗妒攀住?、郭景純、陶淵明，故立意玄遠而造語精圓?！虾迫?、韋應物、高適、岑參、劉長卿、常建、郎士元、崔曙、錢起、李益、李頎、李端、戎昱、盧綸，十四人皆宗陳子昂，以古意變齊梁?！保?5］三卷卷中廿五、廿六、廿七黃汝亨《寓林集自序》稱其“詩嗜陶謝王孟韋岑之流”［26］，其同好金陵顧起元接下來的序文亦稱其為“晉宋之陶謝，唐之王孟”。凌濛初增刻何湛之所輯《陶韋合集》序云：“從來以繼啕者莫如左司，而兩集無合刻者，合之自何觀察公露。始余游白門時，以其刻見示，為之爽然……竊有取為爾?！保?7］顯然，書商凌濛初正是抓住陶詩流行的“商機”，促成了陶詩的普及。然而，從理論上總結陶詩美學并將之升華到“神韻”高度、為詩風流變作出突出貢獻者為檇李陸時雍。陸氏在《詩鏡總論》第58條中說：“世以李、杜為大家，王維、高、岑為傍戶，殆非也。摩詰寫色清微，已望陶、謝之藩矣，第律詩有余，古詩不足耳。離象得神，披情著性，后之作者誰能之？”他認為，王維寫境亦在陶詩之下，如：“摩詰寫色清微，已望陶謝之藩矣，第律詩有余，古詩不足耳?！保ā短圃婄R》評王維五言古詩《過李楫宅》，亦云“自在處，可托陶家宇下?！保┢洹犊傉摗?17條，涉及陶詩多達7條，皆贊其極“自然本色”、“天然風趣”、“聲色臭味俱無”、“神韻”俱佳。不僅如此，他以陶詩為最高審美范型，對“七子派”向慕高華、逞才使氣的行徑予以抨擊，第105條：“陶謝詩以性運，不以才使。凡好大好高，好雄好辯，皆才為之累也?！保?8］

綜上所述，正是江南詩家的努力，迫使王世貞的衣缽傳人胡應麟也不得不承認：以陶淵明為首的詩人另有統序，“（詩）有以高閑、曠逸、清遠、玄妙為宗者，六朝則陶，唐則王、孟、常、儲、韋、柳?！保ā对娝挕穬染幘矶┚沽昱深I袖鐘惺亦認為，唐詩大家王、孟、儲、韋、柳等皆繼承陶詩之“清”與“厚”之特質：“人知王、孟出于陶，不知細讀儲光羲及王昌齡詩，深厚處益見陶詩淵源脈絡?！保?9］江南士群以和陶、慕陶為導向，鋪墊了一條追隨七子派漢魏唐詩方向又迥異于其主張，融匯公安“性靈”論、竟陵“清厚”論的合理元素，而又更加“圓潤通脫”、“平淡任真”的詩學道路，為清代王士禎“神韻說”、袁枚“性靈說”理論畛域的開辟廓清了方向。

［1］葛立方.韻語陽秋［G］／／何文煥.歷代詩話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505.

［2］蔡正孫.詩林廣記：前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

［3］譚元春.譚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5.

［4］孫殿起.販書偶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18.

［5］卓爾堪.明遺民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1.

［6］李劍鋒.明遺民對陶淵明的接受［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

［7］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3.

［8］嚴熊.嚴白云詩集［G］／／四庫未收書輯刊：集部：第7輯：第2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9］楊廷福，楊同甫.明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5.

［10］費元祿.甲秀園集［G］／／四庫禁毀全書：集部：第6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469.

［11］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M］.上海：上海書店，2001：27.

［12］張君房，蔣力生.云笈七簽［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

［13］張岱，欒保群.瑯嬛文集［M］.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14］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5］唐開韶，胡焯.桃花源志略［M］.湖南：岳麓書社，2008.

［16］朱彝尊.曝書亭集［M］.臺北：世界書局，1964：633.

［17］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578.

［18］張岱.石匱書后集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329.

［19］焦竑.澹園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9：169－170.

［20］陶望齡.歇庵集［M］.明代論著叢刊.臺北：偉文圖書，1976：卷3.

［21］袁中道.珂雪齋近集［G］／／國學珍本文庫：第1集：第14種，上海：中央書店，1935：卷3.

［22］李維楨.大泌山房集［G］／／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1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4.

［23］徐興公.徐氏筆精［G］／／四庫全書子部精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839.

［24］朱之蕃.盛明百家詩選［G］／／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32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

［25］周履靖.騷壇秘語［M］／／夷門廣牘叢書.刻本.明萬歷二十六年（1589）.

［26］黃汝亨.寓林集［G］／／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7］何湛之.陶韋合集［G］／／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14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555.

［28］陸時雍.詩鏡［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

［29］鐘惺.唐詩歸［G］／／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89—159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