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人生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整整八十五個年頭了。

一、民國時期，母親靠給人當奶媽供我小學

我的祖父郭春林，山西省太谷縣大郭村人，17歲時與榆次縣（今晉中市榆次區）北田鎮北田村女子李改銀結婚，定居北田村。

祖父一生以經商為業，30歲時成為天津一家大商店的“買客”（總采購）。舊時的民間諺語稱：“坐官的入了閣，買賣人當了客——到頂了?！睌的旰?，祖父又由那家商店的買客升為大掌柜，每年從商店分紅利若干，家境較為殷實。

祖父是私塾文化，精于書法，所書宋徽宗所創“瘦金體”幾可亂真。祖父一生的愛好一是藏書，二是交友。只要他喜愛的古籍，重金購買在所不惜，家中藏書達七八千冊。祖父所交朋友范圍很廣，除了商界外，文化、教育和政界的朋友也很多。

祖父一生中在購書與交友方面花費甚多，因而收入雖多，積蓄卻很少。祖父特別不愛置買房屋、土地，在北田村的近40年間，僅購買耕地六畝，房屋一間未買。我祖母常說：“嫁給個大掌柜的，倒也不愁吃、穿，卻連個住處都沒有，一生‘鴿子躥房檐（經常搬家），不得安生?！?/p>

我出生于民國二十七年（1928），當年，53歲的祖父病逝，祖母稱“天塌了！”我父親郭守貴在本村恒昇莊糧店當店員，糧店對店員只管飯，不發工資。父親分文收入沒有，全家人全靠祖父的微薄積蓄度日。坐吃山空，我5歲那年，祖父的積蓄被花得精光了。我上小學后，家里窮得竟連課本錢都拿不出來。

我7歲入本村初級小學讀書，11歲畢業。家鄉沒有高級小學，由于家境貧窮，我無錢去外地讀高小，只好呆在家里。一位名叫申耀宗的鄰居稱我是“升學無錢，種地無力，在家閑著吃穿無?！钡摹叭裏o苦孩”。我上街時，常有人指著我說：“那就是郭春林的孫子，連高小都讀不起！”

不久，我的老師侯海麟將與我情況類似的幾名學生組成“補習班”，讓我們回校進行補習。

回到母校后，我們先讀“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繼讀《弟子規》、《名賢集》等；后讀“四書”“五經”。四年的補習期間，老師一再強調背書，從不講解課文。我們對所讀課文均背得滾瓜爛熟，對課文意義卻僅知一二。

民國三十一年（1942），我14歲，那年，我祖母病逝，父親在糧店當店員，家里只有我和母親兩人。當年冬，母親生了一個女孩，由于家里無錢買煤生火，女嬰被凍死。數日后，我母經人介紹，去東長壽村給一戶富人家當奶媽去了。孤苦無依的我跑到東長壽村向母親訴苦，母親安慰我道：“兒??！別難過啦，你無錢讀書的日子結束了，我奶孩的錢足夠你上高小的，你到縣城高小讀書吧?！睆拇?，母親用當奶媽掙來的錢，供我升學讀書。

民國三十三年（1943），我進入設于榆次四區（駐大張義村）的榆次第四新民小學（六年級）就讀。校長梁承澤（榆次什貼人鎮人）見我年齡大、身材高，給我起了個“高材生”的綽號，從此，這個具有明顯貶義的綽號，被全班學生普遍稱呼。

我對這個諷刺意義十足的綽號視為天上浮云，只是抱定決心努力學習，希望用自己的學習成績為不雅的綽號平反。真是上蒼助我，期末考試時我名列前茅，同學們對“高材生“三字一字未改，但是，他們解釋“材”字的意義時，不再稱“身材”，而是“才能”了。

寒假期間，我的級任老師王步林（字懋庭）對我說：“褚文富（字硯田，榆次修文村人）任校長的榆次第一新民高級小學校辦得好，我介紹你去那里就讀吧！”我尊恩師之囑，于下學期轉入該校就讀。學校的李斐如、鄭允文、曲秀元等教師，都是榆次有名的教師，校長褚文富，更是關懷窮學生、制止學生間亂起綽號的一位好校長。當年7月，我從該校畢業，考入山西省立太原師范學校（校長郭自勵），山西省靈石人）。

二、日據時期的中學

太原師范學校

奴化教育?？谷諔馉幇四觊g，山西的三名漢奸省長——蘇體仁、馮司直和王驤，都是留學日本的親日派和死心塌地效忠日本帝國的大漢奸。日偽統治山西期間，全省各地各級學校一律推行奴化教育。

我在太原師范學校讀書期間，先后在文廟、萬壽宮、海子邊興亞堂等處，多次聽過偽省長馮司直的講話。每次講話的名堂雖然不同，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無論講話的題目是什么，內容始終離不開“中日親善”、“中日友好”、“大東亞共存共榮”等親日主旨。馮的口才很好，講話極具煽動性，易于蠱惑人心。

除了馮司直外，省教育廳廳長裴潤泉曾到學校視察過兩次。兩次講話都很簡短，每次講話不足半個小時，所講內容與馮司直大同小異。

馮司直，字振邦，山西省平定縣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舉人。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后任太原國民師范學校校長等職。日軍侵入山西后公開投降日本，死心塌地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1943年4月30日，山西省首任偽省長蘇體仁調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督辦（后任北平特別市市長），馮司直接任偽省長。

1946年，馮司直被國民黨軍統逮捕，當年8月1日被判處無期徒刑，判刑后受到閻錫山的保護。

太原解放后，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追判馮司直死刑。后病死獄中。

強調日語。日偽統治山西期間，全省各地中等學校的外語設英語和日語，以日語為主。為我班授課的日語教師有中、日籍教師各一人。日籍教師對學生非常嚴厲，進教室后無論點名、授課、問答，師生一律皆用日語，不準說漢語。有的學生說：“如果日本人賴在中國不走，我們將連中國話也不會說了?！?/p>

為了學好日語，我曾購買了《日語會話》、《日語大詞典》等許多工具書進行自學。日本投降后，我轉入解放區讀書。解放區的學校不設外語課，我的日語書籍沒有派上用場。

國術課。太原師范學校是山西的重點中學，學校聘請的有名教師很多，國術教師穆修易是其中之一。

穆修易（1874-1952）字自居，太原市南郊區馬莊人。青年時期在太谷縣經商時，受形意拳大師車永宏（毅齋）精心傳藝長達5年，深得形意拳精髓。后拜形意拳名師王福元為師，日夜苦學。后棄商歸里，研究拳藝。除精于形意拳外，兼通八卦、太極、少林等多種拳術。

穆老師授課的特點是授課時間從不進教室；從不講授國術理論。每次上國術課時總是他先做示范動作，然后令我們照著他的動作練習，強調一招一式都必須規范，否則必受訓斥。我酷愛體育運動，卻不愛國術，因逃避學習而受到訓斥后，更對國術課產生了厭惡情緒。穆老師知道我不是學國術的料子后，只好聽之任之。

一日三餐高粱面。日偽統治山西期間，當局規定：對中等學校住校生的伙食只供應高粱面，不僅沒有蔬菜，有時連鹽醋都沒有。我們除了星期日上街到飯館、飯攤飽食一頓外，星期一至星期六的六天內不能隨便出校門，頓頓吃高粱面，天天餓肚子。在太原師范學校讀書時期，飽嘗了餓肚之苦。

1945年放暑假后，未等學校開學，日本就投降了。

太行第二中學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我的家鄉成了敵我交錯區，榆次路東抗日縣政府改為榆次民主縣政府，第三區政府暫住我村。

一日，一位姓巨的區干部對我說：“解放區社會制度好，學校辦的也好，你到太行區讀書吧！”

“容我好好考慮考慮?！蔽艺f。

老巨見我猶豫不定，繼續對我說道：“現在日本已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太原與太行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將來你會明白的，從太原轉入太行，將是你人生旅程中的‘分水嶺……”

我回家后，將老巨所言如實向母親訴說一遍，母親聽后極力支持我去解放區讀書。當年寒假期間，太行第二中學在太谷縣范村鎮招生，我帶著區政府的介紹信去該鎮報考，發榜時，我名列后期師范班正取生的第二名，名列第一的是和順縣考生任建綱。

1946年春節過后，太行第二中學開學，我用家里的一條扁擔，一頭挑行李，一頭挑書籍，來到學校。

太行第二中學的前身，是1945年3 月創建的晉中干部中學，簡稱“晉中中學”，校長薄懷奇，教導主任宋尚文。學校以培養區級干部為宗旨，學制三個月，屬短期干部訓練班性質。不久，太行行署將晉中中學改為正規的中等學?！械诙袑W。校長由太行第二專區專員范新三（榆次范家堡人）兼任，副校長是曾任河南省汲淇縣縣長、晉冀魯豫邊區教育團團長的教育家蘇貫之，教導主任孫士俊。校址初在左權縣殿上村，后遷到蒿溝村。1946年開學時，學生有三個初中班和一個后期師范班，共216人。學生的特點有三：1、老解放區學生多，新解放區學生少，比率約為15：1。2、男生多，女生少，比率約為100：12。3、文化程度偏低，后期師范班學生大部沒有初中畢業文憑，而是以“同等學歷”考入的。

太行第二中學以培養革命干部和教師為宗旨，系“抗大”式學校，初中班和“后師班”都不學外語，我帶去的日語書籍派不上用場。參加工作后，我將幾十冊日語書籍捐給了太行圖書館。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給我戴上“反革命”、“臭老九”、“摘帽右派”等多頂帽子，對我狠批猛斗。老伴對我說：“你學日語數年，一天也沒有用上，看來是件好事。如果你的日語派上用場，還得再戴一次‘漢奸帽子?！?/p>

戰爭年代，解放區的學校因陋就簡，學習非常艱苦。師生們一律穿粗布衣，睡石板炕，一日三餐所吃的小米，都是師生們從十幾里、二十幾里以外的農村糧庫背回來的。學校沒有米袋，背米的米袋，都由師生自備。從新解放區考入學校的學生沒有米袋，只好向老區同學借用。后來，“后師”一班同學范干華（榆次西長凝村人）發明了“褲米袋”，解決了我們背米的困難問題?！把澝状?，即將所穿單褲的兩條褲口用細麻繩扎緊，將小米裝入褲中后，再用麻繩將大褲口扎緊。然后將“褲米袋”架在脖子上，用兩手緊扶左右兩褲腿即可。

我們初次用“褲米袋”背米時，范干華背著“褲米袋”故意扭扭捏捏地左右搖擺，徐徐行走，猶如民間藝術中的“啞老背妻”，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1946年12月下旬，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報紙均在顯要位置刊發了一條使國人憤恨至極的消息——駐北平美軍強奸“北大”女生沈崇。28日，重慶版《新華日報》所發的題為《北平美軍強奸女生》一文指出：該事件“是帝國主義者獸性的暴行！是中國人民不可忍的侮辱”！

對美軍暴行反響最為強烈的是北平大學生。30日，“北大”校園貼滿了抗議美軍暴行的標語，并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

美國兵作惡的消息傳到太行第二中學后，全校師生以極其憤慨的心情，上街貼標語、發傳單、向群眾演講，要求“嚴懲兇手”，呼吁“美國佬滾出中國去”！

我們后師一班的同學決定自編自演一出揭露美帝陰謀的話劇，對校內外群眾進行形象化的宣傳。于是，我和孟友成、范干華、董政衡等人，在課余時間你一言我一語地開始了“集體創作”。

由我執筆的話劇《打倒美帝》寫出來了，由于時間倉促，加之我是初次編劇，因而劇情極為簡單，臺詞也“陳白露”，劇名系政治口號……這個稱不上戲劇的劇本，能被學校業余劇團團長管平老師批準嗎？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管老師看了劇本后一錘定音：“劇名和劇情雖缺乏藝術性和戲劇性，但是主題鮮明，政治性強，當今形勢需要這樣的宣傳劇目，加緊時間排演吧！”

在排練《打倒美帝》中，我們遇到了三大難題：一是沒有扮演沈崇的女演員；二是扮演美國兵皮爾遜和華倫普利查的演員英語口音不過關；三是無法化妝美國兵的大鼻子。

經過苦苦思索，我們終于從戲曲史中得知：1905年我國第一個話劇團“春柳社”在日本演出話劇《黑奴吁天錄》時，劇中的女黑奴便是由李叔同扮演的。我們受此啟發，動員本班文質彬彬的男同學王魁偉扮演了沈崇。第一個難題得到了解決。后兩個難題是李旭昶和管平兩位老師幫助解決的：李老師不厭其煩地為扮演美國兵的演員糾正英語口音；管老師從老鄉家里尋來小豆面捏了大鼻子。于是，三個難題都得到了解決。

我們僅用三天時間，《打倒美帝》一劇便排練成功了。正式在學校所在地——左權縣蒿溝村演出。那日，朔風怒吼，冷氣逼人，可是，戲臺前站滿了太行二中的師生以及蒿溝和鄰村的男男女女。他們不僅全神貫注地觀看演出，還不時高呼口號，表示對美國兵的反抗。戲劇演至高潮時，“要求嚴懲兇手！”、“美國佬滾回去！”等口號此起彼伏，響徹劇場。

《打倒美帝》一劇雖然是編得粗糙，演得倉促，但是由于愛國主義的主題鮮明，又是真人真事，因而該劇的演出，無論對揭露美帝的侵略陰謀，反映國民黨政府欲蓋彌彰的虛弱本質，還是激發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鼓舞人民群眾的反侵略斗志，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47年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先后向全區人民發出《生產節約，克服困難》和《艱苦奮斗，迎接光明》的號召，號召全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要求邊區各級學校達到自給自足。為了響應號召，我們學校從冀南銀行貸款52萬元，買回織布機三架，手搖紡車300輛，發給師生操作。同時，校方與“萬興號”商店訂立了供銷合同，將師生們所紡的棉線，按甲、乙、丙三種檔次賣給商店，學校與師生按成分紅，做到了公私兼顧。不久，我們改為“半讀半工”，每天上午學習，下午紡線。音樂老師管平根據民歌曲調，填寫了一首《紡線歌》，在全校同學中傳唱：

紡花車輪兒嗡嗡響，

雪白的棉線細又長。

組織起來搞生產，

半工半讀有保障。

紡花車輪兒轉得快，

青春一去不再來。

趁著年輕勤學習，

光明前途自己開。

我們邊紡線邊唱歌，不僅忘記了紡線的疲勞，而且感到了勞動的光榮與半工半讀雙豐收的歡樂。

太行第二中學的紡線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成績顯著，在太行十四所中等學校中名列前茅。我曾幾次寫稿，在邊區《人民日報》及太行版《新華日報》報道。每次稿子見報后，師生們爭相傳閱，倍受鼓舞。

太行二中的教學原則是學用一致，重視理論聯系實際，讓學生深入實際斗爭中進行鍛煉?！吨袊恋胤ù缶V》公布一年多以前，解放區的部分地區即開展了土地改革和反奸清霸運動。1946年6月，太行第二專署將我們學?！昂髱煛币话嗪腿齻€中學班的163名同學組成“太行第二專署翻身隊”，由教導主任孫士俊和教師管平、張俊卿、任錦林率領，分赴武鄉、壽陽、榆次、太谷四縣，在當地黨政統一領導下，與縣、區干部共同進行“土改”與反奸清霸工作。我被分配到榆次縣后，當地領導根據工作需要，將我編入我所生長的北田村工作組。工作組組長由中共榆次縣三區委員會書記趙和璧兼任，組員除了我外，有縣民政科科員白江河、縣公安局干部杜濱、二專署公安處干部趙晉鏊，全組共五人。

工作組到村后，經過調查取證以及發動群眾檢舉揭發等一系列工作，將忠心效勞日本侵略軍的北田鎮偽副鎮長王勝杰及財糧干部王炳耀逮捕，以漢奸罪處決。

“二王”被處決后，其家屬懷恨在心，王勝杰之子王和尚、王炳耀之子王洪投入敵人懷抱，糾集50余名地主分子與社會渣滓，成立了“北田復仇隊”，進行瘋狂“復仇”。王洪和王和尚認為，我是北田村人，對北田鎮情況了如指掌；對日偽干部的所作所為了解甚詳，其父之死是我所造成的。因此，將我作為“復仇”的重點對象，揚言“活捉郭思俊，千刀萬剮，大報仇冤”。

我是幸運的，終未落入“復仇隊”魔掌，而我的不幸的慈母，卻被“復仇隊”抓捕，關押于“復仇隊”駐地南要村，受盡了壓杠子、坐老虎凳、紅火炷燙等酷刑。在遍體鱗傷、氣若游絲之時，被“復仇隊”當作“死尸”拋棄于南要村郊。次日被人發現，得救未死。在好心人照料下，我母逐漸恢復了健康，但是落下渾身疼痛的終生殘疾，雙目模糊不清，幾乎失明。

1947年春，北田復仇隊分隊長王和尚帶隊至南田村搶糧時，被民兵“三聯隊”隊長田四兒生擒、處決；“復仇隊”中隊長王洪，榆次解放后逃亡沈陽，1950年被緝拿歸案，于當年10月19日槍決榆次；“復仇隊”的所有大小頭目，均得到了應得的懲處，沒有一人逃脫恢恢法網。

1946年初冬的一日，同班同學趙晉仁急匆匆地跑到我面前道：“初中班來了一名‘插班生，據說是從敵戰區俘虜的干部，是你們榆次人，你快去看看吧！”

我到‘插班生所在的中學班時，該‘插班生使我大為驚訝：原來他是我讀小學時的同班同學，名字叫張景南。張景南父親叫張鵬翔，山西襄垣縣人。張景南兩三歲時，全家遷來榆次縣，定居北田村。張景南與我同年高小畢業，同時考入太原師范學校，初師畢業后在閻錫山統治的太原市參加了工作，后來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1947年，解放區開展“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運動，張景南的歷史終被學校查清：張景南從太原師范學校畢業后，進入閻錫山組織的政工干部訓練班受訓，結業后被分配到榆次縣第三區政府（駐東陽鎮）任政工干部。1946年冬天的一日，隨敵軍去南田村搶糧時被榆次獨立營俘虜，押送太行第二軍分區后，以“改造思想換腦筋”為由，送入太行二中“插班”學習。

張景南入校后，不但不思改造，反而埋怨解放區學校生活艱苦，留戀敵區生活。于是，在學校教導主任劉峰（榆社縣魚頭村人，建國后任撫順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主持下，召開了全校師生參加的控訴張景南大會。大家對張景南擔任政工干部期間搶糧、抓人等罪惡行徑進行了控訴，張景南當場被太行二專署公安處逮捕。不久，轉押榆次縣政府（路東）司法科（駐寺溝村），以反革命罪執行槍決。

三、房屋被拆

我的祖父身為天津市一家商號的大掌柜，幾十年中卻沒有置一間房屋，一家人常年“鴿子躥房檐”，生活極不穩定?？谷諔馉幒笃?，我父由北田恒昇莊糧店轉入曲沃縣（今侯馬市）北謙亨煙店任店員，有了微薄工資。加之，我母賣奶水所掙的錢，除了供我讀書外，也稍有積蓄。因此，父母想購買一所院落，作為安身立命之處。

其時，我村北大街有一所四合院出售，因該院落被村民視為“兇宅”，因而無人問津。村民稱該院落為“兇宅”的原因有二：一、與該院一墻之隔的東院，有一個清咸豐年間村民為躲避太平天國革命軍所挖的地窨，1937年11月11日，百十名侵榆日軍竄至北田村作惡，院主侯海麟一家八口鉆入地窨避難，由于窨口封閉過嚴，除侯海麟之次女二英僥幸爬出外，二英之妹蛋蛋、弟全全等七口人均窒息窨中。二、1944年，村民侯至杰一家借住該院，不久侯妻患病身亡。據說侯妻患病后常在院中看到白衣女人向她招手，云云。

我們全家人素不信邪，加之所住危房將即坍塌，急于找個安身之處，因而決定購買該院?？墒歉赣H的工資和母親的積蓄與房價相去甚遠，未能如愿。后來，遇到了急于買房而同樣資金不足的村民趙吉亨，于是，我們兩家合買了那所村人共知的“兇宅”。

買到“兇宅”以后，我和母親立即從危房遷入該院，趙吉亨所買的房屋則由村民兵負責人侯保成、程變葉夫婦借住。

次年（1946）春，我赴太行第二中學讀書，侯保成參加了八路軍，四合院中僅留我母親和程變葉兩人。當年夏季“二王”被鎮壓，北田復仇隊成立后，我和侯保成都是“抓捕”的重點對象。我母被“復仇隊”中隊長王洪威逼、恫嚇后逃亡外鄉（后被抓獲），程變葉回到太谷縣東賈村娘家避難，四合院中空無一人。我家的衣服、糧食、家具以及祖父的藏書等等，有的被搶，有的被盜，最后連鍋盆碗筷也沒有了。

1948年農歷二月十九日，駐扎榆次縣城的國民黨軍第八總隊（總隊長趙瑞，當年11月在太原淖馬陣地起義）所屬的一個營駐扎北田村，進村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修建碉堡。營長與北田村偽村長、“復仇隊”頭頭商量建碉堡磚木來源時，三頭目異口同音：“拆掉侯保成、郭冬（本文作者在鄉間的名字）的房子！”侯保成原是村民兵負責人，時已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我是兩年前鎮壓“二王”時的工作組成員，不拆我倆的房子拆誰的房子。

四、在昔陽體驗生活

1952年春節剛過，我即向領導提出“下鄉體驗生活”的意見，時間為一年。意見被采納后，領導要我自由選擇所去地點，我選擇了受到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表彰的文化工作先進縣——昔陽縣。

1952年2月中旬，我將行李、衣物準備好后，又買了一雙紫紅色皮鞋，乘火車到達陽泉。由于找不到從陽泉到昔陽的交通工具，我只得背著行李衣物徒步趕往昔陽縣城。我決定在昔陽縣政府暫住一個時期，進行采訪與調查研究，了解全縣概況，然后選擇一個適當的村莊，長期住在該村體驗生活。

在昔陽縣政府住宿期間，最受感動的是縣委、縣政府干部艱苦樸素、一心為公的作風。該縣干部的艱苦作風在山西是出了名的。我去該縣時，看到縣委書記劉印龍、縣長尹興仁以及縣委、縣政府所有干部，一律穿布衣、布鞋，未見一個穿皮鞋的，相當一部分干部布鞋的前面還包了皮頭，與鄉間農民無異。

受到昔陽縣干部艱苦作風的影響后，我從昔陽街頭買了一雙布鞋，擬將換下來的皮鞋送給我在太行二中讀書時的同班同學、時任昔陽縣政府文化教員的楊學文。我拿著皮鞋對他說：“我不敢在昔陽干部間表現特殊了，這皮鞋給你吧。我從太原買的，剛穿了十來天，不是舊鞋?！辈涣蠗顚W文不但不領情，反而給了我當頭一棒：“??！你不敢‘表現特殊了，專門攛掇我‘表現特殊呀……”楊學文的話尚未說完，我即意識到自己的做事魯莽。面紅耳赤、無地自容的我，急忙將皮鞋收回，并向楊作了道歉。但是他又說：“我是和你開玩笑的?！睆拇艘院?，我在昔陽體驗生活的八個月間，一直沒有穿過那雙皮鞋。

昔陽縣委、縣政府的食堂設于政府院內，每次開飯鈴聲響后，大家一律自帶碗筷自動排隊，由文化教員楊學文朗讀報紙，然后依次打飯。不論任何干部，毫不例外。一次開飯時縣委書記劉印龍（榆社縣人）遲去了幾分鐘，他只得站在隊尾等待。一位排在前面的年輕干部知道他有急事，要和他互換位置，劉書記斬釘截鐵地說：“我不能帶頭違反食堂制度！”昔陽縣黨政干部的艱苦作風和嚴格執行制度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經調查和查閱資料得知，昔陽縣始建于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時稱樂平縣，民國三年（1914）改昔陽縣。日軍侵入山西后，為了便于抗日，從1938年1月起，以平遼公路為界，昔陽縣分為昔東、昔西兩縣。同年5月，昔陽縣委改為昔東縣委，原昔陽四區委員會與平（定）西縣委合作，稱平昔縣委。1942年至1944年間，榆次籍老干部寇宏業（時名王克堅）曾任昔西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由于政績卓著，1943年12月被評為太行區的模范縣長。我到該縣體驗生活的1952年，全縣共有八個行政區，39845戶，150592人，戶均3.78人。

昔陽縣第三區的白羊峪，是每年的模范村，該村的黨支部書記王殿?。?905-1978），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白羊峪編村自衛隊隊長、農會主席、政治主任（黨組織公開前的支部書記）多年。他帶領村民勞武結合，開展游擊戰爭，白羊峪編村被評為太行區勞武結合抗日模范村。

1943年，王殿俊響應“組織起來”的號召，帶頭組織起昔陽縣最早的互助組，被評為太行區勞動模范，出席了在黎城縣召開的太行群英會。1952年2月，王殿俊將白羊峪互助組轉為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昔陽縣歷史上的第一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當年，王殿俊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出席了全國勞模大會。王殿俊和白羊峪深深地吸引著我，我決定將距離縣城60余華里的白羊峪村，作為自己體驗生活的基地，長期與該村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向全國勞動模范王殿俊學習，向勤勞質樸的白羊峪村民學習。我下定決心，將1952年的寶貴時光在白羊峪度過。

五、下思樂掃盲

我在昔陽縣政府住宿半個月后，準備到白羊峪體驗生活。臨行前一日，城關區區長田根棟同志說：“昔陽縣的掃盲工作全省有名，下思樂村的掃盲工作全縣有名，建議你去看看?！?/p>

我急于去白羊峪，對“去下思樂看看”沒有表態。

田區長見我沒有說話，又繼續說到：“縣區領導對下思樂的掃盲工作很重視，區里派掃盲干部馬克駿在該村掃盲，助理員趙根五也在該村工作，你進村后與他倆聯系吧！”

田區長已說出“你進村”三字了，我怎好意思不進村“看看”呢？

下思樂村位于昔陽縣城西南兩華里處，步行半小時可到。當日下午，我即用一根木棍挑著行李趕到該村。我原本是去該村“看看”的，因而除了行李而外，所有衣物均留在政府，不料我進村后，趙根五同志和村長已經在村公所等我一陣兒了。村長的名字叫俊林，姓什么已記不清了。村長還令村民李二明在他的院子里騰出一間房屋讓我居住。團支部書記劉根柱對我說：“歡迎你來村幫助掃盲，早日脫掉我村文盲村民的帽子?！笨磥?，三天兩天我去不了白羊峪了。我只好住在二明家，每天由村長為我派飯。

李二明的院子很大，二明的母親系小腳老太婆，村民稱“疙瘩老人”，年逾六旬。她每天要將大院打掃一遍。院落雖大，卻沒有水井，二明每天要去河邊挑水。我住進二明家后，每日早晨準時挑水、掃院，減輕了二明母子的負擔。

據趙根五同志介紹，縣領導規定，全縣凡15戶以上的村莊，一律開展掃盲工作，凡年齡在16至45歲之間的男女文盲，務必參加掃盲。

下思樂的掃盲地址設在小學校內，每天晚飯后，幾十名中青年每人手提一盞小煤油燈，準時到校學習。負責人除了區政府的專職掃盲干部馬克駿外，還有兩名學習成績好的“小先生”進行輔導。我應邀幫助掃盲后，和參加學習的學員一樣，用墨水瓶制作了一盞小煤油燈，每天晚飯后手提油燈去學校輔導掃盲。

下思樂的南、北、東三面皆臨小河，部分村民在沿河土地栽植蘆葦，在農閑季節編織炕席，增加副業收入。我去下思樂后，土地尚未解凍，地里無活可干，正是村民編席的季節，栽植蘆葦的村民，每天都在村北平坦的場地編席。

為了加快掃盲速度，我采用白天晚上相結合的辦法幫助掃盲，即每天晚上去學校幫助掃盲干部進行輔導，白天帶著一本字典，到村民編席處教村民認識注音字母、教他們查字典等。學習約一個小時后，再給他們講述一些革命故事，調劑精神。事實證明，此法效果甚好，學員也很歡迎。

由于領導重視，措施得力，學員情緒高漲，掃盲工作大見成效，《山西青年報》幾次派女記者張芾芳進村采訪報道。

我入村20日后，有40余名男女學員摘掉了文盲帽子，領取了掃盲畢業證書。幾位掃盲畢業的青年，后來參加了工作，團支部書記劉根柱后來擔任了本村小學的黨支部副書記，還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

至3月下旬，我在下思樂村呆了將近一個月了，原定到白羊峪體驗生活的日子再不能推遲了。4月1日，我告別了下思樂村的群眾和掃盲干部，返回縣政府住了一夜。次日早飯后，肩挑行李、衣物，步行60華里到了白羊峪村。

六、在白羊峪當農民

白羊峪是建村600年的一個老村，初建村時只有4戶，10口人。我去該村那年（1952），已發展為103戶，383人（男194人，女189人），有耕地1400余畝的村莊。村民有喬、李、楊、王等30余姓，有“百姓村”之稱。

白羊峪是老解放區，早在1938年即建立了黨支部，當年加入共產黨的村民有9人，除韓新賢參軍，喬立章、喬洪文在外地工作外，堅持在村工作者有王殿俊、王玉成、延乃成、田千喜、陳性魁、李云善（女）6人。這些帶領群眾建設白羊峪做出顯著成績的老黨員、老干部、老勞模，是白羊峪人人尊敬的“三老”。

我到達白羊峪后，剛把行李衣物放到村公所，即迫不及待地在村長李正斌帶領下，拜望了久已仰慕的帶領白羊峪村民翻身過上幸福日子的全國勞動模范王殿俊。接著，又對6名“三老”一一進行了拜訪。一是向他們祝賀與學習，二是請他們介紹為白羊峪人民過幸福自由生活而戰斗的經歷，三是求得對我體驗生活的支持與指教。6位“三老”態度謙虛、和藹、待人熱誠，絲毫沒有老資格架子。在以后的幾個月中，我曾多次向他們請教白羊峪的歷史沿革、戰爭年代的斗爭情況、土地改革前后村民的精神面貌與生活狀況等。

我入村后，被安排在村小學內與青年教師畢勇進同居一室。畢勇進是河北省內丘縣人，在白羊峪任教已有兩年，是該校僅有的一位教師。該校有學生20余人，分為一至四年級。他除了每天講授四個年級的課程與一日三餐自己做飯外，對我的生活照顧得非常周到。

我與畢勇進同居僅一周，即向村干部提出更換住地的意見。其原因，一是不忍心年僅比我小三歲的教師照顧我的生活；二是畢勇進常年與學生為伍，對村事一概不知。我想與一位熟知白羊峪古今的老年人為伍，隨時向他請教。村長李正斌根據我的要求，將我安排在副村長張小侉家，與小侉的父親同居。

張小侉的父親的叫張恒千，時年已逾六旬，因熟知村人、村事、被村民稱“活字典”。我與他同住一屋后，每晚就寢之前，他均向我講述村事一小時左右。日日如此，從未間斷，直至我離開該村為止。

我從進入白羊峪之日起，一日三餐均吃派飯。我為自己規定，每到一戶吃飯，就要了解一戶情況。該村的103戶農家中，有10余戶孤寡不派飯。我在該村共250天，到每戶吃飯達三次（三日），基本上了解了全村各戶的基本情況。

除吃派飯外，我堅持與農民下地勞動。春季的擔糞、下種，夏季的鋤苗、抓青（追肥），秋季的擔谷、揚場……無一不參加，而且持之以恒，從不間斷。除了白天堅持勞動外，每日晚飯后經常幫助村民學習文化、講故事等，生活雖然緊張，卻樂此不疲。

長期與農民一起勞動，使我鍛煉了身體，增強了勞動觀念，加深了與農民的感情，懂得了昔陽的小塊地與家鄉榆次大塊地耕作方法之差異，學會了扦谷、揚場、趕毛驢等技術，收獲頗豐。

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村民家里發生矛盾時常叫我解決，操辦婚喪大事時要我書寫對聯，寫信寫材料時要我代替；有的人家生孩子時還要我取名……我離開村子多年后，仍與延乃成、劉連珠、楊進德、陳性善、張科舉、李金文（女）等人保持著聯系，雙方書信來往不斷。

白羊峪是中共昔陽縣第三區委書記王維鎖“蹲點”的村莊，每隔十天八天，他總要去檢查一次工作，團縣委干部李韓鎖也不斷到村工作。我離開白羊峪后不久，村里派張×云去該村工作。一日，我接到白羊峪群眾的一封來信，信中稱王、李、張三人關系不和，“兩把鎖鎖著一片云”，“嚴重影響工作”，要我“回村協調解決”。

我既非當地干部，更不是領導干部，不能為該事盡力。但是從來信中可以看出該村群眾對我的信任。能夠得到群眾的信任，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除了下地勞動外，農民上山采蘑菇、伐樹“撿棒棒”、打野豬，我也常常一同前往，村民稱“我們干甚他干甚”。

野豬，村民稱“山豬”，體面疏生剛毛，黑禢色，年老的背面混生白毛。犬齒極發達，雄豬長獠牙，體長一米余。野豬性兇暴，常在夜間掘食農作物，為害甚重。村民的秋禾常在一夜之間被損毀。為了消滅山豬，村民常常三五成群，帶著自制的土槍土炮上山，跟蹤追擊，或生擒，或擊斃。一次，村民發現村南的山上有野豬出現，楊進德、劉連珠等幾名青年約我上山追擊，分配給我的任務是“趕坡”。我上山后，切實見到一頭野豬在樹林中躥來躥去，尋找食物。當我們向其靠近時，野豬竟跑得無影無蹤了。楊進德對我說：“山豬既兇暴，更狡猾，我們經常上山追打，但是大部分都跑掉了，打死或活捉的山豬很少?！?/p>

我在白羊峪吃的農家飯，干的農事活，與農民交流的內容，也都與“農”字有關。幾個月來沒有遇到一位談論文藝的朋友。

一日，山西省農業廳病蟲防治站站長靳仲敏同志去白羊峪調查玉米病蟲害，得知我是文藝工作者后，主動找到我道：“我也搞過文藝創作工作，因為文藝素質差，后來改行了?！彼m改行，但頗懂文藝，與我共同語言頗多。我倆從黨的文藝政策談到山西省的文藝狀況，以及創作人員深入生活的重要等等。比我年長10歲的靳仲敏同志，與我促膝談心近兩個小時，使我大有喜遇知音之感。

白羊峪群眾酷愛戲曲藝術，早在1946年，村里即成立了業余劇團，幕布、燈具和文武場樂器一應俱全。演員素質較好，曾演出過《王貴與李香香》、《土地證》、《農民淚》、《槍決李拉周》、《反動的一貫道》等大中型歌劇。

是年，白羊峪的兩個農業社獲得豐收，秋收結束后的一日，業余劇團負責人張科舉對我說：“一年多了，咱村的業余劇團還沒有演戲呢！你編一部戲讓業余劇團演出慶祝慶祝吧！”

“行！”我痛痛快快地答道。

經我倆研究，決定編演一部以本村張小侉模范家庭為原型的大型歌劇，劇名《全家光榮》。我以一天一場戲的速度編寫，一周后劇本脫稿，送縣文化館審查。

不久，縣文化館即將劇本送還，批準排演。館長李貴元還寫了一封表揚信。于是，由張科舉作曲，我和科舉共同導演，用半個月時間將《全家光榮》排練成熟。該劇在村中央的舞臺演出后，獲得了一致好評。

12月下旬，我接到團領導寫來的一封信，拆開一看，是令我回團的命令。信中還寫著要白羊峪村黨政領導對我在村8個月的情況寫個鑒定意見。月末，村領導派村民陳二小帶著鑒定意見，護送我回到省城。我團團長寒聲看了鑒定意見后對我說：“白羊峪領導表揚你了，歡迎你滿載而歸?！?/p>

“我只是在白羊峪當了八個月農民，沒有什么值得表揚的事跡。我是‘奉命而歸，稱不上‘滿載而歸?！蔽覍畧F長說。

“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白羊峪黨支部和村公所的意見?！焙晥F長說。

數日后，我將受到領導款待的陳二小送到太原火車站，我開始整理在白羊峪8個月中體驗生活的經歷和創作素材。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