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實踐哲學中的庫恩

吳 彤

(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北京 100084)

科學實踐哲學中的庫恩

吳 彤

(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北京 100084)

依據勞斯、庫恩等人的文獻,討論了科學實踐哲學中庫恩的地位、作用影響。指出勞斯引用和根據庫恩提出了科學實踐哲學的主要觀點,特別是庫恩關于作為范例的范式的觀點,以及在范例中強調工具等具有地方性知識特性的觀點,對于科學實踐哲學的主要觀點——科學實踐優位和地方性知識的科學觀的確立有明顯的直接作用;比較了庫恩1與庫恩2,庫恩1是勞斯備受推崇的提倡科學實踐觀的庫恩,而庫恩2是還帶有表象主義色彩的庫恩。

科學實踐哲學;庫恩1;庫恩2;勞斯;范式;范例

在科學實踐哲學中,庫恩有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茖W實踐哲學的提倡者——勞斯認為,庫恩是科學實踐哲學的啟發者,勞斯的科學實踐哲學的解釋學來源之一就是庫恩;庫恩的范式的實踐性解讀對于勞斯的科學實踐概念的解釋學論證有重要意義。在科學實踐哲學中,有一個被作為該哲學先驅的、重視科學實踐的庫恩(庫恩1),也有一個受到批判的、仍然帶有表象主義色彩的庫恩(庫恩2)。

一、庫恩:作為主題的被引與被引文獻

讓我們先從一些證據說起。我們先看勞斯最重要的三本關于科學實踐哲學的著作對于庫恩的引用與解釋。①這種被引有兩種情況:第一,文章中出現與庫恩有關的詞句,比如提及庫恩及其思想、觀點;第二,文章引用了庫恩的原話、文獻。下面的被引,兩種情況都有。在《知識與權力》這本為科學實踐哲學奠基的著作中,庫恩(包括常規科學、危機、范式、科學革命以及勞斯對庫恩2的解讀、哲學解釋)在其中被引37處。足可見庫恩對于科學實踐哲學的影響、意義和作用。在《參與科學》這本把科學實踐哲學擴展到對科學的文化研究的著作中,庫恩被引14次。但是在本書批判現代化敘事的文化主題中,庫恩被置于現代化敘事中,作為后實證主義者出現的。在《科學實踐何以重要》這本對科學實踐哲學做出規范性論證的著作中,庫恩被引17次。

那么勞斯都引用了庫恩什么文獻呢?

在《知識與權力》(1987)中,勞斯引用庫恩的文獻主要是這幾本重要著作:1)《哥白尼革命》(哈佛大學出版社,1957);2)《科學革命的結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0第二版);3)“對我批評的回應”,(載于:拉卡托斯等,《批判與知識的增長》,劍橋大學出版社,1970,p.231-278);4)《必要的張力》(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7)。在《參與科學》(1996)中,引用的文獻主要是:1)《科學革命的結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0第二版);2)“客觀性、價值判斷和理論選擇”,載于:《必要的張力》(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1977)。在《科學實踐何以重要》(2002)中,引用的著作主要是:1)《科學革命的結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0第二版);2)《必要的張力》(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7);3)“自然科學和人類科學”,(載于:D. Hiley等主編,《解釋學轉向:哲學、科學、文化》,康內爾大學出版社,1991,pp.17-24)。4)科南特和豪格蘭德編輯,《結構之后的路:哲學性的專論,1970 -1993》以及一篇自傳性的采訪(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0)。

二、庫恩被引觀點

科學實踐哲學提倡者勞斯認為,他的工作是基于兩個思想家的思想,一個是海德格爾,一個就是庫恩。在《知識與權力》序言中,勞斯說,科學實踐哲學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重新考察托馬斯.庫恩的著作,……庫恩著作中最具革命性的方面來自于他所強調的科學研究的實踐維度,而此點幾乎被所有的哲學讀者所普遍忽略。而庫恩著作向實踐維度的回歸給了他的工作一種非常新的面貌,并且為更系統地把科學處理為實踐活動開辟了道路”。[1](Ⅻ)這是勞斯在《知識與權力》中第一次對于庫恩在科學實踐哲學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作出的很高的評價說明。這也是勞斯之所以重視庫恩,之所以細細解讀庫恩的所在之處。

關于庫恩的影響,在《知識與權力》中,勞斯開辟專章作了討論,那就是第二章“作為實踐的科學:關于托馬斯.庫恩的兩種解讀”。在第二章開篇,勞斯這樣說,“把科學考慮為實踐領域而不是陳述之網,這方面最具影響的嘗試,就是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P26)②當然,勞斯引用或解讀庫恩的目的,不是評論庫恩,而是要發展一種科學觀,這種科學觀根植于庫恩,但又經常被忽視。[1](P27)

為了集中把握勞斯注意了庫恩的什么觀點,讓我們把勞斯在《知識與權力》第二章專章引用的庫恩觀點做一討論。

在第二章中,勞斯引用的庫恩的觀點主要來自《科學革命的結構》(1970),《必要的張力》(1977)和在拉卡托斯等主編的《批判與知識的增長》(1970)中的庫恩對其他批評者的回應。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里,被引的庫恩的思想主要在第二版“后記-1969”(Postscript,pp.174-210)第44頁關于范式的實踐性解釋,③第53頁關于事實與范式以及理論的關系的說法,還有第57頁庫恩援引倫琴對于X射線發現,在靠近屏蔽的陰極射線管之處找到鋇鉑氰化物的發光屏的案例,勞斯是用來說明庫恩的思想里面有具體情境下的實踐考慮的,來說明地方性的實踐技能對于科學家研究有多么的重要。

在第二版“后記-1969”(以下簡稱“后記”)中,庫恩都關注了什么呢?庫恩對頗有爭論的范式概念做了澄清式的討論,對范式與共同體的關系做了說明。庫恩指出,“范式”一詞有兩種意義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著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另一方面,它指謂著那個簇中的一類元素,即具體的難題解答;把它們作為模型或范例,可以代替明確的規則以作為常規科學中其他難題解答的基礎,而庫恩認為“范式”的第二種意義在哲學上更為深刻。[2](P175)這表明,庫恩更傾向于以科學家的科學實踐,特別是常規科學中的日常實踐所產生的范例對于科學的解題活動(即科學實踐)的推動,作為科學發展變化的實際動力。其實,庫恩在本書的第13章就已經表明,是常規科學的實踐使得科學共同體具有了其區別于其他共同體的特征。[2](P168)

在“后記”中,庫恩還討論了范式的成分,首先庫恩建議把范式用的更窄些,他建議在這種窄的意義上用“學科基質”(或學科母體,disciplinary matrix)替代范式,學科基質中包括哪些主要的成分?庫恩指出,一種是“符號概括”,一種是形而上學的共同體成員共同承諾的信念;這里的信念不是那些大而無當的信念,比如相信宇宙是無限的信念,而是關于相信某種特定的模型,相信具有某種啟發性類比關系,即比較具體的偏愛或允許的類比和比喻,等等。這種信念就比較與科學實踐的地方性情境聯系起來;再有就是共有價值,不過,庫恩認為,共有價值在指導科學家做出理論競爭選擇等方面的作用不大;第四種成分,即一個專業共同體所共有的范例,按照庫恩的論證和例舉,這里的共有的范例,完全就是科學實踐的過程和要素,如實驗室的訓練、教科書的規訓、儀器的使用。而且在“后記”這種后加的附言意義上,庫恩認為這是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最有新意而最不為人所理解的那些方面中的核心內容。[2](P187)這足以說明庫恩后期越來越走向以實踐和活動為特征的科學觀。而勞斯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并且敏銳地抓住了這一特征,這就是:庫恩1。

在“后記”中,庫恩特意辟出一節來討論“作為共享的范例”(Paradigms as Shared Examples),以往科學哲學家常常認為科學知識蘊涵在理論和規則中,庫恩認為這是一個錯誤,在學科訓練中,學生做習題就是在學習自然界的重要東西。庫恩堅持認為,“……學會從不同的問題中看出彼此間相似的情形,……我們關于自然界的重要知識得自于學習相似的過程,并因而蘊涵在觀察物理情形的方式中,而不是在規則或定律中?！荒艿弥诳茖W實踐,而不是照規則去做科學”。[2](P190-191)這些重要的思想、觀點,甚至語句都與勞斯、卡特賴特的觀點極為相似,我相信,勞斯確實從庫恩的思想里獲得不少?！昂笥洝币泊罅空劶翱茖W家的各種科學實踐,那些抵制從范例里尋求標準、進行抽象的可能欲望,那些通過科學家個體的知覺,并且經過科學共同體科學實踐篩選的、逐步建立起來的規范變成標準范例以及范例變通案例、邏輯上的可能案例,這種來自或取自科學實踐的論述風格本身就具有解釋學與科學史融合的特征,這也是解釋學特征的科學實踐哲學所喜歡和模仿的風格。在科學實踐哲學的視野里,“后記”所談及的常規科學與范例的關系的觀點也頗引入注目,庫恩認為,常規科學研究,依賴于把研究對象和情形依據其原初的相似性加以分類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來自于范例的學習。[2](P200)這就回答了理論與實踐哪個更為優先的問題。庫恩特意解釋了“原初”的涵義,是指在依據相似性進行分類時,無需回答“相對什么而言相似”的問題。[2](P200)

在《必要的張力》里,勞斯引用庫恩的觀點主要來自于“序言的xviii-xix頁”:④“發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對范式的再思考”以及“客觀性、價值判斷和理論選擇”。

在“發現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里,庫恩主要是把自己的科學觀與波普爾的科學觀做了對比與區分。當然,庫恩認為他與波普爾在如下方面的科學觀是有一致性的,即都關心科學知識的動態過程,更甚于關心科學成品的邏輯結構;都強調只有科學的實際發展的事實和精神才是研究科學的合法材料,因此都常常到歷史里尋找材料;都反對科學通過累加而進步的觀點,都強調新理論拋棄并取代與之并不相容的舊理論的革命過程(庫恩常常用范式替代新理論這個詞);等等。但是,庫恩與波普爾的差異還是很明顯的,庫恩認為既然波普爾也強調考慮科學的實際情況,為什么還把研究科學的重點放在構造假說和理論上呢?庫恩認為這是陳詞濫調。庫恩比起波普爾因此更關注常規科學,庫恩認為,常規科學的活動才是真實的科學活動,而反?；蚍浅Ｒ幙茖W不過是科學史上一時的轉瞬即逝的東西,波普爾只盯住科學發展的非常事件或革命事件,而庫恩則把目光放在常規科學上,因為在那里,通過科學家的實踐常常產生科學獲得的規范、約定和技能,這些和勞斯所說的科學實踐以及科學實踐概念范疇內的技能、規范和約定已經非常接近。勞斯也正是從這里吸取其養分的。

在“對范式的再思考”(中譯本譯為“再論范式”)里,與“后記”這個討論范例的部分是類似的,這里不再贅述。

三、庫恩1與庫恩2:科學發展過程的不同認識

在《知識與權力》里,勞斯比較了庫恩1和庫恩2。⑤下面我們用兩個圖表的方式呈現這一對比,第一個圖表反映了兩個庫恩對于其自己建立起來的科學發展演化的結構的理解的差異,即關于科學革命的結構的理解的差異;第二個圖表是勞斯總結出來的關于庫恩在科學實踐觀與科學表象觀上的貢獻。

這里,庫恩1所呈現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觀,是一種以科學實踐逐漸形成范例式的范式形成過程和活動觀;而庫恩2則仍然是一種處于表象主義內部的解決科學哲學問題的科學理論變革觀。庫恩1與庫恩2在科學發展觀上的不同,的確反映了一種過渡狀態,即庫恩正在從表象主義走向科學實踐的歷史過程觀(當然走的并不非常徹底,因為從舊傳統走出時,仍然不自覺地使用舊傳統的詞匯、語言,有時為了與大多數持有舊傳統的科學哲學家交流也必須使用舊詞匯和語言)。事實上,庫恩自己在比較波普爾時也這樣說過,他和波普爾,“都關心獲得科學知識的動態過程,更甚于關心科學成品的邏輯結構。由此我們都強調只有實際的科學里活的事實和精神才是合法數據,因而我們都常常轉向歷史中去尋找它們”。[4](P267)這段話充分說明了庫恩論述的字里行間透露出來的科學實踐特色。

表1 勞斯總結的庫恩1和庫恩2關于科學革命的結構等觀點的不同[3]

四、庫恩1與庫恩2:表象與實踐的創新

表2反映了勞斯在兩個庫恩對于傳統科學哲學都有創新方面做出的總結。在勞斯看來,盡管庫恩2仍然處于表象主義范疇,但就是在表象主義框架內,庫恩然對表象主義以往認識有所推進,即庫恩開啟了科學哲學后實證主義的時代。當然,局限于表象主義框架,勞斯還是對此有所批判。而對庫恩1,勞斯的科學實踐解釋學則吸取很多庫恩的思想。從下表的庫恩1列可很清楚看出此點。

這里,庫恩1是持有科學是人類的一種實踐活動的認識的庫恩;庫恩2是仍然在表象主義科學觀中掙扎的庫恩。第一個庫恩是走向實踐解釋學的庫恩;第二個庫恩是仍然處于理論解釋學的庫恩。當然,不管如何,庫恩在科學哲學里都是解釋學轉向的引領者。而通過對比,勞斯完成了后庫恩科學哲學的一個重要的轉向——實踐轉向。

五、庫恩思想對“地方性知識的科學觀”的貢獻

我們知道,庫恩在科學哲學中實現了“解釋學轉向”,庫恩對于亞里士多德的重新解釋,開啟了認識生活于不同世界中的可能,而不是只有當代才是對的,過去都是錯誤,科學一直是進步的,這種解釋學的方式,盡管這似乎又帶來了不可通約性的問題。特別是范式的解讀,產生了那么多的誤解,而這又恰恰又為知識的地方性本性的觀點給予了勞斯以啟迪。⑥勞斯在《知識與權力》里,明確地說:“地方性知識的科學觀吸收了庫恩的主張,即在缺乏一致解釋時,科學知識包含于使用具體范例的能力之中……”。[1](P72)這是勞斯最明確地指出他吸收了庫恩什么以及怎么吸收的。

庫恩實際上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之開篇就指出,傳統的科學觀是來自科學教科書的說教,這種科學觀載于經典科學著作中以及教科書之中,主要源自于對最終的科學成果的研究,而不是源自對科學實際過程的研究,包括對科學史的案例的研究。因此這類科學觀必定是說教式的,從中得出的科學觀絕不會比旅行指南或語文課本所描述的民族文化更合乎實際。[1](P1)庫恩認為,這種“教科書的標準觀點”誤構了科學的形象與發展。

表2 勞斯總結的庫恩1與庫恩2的科學哲學觀點對比[3](P38-39)

在對地方性知識的科學觀的貢獻方面,勞斯認為,庫恩的第一個貢獻是不再把科學知識理解為純粹理論的系統,“理論不再被看做是相互關聯的語句或概念圖式之網,而是可拓展的模型。關于這種解釋的最具權威的著作還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其解釋的重點強調了把范式作為解題的范例”。[1](P83)

勞斯指出:“在庫恩看來,理論首先不是語句系統,好像人們首先要習得其表征內容,隨后還要把它運用到特定情境中,或許還需要橋接原理的附加幫助。相反,庫恩主張理論的內容是被包含在對模式性問題的解題的標準、范例之中的。學習一個理論就是按照某種方式理解這些解題,就是按照模式性解題案例擴展它、修改它,以處理或多或少有些相似的那些案例。按照這個觀點,理論就是人們學著如何利用它解題的工具,而不是需要人們了解其涵義的語句?！藗儗τ诶碚摾斫獾脑黾右彩菑囊粋€具體案例轉向到另一個具體案例,而不是從理論普遍化走向其特殊應用”。[1](P83)

在勞斯看來,庫恩對統一的、整體上系統化的、有演繹結構的傳統理論觀提出了挑戰。而這恰恰是提出地方性知識的科學觀的前提。這樣,理論就不是一張天衣無縫的信念之網,而是拼湊的、破碎的,不同的理論可以用來做不同的事情。據此,勞斯提出,“理論提供給我們的不是‘世界圖景’,而是一個多樣性的廣譜的各類表征和操作?？茖W理論提供給我們的不是我們相信的那一種事物,而是我們所做的事物的許多種類”。[1](P85)

庫恩對于地方性知識的科學觀的確立的第二個貢獻是庫恩強調范式的范例意義。如果范式組成要素的最重要部分或最重要成分是范例的話,這很容易走到地方性知識的科學觀的立場上,范例一定是地方性的,是科學家通過各種技能、信念和操作做出的,一旦成功,并且如果有典型性,就可以為其他科學家模仿,類比,在仿佛相似的情境中重新應用于解難題的活動中。這種地方性的范例也由此獲得了可擴展性。勞斯特別引用了庫恩下面的論述:

科學家通過模仿先前的解難題方法來解難題,常常很少求助于符號概括?！@只能得益于科學實踐,而不是尋求規則后再來解決它。[2](P189-191)

庫恩對于地方性知識的科學觀的確立的第三個貢獻是庫恩強調常規科學的規訓重要性,這種規訓存在于日常的使用儀器、設備,認知圖表和科學研究的其他實踐過程中,這些技能當然是地方性的,而且在運用時還會產生變形。庫恩舉例說,牛頓第二定律是一個人們所知的可以共享的范例,然而,規訓并不是簡單的直接對f=ma進行邏輯和數學操作。當學生或研究中的科學家從一個問題情形轉向另一個問題情形時,操作就開始變化了,符號概括也變化了。對自由落體運動,f=ma變成了對單擺,它變成了因此,庫恩常常把定律概括的作用,看成一種工具。[2](P188-189)這些符號概括也意味著,知識的地方性特色在規訓過程中仍然保有其品格,在轉譯中也會保有從一種情境轉譯到另一種情境的特點。

總之,庫恩之于科學實踐哲學,無疑是其啟發者和來源之一。然而,庫恩的角色在科學觀變革的轉變期間,就像中世紀到文藝復興之間轉變的但丁一樣,也仍然有著后實證主義的色彩。我們不能苛求庫恩一下子就成為新的科學哲學,特別像科學實踐哲學這種有解釋學特征的、在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之間想要架橋的哲學里成為先驅和提出者。庫恩能夠有這么多的啟發,就是庫恩在科學哲學中被不斷研究的意義。

[注釋]

①這三本書分別是,《知識與權力》(Rouse,J.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參與科學》(Rouse,J.Engaging Science,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和《科學實踐何以重要》(Rouse,J.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el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②注意,這里所用的詞匯是“嘗試”,而不是“研究成果、成就”之類的詞匯,表明勞斯認為庫恩在把科學作為一種實踐活動的認識上是有意識的,但是這種意識并沒有達到極為清晰的程度。

③勞斯引用的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70)第44頁下面的說法:“他們[科學家]無須認同,或甚至試圖產生出充分的解釋,或使之合理化,就能在范式的同一性上達成認同。即便缺乏標準的解釋或對規則的認同,也不至于妨礙對研究的指導”(見:Kuhn,1970,p.44,也見:勞斯,2004,第32頁)。

④在《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里,勞斯引用的是庫恩這樣的說法:“我[一度]認為,常規科學是科學共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協商達成的結果……為了說明他們從事研究的方式,尤其是為了說明他們通常在評價別人的研究工作時達成的一致……我最終領悟到,……根本不需要那樣一種共識……如果[科學家們]接受了一組充分的標準[解決所選定的問題的方式],那么他們無需就這些范例的那一組特征使之成其為標準,并為自己的接受作出辯護這一點達成一致,就能夠在效仿中展開自己后續的研究”(見:勞斯,2004,第32頁;也見:Kuhn,1977,xviii-xix)。

⑤庫恩1和2是庫恩自己的說法,庫恩在回應批評時說,“我似乎判若兩人。庫恩1是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作者……庫恩2則是另一本同名著作的作者……”。見:庫恩,“對批評的答復”,載于拉卡托斯等主編的:《批判與知識的增長》,周寄中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第311-372頁。

⑥勞斯在《知識與權力》中,專門討論了“地方性知識”,其中有5處引述了庫恩的論述,它們分別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70)和《必要的張力》(1977),其中主要是討論作為范式的范例,其中有很多關于工具、儀器和圖表作為范式的重要性。

[1]Rouse,J.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2]Kuhn,T.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ed[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a.

[3]勞斯.知識與權力(盛曉明等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4]Kuhn,T.S.The Essential Tension[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

[責任編輯 劉范弟]

Kuhn in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

WU Tong
(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ccording to the publications of J.Rouse and Kuhn,this article discusses Kuhn’s status,effects,and influenc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It points out that J.Rouse constructed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 on the basis of Kuhn’s views for paradigms as examples,especially Kuhn’s views with emphasis on the roles of instruments in paradigms.The direct influences on the main viewpoints of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 come by these views that recognize the advantage of practice and local knowledge. It compares Kuhn1 and Kuhn2,and considers Kuhn1 as an advocator for views of scientific practices,but Kuhn2 as representationalist for scientific theories.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Kuhn1;Kuhn2;J.Rouse;Paradigm;Examples

G30

A

1672-934X(2013)04-0005-06

2013-06-22

吳彤(1954-),男,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科學實踐哲學、復雜性與系統科學哲學和科技與社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