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村：集體經濟的香格里拉

文/瞿見

華西村：集體經濟的香格里拉

文/瞿見

“老書記”吳仁寶走了，而在他背后的則是他為之奉獻了一生的華西村?！疤煜碌谝淮濉弊鳛榧w經濟的一面紅旗，又一次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不同的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對“家家住別墅、戶戶有汽車”的羨慕，而在于對華西村未來的關切，以及對吳仁寶所代表的集體經濟的發展路徑的詢問和思考。

“公私之間”的集體經濟

我們在一般意義上所指稱的集體經濟大體可以分為農村集體經濟和城鎮集體經濟，從它的起源上也可以看到集體經濟城鄉雙線發展的特點。城鎮集體經濟的發展肇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手工業合作化運動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在城鎮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和實行公私合營，以及在城市進一步加快對“私”的改造，城鎮集體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但進入新時代以來，由于普遍套用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城鎮集體企業也以“二國營”之稱廣受詬病。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源于同一時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通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的層級遞進，在農村逐漸形成了所有權平等基礎上的集中管理、共同勞動、按勞分配的生產模式。直到20世紀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對“家家住別墅、戶戶有汽車”的羨慕，而在于對華西村未來的關切（圖/東方IC） 50年代末，人民公社制度的全面展開宣示著“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的統一體的產生，這也在一個更縱深的層面上賦予了農村集體經濟超越于經濟形態本身的意義，使其天然地具備了更多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色彩。

從整體的發展脈絡來看，我國的集體經濟產生于針對私有經濟的改造之中，它自始即是作為一種將“私有”引向“公有”的接引橋梁而存在。但是，這種介乎公私之間的理論定位卻讓集體經濟在新時期的發展中出現了顯著的“定位模糊”。這種“非私、但也不那么公”的理論安排使得集體經濟在公私分明的二元經濟形勢之下顯得尷尬——既得不到國有經濟的政策優勢，也不能完全發揮私有經濟的市場優勢。定位上的模糊也導致了實踐中的混亂，人們對新時期下何為集體經濟始終無法清晰界定，這種混淆也進一步影響到了其他經濟形態，比如“合作經濟”的發展。

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之間的區別長時間得不到準確的區分。如果我們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來界定集體經濟的話，那么合作經濟則更主要的僅以“勞動聯合”為其特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已經向人們論證過合作農場中工人的積極性高于個人農場，這也解釋了勞動聯合的意義。而我們之所以不應該混淆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是因為一旦我們給勞動聯合捆綁上了資本聯合，就或多或少會出現產權的模糊，并進一步導致管理上的集中化和分配上的平均化，之后便容易產生我們常聽聞的“大鍋飯”與“生產積極性”的問題，甚至產生“黑皮的養白皮的”現象（其中，“黑皮的”指那些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在陽光下勞作的人；而“白皮的”指那些不從事農業生產但可分配到口糧的人）。這其實也是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出現的背景。

但是，即使人們對這樣的集體模式有著諸多指摘，改革開放中農村生產中的“去集體化”并沒有影響華西村以其最集體的方式取得了最市場的成功，這樣經濟上的輝煌也使其成為市場經濟浪潮中最吸引人們注意的案例。

模式還是現象

華西村在經濟上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毋庸贅言，全村500億級的GDP總量，數十家涵蓋農業、制造業、鋼鐵、旅游、金融、倉儲等諸多經濟領域的村辦企業以及廣為宣傳的金塔、金牛和別墅群等，無不清晰地昭示著一個經濟奇跡式的“超級村”的實力與自信。

然而，華西村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僅僅在于它的富裕，更在于它所宣稱的富裕起來的路徑，以及這種路徑濃重的集體主義色彩。人們最驚訝的并不是這個江南村莊的富饒程度，而是它與這種路徑看似不協調的結合。于是我們只能不斷地去解釋作為一個案例的華西村，希求著能在它成功的背后找到某種本質的勾連。但無論人們對它的探索和認知是何種層面上的，我們都必須接受的是，它的富裕已經、正在而且也很有可能將會反反復復地驗證它所宣稱的路徑。

無論是華西村自身還是每年數以百萬計的華西村參觀者，還是更多的華西村的關注者，在華西村炫目的成績之后都會有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即華西村為什么能成功，以及這種成功究竟是一種模式，還是一種現象？

關于華西村的成功，華西人早已經給出了自己的回答，歸結起來也就是對包括集體經濟的“集體主義”的堅守。具體來說，則是在經營機制上采取“集體控股，個人參股”，在分配方式上遵循“多積累少分配，少分現金多參股”。華西村在分配上的選擇是最讓外人感興趣的，他們提出了“三個足”的總結，即“國家一頭依法交足；集體一頭積累留足；農民一頭生活富足”。正是這種分配方式保證了巨大的集體積累，而非將所得利潤各自分紅了事。但同時，在發展資本得到積累之后創生的利潤總量也實際上保證村民生活的富足。對于他們所堅持的集體管理、共同富裕的道路，華西人自豪地宣稱：“我們的最富者與外面的私營老板比不算富，我們的普通村民與周圍的甚至全國的農民比卻是富農?！?/p>

華西村肯定有著自己的成功經驗，但是這樣的經濟成功到底是一種可以借鑒的發展模式抑或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在華西村外依然眾口不一。但是面對外來的參觀學習者，一手締造華西村的吳仁寶卻不喜歡談論“華西模式”，他常說的是，“最好不要講模式，我最怕模式”。

到不了的“香格里拉”

我們無從探究吳仁寶為什么不愿意談論“模式”，但是，華西村的成功有著太多無可復制的因素，以至于這樣的“無可復制”不適宜稱之為某種“模式”。

華西村這種“集體經濟”的成功可能在于集體時它更市場，而市場時它更集體。在20世紀60年代，全國上下都在猛掀“農業學大寨”的熱浪之時，華西村就偷偷辦起了小磨坊和小五金廠，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全國的農村在“包產到戶”的時候，華西村卻盡量多的在堅持集體經濟的運作模式?；蛘呖梢赃@樣說，華西村巧妙地運用了時代的時間差，在改革開放前期就抓住時機完成了集體資本的原始積累。在華西村，“一個會議賺了一個億”的例子廣為人知，吳仁寶通過對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時局的判斷，通過囤積原材料，掘得了一大桶金。這樣的先知先覺有具體時代背景的因素，而并不是某種制度設計的必然結果。

同時，正因為“一步領先、步步領先”的效應，早早到來的各項成就帶來了各項榮譽，而不斷取得的榮譽又為進一步取得的更大成就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即使是從政治架構上來說，在全國大部分村都只設有村支部的情況下，華西村在1989年6月設立村黨委，下設有11個黨支部。各方面政府和政策對于特殊典型的特殊支持也不是一個可以復制的因素。

另外，華西村的繁榮還有著外來務工人員的奉獻。雖然他們有著較好的工資待遇和生活保障，但和直接參與集體分配的華西中心村的村民們仍有區別。也就是說，華西村里有著一批數倍乃至數十倍于村民的打工者，他們和村民一樣在各自的崗位上從事勞動，不同的是，打工者參與的是企業式的分配，而村民們的分配則是集體式的。

當然，吳仁寶個人的作用也無法復制。吳仁寶的角色是政治生活中的書記，經濟組織中的高管和家族社會中的族長的“三位一體”，這或許是一種馬克斯·韋伯意義上“克里斯瑪”（charisma）式的存在。這樣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制度和反模式的，他不可能是一種普適的經驗，而只能是一種偶發的現象。

我們更愿意將華西村這樣的現象描繪成集體經濟的“香格里拉”，這是一處在詹姆斯·希爾頓的著名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的世外桃源。這里是世人“心中的日月”，美麗、安詳、富饒，人們衣食無憂、生活康樂，他們有著自己獨特的生活哲學，并且每一個人都信之不悖。這種哲學貫穿于整個村莊的社會生活、經濟行為和政治宗教選擇。但是，華西村的不可復制性使它只能是一處到不了的“香格里拉”?！跋愀窭锢敝荒鼙黄x航線的迫降飛機偶然發現，如果你循著前人對它的詳細描述再去尋找，卻往往徒勞無功。

小說的作者并沒有告訴我們，在香格里拉的領袖大喇嘛佩勞爾特去世之后香格里拉變成了什么樣；我們也不知道，在華西村的“老書記”吳仁寶走后，華西村會有著怎樣的發展。在吳仁寶去世一個多月后，華西村繼任的書記吳協恩提出華西村的“傳統工業將逐漸轉向現代服務業”，要大力發展華西村的旅游業，將華西建成中國另一個具有江南特色的“香格里拉”。

無論是作為旅游景區的“香格里拉”，還是作為集體經濟的“香格里拉”，華西村都面臨著“后吳仁寶時代”的再出發。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