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后期狹邪小說與近代上海文人

吳萍萍 （貴州民族大學 貴州貴陽 550025）

以妓女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是屢見不鮮的，從唐代的《游仙窟》《李娃傳》《霍小玉傳》，至宋代《李師師外傳》《譚意哥傳》，明代《賣油郎獨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清初《陳圓圓傳》《柳夫人小傳》等，此類小說可謂延續不斷。近代還形成“稗官爭說俠與妓”，狹邪小說空前繁盛的局面。

在反映文人意識而非市民意識的狹邪小說文本中，主人公多是文人與名妓，小說中的名妓大多擁有羞花閉月的美貌，且德才兼備，忠于愛情，在每天迎來送往的各色客人中，她們能夠慧眼識才，對文人青眼另垂，成為文人的紅顏知己。文人與名妓談詩論畫、飲酒賞月，十分浪漫。在這種關系中，文人在精神上擁有極強的優越感，在名妓們面前充當著護花使者、精神導師的角色，名妓們不會因為自己擁有眾多的愛慕者而在文人面前表現出些許傲慢，相反，她們在文人面前常常表現出一種自甘居下的心理，如《李娃傳》中李娃收留了淪落為乞丐的鄭生，并激勵他考取了功名，卻不敢居功自傲，反而自知身份卑微，主動請求離開。此外還應注意，在這類反映文人意識的文本中，商人等其他社會群體是被排斥在外的，名妓們往往對商賈之流懷著鄙夷心理，如《李師師外傳》中，宋徽宗初次拜訪李師師時，假扮成一個大商人，師師聽鴇母介紹來者是一個商人，故意讓其久等，見面后還“似不屑，貌殊倨不為禮”，過后鴇母質問師師，師師氣憤地回答：“彼賈奴耳，我何為者?！庇行┬≌f中商人往往還被塑造成貪婪卑鄙、無恥下流的負面形象，如《青樓夢》中三十六位名妓，凡嫁與文人的大多能夠善終，而嫁為商人婦的大多命運凄慘?？梢哉f在這類文本中文人與妓女建立了一種文人居上、妓女居下的“和諧”關系。

但是在近代后期反映上海風月場所的狹邪小說中，文人與妓女的關系不復“和諧”，文人不再是妓女們的座上貴賓，不再受妓女們追捧，小說中的妓女雖然頗有姿色，卻不懂風雅，既無才藝，又無品德，渾身散發著銅臭味，她們虛情假意，使出各種狐媚手段，只為掏空客人的腰包。一些妓女還專擇富貴之人而嫁，卷走其資財后又改名換姓重新開張，俗稱“淴浴”。小說中不少文人都遭受過妓女的欺騙，成為人人嘲笑的“瘟生”。這寫現象反映了當時上海妓女朝秦暮楚、惟利是圖的一面，也折射出處于轉型期的近代上海文人的尷尬地位及獨特心理。

近代后期狹邪小說作者大多是在科舉之路阻塞、傳統謀生方式行不通后，到上海另謀生路的。19世紀末的上海已發展成為全國出版業的中心，新興的出版業為這群文人提供了一份新的就業機會，使他們成為了較早一批依靠稿費度日的文人，然而這個新的職業也給他們的內心帶來了巨大的矛盾和挫敗感。作為濡染傳統文化甚深的文人，他們一向自命清高，習慣于把自己和其他群體區別開來，不屑于賣文為生，如寫下了描繪上海青樓冶游筆記——《海陬冶游錄》的王韜，在1849年背井離鄉來到上海墨海書館譯書，成為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近代報刊思想的奠基人，這個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在其日記中就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古之所謂名士者，懷抱經濟以待時，植立型坊以勵俗；世不我用，則食貧終老而無悔，人不我師，則返躬自修而益勉。豈有仆仆求人，孳孳牟利，刻數卷浮詞以為乞錢利器，假當道柬札以為調金要符”，然而現實卻是他們不得不操此“賤業”。作為轉型期的文人，他們無法準確地在社會上定位自己，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矛盾使他們陷入到一個尷尬的境地，他們心理上的優勢蕩然無存。尤其是在上海，文人特權的失落和精神領袖地位的喪失更是激活了他們內心深處的自卑。

自古以來，“士”作為四民之首，在社會上一直處于精神領袖的地位，其地位是十分尊貴的，他們不僅受人尊敬，還擁有一定的特權。如在清代，讀書人只要考中秀才，“就獲得了正式的士人身份，可以穿儒服，免徭役，官吏以禮相待，不得刑責，還受到人們的尊敬，往往被推舉參與地方公共管理事務?！比欢谏虾Ｗ饨?，傳統士大夫卻無法行使他們在其他地區所擁有的特權。這里實際上是由西方人管理的，一切都以西化的方式來處理。尤其上海被開辟成為通商口岸后，經濟畸形繁榮，商人的地位呈現出迅速上升的趨勢，士人的地位卻急速滑坡，商人憑借其雄厚的資財可以辦到許多士人僅僅憑借其身份無法辦到的事情，這使得商人在妓院中的受歡迎程度遠遠勝過文人，昔日文人在青樓中的風光不再。經濟的發展還對青樓文化產生了極大的沖擊。陶慕寧在其《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指出：“官妓既革，青樓逐漸不再承擔為士大夫消愁遣興的義務，妓女也不必再含英咀華、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妓家的一切均以迅速贏利為依歸?！边@也使得妓女對于失勢的文人群體不再看重。尤其上海妓女一躍而成為具有相對獨立性、現代性的大都會新式人物，并且取代文人成為時尚的代言人，更是一次足以毀滅文人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打擊。上海妓女是最早嘗試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群體之一，她們引領著時尚潮流，她們開啟了各種新式消費，她們的照片貼在照相館櫥窗的醒目位置，她們不再需要像傳統名妓那樣苦練才藝，學習吟詩作畫迎合文人，憑借著名士的品題才能身價倍增，她們僅僅憑借著超前的打扮和姣好的容貌就可以成為時代明星，成為人們爭相接近、追捧的對象，對此文人們深感痛心，然而他們卻對這種改變無能為力。

可見，近代上海文人失去了傳統文人的特權及精神領袖的地位，他們無法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無法擔負起舉足輕重的政治責任，甚至無力再充當妓女的保護傘。對于自己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文人們顯得非常彷徨不安。

現實難以改變，調和矛盾的辦法只有自我安慰，狹邪小說于是成了文人們發泄不滿、尋求平衡的一個重要途徑。因此在近代后期狹邪小說中，我們就不難聽到文人對妓女的苛責謾罵聲。如《九尾狐》開篇就對上海妓女作了大批判——“試觀今之娼妓，敲精吸髓，不顧人之死活，一味貪淫，甚至姘戲子，姘馬夫，種種下賤，罄竹難書。雖有幾分姿色，打扮得花枝招展，嬌艷動人，但據在下看起來，分明是個玉面狐貍?！边@便定下全書的基調，該書就是要揭露上海名妓胡寶玉的“穢史”?！毒盼昌敗分?，妓女被稱為“牛鬼蛇神”“通天魑魅”，作者張春帆不僅借助小說對上海妓女大肆鞭撻，還借男主人公章秋谷之手來懲罰妓女。章秋谷被塑造成為一個英俊瀟灑，具有“萬斛清才，一身俠骨”，能文能武，好打抱不平的貴介公子形象，他總能揭穿妓女們的陰謀詭計，永遠不會上當受騙。章秋谷其實是作者理想的化身，這個形象集中表現了當時上海文人精神理想被瓦解后的發泄。

除了批判上海倌人，文人們還表現出對才藝卓絕、多情重義的傳統名妓的追慕和對從前名士與名妓詩酒風流的浪漫生活的向往。如《九尾狐》中作者就借書中人物將古代色藝俱佳的名妓與上海貪淫逐財的妓女做了一番比較后發出這樣的感慨，“古時名妓，不是色傾當世，定是才冠一時。非唯絲竹管絲，般般皆會，并且琴棋書畫，件件都精，與一般學士大夫，騷人墨客，吟詩唱和，作對流連，所以……得能流傳千古，永作美談呢！”（第五十六回）《海上花列傳》后半部分還描繪了一個專供文人雅士詩酒集會的私家園林“一笠園”，將商人等其他群體隔離在該園大門之外?！耙惑覉@”其實成為這些身處新舊轉折點的上海文人緬懷逝去的優游歲月，借以抵消人生價值的消殞所導致的內心失處的精神家園。此外像《九尾狐》中的“同靴團拜會”，《海上繁華夢》中謝幼安、杜少甫組織的“九秋詩社”等無不體現文人們對過去理想化的浪漫生活方式的追憶和懷念。

近代后期狹邪小說作家們往往還熱衷于以一種過來人的心態來安慰自己。如《九尾龜》中，章秋谷就以一種看透妓院的內幕和本質口吻告誡眾人——“那杜十娘，霍小玉的故事，非但眼中不曾看見，并連耳中也不曾聽見過來……古人欲于青樓中覓情種，已是大謬不然，便是要在上海倌人中尋起情種來，豈非更是謬中之謬？”作者還多次隱藏在章秋谷身后為文人們總結嫖經，如“第一不發標，第二不吃醋，第三不認真。久而久之，那些倌人就自然而然的和你要好起來。再用些體貼的功夫，溫存的伎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怕他不一個個死心塌地?！保ǖ谌换兀┻@些看似曠達或者看似頗工心計的言論，實際上是文人們情非得已的選擇，他們走進妓院，何嘗不是懷著尋求安慰并得到妓女賞識的目的？曠達和工于心計本身就是背道而馳的性格傾向，作者把這兩種個性同時放置在一個角色身上，其實正好表現了作者自己不知所措的精神狀態。

在近代后期狹邪小說中，文人居上、妓女居下的“和諧”關系被打破，妓女不再欣賞文人，也不愿再回到傳統文人的價值觀中，這引起文人們極大的不滿，其實這正好反映出近代上海文人命運的衰敗及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坐標的尷尬狀態和他們內心的焦灼。他們急于在對現實的咒罵和對往昔的追思中尋找一種歷史的定位，從而達到精神上的自我認同，也使自己獲得心靈的解脫，而事實上，追憶只能是追憶，它永遠無法取代現實。因此，對于這群幻想得救的文人來說，他們的自我懷疑永遠無法解除，這正是轉型期上海文人們的處境。

注釋

1.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6 .P241.

2.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8. P158.

3.陶慕寧.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7 .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