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豈能被隨意涂抹
——有感于人物傳記電影的歷史與細節

○ 劉 濤

暑期的電影市場，有一部《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引發關注。影片以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自然災害為背景，講述了周恩來到革命老區調研四個晝夜的故事，生動地呈現周恩來想群眾之所想，解群眾之所難，為讓百姓過上好日子、活得有尊嚴而傾其所有、鞠躬盡瘁。這是一部人物傳記電影，再度把周恩來的形象在銀幕上立了起來。

人物傳記電影的拍攝容易遭遇“滑鐵盧”。年初上映的《蕭紅》，將民國才女蕭紅的故事搬上了銀幕，引發一片爭議。蕭紅被譽為上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23歲寫出了被魯迅稱為“力透紙背”的《生死場》，29歲完成了文學史上一部繞不開的經典之作《呼蘭河傳》。31歲那年，天妒英才，落紅蕭蕭，正是風華絕代的歲月，還未來得及用力綻放，卻無奈凋零。在民國才女中，蕭紅算得上是一個“傳奇”，這段傳奇由三部分構成：其一是她在文學長河中掩飾不住的才情，其二是她生平遭際中一波三折的愛情，其三是她過早地離去而留給人世間的永恒遺憾。這些內容疊加在一起，使得蕭紅成了一個被資本密切關注的“富礦”。

在資本鋪設的娛樂場域中，電影中蕭紅的文學與才情退居幕后，她的私人情感反倒成為純粹的消費資源，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電影中“只見八卦，不見蕭紅”。對歷史人物而言，人們的眼光總是格外的謹慎和苛刻。關于《蕭紅》的諸多爭議，本質上指向了人物傳記電影的創作倫理問題：歷史人物表達應該把持怎樣的分寸和格調？

“史”：一部人物的“編年史”

當歷史人物被搬上銀幕，這不單單是對過去的一種接近，同樣是對過去的一種創造，這是所有藝術文本普遍共享的精神欲望。人物傳記電影首先是一種大眾消費產品，按照市場邏輯對歷史人物進行“二次再現”，最終呈現的是一種解釋性的人物和歷史。每個人的命運軌跡都是歷史總體性的一部分，個體在歷史的長河中經受風浪，既是歷史變遷的表象，也是歷史表征的果實。如同一滴水能夠映出整個世界，通過人來接近歷史，通過人的命運來觸摸歷史的脈絡和溫度，這是歷史認識論的基本途徑，也是人本主義的關鍵思想。人物傳記電影的精妙之處就是以人為原點，并由此延伸開來，在時間維度上挖掘人與歷史之間的深層互動關系。故事的主線是歷史人物的命運遭際，他的雙腳扎根于歷史的泥土中，所演繹的是帶著泥土味的時代精神。

在歷史人物的影像敘事中，時代和歷史并不是一個陪襯性的“在場”元素，而是進入人物命運變遷的深層結構，作為主體性的敘事元素參與人物命運的呈現與再造。如果失去了人物命運表征的歷史維度，這無異于剝去了傳記電影的歷史文化內涵。在電影《蕭紅》中，導演更多地著墨于男女之事，真正的歷史話語和時代內容卻聚焦不實，甚至被置于某種真空狀態，彌漫在那個年代的壓抑、愚昧與殺戮更多地作為一種戲劇噱頭出場；在電影《魯迅》中，雖然強化了魯迅與其他歷史人物“革命往事”，但那個“黑暗的年代”卻被一筆帶過，并沒有揭示“三場死亡”悲劇內涵；在電影《孔子》中，孔子孤獨地與整個時代抗爭，然而這里的“亂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準，未能清晰地指向春秋戰國那個禮樂崩壞的文化政治土壤，這使得孔子的“立志高遠”陷入一種抽象的表達。

在優秀的人物傳記電影那里，故事語境其實就是時代框架，人與歷史之間水乳交融，互為詮釋，觀眾最終看到的是時間維度上的人物傳奇，而真正的“傳奇”往往指向人物與歷史之間的那種蕩氣回腸的作用關系和互動狀態。透過跌宕起伏的人物命運，傳記電影最終呈現的是一部由微觀命運澆筑并詮釋的“人的編年史”，而歷史事件便構成了傳記電影最常見的征用資源。在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中，賻儀的一生被歷史所牽絆，從清末到軍閥混戰，從抗戰到解放，看似游離于世俗之外，然而在歷史風云的吹拂之下，他的悲劇成為解讀近現代政治變遷的一面鏡子。弗蘭克林·夏夫納的《巴頓將軍》雖然指向一位傳奇將軍的戎馬一生，但他的故事被置于史詩般的歷史語境中，由于北非戰爭、諾曼底登陸等歷史事實的“在場”，人物命運與時代背景之間的深層對話關系體現的淋漓盡致；理查德·阿頓伯羅在《甘地傳》中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從24歲留學英倫后踏上南非的土地開始，一直到1948年甘地被印度教極端分子暗殺，一生中所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悉數登場，而甘地的“兩次絕食”直接換回了國家命運的兩次重要“轉機”，人物命運與歷史變遷進入了彼此的深層結構。

“氣”：由歷史詮釋的精神世界

好萊塢的編劇思路非常清晰，不僅要呈現困境，更要呈現人在困境中的選擇。在人物傳記電影那里，困境更多地指向一個時代的悲劇。作為歷史書寫的一部分，困境接受歷史事件的系統演繹，并最終散落在一個個耐人尋味的歷史節點上。正是在某種近乎“ 痛苦”的選擇中，附著在歷史人物身上的人性力量和時代精神得以“立”起來。

在由生活片段和歷史素材“堆積”而成的人物傳記電影中，流動其中的是一種“氣”，也就是一個時代集體共享的某種隱秘的信仰體系和精神氣魄。揭開人物傳記電影的層層脈絡，真正沉淀下來的是一種由歷史人物牢牢占有并演繹的時代之魂。這里的“氣”搭建了一種特別的敘事語境，既是情節脈絡的邏輯依據，也是戲劇沖突的最終落點。

電影《蕭紅》呈現的卻是一個可憐的蕭紅，一個為情所困的蕭紅，而不是一個抗爭的、可敬的蕭紅，這使得附著在蕭紅身上的精神氣質被隨之抹去了。蕭紅的歷史意義首先在文學上，她用生命畫出了“沉默的國民靈魂”，以期激活人性深處的愛與善良，正如她在《火線外》中寫道，面對那個抱著孩子的兵士，她不會在乎腰間短刀的碰擊聲，只是關心“那緊貼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們彼此能夠聽到”。正是蕭紅文字深處掩飾不住的悲憫和善意，成就了文學史上那個令世人感動的蕭紅。然而在電影中，蕭紅身后的歷史事實被推向遠景，她的情感悲劇掩飾了一個時代的真正悲劇，掩飾了蕭紅骨子里那種與時代抗爭的精神氣質。

縱觀中國當下人物傳記電影的創作生態，歷史人物要么被商業接管，要么被政治挪用，他們的精神之“氣”無奈地散落一地。尤其是在主旋律傳記電影那里，歷史人物如同一個抵達當下的跳板，欲言又止地訴說著歷史之外的是是非非，這使得電影中的歷史更像是一個失去精神之魂的“歷史秀場”?！度伍L霞》、《生死牛玉儒》、《鐵人》等電影延續了主旋律電影慣用的“倫理化”、“泛情化”敘事策略，與其說是對歷史精神的正面弘揚，莫若說是對當下主流意識形態的一次簡單回應。在政治話語所鋪設的敘事邏輯中，歷史人物被現實需要透支，接受現實的隨意涂抹，成了一個臉譜化的符號形式而非一個扎根歷史深處的生命本體。

對歷史人物精神內涵的詮釋，唯有將其完整地交給那個特定的時代，如此才能傳遞一種真實的、流動的精神氣質，進而呈現一個鮮活的、有生命力的精神世界?！秴乔逶础分械膰逯?，《梅蘭芳》中的家國情懷，《阮玲玉》中的無聲反抗，《莫扎特》中的音樂之夢，《甘地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憤怒的公?！分袌讨床纳缹W，《性學教授金賽》中可敬可嘆的科學精神，《美麗心靈》中與命運抗爭的靈魂之美，《神女貞德》中史詩般的信念力量與救贖之道……這些人物傳記電影之所以被奉為經典，是因為流淌在人物命運深處的精神氣質令世人動容。在精神力量的召喚和統攝下，所有的故事自成一體，所有的沖突前后縫合，共同指向個體之于歷史敘述而言不可或缺的那股生命之魂。

“戲”：歷史深處的細節與溫度

作為一種藝術文本形態，人物傳記電影不同于新聞報道，也不同于紀錄片，它首先是一場“戲”，這也決定了傳記電影或明或暗的虛構性內涵。然而，與其他類型電影不同的是，傳記電影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人們的歷史認知。這并非刻意地強調傳記電影的“教育使命”，而是視覺文化時代“文化邏輯”的一個必然“后果”。鑒于此，傳記電影編劇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對歷史輪廓保持基本的職業尊重，而在歷史細節的處理上允許一定程度的虛構，虛構的目的是服務于電影欲望深處的戲劇性要求，然而就虛構的底線而言，既不能偏離歷史人物的精神內核，也不能與其他史料性記載內容發生沖突。

人物傳記電影說到底首先還是一部電影，用歷史放大鏡來檢查每一個細節，難免有些過于苛刻，“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應該成為影像敘事的基本話語圖景。第55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甘地傳》的開篇序言寫道：“沒有一個人的生平可以在一個故事里都包括進去，也不可能把每年發生的時間都給予同等篇幅，把與事件有關的人物也都寫進去，只能在精神上符合原來的人物精神面貌。不漏掉重要的事件，通過這些事件，把人物的人生目的和精神面貌表現出來?！边@段文字清晰地呈現了導演對歷史人物的陳述方式?！陡实貍鳌泛髞碛峙醯米罴丫巹—勑〗鹑?，從一個側面也印證了奧斯卡組委會對這種編劇思路的極大認可。其實，在確保重大歷史事件“在場”的前提下，導演虛構了部分生活故事和歷史細節，這種虛構并非要顛覆影片的主旨和價值，而是要賦予歷史人物一定的生命質感，以此呈現一個偉大而又可敬的人物形象。

在第74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美麗心靈》中，天才數學家約翰·納什的諸多奮斗故事是虛構的，按照導演的說法，“電影不是通過事實，而是試圖通過想象來贊美一個生命的精神，并達到一些真理?！痹陔娪啊兑惠喢髟隆分?，滬上求學，濟世之途，東渡日本，辛亥革命，北洋軍閥，遁入空門，李叔同生命中這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并未缺席，虛構的生活場景和情感故事非但沒有虛化主題精神，反倒締造了一段有血有肉的人物傳奇……可見，在尊重歷史脈絡的前提下，給歷史人物一定的表演空間和想象空間，不僅是對藝術文本創作規律的尊重，也符合電影作為商品的屬性內涵。

歷史人物都是拖著不尋常的歷史尾巴的人，命運里蘊藏著得天獨厚的故事素材和沖突資源。為了強化傳記電影的戲劇性，編劇的使命就是為人物的角色動作不斷設置障礙。在人物傳記電影那里，這種戲劇障礙更多地來自時代的“壓力”——或者體現為時代進程中一個個歷史事件（如《嘎達梅林》、《公民凱恩》、《末代皇帝》、《飛行者》），或者體現為個體追求與時代局限之間的緊張關系（如《一輪明月》、《時時刻刻》、《貝隆夫人》、《圣女貞德》），抑或體現為特定歷史背景下與命運抗爭的艱難歷程（如《靈魂歌王》、《莫扎特傳》、《美麗心靈》、《貝多芬傳》）。正是在“壓力”面前，電影核心詮釋的人性力量與精神價值以一種合理的方式浮出水面。

與其他歷史文本不同的是，人物傳記電影在關注重大歷史事件的同時，也在竭力地呈現歷史細節，呈現歷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經歷，這無疑賦予了歷史一定的質感和溫度。如果說傳統歷史文本呈現的是一部嚴肅的歷史正劇，人物傳記電影則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歷史情景劇，即通過對歷史細節和歷史紋理的挖掘，以此傳遞另一種接近歷史的敘述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