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落馬曝出停車管理業亂象

荊劍 陳星妍

賈維，男，1962年7月29日出生，土家族，出生地北京市，大學文化，原系北京市公聯公路聯絡線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公聯公司）總經理、北京公聯安達停車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聯安達）董事長。

2006年8月至2010年5月間，其利用擔任公聯公司總經理、公聯安達董事長的職務便利，在北京公聯順達智能停車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聯順達）股權改制過程中，為祁某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京恩順達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恩順達）取得公聯安達公司所持有的公聯順達公司56%的股權提供幫助，并先后兩次向祁某索要人民幣共計200萬元，用于購買房屋、汽車及個人、家庭消費等。

2011年12月7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賈維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向他人索取賄賂，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且系索賄，依法應當從重處罰，判處有期徒刑14年，沒收違法所得。

2012年3月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賈維的上訴，維持原判。至此，這起在首都市政工程領域引發強烈反響、受到各級領導關注的案件終于落下帷幕。

難題：面對沒有秘密的案件線索

2010年8月18日，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接到北京市紀委轉辦、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交辦的關于賈維涉嫌受賄的線索。其實在該案線索到達反貪局前已經幾易其手，匿名舉報人先是將舉報信遞交給北京市國資委紀委，后線索轉至北京市紀委。線索的流轉已經占據了相當多的時間，賈維在舉報信遞交到國資委紀委時已經了解到舉報內容，并將相應的問題函告國資委。因此，案件已無秘密可言，偵查人員如果圍繞舉報線索展開調查，很可能掉入被舉報人事先設好的圈套。同時線索中提及賈維的經濟問題全部發生在工程建設領域，牽涉人員多，級別較高，都是現任在職人員，社會影響面非常大。

辦案人員決定審慎地研究賈維以及其所在的公司，以便選擇案件的突破口。

賈維于1962年出生在北京，1984年畢業于北京建筑工程學院道橋專業，后分配到北京市公路局公路設計研究院從事橋梁設計工作，1991年6月被調到首都機場高速公路工程指揮部任規劃設計部副部長，1993年調到八達嶺高速公路指揮部任規劃設計部副部長，1997年任東四環工程指揮部副總工程師兼規劃設計部部長，1998年組建公聯公司并擔任總經理助理兼規劃設計部部長，1999年任副總經理，2001年任總經理、董事、黨委副書記。

從1991年起賈維用不到十年的時間，實現了從一名普通技術人員向正局級管理干部的跨越，而他僅僅39歲，這在首都甚至全國道路建設領域都是罕見的。僅僅從這一方面就不可否認賈維在首都道路建設領域地位的重要性和巨大的影響力。

2010年賈維48歲，正值人生的輝煌時刻，查辦這樣一位年富力強、功勛卓著、社會經驗豐富的國企高管，難度自不必說。

公聯公司是北京市政府1998年出資組建的城八區道路政府投資項目建設公司，注冊資金10億多元人民幣，是市屬大型國企。自成立之日起，公聯公司就承擔了北京市重要道路的設計和施工工作，十余年來取得了驕人的工作業績。四環路建設、長安街大修、廣渠路建設、姚家園路建設等北京標志性的道路修建，都由這個公司主導完成，而該公司的關鍵領導人就是賈維。

承辦人憑借以往辦案經驗認為，此類隱藏職務犯罪的工程案件基本能做到程序合法，權錢交易比較隱秘且都會相互串通。如果硬性突破，很可能一無所獲，甚至引發一系列矛盾。

面對一個“公開的秘密”和被舉報人早已搭建好的防御工程，偵查人員決定改變思路，繞道而行，避開賈維重點防御陣線，不直接針對賈維工程領域的工作進行偵查，而是從賈維個人及家庭財產著手，“另辟蹊徑，逆流而上，順藤摸瓜”。

徹查：從零開始，普遍撒網，以面帶點

承辦人對賈維及其家屬等9人在17家內資銀行和8家外資銀行的存款情況進行了徹查。

然而查詢結果使偵查人員充滿疑惑。照常理推測，擔任國企領導多年的賈維，年薪50萬元以上，賬戶內應當有一定的存款，但是查詢結果卻顯示賈維除了工資賬戶有60余萬元外，基本沒有存款，大額轉賬也很少。

針對上述情況，偵查人員分析，造成這種反?，F象有兩種可能：一是賈維將收入用于大額消費，二是將錢款轉移到其他地方隱藏了起來。如果是前者，偵查方向可直指賈維家庭財產；如果是后者，則說明賈維做賊心虛，企圖掩蓋自己的犯罪問題。偵查人員據此制定了新的偵查方案：一方面徹查賈維及其家屬大額交易情況，確定交易資金的來源和流向；另一方面徹查賈維及家屬名下房屋、車輛情況，確定資金來源。

辦案人員走遍大大小小幾十家銀行，經過近一個月的排查，案件終于有了眉目。偵查人員發現了重大疑點：2009年11月份，賈維妻子王玉購買了一輛比利時進口的歐寶轎車，價值36萬余元，付款方式為銀聯刷卡，但是所刷的卻是一張持卡人名為祁力的華夏銀行卡。

突破：祁力到底是誰？

祁力的銀行卡為什么在賈維手中？祁力又是誰？

面對這一新線索，偵查人員抑制不住興奮，針對祁力的外圍調查隨即展開。

祁力，男，1967年生，1992年從北京輕工業學院畢業后開始經商，先后創建了多家“京恩系”公司，京恩順達便是其中一家。祁力創業之初主要從事文化體育用品的銷售，1998年后進入路邊停車行業。其名下北京京恩技術發展有限公司持國有控股（控股公司為公聯安達）的公聯順達44%的股權。2008年9月，持有公聯順達另外56%股權的公聯安達，以股權改制的理由將持有的股權全部賣出，祁力順勢完成收購，將公聯順達完全民營化。此時，賈維正是公聯順達和公聯安達的法定代表人。

至此，賈維和祁力的關系聯系上了。辦案人員判斷，祁力有向賈維行賄的重大嫌疑。

攻堅：還原案件真相

2010年9月13日，承辦人員將查證情況向上級領導作了匯報。領導高度重視并指示迅速成立專案組，繼續深入調查，隨時匯報案件進展。

針對祁力的事業發展和賈維在全市的地位進行論證后，專案組準備迅速接觸祁力。眾所周知，行受賄案件的關鍵是行賄人口供。為確保萬無一失，偵查人員先行對祁力住所進行蹲點，掌握其生活規律。

同祁力的第一次偶然碰面，偵查人員有了意外發現：祁力身體肥胖、精神萎靡，在兩個人攙扶下走路仍是顫顫巍巍。

祁力年齡四十出頭，正常人不會有這樣的體態，偵查人員意識到祁力很可能患有嚴重疾病，隨即赴醫院調取祁力的病歷。

看到病歷，偵查人員倒吸了一口涼氣，慶幸作了先行摸查。病歷顯示祁力患有2型糖尿病、3級高血壓、小腦萎縮等多種嚴重疾病，突發致死率很高。如果輕率接觸，祁力一旦受不了突然的刺激和強大的精神壓力，后果不堪設想。

為確保被接觸人人身安全并拿下其行賄的口供，專案組成立了訊問組、安保組、安撫組、醫療組、后勤組，甚至為應對突發事件，還成立了四人擔架組；各組人員配置、出發時間、會合時間、所走路線都進行了周密的部署。

不出所料，在訊問環節出現了插曲。一方面因為初次接觸，祁力比較緊張，血壓上升快，潛在危險很大，其家屬也以祁力身體狀況不佳為由，不斷要求偵查人員中斷訊問；另一方面祁力利用病情，在房間里來回踱步，對所提問題，要么沉默不答，要么支支吾吾不予正面答復。如果以這種方式長時間耗下去，對祁力身體會造成較大損害，訊問工作也很難繼續。

為減輕犯罪嫌疑人心理壓力，保障訊問正常進行，訊問組選擇了祁力經營的一家會館進行詢問，并派出工作人員安撫其家屬。為防萬一，專案組還請衛生局協助調來兩名醫護人員，以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祁力也明白自己病情的嚴重性，不希望因為案件加重病情。

偵查人員把握住祁力的這一心理，向其展開心理攻勢。在訊問過程中多次讓醫護人員為其測量血壓，提醒其是否需要吃藥，也會應祁力要求中斷談話，讓其休息。

偵查人員的真情打動了祁力，在長時間緘默不語后，祁力開口了……

原來早在2006年，祁力名下的北京京恩技術發展有限公司即持有公聯順達44%的股份，祁力本人擔任公聯順達總經理，與董事長賈維的關系很不錯，平時有重要的會議賈維都看在祁力的面子上出席捧場。

祁力當時就覺得公聯順達的經營效益不錯，并且預期北京未來幾年停車行業會迎來大發展。于是向賈維表示想獲得剩余的56%股權，讓賈維幫忙運作。

本來就是公司董事長的賈維也是公聯順達上級公司公聯安達的董事長，同時也是公聯安達上級公司公聯公司的總經理。這件事情找別人可能辦不下來，但是賈維可以。

憑借其在三家公司的特殊地位，賈維以公聯順達公司員工素質不高經常鬧事、公司利潤虧損為由，向公聯公司提出對公聯順達公司進行股權改制的建議，將持有的56%股權全部出讓。公聯公司董事會開會討論以后，定下了轉讓的基調。

2007年下半年賈維通知祁力股權轉讓的事情有了眉目，聲稱自己為此事花費了比較大的精力，要祁力給點好處。祁力心領神會，不久便將100萬元轉賬至下屬員工喬婧的銀行卡上，隨后將該款項周轉至王玉的銀行卡上。

2008年下半年，股權轉讓基本完成，祁力以1700余萬元獲得公聯順達56%的股權。此時，賈維又開口向祁力索要好處費，祁力便將自己存有100萬元的華夏銀行卡交給賈維使用，這張卡便是賈維刷卡給王玉買歐寶汽車的卡。

在取得祁力口供以后，朝陽區院領導迅速向北京市紀委領導匯報。市紀委領導在聽取匯報后，決定立即對賈維采取“兩規”措施，市紀委帶領朝陽區院承辦人負責獲得賈維口供，專案組繼續負責外圍取證。

訊問賈維時，并不順利。

如事前所料，賈維對工程領域的事項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沒等訊問人員提及，自己就將舉報內容逐條展開說明（經核實賈維的口供和后來詢問的證人證言基本吻合，偵查人員慶幸沒有將工程領域作為案件突破口）。

賈維大部分時間在表述自己非凡的經歷，為北京城的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偵查人員并沒有打斷他的談話，讓他繼續將所有掩蓋犯罪事實的話都講完……

經過連續兩個深夜的談話，賈維基本無話可說了，這時真正的訊問才剛剛開始。偵查人員一反常態，不再糾纏于工程領域，而是提及祁力。

一聽到祁力的名字，賈維的臉上有了不易察覺的變化，但他很快恢復正常，其高超的應對技巧可見一斑。他并沒有完全否認與祁力的經濟往來，而是以借款為借口，謊稱購買門頭溝區的房屋和青銅器，卻不能提出任何能夠證明是借款的證據。

偵查人員從賈維與祁力平日的經濟往來、個人關系以及其存款狀況方面否定了賈維借款的辯解。

面對賈維堅決不認罪的態度，偵查人員沒有過多糾纏，而是將精力集中于調查相關的書證和物證上。

偵查人員圍繞股權轉讓的事又調取了公聯順達公司轉讓前后的利潤情況，證實了該公司在盈利的情況下被轉讓，否定了賈維關于企業虧損的辯解；調取股權轉讓手續、詢問了具體經辦人、調取了相關參與人的證人證言，證實了賈維在股權轉讓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決策作用；同時偵查人員注意搜集對賈維有利的證據，重點向祁力核實是否存在借款的事由，事實證明賈維借款沒有任何憑據和理由；調取了賈維使用贓款消費的情況，調取了其購買汽車、房屋、車位、鉆戒、日常用物品、吃飯等留下的刷卡憑證，并做了筆跡鑒定，對證明賈維使用贓款消費的證人王某、關某等做了筆錄，證實賈維確實沒有借款的必要，且事后沒有還款的表示和行為。綜合來看，徹底否定了賈維借款的辯解，從法律和事實兩個層面實現了對賈維受賄的認定。

在鐵的證據面前，賈維終于無可辯解。

公共服務行業監管的缺失

在同賈維斗智斗勇的過程中，偵查人員更加領會了自身工作的艱巨和光榮，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但同時，該案反映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即公共服務業的漏洞重重。

賈維受賄案的要害，不僅僅是簡單的國有資產非法轉讓問題。公聯安達轉讓的56%股權背后，是北京城八區近5萬個路邊停車位（備案與未備案的數量總和）的經營權歸屬。在機動車保有量已近500萬輛的北京，全市公共停車位僅74萬余個，“停車難”已成為城市一大頑疾。其中，已備案的路邊停車位僅5萬余個。這些路邊停車位，不僅是有車一族停車的首選，更關乎北京道路的暢通，以及首都市容市貌。而賈維與祁力非法交易的，正是這5萬余個路邊停車位中的絕大部分，以及一些未經備案的路邊停車位。

路邊停車位這一市場對于京城上千家普通民營停車公司來說，既夢寐以求又難以涉足。該市場一直被一些有背景的“特殊公司”壟斷把持。此次賄賂案件的曝光，揭開了停車位管理方式的漏洞和“特殊利益者”的神秘面紗，并警示了公共服務行業監管的缺失。

1.停車位管理方式粗放

公聯順達成立于2002年11月，是由在北京市停車行業占主導地位的多家企業進行資源重組，國營公聯公司控股，多方投資的大型專業化停車管理企業。其作為北京市從事專業城市路側停車管理的大型企業，負責管理北京八個城區500多條道路，3萬多個路側停車位，占北京市路側停車資源90%的市場份額。

原公聯順達有相當多的路側停車位糾紛，是因長期轉包這一粗放經營方式導致的。原公聯順達對路側停車位最常見的管理方式，是按地段和車位劃分為一個個路邊停車場，然后以一定費用將這些停車場分別轉包給私營業主。這些私營業主再雇傭管理員進行管理收費。這些管理員通常是京城失業者，或退休人員，也有相當大數量的外來打工者。他們通過原公聯順達為期一周左右的培訓后，就可以穿著公司統一制服上崗收費。

這種方式的好處是收費人員積極性特別高，壞處是收費員、承包者與公司利益不一致，難于管理和控制。這些承包者為了各自利益，難免擴大停車位，私設新停車場，甚至高收費，而管理員自己更情愿將收費中飽私囊。

2.公共資源收益流失嚴重

在2008年11月1日的股權變動之后，在公聯順達中，公聯安達全身而退。事實上，雖然原公聯順達在民營化之前由公聯安達控股，但事實上的經營者已是祁力。

有分析指出，北京有近500萬輛（最新統計已超過490萬輛，年底可逼近500萬輛大關）機動車，按照年停車費2000元計算，1年的停車費用接近100億。知情人士透露，通常來說，停車費的流向主要包括6個方面。一是產權所有方：政府（占道費）、開發商或建筑產權所有者；二是經營稅：國企（營業額的5.5%）；三是管理費（委托經營）；四是人力成本；五是凈利潤中上交政府的部分（國企）；六是凈利潤中上交母公司的部分（子公司）。占道費是停車費中上繳國家的一部分。這部分費用在增加，比如一類地區停車占道收費標準為每個車位每天35元。

北京交管部門的數據顯示，目前北京有臨時占道停車位50萬余個，路外公共停車場車位36萬余個，其余的地下停車位32萬余個。一位停車公司的人士表示，除了一些企事業單位內部的地下停車位不需要繳納占道費外，臨時占道停車以及建筑物紅線外的路邊公共停車場，一般要繳納占道費。不過這些錢國家拿到的很少。北京市財政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北京占道停車費收入僅為3372萬元；2010年，部分區域停車費上漲，但由于路邊停車位縮減，占道停車費收入降為2110萬元。據北京市交通部門解釋，北京的停車占道費實行市、區兩級二八分成，收入納入同級財政預算，用于道路設施維修養護、停車管理和交通管理。北京曾公布西城、東城（二環內）有1.6萬個臨時占道停車位，按照此前每個車位上繳15元的占道費標準，僅東城、西城臨時占道停車位的占道費收入就有9000多萬元（不算別的區域和路外公共停車場車位）。

既然政府財政在停車費上的收入如此之低，那么，大部分的停車費流向了哪里？

原北京公聯順達公司曾經因西單附近兩塊停車場的承包權，與承包人發生糾紛。根據該案的信息顯示，西單附近那兩塊停車場，每月承包費高達28萬余元，一年下來僅承包費就是300余萬元，由此可見路邊停車位的巨大“含金量”。如此算下來，數萬個路邊停車位，僅有數千萬元上繳財政，恐怕難以擺脫巨額公共資源收益流失的嫌疑。

一個未經證實的業內傳聞是，曾有一家外資企業與祁力多次接洽，想接管祁力手中的“馬路王國”。祁力開出了一個讓人瞠目的價格——7000萬美元。該傳聞雖難以證實，但數位停車公司負責人表示，最近一兩年，業內多家企業試圖從祁力處分包部分路邊停車位，均被祁力拒絕。有業內人士為原公聯順達算過一筆賬：即便按其合法備案的總停車位近3萬個、每小時收費2元、白天80%的車位使用率、夜晚50%使用率簡單推算，其年總銷售收入最保守估計應在2億元以上。而近兩年，隨著停車位價格上漲，其總收入至少在5億元以上。這還不算該公司未經備案的大量私劃線停車位的收入。

停車位管理這個公共服務行業可為利潤豐厚，可是國家于此的收入卻可謂微乎其微，這其中公共資源收益的流失可見一斑。

3.車主利益得不到保障

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之前，政府將原公聯順達交予祁力經營，顯然希望民營之后，祁力能將京城路邊停車經營出奧運城市的高水平來。但現在看來，此舉實際上給北京國際大都市形象抹了黑。原公聯順達的民營化，并未使北京路邊停車位的經營真正市場化。其實質是由國有壟斷轉變為民營壟斷。

北京市當前路邊停車場最大的問題是，對車主只有收費沒有服務。車主交了錢，得不到收費員好的言語和態度，而且還要面臨車輛被碰擦剮蹭的風險。甚至車輛丟失，也很難得到賠償。在北京，路外停車場和地下停車場甚至相當大數量的居住小區停車場，經營者為經營風險考慮，多數花錢為自己停車場投了相關財產保險。如果發生了汽車損壞和丟失，自有保險公司負責賠付。而路邊停車位通常由于比路外和地下停車場難管，又出于層層轉包后利益最大化考慮，多數不會投此保險，這就是原公聯順達不愿賠付丟失汽車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隨意劃線收費，也是原公聯順達的頑疾。在北京，汽車明明停在路邊車位線內，還有穿著停車公司制服的人收了停車費，但最終被交警貼了罰單，這樣的怪事發生在許多人身上。最終，交警部門給出的解釋卻是，那是個被停車公司私劃的停車位，并未經市政部門同意，也未在交通部門備案。細查這些私自劃線收錢的公司，多屬原公聯順達。多位京城停車業企業負責人稱，在北京，除原公聯順達，也有其他公司私劃路邊停車位收費，但數量最多、膽子最大的就是原公聯順達。

網絡上充斥著原公聯順達與車主之間的種種糾紛。有車主停車未繳費遭看管員扎輪胎的，有因停車費雙方爭吵的，還有因此大打出手鬧到公安部門的。最為著名的當屬“考生家長停車場猝死案”。2005年6月7日，考生家長因停車問題與原公聯順達收費人員爭執，最終家長心臟病突發猝死。法院一審判決公聯順達承擔賠償責任，但二審法院認為原公聯順達不承擔賠償責任。為此案，原公聯順達最終補償死者家屬6.9萬元。

4.公共服務業外部監管缺位

按理說，路邊停車位屬于典型的公共資源，其經營權應公開、公平分配，收益歸全民所有?？墒遣恢獮楹?，北京大量的路邊停車位，一開始就被無償劃給國有企業公聯安達經營，沒有經營權的使用期限，收費數額也并未公開；并且幾經股權變更，這些被業內人士稱之為“皇冠上的明珠”的路邊停車位收費權，竟然收入了民企老板祁力的囊中。

路邊停車位由民企經營，并未帶來好的變化。盡管北京近幾年機動車高速增長，停車費標準也有大幅度的調高，但路邊停車位的收費依然是個黑洞——壟斷路邊停車位經營的“特殊公司”，年銷售收入只有人民幣7000萬至1億元，利潤最高時僅150余萬元；而政府得利也不多，一年只有兩三千萬元。

國有壟斷向民營壟斷的轉變動因，我們無從知曉，停車業中蘊藏的巨額利潤去了哪里，我們也不得而知。所以，賈維受賄案所暴露的黑洞，還需往深處探底：那200萬的受賄款，并不是問題的全部。停車公司國資變民資，以賈維個人之力，是否能做到？在其背后，是否有人違法違規助力？需要深究。停車企業坐擁優質停車位資源，卻無利可圖，相關企業管理者是否存在做假賬行為，監管部門是否有失察之嫌疑？

相關政府部門的職責是代替公眾行使對路邊停車位的管理權，因此，理當擔負起責任，維護公眾的利益，確保公共資源收益的最大化?，F在來看，一些人通過不透明的操作，將路邊停車位交由“特殊公司”壟斷把持，如此管理模式，效果適得其反。一直以來，民間對于停車費的怨言頗多，這些民怨實際都最終指向停車位的管理體制。

停車位管理亟須一場變革，變革的關鍵在于打破私相授受的封閉管理，終結“特殊公司”的壟斷利益，走向陽光操作。所有停車位均應公開招標產生經營者，使得任何有資質的停車企業均可公開參與競爭，而政府只需回歸規則制定者和監管者的角色。如此，則政府占道費用可保，京城車主服務可保，北京國際都市形象也得以提升。

5.公共服務業內部監管失職

賈維案同時暴露了公共服務行業內部在行政管理及紀檢監察方面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對單位高層領導監督不力。賈維作為公聯公司總經理，主持行政工作，其權力大且不受實質約束，存在很大的職務犯罪隱患。這也反映出該公司對高層領導的監督不到位，紀檢監察部門未能有效發揮作用。

其次，總公司對下屬公司管理不到位，派遣董事作用形式化?？偣九汕驳较聦俟擁樳_的董事未能發揮實質作用，派駐董事僅作為總公司的代表出席股東大會、董事會，對公司經營業務不熟悉，對公司的經營狀況不了解，對公司管理沒有提出過實質性的意見和建議，作用形式化，致使公司經營狀況惡化，國有資產隱形流失。

再次，派駐監事未能充分發揮監督作用。公聯公司同一財務人員被派遣到多家下屬公司擔任監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監事對所駐公司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的了解程度，削弱了上級公司對下級公司的監管力度，致使部分國有資產游離于國家監控范圍之外，為犯罪發生留下制度隱患。

又次，對非主營業務監督管理缺乏足夠的重視。公聯公司是北京市公路聯絡線開發、維護發包方，代表市政府進行道路基礎設施建設，任務繁重、責任重大。不僅公路聯絡線開發、維護工程是該公司的主抓業務，若干大中型下屬公司亦歸其監督管理，而其對后者監管力度明顯不夠。

最后，公司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職責教育開展乏力。通過查辦此案，暴露出一些領導干部法律意識淡薄，如賈維利用工作形成的便利，向有業務往來的公司尋求幫助以解決個人問題，這種行為極易被對方利用并誘發職務犯罪。但當事人未對此類違法行為有所認識，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公司內部對領導干部的教育培訓工作重視不夠。

6.公共服務內部監管改進建議

第一，健全監督機制，進一步加強監事會作用。公司應結合自身特點，注重研究，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嚴格落實經營管理責任，對領導班子成員的職權范圍要明確劃分并形成相互制約。紀檢監察部門應當對公司業務和財務進行不定期抽查，及時發現問題，認真整改，不留隱患。

第二，加強對下屬單位的監督力度。不但要在人事方面增強監控，更要注重對業務和財務方面的監管，對易發生違紀違法的領域重點關注。對經營不善的下屬單位不可簡單處置為放棄股權，應當查找原因，定向整改，避免對國有資產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對下屬單位的管理要多做調查研究，公司領導多上一線，了解公司全貌，制定切實可行的監督管理方案并嚴格執行。

第三，嚴格挑選派駐監事，注重發揮對下屬企業的監督作用。首先，在派駐監事的過程中，不能單一選任本公司財務主管，而應當結合實際，合理分配人力資源，做到“人有事做，事有人做”。其次，加強對派駐監事的教育培訓，使其在業務能力、組織協調、思想政治方面達標，充分發揮對下屬企業的監督作用。此外，逐步形成規范的派駐監事負責、報告制度，做到專人負責、實事求是、定期匯報。

第四，全面落實監督管理工作，加強對非主營業務的監督管理。凡是屬于公司經營范圍的項目均應有相應的監督審查機制，凡是可能引發經濟犯罪的領域都要建立廉政風險防范機制，特別要重視易發生職務犯罪的工程建設領域和企業改制領域。

第五，加強對領導干部與重要崗位人員的教育培訓。首先要強化在崗領導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領導干部遵紀守法意識。其次，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活動，讓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強化工作責任心。最后，要結合實際，對公司領導及員工的工作壓力進行多渠道疏導，避免其人生導向發生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