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明朗的天》與195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的“改造”

劉衛東

與其他“國統區”的作家并無不同，1949年前后的曹禺也經歷了一個“改造”的過程，并于1954年推出了《明朗的天》，可謂一份“答卷”。這部可稱曹禺創作分水嶺的作品顯然帶著一定的與當時政治形勢“保持一致”的成分，但是，也保留著曹禺“改造”過程中的一些需要仔細發掘的思考和實踐。曹禺此后再未創作過“反映現實”的作品，與此次“經歷”不無關系。晚年的曹禺也不看好這部戲，更加深了關于《明朗的天》“沒有什么好談的”的印象。此前的研究成果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多數研究者將曹禺的“改造”及其結果歸結為外部政治因素，忽略了曹禺本身在藝術邏輯上的主動“追求”。

1.事與愿違

寫作《明朗的天》，不是出自曹禺自己的需要，而是源于一位“領導”的“指示”。在1955年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曹禺講了選題的由來。按照記者轉述：“曹禺同志曾經參加過治淮工程，參加過土改斗爭，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初他和黨的一位領導同志談過話以后，他才決定要寫一個以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為主題的劇本。這位領導同志認為這個主題很重要，很值得寫，同時他也知道曹禺同志對知識分子的生活一向比較熟悉，寫起來有駕輕就熟的方便?！辈粌H如此，“曹禺同志列舉了很多黨的領導同志的名字，他們都曾就這個劇本的創作和他談過話，給過他政治思想上和藝術表現上不少幫助?！碑斈瓴茇@么說，可能有一定的借此說明領導對自己關懷和愛護的意思，但是暴露了他這部作品的明顯缺陷：命題作文且束縛太多?！安茇F象”后來被反思，研究者多從這一角度入手。一旦此問題被落實，曹禺的《明朗的天》似乎就不足觀了。實際上，這不是只發生在曹禺身上的個別現象。當然，曹禺并未表示對這種行為的不滿，即便有不滿，他也不能說出來。但是需要著重說明的是，曹禺不是“傀儡”，此時已經是一個有充分寫作經驗的作家，他是不可能任由“領導”擺布的。因此，“改造”過程就意味深長了。

曹禺能夠說出來的，是他“改造”的決心。1949年，他在參加第一次文代會時說：“我們是在毛澤東思想領導與新民主主義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的。這是我們的原則。我們要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研究、認識新民主主義與今后文藝路線的關系。從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據原則發揮文藝的力量，為工農兵服務，為新中國文化建設服務，這是我們每個人應該解答的課題?！睂τ诓茇畞碚f，這些并非套話。曹禺沒有流露出任何質疑或者猶豫，他是馴服的，也是配合的。但是，有些問題他不是沒有想到。在《明朗的天》中，凌士湘表示了對“共產黨”的宣傳的反感：“人是可以不死的，病也是可以治好的，而不是成天談話，談話，宣傳，宣傳！”“我告訴你，我滿意現在的政府，我也擁護共產黨，可是我實在不愿聽你的宣傳！”曹禺借凌士湘之口，表達了知識分子的普遍疑問，同時，需要找到“駁斥”這種觀點的根據。但是這“根據”何嘗又不是自己也很想得到的呢？肯定需要“改造”。曹禺想的是，自己能夠“改造”成功，寫出來他認為更好的，能夠配得上時代潮流的作品。

問題是，怎么“改造自己”？早熟的曹禺在1949年前就已經是一位藝術修養上幾近爐火純青的劇作家了，但是，按照“講話”的要求，他仍然需要“改造”。他認為自己的缺點是：“沒有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不明了祖國的革命動力，不分析社會的階級性質，而貿然以所謂的‘正義感’當作自己的思想支柱，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闹??！背艘恍┐竺弊油?，從“非常幼稚”、“非?；闹嚒钡挠谜Z來看，曹禺對自己的舊作基本是全盤否定。他幾乎是從頭開始，以蹣跚學步的姿態來重新創作。是一種什么樣的力量，把曹禺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藝術觀念和創作自信毀于一旦，而且讓他如此心服口服？“新”觀念。在“新觀念”的促使下，曹禺在50年代初的主要工作是修改自己以前的作品，他對自己作品下手之“狠”令人震驚，但是結果并不成功。曹禺空有改造自己的熱情，但是，卻沒有找到合適的“點”，因此，盲目否定舊作，試圖跟上形勢，卻成為藝術上的不大不小的敗筆。

“修改舊作”僅僅是曹禺“改造”的一面，曹禺是把“改造自己”和《明朗的天》的創作結合在一起的，二者之間幾乎可以互換?！睹骼实奶臁分敝钢R分子的要害：專業重要還是思想改造重要。曹禺沒有選擇“改造”的主要對象人文知識分子，而是獨辟蹊徑選擇了技術知識分子，可謂“創新”。如此這般，卻凸顯了專業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中的尷尬：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系與階級斗爭思想無關。雖然劇中想說的是，即便是醫生（非常去政治化的職業）也應該進行思想“改造”，否則就淪為“人民的罪人”。但是，在劇本的結尾，曹禺還是讓凌士湘拿起顯微鏡去戰斗，顯示了知識分子的“特殊性”。為了將這個道理講圓滿，曹禺設計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文化特務”，可謂煞費苦心。因為事件沒有普遍性，所以凌士湘的“改造”并無多少說服力。曹禺認為，自己的“改造”是不成功的，因此，凌士湘的“改造”也無從談起：“我寫《明朗的天》的時候覺得很難寫，我在協和收集了不少素材，但是怎樣提煉這一大堆材料，很吃力。你要知道，我也是要思想改造的，我也是‘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嘍。那么，我寫別的知識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實在是琢磨不透徹。有人說凌士湘、尤曉峰的思想轉變沒有寫好，寫得不深刻。你想，連我自己都沒有體驗過這樣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要想寫得很深刻，那怎么能行呢！”完全是無奈的感覺。說到底，《明朗的天》意在寫知識分子的“改造”，卻成為一個在外部操作和內部邏輯上都“事與愿違”的作品。

2.凌士湘的塑造問題

《明朗的天》從題材上說并不討巧，甚至有些棘手。曹禺《明朗的天》發表于1954年，正是戲劇創作轟轟烈烈的時候。粗看一下，寫“工業建設”和“工人斗爭”的作品有《在新事物的面前》、《不是蟬》、《考驗》、《幸?！?、《劉蓮英》等，寫“農村的生活和斗爭”的有《春風吹到諾敏河》、《春暖花開》、《婦女代表》等，寫“革命歷史”的有《戰斗里成長》、《戰線南移》、《萬水千山》、《鋼鐵運輸兵》等。很少有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明朗的天》堪稱鳳毛麟角。如何寫知識分子？大家都不知道?？梢哉f，直到楊沫的《青春之歌》，才找到了“完美”的書寫知識分子命運的模式，即首先意識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什么出路？今天，我們首先就要求得中華民族的解放，然后才有我們個人的出路和解放”，而唯一的方式就是“與工農相結合”。曹禺沒有參加過“革命工作”，沒有經歷過黨的“培養”，因此，是無法找到《青春之歌》這樣的路徑的。他只能憑自己的感覺摸索。

與具有較強自傳色彩的《青春之歌》不同，曹禺《明朗的天》更多帶有理論探索的性質。曹禺是敏銳的：需要“被改造”的知識分子在思考自己的方向和道路?！睹骼实奶臁肪褪轻槍@一非常難纏、卻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睹骼实奶臁芬?949年前后一所醫院的變化為舞臺，推出了凌士湘這樣一位學者型的醫生，表現他從“兩耳不聞窗外事”到投入反對細菌戰的戰斗中去的過程。在這部人物雜亂但是情節簡單的戲中，凌士湘的戲份并不多，性格也不鮮明，人物不出彩，更重要的是，沒有能夠提供知識分子改造的“道路”。在知識分子“如何改造”這個核心問題上沒有“創新”和“突破”，《明朗的天》基本被評論認為是一部失敗之作。在曹禺為數眾多的回顧自己寫作生涯的場合，也基本不談論這部作品。

問題出自凌士湘的“轉變”上。曹禺在第一幕第一場中明確地說：“這個戲就是企圖講一講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場大變動的時代中如何改造思想，逐漸放下舊思想的桎梏，終于開始向新知識分子的道路上變化著?！焙翢o疑問，比起“現實主義”和“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來，曹禺選擇了一個“硬骨頭”?！芭f思想”是什么？如何“改造”？何為“新知識分子”？可以說，曹禺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敢于碰觸這個題材的作家。雖然毛澤東已經就此有過闡述，但是曹禺能在何種程度上接受？“終于開始向……的道路上變化著”這個句式反映了曹禺的疑慮和不確定。劇本體現著這種疑慮和不確定。既然是“改造”，就要寫“改造前”是多么不好，對比“改造后”是多么的好——曹禺也是這樣做的。但是，他無法把“改造前”的凌士湘寫得更“差”，也無力把改造后的凌寫得更“好”，因此，這場“改造”就是“識破了暗藏的壞蛋”，顯得不痛不癢，缺乏力度。評論和曹禺自己都不能滿意。

曹禺當年對《明朗的天》說了一些話，基本屬于自我批評，從中可以看到他的“心結”在什么地方?！睹骼实奶臁返倪x題和寫作的詳細過程，經過記者的采訪，以《曹禺談〈明朗的天〉的創作》為題，發表在1955年的《文藝報》上。除了一些不得不說的應景的話外，值得注意的是，曹禺對記者說到了自己寫作過程中因為“馬克思主義修養和生活經驗不夠”而出現的“困惑”。文章這樣說：“曹禺同志說，許多劇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內，都在處理人物的思想轉變時感到困惑，認為這是劇本創作中最難解決，但是又必須很好的解決的問題?！闭f“必須解決”，是因為人物的轉變是作品的主要目的，而“最難解決”，就暴露出政治要求和藝術實踐之間的沖突。曹禺明白，“只有充分地揭露了這些人物在舊社會里的丑惡，一旦當他們在新社會在黨的教育下得到思想轉變，這才能更有力地說明新舊社會的不同，說明黨的英明偉大?！钡?，他們是怎樣轉變的，或者說，思想有何內在邏輯？曹禺并不能解決。實際上，曹禺必須要搞清楚：新舊社會究竟區別在什么地方？雖然有理論作支撐，但是畢竟還無法從實踐上給出“答案”。談論“思想改造”是困難的，相對來說，寫“社會改造”就容易得多（比如《龍須溝》）。問題也有解決的辦法：把凌士湘塑造為一個“社會主義新人”。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的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中指出：“我們是處在這樣一個充滿了斗爭和行動的時代，我們親見看見了人民中的各種英雄模范人物，他們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偉大，他們正憑著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懇地創造著歷史的奇跡。對于他們，這些世界歷史的真正主人，我們除了以全副熱情去歌頌去表揚之外，還能有什么別的表示呢？”黨在文藝界的“領導”周揚作報告的時候，曹禺在場。

如前所述，曹禺的“困惑”是真實而具體的，他怎么做都是錯。應該說，這是曹禺“改造”過程中的“軟肋”。曹禺是如何處理的？在《明朗的天》中，與其他當時的流行作品也沒有什么區別，曹禺塑造了一位“闖入者”黨委書記董觀山。曹禺對這個人物并不滿意，他認為自己沒有寫出董觀山在惡劣環境中是如何完成“任務”的，他自己批評自己說：“我們所看到的主要只是：董觀山如何來往在大夫們中間，溫和地勸導他們，幫助解決思想上的某些問題，批判一下運動中某些黨員的急躁冒進情緒；他的言談多于行動，待人處世四平八穩，既沒有非常強烈的愛，也沒有非常強烈的恨?！眲倓倢懲?，就自我檢討。不過，如果讓曹禺重寫，他也不一定能夠完成任務。塑造“新人”和“英雄”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文藝理論中的核心問題。曹禺在這方面“先天不足”，但是也并未努力去彌補，這本身就是一種對“改造”的曖昧態度了。

3.“初版”與“修改版”之間的不同

《明朗的天》有兩個版本，相隔兩年，對照一下，可以看出曹禺在風云激蕩的1954到1956年之間的“改造”成果。1954年，《人民文學》和《劇本》發表的四幕七場劇《明朗的天》，到了1956年被改為三幕六場。曹禺在“改造”劇本，同時也是“改造”自己。曹禺一直在拿捏著分寸，試圖找到藝術表現和現實宣傳之間的平衡。曹禺認真地歌頌新政權，但是難免有“不到位”和“過火”的地方，這從他對《明朗的天》的修改中就可以看出來。

曹禺的“大局觀”顯然加強了。1956版在第一幕開始就有一段很長的時局描述。這段舞臺提示與戲劇幾乎毫不相干，在1954年版本中也沒有，是曹禺后來修改時加上去的。不難知道，這段與《新民主主義論》論調一致的話正是曹禺加強“學習”的結果。從中可以看到，曹禺的“政治意識”增強了。應該說，雖然顯得有些生硬，但是這段增加的提示是必要的，因為非如此不能讓讀者理解這場發生在醫院這個遠離政治的場所的激烈斗爭?；蛘吒纱嗾f，這也是曹禺在當年能夠表現出的最高“思想覺悟”了。一些不恰當的議論也被刪掉了。比如第一幕中劉瑪麗對共產黨的議論：“反正一進城，共產共妻，誰也舒服不了?！彪m然是反面人物說的，但是比較“惡毒”，有“借他人之口詆毀”之嫌，所以刪去。還有凌士湘對何昌荃參加共產黨的議論：“我告訴他，叫他不要多管事情，不要參加我們這些科學家管不了也不需要管的事情！我們一輩子就是為實驗，實驗的目的就是救人，還有比這個對人類有更大益處的事情嗎？”這是凌士湘在“改造”前的真實想法。什么是對人類更有益的事情？就此來說，反駁起來也很困難，甚至還會產生理論上的混亂，所以也刪去了?？梢哉f，這些刪減基本都不是基于藝術上的考慮，而是服從于“政治標準第一”的時代號召。曹禺在政治上越來越謹小慎微不是沒有道理。查1954年發表《明朗的天》的《人民文學》，“編委”里胡風的名字赫然在列，但是1956年，作為“反革命集團”首犯的他已經成為階下囚了。

值得注意，同時讓人納悶的是，曹禺在1956年刪除了一些人物的“進步”的語言和行動。不是越“進步”越好嗎？1954年版本中，曹禺完全是以主題先行、個人思考“繳械投降”的態度來寫《明朗的天》的。他明白，這是自己“改造”后的答卷，文壇看著哩。在塑造凌士湘的形象的時候，為了讓他在解放后顯得進步些，曹禺安排他去了朝鮮戰場。既然不能與工農結合，去朝鮮鍛煉也是不錯的選擇，而且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確去過朝鮮戰場采風。凌士湘回國后激動萬分地說：“前天夜晚，車過了鴨綠江，我看見祖國的燈光，那和平繁榮，我恨不得就穿了這件軍裝，再回到前線保衛我的國家！”凌士湘是進步了，但是卻不再是科學家凌士湘了。這么寫，同行會暗中笑話的。凌士湘可以“進步”，但是這么進步似乎太“過”，可以抒情，但是這么矯揉造作也沒有必要，這幾句，在1956年版本中被刪除了。同樣地，在1954年版本的結尾，趙樹德的眼睛被治好了，恢復了光明，他睜開眼，大聲喊“看到了”，大家以為他是說眼睛好了，沒料到會錯了意——他說的是“看到了”毛主席的畫像。接著耳邊出現了工農群眾高亢的歌聲。1956年，曹禺沒有繼續使用這個結尾。

能夠想象得到的是，1956年版本加強了對董觀山這個人物的塑造。在1954年版本中，曹禺對董觀山有一段很長的“人物提示”，董觀山被描述為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知識分子出身，領導學生運動被捕入獄，出獄后參加了游擊戰爭，解放后做過地委書記和宣傳部長。但是，董觀山在戲中的出場次數較少，解決問題的能力沒有被突出出來。顯然，作為黨代表，董觀山發揮的作用需要加強。在1956年版本中，曹禺刪去了初版中兩個比較活躍的人物。一是凌士湘的妻子、婦產科主任容立章；二是進步的知識分子陳亮。他們的戲份和作用，都給了董觀山。但是，令人驚奇的是，1956年版本的《明朗的天》中竟然刪去了對董觀山的人物提示。連劉瑪麗、徐慕美、袁仁輝這樣的次要人物都有，卻偏刪去了主要人物董觀山的，著實是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曹禺為什么這么做？即便1954版本的董觀山的人物提示有的地方不合適，他怎么不修改一下或者換一個呢？必有玄機。他自己沒有說過，也不便妄加猜測。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對自己作品精益求精的曹禺當然不是遺漏了，而是經過一番應該是絞盡腦汁一樣的思考后，才決定不要了。

曹禺還有一些比較大膽的“設想”沒有實施。1955年，他修改《明朗的天》的時候，記者轉述曹禺的想法說：“曹禺同志最近正在準備著手修改《明朗的天》，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把江道宗改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描寫他在解放后一直和美帝國主義保持密切聯系，進行反革命活動。曹禺同志所以要這樣修改，他倒不是由于主觀愿望硬要這樣來改造江道宗，以配合今天的斗爭，而主要還是由于人物本身的性格規律這樣規定了的?！痹O想歸設想，曹禺也知道怎么“配合”，但是，在1956年推出的新版本中，曹禺還是保留了以前的江道宗的原貌，并沒有像設想那樣將其寫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真是這樣，《明朗的天》固然矛盾更尖銳刺激了，但是“知識分子改造”就成鬧劇了。曹禺還是有自己的譜的。

《明朗的天》的寫作及其修改過程明確反映出曹禺一方面考慮到政治標準，另一方面又考慮到藝術標準，而對于兩個標準的把握，他卻始終搖擺不定。他總是在否定自己。寫完《明朗的天》，曹禺并沒有“改造”后的輕松，寫作道路也并不“明朗”，而是背上了更多的“困惑”，進入了長久的停筆階段。

【注釋】

①田本相、劉一兵編《苦悶的靈魂：曹禺訪談錄》，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頁。

②《曹禺談〈明朗的天〉的創作》，《文藝報》1955年第17期。

③《曹禺談〈明朗的天〉的創作》，《文藝報》1955年第17期。

④曹禺：《我對于大會的一點意見》，《曹禺全集》第5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頁。

⑤曹禺：《我對今后創作的初步認識》，《曹禺全集》第5卷，第45頁。

⑥研究者對曹禺的“修改舊作”的評價是：“這種大刪大改基本上使作品偏離了原來的軌道，由一種具有深刻內蘊的象征型藝術轉化為僅具宣傳教化功能的社會問題劇，而惟一得到‘提高’的是作家的思想認識水平?！崩顡P：《現代性視野中的曹禺》，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頁。曹禺很快（1954年）也認識到改動的害處，說“還是保持原來的面貌好些”。曹禺：《〈曹禺劇本選〉前言》，《曹禺全集》第5卷，第51頁。

⑦梁秉坤：《在曹禺身邊》，中國戲劇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

⑧楊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114頁。

⑨曹禺：《明朗的天》，《曹禺全集》第4卷，第9頁。

⑩《曹禺談〈明朗的天〉的創作》，《文藝報》1955年第17期。

?《曹禺談〈明朗的天〉的創作》，《文藝報》1955年第17期。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人民文學》創刊號。

?《曹禺談〈明朗的天〉的創作》，《文藝報》1955年第17期。

?1956年版本《明朗的天》中這段提示抄錄如下：“自從抗日戰爭結束以后，美帝國主義繼續同國民黨勾結起來，想把中國變為美國的殖民地。他們便下了決心，進行反共內戰，不顧人民對和平民主的愿望，撕毀了保障國內和平的協議，向全國人民寄托著最大希望的解放區發動全面的進攻。在戰爭期間，全國人民逐漸覺悟到，從被美帝國主義控制的蔣介石政權手里，是得不到和平、民主和獨立的。在中國共產黨用了極大的努力和耐心使人民認清這一點后，大家才徹底了解必須打倒蔣介石，驅逐美帝國主義，并且完全依靠一直正確地為和平努力的中國共產黨，才能得到生存?！?/p>

?《曹禺談〈明朗的天〉的創作》，《文藝報》195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