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史研究中的史料問題

劉寶軍

（渤海大學 政治與歷史學院，遼寧 錦州 121000）

中國當代史研究中的史料問題

劉寶軍

（渤海大學 政治與歷史學院，遼寧 錦州 121000）

史學的研究與發展離不開史料的支撐，能否合理開發和正確利用史料，直接關系到研究成果的科學水平和學術質量，中國當代史也不例外。中國當代史是改革開放后的一門新興學科，這種歷史的特殊性造成了檔案背景的鮮活性和時代性。有關當代的部分檔案材料因政治敏感、地方部門存史意識淡薄和某些政策等原因，制約了其內容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在研究中，史學工作者要真正做到搜集史料“全”，整理史料“實”，考證史料“真”，利用史料“準”，這可說既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又是科學的研究原則和研究方法。

中國當代史研究；史料；開發利用

史學的研究與發展離不開史料的支撐，中國當代史也不例外。中國當代史是改革開放后逐漸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也是整個史學領域中最年輕、最有活力和最有發展前途的學科之一。其“時過境未遷”[1]1的特殊性，造成了檔案背景的鮮活性和時代性。有關當代的部分檔案材料因政治敏感、存史意識淡薄、沉淀需要過程等原因，制約了其內容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這就給從事中國當代史研究的史學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課題，即如何開發和利用中國當代史的史料。

一、中國當代史研究史源的開發及存在的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當代史的研究是將建國后某一時段發生或當下正在發生的歷史真相公諸于世，其言說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取決于研究者對檔案史料的掌握程度和鑒別考據的研究程度。而中國當代史的史料，既有頭緒繁雜的問題，也有史源不足和史料失實的問題。這就有賴于中國當代史史源的開發、整理與考據，帶動中國當代史學術研究的活躍。

中國當代史距今年代較近，因而在資料搜集方面較為方便。有關中國當代史的基本資料大致來源于六個方面：一是國家檔案館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等中央權威部門陸續公開的檔案、文獻資料；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的文稿和譜傳等。二是公開出版的僅次于檔案的報刊資料。但是報刊披露的檔案資料是有選擇的，發表的起因多為配合黨和國家一些重要的政治舉措。三是一些部門出版的專門史和地方史志材料。如我國第一部全面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規模最大的叢書《當代中國》150卷本，是一部包括專史和地方史在內的歷史資料專集。四是歷史當事人的日記、筆記、回憶錄、紀實和口述史資料等。五是史學著述資料?！笆穼W著述一般情況下并非史料，但開展史學史研究，卻是無可代替的‘史料’?！盵2]108六是海外有關中國當代史的史料和史學史資料。其中已刊和未刊的檔案文件即第一手資料，國外出版的有關當代中國史的采訪和專著、電子類圖書等均值得重視。所有這些，都為中國當代史研究的開展提供了基礎性的條件。

相對這段豐富的歷史而言，中國當代史史源的開發和利用仍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一方面，“存在著檔案文獻開放不夠的問題，也存在已經開放的檔案文獻未得到充分研究和利用的問題?！盵3]20其原因有四：一是建國后檔案開放的步伐比較緩慢。國家雖然按照30年解密的規定，開放了一部分檔案，但是仍有20類檔案（其中最重要的有七類，涉及政治、經濟、外交、公安、司法、國家安全、高層活動等層面）還未開放。二是“對一些過去公開出版物的查閱限制較多，可供利用的部分比較有限?！盵1]10如曾見諸市面的“文革”時期的報刊、學習文件、中央首長講話等“文革”資料，一經官方收藏，往往因其政治敏感性而被納入不開放之列。三是地方檔案的“地域性”限制了檔案的開放利用。如有些省以下的地方級檔案館限制查閱對象，對地方檔案采取“地方保護主義”，只允許本土的研究者進行檔案的查閱，一些重要文獻不能夠被充分利用。四是建國后的部分珍貴檔案的有償使用降低了檔案的利用率。另一方面，“有關中國當代史的官方文獻、內部檔案、個人檔案和口述史料資源的不斷流失，造成了檔案的不完整性?！盵1]10其表現有三：一是按照中央的要求，人事部門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進行清理，將受迫害人員檔案材料中不實部分銷毀，造成個人檔案某一時段人生經歷的斷檔，這種個人檔案記載的人生經歷的不完整，給研究歷史的真相或細節帶來很多不可預知的缺憾和困難。二是在單位撤銷或人事變動的特殊時期，由于部門管理人員的存史意識淡薄，檔案材料沒有得到及時收藏，有些甚至被銷毀。三是口述回憶史料資源的流失?？谑龌貞浭妨系膩碓词菤v史的當事人，他們是親歷歷史的“活資料”。但是出于種種原因，有些比較關鍵的當事人，特別是那些在“文革”中被作為負面人物的當事人，其話語權受到一定限制，因而很難見到他們對親歷事件發表的片言只語；即使市面能見到他們留下的言語，大多也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誣之詞。隨著這些當事人的相繼去世，此段被塵封的歷史事件的細節越來越難以說清楚。所以，“對于剛剛過去的歷史，存史甚至比述史更為重要。能夠給后人留下完整的歷史記錄，是傳之后世的一筆寶貴的知識財富?！盵1]10

在現實中，上述諸多原因造成了中國當代史檔案史料的開發不足、流失現象嚴重，已被開放的史料由于種種因素制約而不能被充分利用，致使許多事情的真相或細節很難說清楚，這樣的結果只能是留下很多歷史疑點。這就給還原歷史帶來諸多困難，也給歷史解讀留有過大的想象空間，因而歷史的誤讀、誤記在所難免，此類錯訛一旦被延續下來，會模糊歷史的真實面目。所以如何開發和利用散失于市或塵封于史的中國當代史史料，勢必成為史學研究者急需解決的一大問題。具體來講，“應開掘包括檔案文獻、報刊資料、私人記錄、口述史料、民間素材、習俗、禮儀、民歌民謠、實物在內的一切物質的精神的史料，尤其重視一些雙邊或多邊檔案文獻的比較互證和‘邊緣’材料的利用。一定時期內，取徑民間、沉潛地方、爬梳檔案或許是重要路徑?！盵4]84

二、中國當代史研究史料的利用及注意的問題

當代人研究當代歷史，“從研究問題的資料依賴量說，絕大部分已經公開，關鍵是缺乏系統的整理。已經整理出來的資料，有的又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盵5]40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盡可能地利用好現有史料，正在引起越來越廣泛的關注。

（一）原始檔案固然重要，但應鑒別考據，不可輕信

“檔案雖然不能說明歷史的全部，但它是解讀歷史的基本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講，檔案開放到什么程度，歷史的研究才能達到什么程度?！盵1]10但是歷史檔案不等同于歷史真相，尤其是建國后的檔案資料，其背景極為特殊，有時還會出現錯訛。

一是建國后的歷史曲折多，在不斷的曲折前進中，積累了大量的錯誤記憶。如，有些地方將1959年以來餓死人的原因，歸結為是“地、富、反、壞的破壞”[6]189。其實，發生餓死人的慘劇，主要是“‘大躍進’以來的瞎指揮和對糧食產量的虛報、浮夸和估產過高?！挂恍┤烁械酵耆袟l件實行高征購?！盵7]340-341“購了過頭糧食”[6]189，其中“包括農民的一部分口糧和種子”，這“遠遠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霸谶@種情況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受到嚴重挫傷，導致糧食的進一步減產?！盵7]341這“既不是天災，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復辟”[8]296，而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給農村造成的嚴重危害。二是有些重大活動和事件并無檔案記載。如，黃克誠在1959年7月19日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支持了彭德懷的意見?！@篇發言本應有詳細記錄在簡報上印發”，但因黃克誠鄉音太重，說得太快，記錄同志記不下來。而黃克誠本人的書面整理，又因“形勢變化很快，幾天就形成了斗爭局面”，而“已無時間和精力來整理這個材料。所以簡報中就只有一個簡單的發言記錄?！盵9]219三是個人專斷與個人崇拜的滋長，破壞了黨內民主，因而許多人“不能講缺點，一講缺點，就有人扣帽子?！盵10]246如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因一封書信引來了不必要的批判，并牽連了黃克誠、張聞天等許多國家重要領導人。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他們以大局為重，“采取了要什么就給什么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夸大檢討?！盵11]211此類檔案文件“雖包含不少事實部分，但需認真剝離?！盵12]四是由于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造成大批虛假的資料流入社會。如1958年的農業“大躍進”是以嚴重的浮夸為其顯著特征的，那個時期保留下來的大量統計數據都是假的。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豪言壯語激勵下，“1958年9月9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水稻畝產13萬斤的‘大衛星’（其詳數是130 434.14斤）?！盵13]97而事實真相并非如此。據統計，試驗田共計1.13畝，當天收割1.075畝，“實收谷子26 000多斤”[13]100。為了達到畝產10萬斤以上的產量，社員從4個生產隊的糧倉里共計挑出67 000多斤谷子，再用重復過秤數次的做法稱出余下的47 217.4斤的谷子，共計140 217.4斤，折合畝產130 434.14斤。再如，河北省徐水縣委副書記王天章介紹1957年徐水業績時的一組數據，“目前作物長勢很好，出現了一些衛星田，玉米一株38個，白薯一個10斤，棉花平均每株結60個棉桃，最多的達100個……”[14]115這些數據純粹是高指標打壓下的產物，“除了能證明當時的虛假風氣外，沒有任何價值?！盵15]35-36

可見，檔案作為第一手資料盡管重要，但是在使用檔案文獻時，應充分考慮其檔案產生背景的特殊性和檔案內容的真實性，因而應對其進行鑒別考據，秉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重新認識和衡量，要“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這是史學工作者應該具有的正確思維和研究方法。

（二）領導人文集、年譜不可小覷，但應仔細考辨，小心慎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中國政治環境的趨于好轉，中國老一輩革命家的傳記、文集、年譜等文獻資料相繼問世。這些文獻資料為還原和解讀建國后的歷史提供了基本的線索和可資佐證的資料，因而，對于中國當代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但是其內容的取舍主要取決于當時的政治需要，因而其公布于世的言說和檔案資料具有較大的局限性，所以不能將這些領導人的傳記、年譜、文集作為惟一重要的資料而進行中國當代史的相關研究。

對于居于重要崗位的領導人，我們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這些重要政治人物以政治為業，其言說代表一個時代或一個政黨的利益，因而我們不能將他們等同于單純的思想型或學院型的人物，簡單地將其言說理解為某一個人的言論和觀點?！霸跉v史上，政治家所說、所想、所做往往是不一致的。特別是當社會發展出現曲折時，政治家首先考慮的是穩定人心的需要，會制造出一些解釋?！@種政治上的權宜之說，是為了維護國家權威的正確形象，制造社會認同，但未必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盵1]8尤其是重要領導人的文集，其中有些文字是為了政治的需要，而借用個人的名義發表，因而，這些內容并不是他們個人思想的真實寫照。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反映的是當時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基本觀點。毛澤東說過，他曾違心地寫過一些頌揚斯大林的文章。所以，僅憑政治人物的文字作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結論是會有偏差的?！盵12]這種偏差，會使歷史的還原和解讀產生錯訛，遠離歷史的本真。

此外，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多為事后所編，其內容的取舍大多根據編輯時的政治需要精心篩選或加以修改，因而流于市面的大部分文集，并非歷史原件。近年來出版的領導人年譜在內容上并非有事必錄，多因政治因素作較多的取舍和省略，如文革中周恩來的活動省略了大量敏感的問題。而《鄧小平文選》關于文革時期的部分至今尚無片言只語，這仍然是文革史研究的一個缺失。這種政治性掩蓋了歷史的真實性。因此，使用這類文集、年譜，需注意考辯、核查，要小心慎用。

（三）口述史料生動、鮮活，但來源特殊，運用時應與文獻史料相印證

口述歷史可以為中國當代史研究提供大量豐富的史料?！翱谑龌貞涃Y料是當代史研究的一個優勢，因為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還健在，是‘活的材料’?！盵16]36但是建國以來至1979年期間，短篇的革命回憶文章較多，而個人回憶錄出版較少。因受政治環境影響的絕對支配，主人公在自我認識方面存在局限，或有意回避自己的過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績，或借寫回憶錄泄私憤；再加上時間久遠、記憶模糊，存在技術性方面的誤差等問題，從而影響了回憶錄的真實性。如廬山會議后全國反右傾運動時期，黨內政治環境急劇惡化。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因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被康生誣陷為有政治傾向問題，而與賈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被打成反黨集團。而“文革”中被突出宣傳的少量回憶錄也完全是為配合當時政治斗爭的需要，如《批判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罪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方針，政治環境趨于好轉，在鄧小平、胡耀邦積極倡導搶救史料的精神推動下，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從80年代至今，一批批口述回憶史料陸續出版，其內容涉及中國建國后歷史的方方面面，成為研究中國當代史史料的重要補充。但是，口述史料來源的特殊性，決定了其在整個中國當代史研究領域的從屬和輔助地位，不可能完全取代文獻史料的基礎性和主導性地位，因而“應糾正以回憶錄代原始資料的研究方法”[17]86?！皬拿浇樾问缴蟻碚f，口述史料是流動的、一次性的，只有通過科學的方式加以搜集、?？辈⒏吨T于各種媒介，使其相對穩定，這樣才更有可能流傳千古?！盵18]38盡管如此，口述史、回憶錄仍不失為重要史料，因為它提供了較生動的背景資料，利用時要注意鑒別并與文獻史料相印證。

此外，對待國外資料的使用，一要注意史料的作者、來源、背景，甄別其真實性、可信度，二要對其內容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三、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當代史因其“時過境未遷”的特殊性和政治敏感性，致使檔案的開放步伐緩慢，許多關鍵性的資料十分缺少；同時由于研究的對象距今不遠，相關資料既多又雜且失實現象偶爾有之。因而，對中國當代史資料的開發和利用需要小心鑒別和判斷，真正做到搜集史料要“全”，整理史料要“實”，考證史料要“真”，利用史料要“準”，這可說既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又是科學的研究原則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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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7

A

1008-178X(2013)02-0026-04

2012-10-21

遼寧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2008年度立項課題(JG08DB073)；渤海大學教改項目《“中國當代史”課程網絡教學多媒體課件的開發與應用》。

劉寶軍（1967-），女，遼寧錦州人，渤海大學政治與歷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中國現當代史和史學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