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崎藤村《家》中“種”的人物形象解讀

彭 璐，鄒菊云

（湘潭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湘潭 411105）

一、引言

島崎藤村（1872—1943年）是日本自然主義代表作家，其第三部長篇小說《家》（1911年）是以其家族為題材的自傳性作品。這部小說主要描寫了日俄戰爭后，日本農村兩大家族12年間（1898—1910年）逐漸沒落的過程以及在封建倫理制度、尤其是家長制束縛下的個人苦惱。作品圍繞小泉和橋本兩個家族成員的活動，展示出錯綜復雜的社會、家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劇。小說的女主人公“種”身為木曾馬籠舊驛站老板小泉家的長女，嫁到了門當戶對的當地福島鎮藥材批發店的橋本家。由此，開始了其坎坷而具有強烈時代色彩的一生。

關于“種”這一人物，金貞恵認為:“種是一位把打理家務作為生存意義的悲哀女性?！保?］（P98）趙昕指出:“種是一位被封建制度壓抑的悲劇女性?！保?］陳露認為:“種恪守婦道，即使被丈夫拋棄卻沒有怨言?！保?］李娜指出:“種是一位對丈夫一味順從的妻子?！保?］吳羅娟認為:“種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犧牲者?！保?］於澤明指出:“種是一位不計較付出的女性?！保?］這些觀點為我們研究“種”這一人物提供了基礎。筆者認為，上述研究仍然有開拓的空間?；诖?，本文以前人研究為基礎，通過仔細研讀文本，剖析“種”這一人物，從而揭示其典型性，并為今后對《家》中的女性人物進行系統研究提供基礎。

二、“種”的人物形象解讀

（一）性格剛烈

據文本記載，種與達雄的結合曾因奶奶的反對，婚事差點告吹。年輕的種倘若沒有下決心要自殺的話，也許就不會和達雄結為夫妻?？梢?，種性格剛烈，敢為愛不顧一切。嫁到夫家后，種恪守婦道，勤儉持家，而丈夫卻整天與藝妓鬼混。種真心愛丈夫，不能容忍其背叛。當發現丈夫偷偷給藝妓寫信時，硬逼其把信給她看，并威脅說:“你要是再寫那種信，就非得給我看不可，要不我就去叫豐世來?！保?］（P403）丈夫只好順從。

晚年的種體弱多病，丈夫達雄送她去伊豆溫泉療養的半路返回東京與藝妓私奔，從此音信全無。家人未把達雄出走的消息告知種，因為“知道種脾氣的人誰也不會把家里的情況如實告訴她”［7］（P399）。因此，很長一段時間，種并不知道丈夫的行蹤，直到收到弟弟森彥的信后，才知達雄已帶藝妓離家出走。種十分痛苦，但當兒子正太和媳婦豐世去看她時，種卻“振作了起來，努力不讓年輕人看到自己那種失魂落魄的樣子”［7］（P399）。她責怪達雄缺乏做父親的表率，“他干的那些事，在兒子面前真是難以啟齒”［7］（P297）。由此可見，種的性格具有剛強忠烈的一面。

（二）恪守婦道

種雖性格剛烈卻恪守婦道。她遵循父親小泉忠寬“貞操和獻身是婦人美德”的訓誡［7］（P295），嫁到橋本家后整天為家務操勞。她開墾菜園、農田，幫助丈夫料理藥店，把橋本家里里外外打理得井然有序。她從未考慮自己的娛樂活動，節日里所有人都去看熱鬧，她卻甘心留下，認為看家是她應盡的責任。

種雖討厭丈夫與別的女人的關系，但當得知丈夫與藝妓私奔時，卻認為是橋本家的家風所致。無奈之余，竟擔心丈夫被藝妓甩掉?！拔覔牡木褪沁@個。他畢竟是橋本家的人，死也要死在橋本家?！保?］（P430）達雄棄家出走多年，三吉勸種對其死心，但她仍對達雄的回頭抱有幻想。種因丈夫的放蕩感染疾病，但為維護家族榮譽，她選擇了默默地忍受痛苦。兒子正太也遺傳了橋本家男人與妓女鬼混的“家風”，對此，種卻與兒媳促膝談心，共同探討如何得到男人的歡心和防止丈夫與別的女人胡搞，其目的也是讓豐世永遠忠于正太。橋本家破產后，豐世的娘家人讓她回去，種認為這是對她極大的侮辱。對種而言，這不僅損壞了舊家的榮譽，更是嚴重破壞了“婦隨夫”的傳統，她無法接受。因此，當豐世母親去東京治病時，她避而不見，并對豐世說:“把你弄到這樣的地方來，哪還有臉面去見她?！保?］（P411）

（三）信奉封建門第觀念

種身為木曾馬籠舊驛站老板小泉家的長女，嫁與福島鎮藥材批發店的橋本達雄為妻，他們的婚姻可謂門當戶對。種認為兒子的婚姻也應如此?！八庵割^數了數所想到的幾家姑娘，成年的倒很多，一旦想在鎮上娶一個，卻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保?］（P284）她拜托弟弟三吉給正太找個合適的媳婦，“我們家要娶媳婦，這可是樁大事啊!”［7］（P284）考慮子女婚事，種認為首先必須考慮家庭與家庭的結合，應以家族利益為重，而不是尊重兒子的意愿。最后，正太沒有與中意的姑娘結婚，“兩家門第不一樣，怎么能把她娶到橋本家來呢……”［7］（P284）就這樣，正太娶了門當戶對的豐世為妻，可婚后夫妻生活并不和睦。由此可見，種寧可犧牲兒子的幸福也要維護封建門第觀念。

（四）行使代理家長的權力

種外貌沉郁、嚴肅，宛如父親忠寬，被家人視為忠寬的轉世?？催^橋本家寄來的照片，倉和宗藏都認為種簡直和父親一模一樣。三吉說:“姐姐的長相哪有那么可怕，不過這樣看來，就像父親又還陽了?！保?］（P314）正太更是一語道出了種在家中的地位:“總而言之，母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我們家這已成了規矩啦。不過，舅舅，繼承了小泉忠寬老翁風貌的，在你們兄弟姐妹們中，家母要算是頭一個!”［7］（P622）

種不僅外貌威嚴，舉止更是一派家長作風。吃飯時，“驟然嚴肅起來”，“對眼前的一切都覺得不稱心，甚至連筷子也沒動。吃完飯，很不愉快地離開座位走進了里屋”［7］（P609）?？吹金B子夫婦，“突然變得一本正經，用銳利的眼光看著年輕的兒媳”［7］（P610）。而且，種認為丈夫出走后的家已面目全非，掌柜和伙計已不再是主從關系，他們都只為領取每月的薪水而來。于是，種代替丈夫行使家長的權力，在家里“像管家似地坐在原先達雄坐過的地方”［7］（P609），“一面重溫家庭的舊夢，一面等待出走丈夫的歸來”［7］（P613）。

（五）反對危及傳統家業的行徑

種堅信子承父業。如前所述，種忠心輔助丈夫經營祖傳的藥店家業，所以，當得知丈夫與藝妓鬼混時，她十分痛苦。一方面，真心愛丈夫，不能容忍其背叛;另一方面，在于丈夫的出軌行為不利于繼承傳統家業，危害家族的榮譽和利益，這也是種不能接受的。

種擔心兒子正太的前途。在跟三吉談及正太時說:“正太很喜歡你們的文章，他經?？?。我想讓正太的心胸盡量開闊一些……所以多讀些文章對他有好處……”［7］（P279）“他要是沒出息那就糟了，因為他是橋本家的命根子?！保?］（P281）種雖贊同正太讀三吉的文章，卻輕視作家職業，她認為正太繼承父親經營藥店的傳統家業才是“正業”。

正太因肺癆過世后，為維持家業，種認領了管家幸作為養子。幸作是個年輕而富于進取的實業家，生活力求節儉，精簡人員，想方設法提高銷售額。但種并不認同他的做法，認為其破壞了舊家的傳統。對種而言，幸作夫婦即將開始的新生活，新開辟的鐵路等，沒有一件不刺激著她煩惱的神經?！霸谶@一片破壞聲中，她似乎坐立不安了?！保?］（P612）種開始變得激動起來，“反正他們都說大老爺和我的做法不對，說什么瞎花錢，一味責怪我。我才不服這些毛孩子哩。來吧，要責怪就來吧!”［7］（P613）三吉勸種不該拿神經質的眼光看待養子夫婦，卻引起種的不滿:“三吉!你這小子，你是說因為我的做法有什么地方不好才把家里弄成這個樣子的嘍，還有什么?”［7］（P615）種認為，自己恪守婦道支撐著這個家，自然無可厚非。

三、結論

綜上所述，種性格剛烈，年輕時為愛不顧一切;出嫁后遵從家父訓誡，恪守婦道，勤儉持家，雖痛斥丈夫的不忠卻愚忠舊家、夫君;信奉封建門第觀念;行使代理家長的權力;反對危及傳統家業的行徑，是一位典型的以家長身份自居的封建倫理道德的忠實維護者。

究其根源，明治時期，封建思想仍有殘余，女性社會地位低下，她們從小就被灌輸“賢妻良母”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認為女人一旦結婚就必須忠于丈夫和家庭。早在大和時代，男尊女卑的道德觀念就隨儒家經典從中國傳入日本。進入江戶時代，儒學被幕府尊崇為官學。當時的著名儒學家貝原益軒在1710年創作的《女大學》作為女子日常生活的訓誡書，從江戶時代到明治時期一直廣為流傳，被推為女訓圣典。它總共19條，其中的3條列舉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其余的16條為女子應遵循的道德規范。例如，就夫婦關系而言，強調“婦人別無主君，以夫為主君，謹慎侍奉，不可輕侮。婦人之道貴在順從”［6］。妻子對丈夫要畢恭畢敬，“夫有教訓，不可違背。疑難之事問諸夫，聽其指示。夫有所問，須正答之，返答有疏者，無禮也。夫若發怒，畏而順之，不可爭吵，以逆其心”［6］。

明治以后，日本政府開始重視恢復和發展傳統的儒教道德。以1890年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為契機，儒教的倫理道德成為維護天皇制國家的一個重要精神武器。再者，1898年制定的《民法》重新確立了直系的父親家長家族制度，也要求女子遵守儒教的道德規范，以忍耐和順從來維持家庭和睦，成為賢妻良母，以鞏固國之基礎的家［8］。歸根結底，日本封建社會對女子的教育重點在于如何“作為婦人”的教育，而不是與男子平等的“作為人”的教育。

一般認為，“種”的原型來自藤村的姐姐。筆者認為，生活在明治末期的“種”身上雖有藤村姐姐的影子，但她更具有普遍性，其生存方式、精神支柱，正體現了明治末期老一代婦女的命運和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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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韓］金貞恵．藤村小説の世界［M］．大阪:和泉書院，2008．

［2］趙昕．島崎藤村論:《家》を中心に［D］．東京:一橋大學，1999．

［3］陳露．相同的家，不同的結局——巴金的《家》和島崎藤村的《家》［D］．大連:遼寧師范大學，2011．

［4］李娜．淺析島崎藤村的女性觀［J］．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6）．

［5］吳羅娟．巴金的《家》和島崎藤村的《家》——近代化過程中國民精神面貌之實錄［D］．武漢:武漢大學，2005．

［6］於澤明．“家園”的衰朽——巴金《家》與島崎藤村《家》的比較［D］．長春:吉林大學，2009．

［7］［日］島崎藤村．破戒·家［M］．柯毅文，陳德文，枕流，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8］張德偉，徐蕾．日本儒教的賢妻良母主義女子教育觀及其影響［J］．東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