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小說的新視野＊——評楚荷長篇小說《苦楝樹》

田文兵

(華僑大學文學院，福建 泉州362021)

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和命脈，國有企業的改革關系到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理所當然成為社會的焦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國企”這個曾經閃爍著耀眼光芒的事物如今已逐漸淡出人們的關注范圍，作家們也不再熱衷于創作工業題材的作品，湖南作家楚荷卻一直堅持國企改革題材小說的創作，他發表在2005年第2期《當代》上的《苦楝樹》就是一篇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長篇小說。這篇作品不僅在當年《當代》長篇小說評選中榮獲銀獎，而且成為《北大年選2005小說卷》的長篇推薦作品之一。楚荷的《苦楝樹》與其它同類題材的小說相比有何獨特之處，為什么在發表之后引起如此的關注?《苦楝樹》的創作給當下文壇帶來哪些啟示?作者在這篇小說對當前國有企業改革有著怎樣的思考?這些正是我們閱讀這篇小說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 以底層體驗反觀改革

對社會改革的強烈愿望是中國在經歷了十年浩劫后的時代主旋律，自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開新時期“改革文學”之風氣，國有企業改革一度成為作家們創作的熱點題材，相繼出現了諸如《新星》《沉重的翅膀》《大廠》《車間主任》等優秀作品?？v觀新時期改革文學，往往有一個較為固定的情節模式:一個銳意進取的改革者，面對阻撓改革潮流的保守勢力，在排除各種不利因素和阻力后便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最終使企業生機勃勃走上了高速發展的軌道。誠然，這類作品塑造的那些披荊斬棘、力挽狂瀾的改革者形象，傾注了作家對現代化的熱情和期待，也充分體現了作家作為時代代言人和社會預言家的身份。這些小說讓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了新的歷史時期時代的呼喚和追求，但總會覺得此類“理想型”的創作遮蔽了部分現實，底層的缺席不能不說是這類小說的一種遺憾。1990年代以來，在“現實主義沖擊波”創作潮流的主導下，《大廠》《分享艱難》《學習微笑》等國企改革小說呈現出新的面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廠長、經理、主任等國企的高層管理者，盡管具有一如既往的責任心和事業心，但不再是喬光樸式的改革者形象。他們為了維持企業的生存艱難地在道德和法律的漩渦中苦苦掙扎，包括2004年《當代》推出曹征路的那篇引起評論界關注和熱議的中篇小說《那兒》也不例外，小說中為民請命、敢于擔當的主人公也是一個勞模出身的工會主席。其次，以往經常被忽視的下崗工人開始被作家們重視，但也通常是選用廠長、書記等高層管理者視角來觀照下崗職工的生存處境。

《苦楝樹》盡管也是一部關于國有大廠改革的小說，但這篇小說與以往著力刻畫那些胸懷壯志、勵精圖治的改革者不同，整個故事圍繞著一個非常普通的工人吳滿展開。從他進廠拜師學藝開始，到他如何成長為一名技術頂呱呱的電工“滿哥”。但是，作為廠里技術權威的“滿哥”卻在“減員增效”的改革浪潮中“一刀切”下了崗。下崗了的“滿哥”被私企高薪聘請成為現代企業中的一名“藍領”，但他還是忘不了曾經一起生活和工作的那一千多號工友和那個已不復存在的工廠。如果是一個有著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他不會僅僅滿足于對小說敘事藝術的追求;來自普通國企工人的楚荷也不會滿足于講好國有大廠改革的故事，而是在國企改革的時代背景下敘述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工人們的生活。正如楚荷所說的:“我生活在最底層，當然只會用最底層的視角，去寫底層人物的愛和恨，寫他們的追求，寫他們的高尚和卑鄙?！保?］因此，楚荷在《苦楝樹》的寫作中，不是以宏大敘事的方式來書寫國有企業改革這一重大歷史題材，而是從普通工人的視角來表達在經歷了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自己作為弱勢群體之一員的感同身受。

在《苦楝樹》中，處在改革大潮風口浪尖的王廠長，作為改革的執行者他沒有響應市里和主管局領導提出的“減員增效”的改革要求，而是另辟蹊徑，表面上在廠內張貼各色標語來營造出濃厚的改革氛圍，而實際卻貫徹著自己當廠長“不減員，要增效，更要保飯碗”的原則。顯然作家的目的并不在于怎么去塑造叱咤風云的改革者形象，而是生動而又真實地展示了廠里普通工人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吳滿因為滿臉的麻子，其他師傅都不愿收他做徒弟，他也因此有幸跟著被打成“壞分子”的電器工程師學電工技術，成為廠里的技術權威。38歲的吳滿幸運地與大齡廠花結婚過上了一段幸福的日子，但沒料到廠花遇到歹徒行兇慘遭不幸，拋下了吳滿和三歲的女兒相依為命。女兒吳蕓學習聰明考上重點中學，為高額的學費和生活費犯愁的吳滿卻被“減員”下崗。而吳滿周圍的工人同事也各有難處:帶著兒子艱難度日的“梅毒”，白天在廠里工作，晚上去一家檳榔廠打工;廠子破產之后的“瘦妞”夫婦，一沒文憑二沒技術，做生意又沒本錢，只得送蜂窩煤維持生計;學技術不上進的“太歲”兩口子，只得開個小麻將館艱難度日……小說之所以用“苦楝樹”為題，就是因為“壞分子”，長相丑陋的吳滿，還有他身邊的許多同事的經歷都有著一個“苦”字，苦楝樹就是這些生活在最底層的工人們生存處境的真實寫照。

正如有研究者所說的:“政治家關注歷史的車輪呼嘯而過，文學家卻必須關注車輪碾過的那一抹鮮紅”。［2］《苦楝樹》之所以備受學界關注，當然與其反映這些生活窘迫的“被改革者”在工廠在改革中遇到的種種艱辛和無奈有關。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使工廠能夠高效率地運行，得到更快的發展，同時也應該使工廠職工們的生活過得更好，但可惜的是工廠的“減員”不僅沒有“增效”，反而導致工廠的最終破產。如果破產就是改革的結果，那么改與不改又有何區別。楚荷創作《苦楝樹》不是為了論證和強調改革的迫切必要性和歷史合理性，而是以新的角度去關注改革，對改革中不合理的現象進行了反思。對歷史的反思正體現了一位有良知的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苦楝樹》對當下社會現實的質疑，對改革中付出代價的“沉默的大多數”的關注，既展示了作家的社會關懷意識，更體現了文學對社會歷史進程的參與姿態?！犊嚅瑯洹匪N含的這種直面現實的勇氣和關注最底層群體生活的精神，必然會引起有責任感的作家重新思考文學之用這個中國新文學最基本的問題。

二 人性“善”與“美”的展示

作為主旋律的宏大敘事往往會忽視或者刻意遮蔽人性的展示，新時期以來的改革小說對人情與人性的書寫明顯不足?！犊嚅瑯洹凡煌谄渌愃祁}材的作品，作家沒有刻意設置改革派與守舊派激烈的矛盾沖突，也沒有極力去渲染改革過程是怎樣的驚心動魄、可歌可泣，而是透過改革這個宏大敘事題材來展示社會轉型對于人們生活境況的影響，以及在社會巨變中人們的善良和友愛。

在《苦楝樹》中，上到廠領導、車間主任，下到班組長、普通職工，處處可以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溫情。王廠長還是車間主任的時候，在全廠“批林批孔”的運動中，用“要文斗、不要武斗”作為擋箭牌使“壞分子”免于挨打;盡管市里和主管局多次提出“減員增效”的改革要求，王廠長體諒到工人下崗后生活的艱難，采取虛張聲勢或者變通的辦法來應付改革。后來廠子破產了，作為廠長他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但不可否認王廠長是個“好人”。正因為王廠長的善良，所以命不該絕，在他病入膏肓時吳滿為他請來大夫并費心盡力地備齊藥方使其康復。小說的主人公吳滿盡管面相丑陋，但宅心仁厚，為人正直。他的師傅是被大家公認的“壞分子”，但他沒有絲毫的嫌棄，如同對待親人長輩一樣地尊敬和愛戴，在“壞分子”死后他悲痛地為其料理后事;吳滿的第一個徒弟意外電死后，他去算命說他命克徒弟，他感到非常自責再也不肯帶徒弟，但他還是愿意將自己的電工技術無私地傳授給他人;當吳滿知道“梅毒”一個人艱難地帶著孩子，在上班之余還要打工維持生活時，不習慣說情的他憑借和廠長私交替“梅毒”說情。廠里的同事之間互相謙讓，互幫互助，一團和氣:瘦妞在吳滿妻去世后，主動幫助吳滿做家務活照顧吳蕓;五車間的叔叔阿姨們為吳蕓募捐籌集學費;生老病死電工班的工友都會前去看望并唱歌為其送行等。整篇小說中彌漫著真誠和友善，對人性善的弘揚既是對世間尚存真善美的見證，也是對當下人心浮躁和價值觀扭曲現象的批判，這也是為什么楚荷在小說中用更多的篇幅和細節展示了人性的善良與美好的目的。

當然，小說中也寫了一些品行不端的人以及一些為道德所不容的事，例如“公子”陷害滿哥、“太歲”嗜賭如命、“梅毒”送禮行賄、還有滿哥與瘦妞之間的偷情等。但作者并沒對此進行簡單的道德批判，而是盡量地理解他們，從中發掘其美好的一面，更何況有些壞人也并非真正的壞人，有些不被道德所容的事發生時又是那么的自然而美好。比方小說中的“壞分子”，因為年輕的時候和同廠的一個女孩談戀愛，忍不住和那個女孩發生了關系，又正好被廠保衛科捉著了，于是就成了“壞分子”?！肮印睂M哥的扳手偷偷塞進了剛維修好的電機里使電機燒毀，他之所以用這種惡劣手段來陷害滿哥主要是為自己的師傅出口氣，因為滿哥在李師傅臨死之前也沒有承認其“哥”的位置，致使李師傅抱憾終生、死不瞑目。用母親生病和去世為借口騙大伙的錢去打麻將的“太歲”也并不是無可救藥，他動員車間的同事們給吳蕓募捐籌集學費?！懊范尽睘榱俗约翰槐幌聧?，給王廠長、主任送禮不成又色誘滿哥，這種種令人不齒的行為背后有其無處訴說的苦衷。滿哥與瘦妞之間的“偷情”，也并不是為了追求刺激或者滿足欲望，而是被對方的優點所吸引，后來雙方都意識到這種行為對不起瘦妞夫，自覺壓抑各自的情感約定以兄妹對待，只在心里默默地掛念著對方。小說對這些所謂的“壞人”或者“壞事”的敘述中不乏濃郁的人情味，這可能就是我們被《苦楝樹》打動的地方。其實，我們之所以被感動，就是因為人們之間單純的向善行為和這種在日常生活中隨處發生和表現出來的淳樸和善良。

在小說《苦楝樹》中，楚荷始終沒有放棄對底層民眾善良而美好的人性的書寫，盡管寫了底層的艱辛和無奈，但他主要不是批判而是反思，更不是去展示人性的丑惡。同樣也是來自底層的楚荷對和他一樣的普通工人們有著特別的情懷，所以他寫工人就像寫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正因為楚荷是帶著真誠關懷弱勢群體的情懷進行寫作，自然就會對工人們多一份理解和熱愛。

三 文化視野下的企業精神

在《苦楝樹》中有一個全體工人搶修大堤保衛工廠的情節，這是一個頗有意味、值得深入思考的情節。王廠長響應市里的要求正在策劃如何去實施“減員”改革的時候，突發百年一遇的洪水，廠長接到市長的命令，要求帶領本廠工人死守廠后的那段堤。大堤被洪水沖開了一個口子，王廠長、滿哥，甚至包括平時吊兒郎當的太歲，所有的守堤工人冒著被洪水沖走的危險跳進湘江河。那些留守在廠里的工人，只有15個人因為病或者出差沒去，其余的都帶著鏟子、鋤頭、箢箕自發地趕來搶修河堤。因為他們知道搶修大堤就是為了保住工廠，保住一千多號人和幾千家屬的飯碗。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假設王廠長在洪水來臨之前就已經雷厲風行地實施了改革，一部分工人下了崗，那么還會有這么多的工人自發地來搶修大堤嗎?其實答案很明確，后來王廠長在市里多次施壓之下，確確實實地改革了，但“減員”并沒有增效，工廠反而一天不如一天，甚至連工資也發不出，最終落了個破產的結局。工廠為什么能夠保住?有研究者認為:“使小說中的工廠生存下去的，似乎更是一種情感和精神力量，而非僅僅是物質力量”。［3］工人一旦下崗，這種維持企業生存的精神力量自然會削弱，那么企業就失去了凝聚力。王廠長也并非不知道改革的重要性，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是改革就意味著減員，就要砸掉工人們的飯碗，這讓那些視廠如生命的工人們情何以堪?而且當需要用到工人的時候一聲令下，不需要的時候一腳踢開，這種把人當成工具使用的改革也是王廠長無能如何也無法安寧的。因為他知道工廠是工人們從無到有一磚一瓦砌起來的，每一棟廠房和辦公樓都留有工人們辛勤勞動的汗水。正因為工人們把廠子當成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在工廠受到洪水威脅時他們能自發出來保護工廠的安全;正因為工人們把工廠看成了自己的家，所以工人們即使生活過得比較艱難，但也沒有任何怨言。

當然，作家也明白改革勢在必行，正如他所說的:“國企改革是必走之路。這條路該如何走才能盡善盡美，絕不是我的智商所能回答的。但我看到的一些國企改革，將原有的企業文化弄得蕩然無存，絕不是正確之路。在國企中，員工的確有歸屬感，即家的感覺，這種感覺使員工和企業成為一體，甚至與國成為一體?！保?］盡管楚荷在小說中沒有提出如何才能使改革盡善盡美的具體措施，但他觸及到了企業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企業文化，這是一個企業賴以生存的精神財富。對于企業文化盡管存有不同的認識和闡釋，但作為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它與民族文化觀念、與社會價值觀有很大的聯系。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中的企業文化不可避免地與工人樸素的階級情感相關，并反映著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階級地位。工人把自己作為工廠的主人，成為工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企業文化會讓工人感到一種身份認同的尊嚴感。如果我們了解國有大廠文化的基本特征，也就明白了工廠對工人來說就像對家一樣的情感，也更能體會下崗工人那種像甩開沉重包袱一樣被拋棄的感覺。就像《苦楝樹》中的吳滿和劉哥，因為下崗突然使他們失去了主人公意識，就像無家可歸的棄兒，其迷惘和苦痛是無法言說的。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小說的最后，吳滿和劉哥雖然安排了比較好的去處，在私企里做技術骨干并有著優厚的待遇，但他們仍有牽掛，懷念著那棵象征著苦難的苦楝樹，懷念著那個倒閉了的工廠以及曾經共同工作過的工友們。

雖然楚荷沒有給出國企改革的具體建議和措施，但我們從他的小說中至少得到了這樣一個啟示，那就是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要重視發揮企業文化的正能量，而不是漠視工人的集體智慧，甚至閹割工廠文化。如果把改革比作“洪水”，那么工人們會不會也發揚另一種“抗洪”精神使改革順利進行下去呢?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而且小說中王廠長有一個改革的措施一直沒能實施，那就是針對“前面的路十分艱辛，廠里何去何從”這個題目，發動全廠進行大討論。假設真的進行了討論，暫且不管討論的結果怎樣，至少可以集思廣益，正所謂“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說不定真會有更好的辦法來代替“減員增效”;而且改革與不改革都關系到全廠的生死存亡，連“太歲”也能跳下湘江河不顧自身安全去保護廠子，憑什么就認為工廠的工人們不會為了廠子的繁榮而敬業工作呢?經濟體制的調整仍在進行，國有企業的改革也還在繼續探索更符合國情的改革方式。但不管采取何種方式，關注工人們的精神層面，激發工人們當家作主的責任感，發揮企業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工人們的集體智慧和力量，這既是一種對工人的莫大的尊重，更是一種對生活在底層人們的深切關懷。

［1］楚 荷．希望工人日子一天天地好［J］．當代:長篇小說選刊，2009(5)．

［2］許志英，丁 帆．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590．

［3］鄧菡彬．當文學再度直面現實——評兩部反思國企改革的力作《那兒》和《苦楝樹》［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4)．

［4］楚 荷．力量不從歌里來［J］．當代工人，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