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同文館研究述評

蘇全有，楚聰聰

（河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建國以來，關于同文館研究的內容豐富，成果豐碩，但同時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在研究內容、方法與理論創新、史料的收集整理等方面仍有欠缺之處。有鑒于此，筆者擬依次對相關研究進行整理說明，以便進行全面展示和評析，進而推動相關研究走向深入。

一、對同文館本身的研究

有關同文館自身的研究，主要著眼于其人才培養、課程設置、以及組織結構和考試等方面。

（一）人才培養

穆鳳良總結了京師同文館在培養翻譯人才方面所面臨的新形勢［1］64－67。周俐玲［2］40－45、呂景林［3］86－101等都以敘事的形式展現了同文館綜合培養翻譯人才和科技人才的歷程。而張季則著重分析了同文館培養人才時將“取士與取官混而為一”的特征［4］52－55。劉悅斌認為同文館培養出了一批近代化的人才，且日后也實踐了他們自身的價值［5］23。相比之下，李長莉卻認為清政府建設同文館的宗旨是一種狹隘的應付需用思想，對于學生的任用也只是“為官所需，應一時一事之用”［6］99－109。

蘇渭昌研究指出，同文館辦學四十年，不過是培養了數十翻譯人才而已［7］39－42。胡代聰認為同文館教學主要以外語為主，畢業生也大多從事涉外工作［8］42－49。張秀燕也認為京師同文館本身就是為培養當時急需的外交人才而設［9］170－171。趙光文在介紹截止到1911年同文館嶄露頭角的學生時發現，其中大多數是翻譯和外交官員［10］91。而王學太的觀點更顯激進，他認為同文館的學生并沒有真才實學，毫無人才可言［11］53－54。

（二）外文課程

語言學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英文、俄文和日文，研究成果如下：

顧衛星指出京師同文館的英語教學具有特定的時代烙印和明顯的兩重性［12］23－27。林健等認為京師同文館用英語教學科學課程的實踐走出了我國英語教學改革的第一步，對當今英語教學改革具有重要借鑒意義［13］118－120。另外，蘇肖總結了同文館英語教育具有的特點，如有較好的英語師資、重視教學實踐活動等［14］。

韓莉認為洋務運動時期的俄語教育雖培養了大量翻譯人才，但是師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有限［15］42－47。郝淑霞通過分析俄文館在教習、學生、課程設置等方面的特點，介紹其俄語教學的基本情況和社會影響［16］59－63。

許海華針對京師同文館和廣州館的東文館，梳理了其開辦的時間、教師與學生、教材與人才培養等［17］52－58。

（三）數理科課程

數理學科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和天文學等課程。

呂達通過一些數學和化學試題的研究，從一個側面介紹了京師同文館的數理課程［18］69－74。姜紅以一份“格物”試卷為線索，探討了京師同文館物理教育開設的背景和過程以及當時物理教育水平的落后狀況［19］73－75。江家發等主要對京師同文館的化學課程體系進行了總結分析［20］72－74。代詩寶通過對同文館題名錄和《清會典》中關于天文教學課程和內容、考試試題等內容的研究，探明了同文館天文學教育的大致情況［21］312－313。

（四）組織結構

陳向陽在其書中將京師同文館的組織問題與社會組織變遷問題相結合，分別從京師同文館的組織環境、組織設計、組織類型、組織運行、組織管理、組織效益、組織比較、組織性質八個方面對同文館組織展開細致系統的研究［22］。司洪昌認為晚清時期建立的新式學堂在組織形式上是一種保守的官僚機構，同文館的組織結構非常簡單，不過是一個小型集權組織［23］81－91。徐陽從組織視角上認為同文館是一個小型的組織，且帶有明顯的等級性和保守性；從組織角度將同文館看作是一個結構簡單，管理松散的小型集權組織［24］43－44。

除了以上幾個方面，學者對其它方面也有所探究。王媛媛［25］55－58和李木洲［26］39－52對京師同文館的考試相關 內容進行了研究。此外，孫鳳娟［27］14－15、樊艷平［28］120－122等重點分析了京師同文館的辦學模式。丁偉則詳細介紹了上海同文館所創建的“培訓班＋‘翻譯公所’”的英語人才培養模式［29］227－229。

二、同文館的歷史影響

同文館的歷史影響主要體現在教育、文化、政治、科技等方面。

（一）教育

趙旻［30］66－71和王大明［31］39－47都將京師同 文館的發展 歷史劃分為“創立—發展—沒落”三個階段展開論述，其中前者認為是“中國教育近代化之嚆矢”。呂景琳的觀點是京師同文館“雖然進度緩慢，成績欠佳，但畢竟開了以西方近代教學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新教育的先聲”［32］80－85。另外，雷雨田等認為廣州同文館作為廣州近代教育的開端，為廣東以后開辦的各類新式學堂提供重要借鑒［33］55－57。而劉曉琴通過對赴英留學生的研究，論述了派留學生出國留學這一教育新形式［34］47－51。

（二）文化

同文館對文化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們對西學態度的轉變、中西文化的交流等方面。

鐘平艷認為京師同文館的創設是西學在中華文化層面上的突破，伴隨而來的是西學在中國得到的認同［35］53－56。夏紅衛認為同文館通過對西方文化的傳播，成為了推動中國近代化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36］135－142。歐陽恩良等就清政府在對待西方語言態度的轉變進行了研究論述［37］56－59。而孫展則列舉了朱葆三、李鴻章等人活動的實例，說明當時的社會對英語態度的轉變［38］7－60。

賈永堂通過對天文算學館的建立所引發的兩派間爭論的研究，分析了文化因素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39］33－36。金麗雪將這場斗爭看作是近代文化在傳統文化的包圍中打開的缺口［40］42－43。而劉廣京則重點論述了這場爭論在思想上發生的原因［41］77－80。

張慧麗對京師同文館的翻譯機構和職位的設置、出版的主要書籍等進行梳理，闡述了其具有的重要意義［42］42－45。邱志紅則主要對同文館畢業生編譯的兩本較早的英文語法書《英文舉隅》和《英文話規》做了詳細介紹［43］35－40。另外，萬齊洲通過對京師同文館與《萬國公法》研究內容的論述，讓人們認識到京師同文館師生翻譯的各類書籍特別是法學書籍以及法學術語的相關信息［44］38－41。

（三）政治和科技

逯慧娟認為，出身于新式學堂的官員必然與傳統正途出身的官員發生沖突，從而沖擊了傳統官職體系，改變了官員組織結構［45］54－46。葉小青認為同文館在傳播西方外交觀念、培養外交人員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它的建立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晚清外交被西方列強宰割的局面［46］4－7。夏麗萍認為其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職業外交官員［47］49－50。此外，丁光泮論述了同文館開設國際法課程培養近代外交人才對中國外交的促進作用［48］15－17。

同文館的設立對于促進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胡浩宇羅列出京師同文館在傳播西方科技知識方面諸多貢獻，包括中國最早的科學實驗室和博物館、翻譯大量的科技書籍、培養了許多科技人才和科技翻譯人才等，探究了同文館在西方科技在中國傳播中的重要歷史地位［49］187－191。王驍勇認為京師同文館率先把近代自然科學帶進了中國的正規學堂，促進了近代自然科學在中國的傳播［50］73－76。

上述之外，還有綜合闡述的成果。

三、相關人物

相關人物既包括丁韙良、奕?、倭仁、赫德及洋教習等。

（一）丁韙良

何大進［51］79－82和張路瑩［52］91－92分別總 結了丁韙良 對京師同文館所進行的多項改造，如制定新的教學計劃、編譯教科書、整頓校務、聘請中外專家為教習等，后者還提到他為同文館設立了諸多的教輔機構。丁偉等則主要探究了丁韙良在實現“中國英語教學本土化”方面所做的努力［53］113－115。而汪家熔重點探究了丁韙良推動同文館譯書工作的情況并詳細介紹了同文館最早出版的自然科學著作，即丁韙良所著《格物入門》，作為較為完整的介紹國際法給中國讀者的第一人，同文館出版品種最多的是國際法也與丁韙良有關［54］55－58。

（二）奕?、倭仁

錢遠镕就奕?和倭仁圍繞著同文館問題的較量展開論述，將奕?為同文館的建立所做的諸多工作與倭仁等頑固派采取多種措施進行破壞的情況作一比較說明，鮮明的再現了兩派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55］90－97。曹欣欣系統論述了奕?這位可稱為“同文館之父”的皇親國戚在京師同文館建立、師資和學生的招募、教學質量等方面付出的心血［56］406－408。徐一士在其書中通過翁同龢日記中關于倭仁的行動、言行舉止以及心態的變化等內容的記載，生動展現了倭仁對于同文館以及天文算學館設立的強烈反對［57］。金滿樓探討倭仁反對同文館的同時，對倭仁本身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58］110。

（三）赫德

蘇肖提到1863年赫德就任海關總稅務司后，認真調撥給同文館的經費。即使是因為挪用船鈔鎮壓太平軍軍費而引發外商的不滿，供給同文館的三成船鈔也是照撥無誤。另外，當丁韙良為印刷試卷及同文館翻譯著作，提議在館內自行設立一個小規模的印刷所時，赫德按他估計費用的三倍給了同文館［59］48－49。

（四）洋教習

陳向陽總結了洋教習擔任的諸多工作，并從文化水平、專業經歷、工作成績等方面對洋教習給予了肯定評價［60］78－82。黃新憲認為在同文三館存在的數十年中，傳教士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傳教士的客觀存在及其所發揮的作用，對洋務教育乃至洋務運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61］33－36。張功臣主要講述了一些洋教習如德貞、畢利干、方根拔等人與同文館的“軼事”［62］。楊紅軍則認為，同文館的洋教習大都是“學問不夠或道德有虧、在本國難以尋覓工作者，方肯來華找飯碗”之人［63］48－49。王學泰也撰文指出同文館的教師大多都不合格，聘請的老師中很少是真正的好老師［64］。

上述之外，楊自強［65］和沈爾立［66］分別對京師同文館的數學教習李善蘭和席淦的事跡以及所作的貢獻進行了論述。李俊香介紹了文祥對京師同文館的創建和經營發展以及改革創新所付出的心血［67］75－76。

四、問題與不足

以上我們總結了晚清同文館的研究成果?？偟膩碚f，學界對同文館的研究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不過，其中也隱藏著許多問題與不足。

首先，研究內容的廣度和深度需要進一步拓展。

對于同文三館，我們需要全面地對其進行探究，而不能只顧追逐熱點對象，漠視其他對象的研究價值。建國以來，學界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了京師同文館一館之上，而上海和廣州同文館幾乎無人問津，造成研究結構的嚴重失衡。同時，對同文三館之間的聯系的探究也很少，有的也只是在文章中一筆帶過，并無深究。同文館是洋務運動時期的產物，洋務派的重要人物李鴻章與同文館的建立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然而學界對這些內容至今沒有相應的研究出現。

另外，學界研究的深度亦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缺乏對研究對象細致深入的說明。這方面，臺灣學者蘇精著《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以及孫子和著《清代同文館之研究》，值得關注和學習。

其次，研究方法和理論指導需要加以創新。

目前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以史料搜集與整理見長者多，以方法、理論見長者少。有相當一部分完全是對史料的堆積陳述，并沒有很多新的見解生成。因此，學界應該著意改變這種以史料的堆積進行敘事式的創作方法，努力擺脫傳統思維定式的束縛，從不同的視角展開研究。就同文館自身而言，歷史視角之外，我們還可以從政治學、經濟、科技等不同的角度去審視同文館?？傊?，我們需要創新思維模式，用新的研究理論方法對研究的內容進行深層次的分析，以便于發現新問題，創立新觀點，取得新成果。

第三，對史料要進一步的發掘與整理。

有關同文館的資料發掘與整理尚有相當的提升空間，比如上海同文館與廣州同文館處于中國晚清較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它們的建立與城市經濟發展的關系方面的資料并沒有引起學者足夠的重視。又比如，晚晴報刊中收有大量的有關同文館的記載，如《中西聞見錄》、《萬國公報》、《益聞錄》、萃報《中國教會新報》、《知新報》《教會新報》、《選報》、《時務報》、《鷺江報》、《中外紀聞》、《利濟學堂報》、《政藝通報》、《浙江交儆報》、《湖北學報》、《格致匯編》《國風報》、《湘學新報》、《四川官報》、《教育雜志》、《渝報》等，數量龐大。因此，學界應需要對相關史料進行充分的整理，報刊中國一檔館藏同文館類檔案資料，各種類地方性的報紙刊物，重要歷史人物的回憶錄等以及近代出現的各種史料匯編，比如馬廷亮編的《京師同文館學友會第一次報告書》等。

總體來看，有關晚清同文館的研究還有待我們向更高的層次和水準推進，不僅研究的內容需要拓展，研究的理論需要加強，研究的方法需要多元化，而且研究的資料需要更全面的搜集、整理。只有在這幾方面都有相當改觀的前提下，該領域的研究才能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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