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文化認同雙重性探析

王玉芝

（紅河學院人文學院，云南蒙自 661100）

文化認同是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時代的一個熱點問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往往交織在一起，具有重疊性。土耳其的文化認同是一個特例，具有雙重性，這是由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和長時段的歷史決定的。土耳其是地跨亞歐兩洲的國家、亞歐兩洲的橋梁、東西文化的集合點、歐洲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土耳其沿地中海海岸及島嶼是古希臘殖民城邦舊址，有著“溝通東西方金橋”美譽的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臘殖民城邦拜占庭舊址，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攻陷，這標志著土耳其“脫歐入亞”，土耳其從此成了伊斯蘭文化勢力的掌控中心，君斯坦丁堡被改名為伊斯坦布爾，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首都。歷經輝煌的奧斯曼帝國成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繼承者、發展者，土耳其這塊歐洲文化的故土被嫁接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上，蘊含著古典文化的土耳其披上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盛裝。十七、十八世紀伊斯蘭文明的衰落又重新喚醒了土耳其深層文化的情感，土耳其走上了“脫亞入歐”的社會變革之路，直到今天都在力爭完全“脫亞入歐”。但是土耳其的“脫亞入歐”并沒有改變土耳其民眾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仍然是現代化的土耳其民眾的宗教，宗教是文化的重要要素，這體現出土耳其文化認同的雙重性，這也是土耳其社會變革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 歐洲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恩格斯：“沒有希臘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盵1]土耳其位于地中海東岸，是古希臘文明的五大區域——伊奧尼亞文明區域，該區域是古希臘文化的中心地帶，其中有希臘十二大城邦，其中米利都是最富有的城邦，這里是古希臘科學和哲學源地；西方第一位哲學家、數學家泰勒斯就是米利都人。以他為中心，形成樸素唯物主義派別——米利都學派。 可以說小亞細亞沿海地帶成了古希臘文化園地之一，薩摩斯出現伊索、畢達哥拉斯、狄奧多魯斯，以弗所有赫拉克利特、忒俄斯有阿那克里翁，這些都是古希臘文化的創造者，古希臘哲學源于小亞細亞沿海。

古羅馬不僅全盤繼承了古希臘文化，而且還是一個囊括了小亞細亞，把地中海變成內陸湖的帝國，在羅馬帝國的發展傳播中古希臘文化踏上意大利半島，西班牙半島、歐洲大陸、不列顛，成為歐洲文明的源頭。三世紀危機后，羅馬帝國風雨飄搖中把統治重心轉向東方，君士坦丁大帝開始經營東方，選擇古希臘殖民舊址拜占庭作為新都。395年羅馬帝國以巴爾干半島為界一分為二，西羅馬仍以羅馬城為中心，東羅馬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分裂后的西羅馬帝國日薄西山，476年滅亡。此后，西歐世界處于動蕩中，古典文化的中心轉到君士坦丁堡和亞歷山大城為中心的東方世界，君士坦丁堡作為古典文化的中心一直持續到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為止。

公元前六世紀地中海東岸的小亞成為古希臘文化的園地之一，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小亞細亞近兩千年都是歐洲古典文化的園地之一，這是長時段的歷史文化。君士坦丁堡陷落標志著小亞細亞“脫歐入亞”，以后被嫁接到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上，歷經了幾百年的伊斯蘭教化過程。但是作為歐洲文化發源地之一的小亞細亞的歐洲情節不會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它只不過是布羅代爾表述的：一種緩慢地流逝、有時接近靜止的時間的長時段歷史的沉靜。因為近代以來的土耳其人要“重新發現自己的過去，找回自己的記憶和歷史，從而堅定自立于歐洲強國之林的信心”[2]

二 土耳其“脫歐入亞”

（一）伊斯蘭文明的征服

土耳其是奧斯曼帝國的遺產，奧斯曼帝國是由突厥人建立，公元11世紀中葉，講突厥語的烏古斯、土庫曼部族開始成批地大量涌入拜占庭統治的小亞細亞地區，這是已經伊斯蘭教化的部族，其塞爾柱突厥帝國對古老的東羅馬帝國進行攻擊，1071年8月26日的曼齊克特之戰，塞爾柱突厥帝國奪取了小亞細亞，從此，小亞細亞開始了漫長的突厥化和伊斯蘭教化的歷史過程，1176年9月的邁里奧法克隆之戰后，小亞細亞成了突厥人的家園，大量突厥人涌到小亞細亞，加速了小亞細亞突厥化和伊斯蘭教化過程。蒙古人的西征加速了小亞細亞突厥化和伊斯蘭教化的過程。在混亂中，突厥人小國崛起，拜占庭在動蕩中一蹶不振，在小亞細亞的版圖只剩下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西北角。13世紀，從塞爾柱突厥帝國中分裂出來的突厥小公國奧斯曼崛起，奧斯曼人利用混亂局面，統一各突厥小公國，以后的幾個世紀，利用拜占庭衰落之機，在地中海東部的古老文明區域擴張，1453年攻占了古典文明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小亞細亞完全落入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之手，該地區完全“脫歐入亞”。奧斯曼帝國征服的過程就是伊斯蘭教化過程，奧斯曼的編年史家對奧斯曼擴張過程中伊斯蘭教的傳播作了這樣的描述：“信仰武士是傳播伊斯蘭教的工具，是滌凈人間多神論污穢的上帝仆人，是真主手中的利劍”[3]50，奧斯曼帝國攻占君士坦丁堡標志著小亞細亞作為歐洲文化園地地位的喪失，君士坦丁堡由東方基督教文化中心轉變為伊斯蘭文化的中心。

（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主導下的多元文化格局

奧斯曼帝國征服的過程是伊斯蘭教化的過程，為了鞏固和加強國家機構，奧斯曼從古老的伊斯蘭世界引進大批穆斯林學者、教師、神職人員和法官，把突厥人的國家轉變為伊斯蘭國家，其國家整體是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教國家。但是，奧斯曼的文化是多元文化，特別是歐洲文化，1365——1366年默拉德一世把奧斯曼人的首都，從亞洲的布魯薩遷到歐洲的埃德爾那，把其政治中心由亞洲轉向歐洲。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到1457年6月，由穆罕默德二世遷到歐亞的金橋——君士坦丁堡，并更名為伊斯坦布爾。

隨著帝國版圖的拓展，奧斯曼帝國的文化政策是多元化的，特別是征服了巴爾干地區后，對巴爾干地區的居民采取宗教寬容政策，保有他們的基督教信仰，巴耶濟德一世時，把“蒂瑪利奧制”在非穆斯林中推行。奧斯曼的國王所掌握的不僅僅是伊斯蘭文化，15世紀的默罕穆德二世通曉突厥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希臘文，熟讀伊朗、希臘、羅馬古典詩篇，熱愛斯多噶派、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是融多元文化為一體的帝王。這不僅影響著奧斯曼帝國的文化導向，奧斯曼帝國成為一個伊斯蘭文化主導下的多元文化國家，東方世界的亞洲、非洲是伊斯蘭文化圈，巴爾干半島是基督教文化圈；同時奠定了奧斯曼帝國文化認同雙重性的底蘊，這為奧斯曼帝國國家危亡時的社會變革提供了機制。

三 伊斯蘭文明的衰落，土耳其“脫亞入歐”的選擇

奧斯曼帝國崛起于人類社會大轉折之際，奧斯曼帝國在地中海東部世界擴張之時，世界經濟開始由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之時，特別是西歐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迅速。為了資本、原料、市場，西歐各國超越古老的地中海貿易圈，開始了追尋財富，探險的海洋遠征，在迪亞士、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庫克船長等航海家的冒險拓展中，西歐人不再是一群圍繞地中海跳躍的青蛙，他們走向世界，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世界市場初步形成。西歐各國在航海貿易中開始了世界殖民活動，非洲、美洲的黃金、白銀源源不斷流入西歐，在巨額財富、價格革命中，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發展機遇，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體制在歐美建立，與此同時并行的生產力革命——工業革命，這為歐美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人口眾多，文化多元的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奧斯曼帝國在時代變遷中衰落、停止，帝國承襲了伊斯蘭文明政教合一的神權體制，因襲阿拉伯帝國的法制。昔日輝煌的君士坦丁堡已經變成一個“……如果從君士坦丁堡的外表看，它似乎是歐洲最富裕、最繁榮的城市；如果細察其內部，它的慘狀和缺陷教人觸目驚心，只能把它看作世界上最低劣、最貧困的都城?！盵4]因為“如果17、18世紀中有位旅行者進入穆斯林國家，那他一定會看到早在500年時十字軍戰士已經目睹的經濟慣例和經濟制度”[5]，衰落中的占據歐亞戰略地位的奧斯曼帝國成了崛起的歐洲國家窺視的對象，奧地利、俄國開始在巴爾干、克里米亞區域向奧斯曼挑戰。奧斯曼在與奧地利、俄國爭霸中失敗，1699年的《卡洛維茲條約》、1718年的《巴沙羅威茨條約》、1774年6月與俄國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卡伊納雅條約》。在國家危亡之距，奧斯曼帝國開始了文化反思，一些人在尋找振興國家的機制中，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優勢，開始了“脫亞入歐”的變革歷程，土耳其的文化認同發生了變化，不再僅僅是伊斯蘭教文化，因為“從歷史認同的定義來看，認同是在時間變化中的認同”[6]“文化認同的強弱與該文化與文明的興衰存在著負相關系”[6]。

奧斯曼從1718年開始與歐洲聯系，1719、1721年分別在奧地利、法國設立使館，派駐大使，并研究西方文化教育，引進印刷術，開始改變國人的傳統價值觀。奧斯曼的文化和社會生活逐漸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西方藝術，特別是肖像畫，在反偶像崇拜的伊斯蘭文化中心出現，法國人的生活方式、法式室內裝飾業深深吸引著宮廷貴族。國家官員以法國為典范，不斷出使法國，了解法國的科研、工業、文化藝術，聘請西方人來帝國指導。這是奧斯曼“脫亞入歐”的初步嘗試。然而文化的變革不可能一踹而就，這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同波斯人的戰爭使這次變革夭折。戰爭后的暫時的寧靜使奧斯曼帝國處于守舊、安于現狀中，就在這種安寧的夢想中，更嚴禁的挑戰到來。來自俄國的威脅使奧斯曼不得不在西方人指導下進行軍事改革，請法國顧問托特男爵來訓練炮兵和工兵部隊。按照歐洲模式建立軍事學校，恢復印刷廠，大規模聘請歐洲人才。但是接踵而至的克里米亞戰爭給奧斯曼沉重一擊，戰爭的失敗使伊斯蘭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較量凸顯出來。這在國內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中發生爭執，年輕有為的塞利姆三世在軍事領域進行了改革，解散近衛兵團，按照西歐的組織建立新軍。但這次改革沒有涉及教育、工業、農業，奧斯曼仍然是一個伊斯蘭文化主導的國家。在保守派的攻擊下，塞利姆三世被廢除，改革受挫。在保守派的掌控下，奧斯曼的改革終止，馬赫默德二世早期的改革努力也以慘敗告終。

“脫亞入歐”是奧斯曼存亡的選擇，在文化認同、國家認同之間，奧斯曼沒有在改革失敗中停滯不前，在國家主義主導下，馬赫默德二世勵精圖治，最終于1826——1839年在軍事進行了變革。廢除近衛兵團，組建新式軍團，他還用“塞拉斯克”代替帝國近衛軍團的首領“阿加”，把帝國都城的保安、警察、消防等職能也移交“塞拉斯克”，1845年，又按照西方國家慣例，把警察和軍隊分立。采用西方的新式教育，派出大批留學生大歐洲各國學習先進的軍事、科學知識，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設立各種世俗學校，創辦新聞事業，引進西方生活，削弱宗教勢力對軍隊、政治、民眾生活的控制力，在歐洲各國重建被廢除的使館，加強與歐洲各國的聯系。

馬赫默德二世的改革為奧斯曼的社會變革奠定了基礎，培養了人才。奧斯曼的社會變革實際上是文化認同視角的轉換，逐漸由伊斯蘭文化轉向歐洲文化，在振興國家中實現西方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整合，這使奧斯曼的文化認同步入雙重性認同軌道，奧斯曼帝國“脫亞入歐”歷程在曲折中推進。馬赫默德二世的繼承者繼續推進其改革步伐，1839年11月3日頒布的《花廳御詔》，標志著奧斯曼改革時代的到來——“坦齊馬特”時代（1839——1876年），土耳其在財政、司法、行政、教育等領域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改革。這次改革是伊斯蘭教化的政教合一的帝國有了立法原則和立法機構，雖然未完全擺脫伊斯蘭文化的制約，但有世俗要素滲入到國家大法中。有了新的貨幣和財政制度，對學校進行調整，頒布新的教育法，力爭把教育從烏里瑪的獨占權中解脫出來。在改革中出臺了受西方影響的1876年帝國憲法，正在按憲法實施選舉之時，俄國對土耳其發動攻擊，憲法由此被擱置近30年。土耳其進入阿卜杜爾·哈米德的專制統治下，但統治者仍不斷推進各種社會改革。

土耳其反專制統治的運動興起，在內憂外患中，阿卜杜爾·哈米德終于于1908年7月23日恢復了1876年憲法，舉行選舉。1908年4月23日，青年土耳其黨取得政權，廢除了阿卜杜爾·哈米德的統治。青年土耳其黨統治期間，在動亂中進一步推進社會變革，使奧斯曼帝國進一步西化。但是奧斯曼帝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后，結束了青年土耳其黨對土耳其的統治，1918年7月默罕穆德七世上臺，一戰后的巴黎和會上，協約國達成了瓜分土耳其的協議，特別是《色佛爾條約》的簽訂使土耳其蘇丹喪失了人心，奧斯曼帝國民族覺醒，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運動造就了“土耳其共和國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是他領導土耳其人民實現獨立，是他引導土耳其人民實現了文化雙重性的認同，向歐洲靠攏，跨進“脫亞入歐”的門欄。

四 凱末爾革命實現了土耳其文化的雙重認同

凱末爾領導土耳其民眾經過三年奮斗，擊敗了侵略軍，1922年9月9日占領軍事重鎮伊茲密爾，接著消滅了安托利亞境內的侵略軍，收復了奧斯曼在安托利亞的全部失地，1922年10月11日，英國同土耳其安卡拉民族革命政府簽訂了新的停戰協定，各協約國同意把伊斯坦布爾、海峽地區以及東色雷斯的主權交還給奧斯曼人，并同意召開一次和會，廢除《色佛爾條約》，重新締結新約。奧斯曼帝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取得了勝利。歷經這次被瓜分的民族危機，奧斯曼人民族覺醒，國家主義主導著文化認同。凱末爾因勢利導，把一個伊斯蘭教化的多民族軍事帝國改造為現代化的民族國家。土耳其現代化民族國家構建的社會變革過程是一個文化雙重認同的過程，這從土耳其共和國的內政外交政策中體現出來。

凱末爾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凱末爾要建立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他1920年7月在安卡拉民族革命大國民議會的宣言表明：“我想，使我們能夠今天存在的這個基本現實，已經能夠顯示出我們民族總的發展趨勢，那就是民族主義和人民政府，這意味著政府正在轉向人民手中?！盵3]1881921年他提出了為之奮斗的目標是：“就我們這場運動的哲學觀來說，我們的眼光要轉向西方。我們將把西方的制度移植在亞洲的土壤上。我們將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們的學校。亞洲的新口號不再是泛伊斯蘭教主義，而是民族主義?！覀兿Ｍ蔀橐粋€現代化國家，我們的頭腦愿意接受現時代思想，但我們仍得保持自身不變。我們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個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后的亞洲民族”[7]所以，凱末爾沒有依托自身的聲望成為蘇丹，而是推行“脫亞入歐”的施政方針，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必須有一個有各民族“走向富裕和強大的未來的目的性動力”，這個動力能夠“將所有民族帶到同一個敘述體系中，但同時又宣告他們自己的特質，以作為文化獨特性和獨立性的證據”[8]因此，凱末爾以經濟為導向引導國家的文化認同，在1923年的演講中突出了其治國思想，“至今我們的軍隊已經取得的勝利，不能被認為已經能夠使我們的國家真正得救了。這些勝利，僅僅只是為我們將來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我們不應該為我們在軍事上的勝利而感到自豪，我們還應該更多地為取得科學與經濟方面的新勝利做好準備?！盵3]188

1923年10月29日凱末爾就任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他執掌土耳其政權后，引導著土耳其“脫亞入歐”。為了消除伊斯蘭教勢力的影響，1923年10月14日，土耳其的首都由伊斯坦布爾遷到安卡拉；1924年3月3日宣布廢除哈里發制；1924年4月20日通過了資產階級性質的憲法，土耳其按三權分立的原則建國，國家機構由總統、總理、內閣、大國民議會構成，大國民議會間接選舉產生，每四年選舉一次；1925年9月2日，取締所有的宗教社團和寺院，國家設立宗教事務所管理宗教，把宗教置于國家掌控之下，在世俗大學設立神學院培養教職人員；1925年11月宣布，規定官員和平民必須戴禮帽以代替傳統的土耳其帽。婦女是否戴面紗自便，但不鼓勵戴面紗；1925年12月26日，廢除伊斯蘭教歷法，采用西方歷法和紀元，采用24小時國際時鐘；1926年1至2月先后宣布采用以瑞士、意大利、德國的法制體系為藍本制定的新的民法典、刑法典和商法典；1926年8月17日廢除一夫多妻制；1926年9月1日起廢除舊式宗教婚禮，強制推行世俗婚禮；1928年11月3日法定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復雜的阿拉伯字母；1934年12月14日宣布給予婦女選舉權，并允許婦女參加議會。凱末爾終于把一個伊斯蘭教國家引進了現代化的軌道，初步實現了“脫亞入歐”的愿望，但要真正融入歐洲國家，還有著漫長的征程，因為根植于土耳其的是古典文化和從阿拉伯世界嫁接的伊斯蘭文化，這種文化的雙重性決定了土耳其入歐的困難，要融入純基督教的文化圈是一個雙軌問題，既要有土耳其自身的努力，又要得到歐洲世界的認同。

五 土耳其雙重文化認同下“脫亞入歐”的努力——加入歐盟

凱末爾的社會革命并不是沒有阻力，伊斯蘭教勢力在土耳其是強大的，面對轟轟烈烈“脫亞入歐”的西化浪潮，土耳其、乃至國外的伊斯蘭教勢力都在竭力維護土耳其伊斯蘭教的政治統治，1923年11月，印度什葉派穆斯林領袖阿加汗和阿米爾.阿里致函土耳其總理伊斯梅特·伊諾努，要求將哈里發置于“能過獲得各穆斯林國家的信任與尊敬，同時能夠給予土耳其國家以特殊力量與尊嚴”[3]194。宗教界人士在大國民會議上高呼“議會應屬于宗教，伊斯蘭教就是一切”，民眾也沒有走出伊斯蘭教的信仰和權威，1923年11月11日，土耳其著名的《塔寧報》反映了民眾的心聲：“如果我們沒有哈里發，奧斯曼連同它的500萬或1000萬人口，將失去他們在伊斯蘭教世界的重要性，并且在歐洲政界人士的心目中，我們將會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小國之列?！盵3]193所以，在凱末爾按照西方模式建國，把一個伊斯蘭教國家改造為現代化國家，國家的大政方針得到貫徹的同時，各種改變人們生活習俗的措施只在大城市實現，而在邊緣的小鄉鎮，民眾還保持著伊斯蘭教的生活習慣。凱末爾的文化革命是雙重性的，在政治、經濟、教育、生活習俗等方面西化，但對于國人的宗教信仰，法律雖然取締了宗教社團和寺院，但本著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土耳其國民仍然是穆斯林，在對待傳統的宗教問題上，凱末爾的文化認同是雙重選擇，這就使得“脫亞入歐”之道復雜艱辛。在“土耳其共和國之父”凱末爾去世后的三十年，他的戰友勵精圖治按照其既定的原則治國，土耳其整個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政治得到發展，土耳其一直沿著“脫亞入歐”的方向推進，二戰前積極尋求與歐洲各國的和平外交，二戰期間夾縫中求生存，直到戰爭結束前夕的1945年2月23日才宣布參戰，戰后倒向美國，接受美國的援助，同時加強與歐洲各國的關系，1949年8月10日，加入歐洲會議；1952年2月，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55年11月參加巴格達條約組織；1959年與歐共體建立正式關系；1963年土耳其簽訂《安卡拉協定》，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聯系國。但七十年代后，出現軍人政權和伊斯蘭教勢力的復興，土耳其在經濟和政治民主方面距歐洲要求還有距離，所以，其完全“脫亞入歐”的歷程還沒實現，即加入“歐盟”。為了加入到歐洲強國之列， 1987年正式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但是，歐共體以人權和經濟狀況拒接；經過多年努力，1999年土耳其獲得了歐盟候選國資格，但在各東歐、東南歐基督教國家不斷加入歐盟之時，土耳其仍然在歐盟門欄前等待，土耳其一直為加入歐盟努力著，因為這既是土耳其的文化認同選擇，又是土耳其的強國夢想?！巴炼浼尤霘W盟的好處甚多，主要是可以獲得歐洲兩百多年的先進經驗和技術。此外還能重新發現自己的過去，找回自己的記憶和歷史，從而堅定自立于歐洲強國之林的信心”1999年底，土耳其前總統德米雷爾在施政報告中提出；21世紀土耳其的目標是“躋身世界發達國家十強之列?！盵2]土耳其文化認同的雙重性是國民性的，2000年9月土耳其在15個大城市進行的民意測驗得到證明，68.7%的人支持加入歐盟，而反對者只有9.9%。[9]

土耳其“脫亞入歐”的過程是一個文化認同雙重選擇的過程，它既保留了土耳其民眾伊斯蘭文化的宗教信仰傳統，又引進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生活習俗等先進的文化要素，平穩實現了土耳其的社會轉型，由一個古老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教國家轉型為西方文明國家，它的成功不僅為人們提供借鑒，而且值得人們深思，思考歷史進程中長時段歷史的作用。

[1]馬克思,恩格斯.馬恩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懷成波.“土耳其”我們希望向歐洲人那樣生活[J].參考消息,2002,(14).

[3]黃維民.中東國家通史(土耳其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4]E.D.克拉克.在歐洲、亞洲和非洲各國的旅行(第1卷)[C]//.1810:689、690.[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1992:59.

[5][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1992:58.

[6][美]喬納森.弗里德曼.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M].郭建如譯,高丙中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61-62.

[7]H.科恩.東方民族主義的歷史[C]//.1929:257.[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1992.(1):627.

[8][加]卜正民,施恩德.民族的構建:亞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認同[M].陳誠等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8.

[9]Hasan kosebalaban.“Turkey’s Eu Membership:Aclash of Security Cultures”[J].in Middle East Policy,200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