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011年重慶市江津區孕產婦艾滋病監測結果分析

林曉光，王衛國，張裕強，康紀明，廖啟東

（重慶市江津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402260）

在婦幼保健機構體檢的孕產婦可代表普通人群，孕產婦HIV流行率可代表普通人群流行率，孕產婦HIV感染率是衡量一個地區艾滋病流行強度的一個重要指標［1］。為了掌握代表普通人群的孕產婦人群的艾滋病流行及其變化趨勢，為政府制定防制策略和措施提供參考，該區于2006～2009年、2010～2011年，分別作為重慶市省級和國家級孕產婦艾滋病哨點監測點，開展了相應監測工作。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每年4～6月，首次來監測哨點建卡或進行圍生期保健的孕產婦。

1.2 方法 由經統一培訓的調查員向調查對象說明調查的目的和意義，經知情同意后，采取面對面、一對一問卷式調查，調查內容包括一般人口學特征、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率、行為學等相關信息。同時，對每位調查對象采集靜脈血3～5mL進行血清學檢測，采用WHO推薦的兩次血清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方法進行HIV抗體檢測，兩次檢測結果均呈陽性的判定為HIV抗體陽性。

1.3 統計學處理 將數據錄入EpiData3.0數據庫，采用SPSS15.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人口學特征 年齡分布15～48歲，平均（27.46±5.60）歲，以20～29歲為主，占67.54%（1 396／2 067）；初中834例（占40.35%），高中或中專639例（占30.91%），大專及以上410例（占19.84%），小學及以下184例（占8.9%）；漢族2 048例（占99.08%），其他19例（占0.92%）；在婚1 928例（占93.28%），同居73例（占3.53%），未婚58例（占2.81%），離異或喪偶8例（占0.39%）；懷孕次數為1次者791例（占38.26%），2 次 者 592 例 （占 28.64%），3 次 者 386 例 （占18.67%），4次及以上者293例（占14.17%），0次者5例（占0.24%）；生育次數為1次的有841例（占40.69%），0次的783例（占37.88%），2次的354例（占17.13%），3次及以上的89例（占4.31%）。

2.2 艾滋病防治知識知曉情況 該人群歷年艾滋病防治知識總知 曉 率 為 70.7% （1 461／2 067），各 知 識 點 知 曉 率 為41.0%～93.6%，其中，“不能從外表看出感染 HIV的人”和“蚊蟲叮咬不能傳播HIV”等非傳播途徑知曉率較低。而從2006～2011年不同年份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幾個問題中，也只有“不能從外表看出感染HIV的人”的知曉情況上升較明顯（χ2＝969，P＜0.05）；總知識知曉情況在波動中略有上升；其他知曉情況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或在各年間出現波動。見表1。

2.3 行為學 0.53%（11／2 067）的孕產婦和0.34%（7／2 067）的受調查者的配偶有靜脈注射吸毒史；0.68%（14／2 067）的孕產婦和0.82%（17／2 067）的受調查者的配偶有性病史；同時，本人或其配偶外出打工多，分別占調查人群的41.85%（865／2 067）和44.17%（913／2 067）。

表1 艾滋病相關知識知曉情況［n（%）］

2.4 血清學檢測 2 067名孕產婦中共發現HIV抗體陽性數6例，陽性檢出率為0.29%（6／2 067）。HIV抗體陽性檢出的6例中，2006～2007年、2008～2009年、2010～2011年分別檢出1、1、4例，HIV 抗體陽性檢出率分別分0.17%（1／578）、0.16%（1／642）和0.47%（4／847）。

3 討 論

該區在孕產婦人群中檢出HIV抗體陽性者，這提示HIV已經或正在從高危人群向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一般人群擴散［2］。而孕產婦HIV陽性檢出率未超過1%，按照UNAIDS／WHO對流行的定義：“一個地區正常人群HIV感染率超過1%，表示該地區艾滋病進入廣泛流行區”［3］，說明該地區艾滋病形勢處于低流行區。但歷年累計HIV陽性檢出率遠高于全國HIV抗體陽性率（0.05%）和本地區全人群的HIV陽性報告率（0.07%），也高于宜賓市［4］、憑祥市［5］、玉溪市紅塔區［6］等地的調查結果，與云南騰沖縣［7］的調查結果相當。另外，江津區自2004年起從強制戒毒人群發現大量的HIV／AIDS患者以來，吸毒人群HIV陽性檢出率持續在30%左右，且艾滋病疫情發展迅速，HIV／AIDS患者報告總數占重慶各區縣之首［8］。這提示該區雖然不能稱為艾滋病的廣泛流行區，但艾滋病疫情形勢較嚴峻，且從高危人群開始向一般人群傳播的感染率呈上升勢頭，前景不容樂觀，應該繼續加強對該人群的監測，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并采取阻斷措施［9］，并提供良好的婦幼保健三級網絡和孕產婦系統管理平臺以順利實施預防HIV的母嬰傳播［10］。

孕產婦的行為特征以及性伴侶的行為特征都是影響HIV感染的主要因素［11］，雖然受調查者稱本人和配偶的吸毒史和性病史的高危行為發生率均較低，但外出打工的比例均較高，存在發生婚外性行為的危險。

經血、母嬰和性傳播艾滋病的三大途徑知識知曉率較高，“不能從外表看出感染HIV的人”的知曉率和艾滋病知識總知曉率也呈上升趨勢，說明該區近年的艾滋病宣傳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非傳播途徑的知曉率上升不明顯且仍然較低，這就有可能存在日常生活中不愿意與艾滋病患者接觸，對艾滋病患者采取逃避甚至歧視態度。提示在以后應拓寬大眾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識宣傳方式和力度，重點要加強非傳播途徑的宣傳，減少對艾滋病的恐慌和艾滋病患者的歧視，為防治工作營造良好的氛圍應大力開展健康宣教［12］，加強外出務工人群的管理，遏制艾滋病疫情擴散，減少對社會的危害。

［1］ 文小青，周美容，周蕓，等.2008年桂林市孕產婦艾滋病哨點監測分析［J］.預防醫學論壇，2009，9（15）：872－873.

［2］ 張國磊，王新華，趙會榮，等.北京市石景山區1 002名孕產婦艾滋病知識和感染狀況調查［J］.中國婦幼保健，2011，26：4694－4696.

［3］ 郭光萍，李燕，王興田，等.云南省部分地區孕產婦感染現狀和流行特征［J］.現代預防醫學，2007，34：2416－2417.

［4］ 田華.宜賓市翠屏區預防艾滋病母嬰傳播工作效果分析［J］.四川醫學，2012，5（33）：860－861.

［5］ 農麗萍，何波，趙紹基，等.2009年憑祥市孕產婦艾滋病哨點監測結果分析［J］.華南預防醫學，2010，4（36）：70－71.

［6］ 劉美蘭，高良敏，王瑩華，等.玉溪市紅塔區2006～2011年孕產婦 HIV－1感染及流行態勢分析［J］.醫學信息，2011，7（25）：105－107.

［7］ 徐壽鑫，張亞青，趙青，等.騰沖縣2006～2008年孕產婦HIV抗體檢測結果分析［J］.皮膚病與性病，2011，2（33）：52－53.

［8］ 林曉光，張裕強.重慶市江津區2000～2007年HIVAIDS患者流行病學分析［J］.現代預防醫學，2007，36：13－14.

［9］ 寧芳，朱榮華.2007～2009年某院附屬醫院 HIV、HCV、梅毒檢測結果分析［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11，12（32）：2381－2382.

［10］陳萍姣，蘇校彬，楊雪梅.育齡婦女HIV感染的初級預防模式研究［J］.南方醫科大學學報，2008，28（3）：1.

［11］方利文，王前，王臨虹.孕產婦艾滋病感染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婦幼健康研究，2009，20（3）：271.

［12］賈艷合.薊縣2009年孕產婦艾滋病哨點監測分析［J］.醫學動物防制，2010，7（26）：624－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