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畫真跡的改頭換面

有一些真跡書畫，被后人減（包括刮、割、挖、擦、洗等方法）去一些東西，或添上一些東西，如繪畫本身上的一小部分，或款印、題跋、鑒藏印記等，以至真偽雜糅在一幅之中了（有時也在題跋中出現）。很多是減而又添（即“改”），也有只添不減或只減不添，花樣繁多，不勝枚舉。

改

挖（或刮、擦）去后代書畫家或同時的小名人書畫上的款、印，改添古代名家或同時大名家款、印，這是最常見的一種作偽方法。這種作法，如果你對于被改人的藝術形式特征或時代特征有一些認識的話，就不大會受其欺騙。下舉數例，略見一斑。

《壬寅銷夏錄》第六冊著錄，元代趙孟頫小楷書臨《黃庭經》卷，黃絹本，書法用筆單弱，藝術水平較低，必非趙筆。名款之后有擦去字跡的空白行一行。估計此書原為稍后人臨趙書，他連趙的名款完全照臨，然后在最后寫上本人的一行臨款，當時并非作偽之物。后為人將此人的本款擦去（因是絹本不能挖亦難刮），加上趙氏偽印，就成為現見的情況了。此卷前附畫像，作松下一人曳杖，童子后隨，亦非趙筆。

《石渠寶笈初編》重華宮著錄，《三希堂法帖》第廿五冊刻石，故宮博物院影印單行本，元代鮮于樞“行草真跡冊”，書唐人詩十二首，末款一“樞”字，鈐朱文“鮮于”（圓），白文“白（伯）幾印章”二印。此書很有元人康里巙兼張雨的筆法，不像是鮮于手筆。細看名款“樞”字，乃是后添，兩印亦偽。此款印系加書于詩句末行空白處，后邊不留余紙，可知原作者另有款題一行在后，已被割去不存。（按：清以前人習慣，書幅到本文寫完后，大都另行再書年、月和名款，極少有寫在本文下空處的。）

《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著錄所謂元代顏輝畫《煮茶圖》卷，紙本墨筆，作白描人物，筆法纖弱無力。以時代風格論，大約是明代中期人的作品，藝術水平也不高，絕非顏輝手筆。原無款識，現在上下二角鈐有顏輝名、字印兩方，篆法、印色更似晚明清初之物，比畫的時代還要晚一些，可見是后來加上的。畫后另接一紙，上有行書長詩一首，字體近乎明陳道復，可能與畫幅是同時的作品?？睢扒镌伦R”三字，“秋月”二字也是挖改的，這原是明人書畫卷而為后人改變成顏輝之作（此畫曾藏張叢碧處）。

《過云樓書畫記》畫三著錄的所謂楊忠愍（繼盛）《仿顧長康山水》軸，紙本，墨筆畫松石漁艇。觀其筆墨乃是清代僧原濟所作，上方原題已被割去，改書一詩而用楊繼盛名款。此畫之被改名，應在康熙中，估計那時原濟作品還未受人重視，所以才肯這樣做的。故楊繼盛從未聞能作畫也。

添

一幅無款字畫（以畫為多）后被人添上名款或印記，也有添一些題跋說為某人之作，其所添題字姓名大都與書畫不相符合。其后添的原因，主要為了抬高此件的身價，多賣一些錢，和“改”的用心是一樣的。還見有極少數添得名實相符的，那也是因為近世書畫售價，一般無款的書畫比有款的書畫價格低，售者為了要多賣錢，就不惜畫蛇添足了。至于添些有名人的假題跋，假有名人的鑒藏印記，其目的都是為了多賣錢。利字當頭，那些人是什么事兒也會干出來。略舉例證如下：

所謂唐盧楞伽《六尊者像》冊，絹本，設色畫羅漢六頁，畫法精工，論風格應屬南宋的作品，其中所有幾篋等物，也不是唐制式樣。加上中有第十七、第十八降龍、伏虎二尊者，更是不能為唐畫的確證，因為當時還沒有“十六應真”、“十八羅漢”等說法。十六應真，出于五代，而降龍、伏虎之出現，更要晚到宋代，與此畫的風格以及畫中器用物的形制等相合。所以每頁款字“盧楞伽造”四字（墨色也有浮垢），其為后人偽添更是沒有疑問的了。此冊見《添緣匯觀續錄》著錄。

又有真畫而被添上名實相符假款印的一例。故宮博物院藏朱耷《荷花水鳥》一軸，紙本，墨筆畫，論畫法確為八大真跡精品，但款字“八大山人”四字和上下白文“可得神仙”、朱文“遙屬”二印，則均偽劣，必為后添無疑。八大有時有不書款、不鈐印的繪畫，我曾見過的數幅即是如此，但本身確是真跡。此軸《虛齋名畫續錄》卷四著錄。

其他還有一些不同方法的“添”，分別舉數例，以見無奇不有，而鑒別時必須區別對待。明劉玨《潞河八景》冊，紙本畫紀行之作，起自江南，到河北潞河為止，應為正統三年戊午（1438）劉氏“領鄉薦，計偕入京”時所作，時年29歲，是早年真跡，所以筆墨稍見瘦嫩。每幅題圖名四字（詳見《穰梨館過眼錄》卷一三），無名款印記。下紙角各鈐朱文“劉廷美氏”一印，亦真。末一頁圖名下書“完庵劉玨”四字，書法與圖名稍異，亦鈐“劉廷美氏”一印，篆法與下角所鈐基本上相同，但細看則筆畫稍有出入，印色也兩樣，因知此名款與印記乃是后添偽跡。此種圖冊，可能原作者總跋連名款在后另頁，后來為人拆去移作他用（可能配以偽書），又在末圖加上名款印記，以補缺陷，這是慣見的作偽伎倆。此冊見《左庵一得錄》著錄。

又有半添偽款題和半添偽畫的特例。前者如清松亭（佚姓名）畫《騎驢老人》長軸，畫法似黃慎一派，原只有上方書詩題二行，無名款，后鈐“天然”、“松亭”二印。后為人在印記上面偽添“乾隆九年……黃慎”等名款一行，乃成為黃氏所作。畫本生紙，添款在裝潢后，已經漿熟，細看墨色顯然有異。此畫原來定是四幅屏條之一，名款在末幅，所以為作偽者鉆了空子。在上面詩塘（玉池），有道光時人數跋，也都未說是黃慎所畫。此畫藏武漢市博物館。

又如華喦畫《楊柳山禽圖》軸，畫中一枝垂柳長條，上棲一鳥，連款題書字印記，多是真跡?，F在柳枝上下兩方都給后人加上了一些桃枝花葉。按此圖結構，不加時卻是不成章法，不知其故?；蛑^原是大橫軸的右半部，為人切去左方大半（可能柳樹原畫有老干等），以至僅存極右一枝，又為加畫以成之，因為大橫幅不受人歡迎，難賣出去，當時買書畫者有次情形，所以才這樣辦。其言可信，后加部分，畫手亦低，與華喦真筆大不相同，今不知在何所。

還有亂添些古偽鑒藏印的，如宋揚無咎《四梅花》卷，米友仁《瀟湘奇觀圖》卷，都被加上了元吳鎮的偽印?？傊?，多是無知妄為，二畫均藏故宮博物院。

添作者名款，一般總是用大名人（至少是較為有名的）姓名。但在肖像畫上，有時只作偽題，說畫中人是某某大名人，而作者倒不一定假托名人，甚至加上一個無名者姓名。因為畫中人是否大名人，是決定此畫價值的第一要義。作者有名固然更好，無名也不大要緊，無名者更可以使鑒者不致懷疑為后添。

題跋中也曾見有添字的，如《墨緣匯觀》卷二中著錄的所謂《古拓開皇蘭亭》卷，后有南宋游似一跋（所謂“游相本”），中有句云：

據此三本斷缺處，與“婺”之《梅花蘭亭》同，其異者，“婺本”上下有界劃，而此則無爾。此當為“開皇”原本而彼再刻也。

游似原意是說此卷是婺州所刻《梅花蘭亭》的原本，那不過是宋刻的一種，后人為了要高抬此拓的身價，在“此當為”字旁添“開皇”二字，于是此本就變為隋刻“古拓”了。事實上明眼人一望便知此旁注二字書法與游似跋字全異，所以《墨緣匯觀》中也說“小字傍注，不無疑義”，可是他還未肯將原定名“古拓開皇”字改去。此拓今藏故宮博物院。

減

有一些冷名人的繪畫，同時本幅上又兼有另一大名畫家的題句，于是作偽者使用移花接木的方式使冷名人畫變為大名人的作品。其法是把原作者的款題印記一齊割去，這樣就使題跋人一變而為作畫人；還有的把畫有“某某人題”的“題”字挖掉，改成一個“畫”或“作”字，使它意義更加明確些。但特別狡猾的作偽者也不一定那樣作，因為改字筆畫終究不同，反而會露破綻；再者，“某某人題”云云，作畫人也可如此自題。這樣的作偽方法，所見有以下二件：

元人畫《吳淞春色圖》設色山水一軸，畫法近黃公望而水平較低，其左方上角有倪瓚一詩，書法確真，裱邊上又有明董其昌、陳繼儒二跋，即稱之為倪畫，但其實非是，因無云林畫的面目。此圖后經考核，以為可能是張中（子政）之筆，其真款應在右上方，今見挖去的痕跡。倪詩中正有“張君狂嗜古，容我醉書裙”之句，可謂輔證。此軸今藏上海博物館。

明人畫《古木竹鵲圖》軸，絹本，墨筆畫，上方有唐寅詩題真跡，即被稱為唐畫，實非，因畫法全不似唐寅。作者不知何人，原有款字一行被刮去，還留有一些痕跡。此軸今藏故宮博物院。

還有一些當時因有政治性關系而把作者名款或年號割去，才勉強將原件保存下來的。例如明永樂時因“靖難”事件而禁存方孝孺、黃子澄等人墨跡，永樂又不承認建文帝為“先朝”，禁用建文年號，當時的人保存的方、黃等人墨跡，必然割去名款，挖去書畫中“建文”年號以避禍。所見后者如王紱建文六年辛巳（1401）為“塵外禪翁”作墨竹軸，今“辛巳”字上即有被挖二字的刀痕?，F藏故宮博物院。此雖無關書畫的真偽問題，但也必須知道它的被割原由，以免多生不必要的疑慮。

（摘自《徐邦達集1：古書畫鑒定概論》，故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