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經濟生活

李淯

一個國家要發展和繁榮就需要足量的經濟活動，以雇傭數額巨大的勞動力，并提高社會整體的生活水平。國內生產總值（GDP）多年前是作為一個測量手段被提出來的，但是由于它有很多不足之處，使其成為衡量生活質量的一種并不完善的手段。決策者對于GDP的過度追求，可能會扭曲發展的動因，并導致難以預期的災難性后果。

GDP是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總和。這一測量手段的首要問題是，很多公司都在多個國家運營，其所獲利潤不一定會算在一個國家之內。事實上，跨國公司的主要利潤往往會流回原國家，所以，即使中國的消費者在國內進行了大量消費，很大一部分利潤仍將會回流到國外而不是歸于中國人。比如，耐克公司雇傭中國工人來生產鞋子，在中國建零售店進行銷售，中國的消費者會購買這些鞋子。由于這家公司90%的經濟活動是在中國發生的，因此這些經濟活動的結果被算入了中國的GDP。然而，即使耐克公司在美國沒有經濟活動發生，它的主要利潤仍然回流到了美國。因而，這種國家內的財富測量手段是扭曲的——看上去似乎是中國在變富，美國在變窮，而事實卻恰好相反。

其次，GDP不能顯示出收入分配的狀況。經濟活動產生的大部分利潤是被極少數人所擁有的，在中國，收入分配極不均衡，因此，只關注GDP的發展將會使事情變得更糟，因為它會鼓勵更多的生產活動，這樣，少數的富人階層收入更多，而他們是不會輕易讓自己的雇員分一杯羹的。這最終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把GDP作為經濟發展度量衡的另一問題是，GDP只將經濟交易計算進去。比如，一對父母帶孩子去電影院看電影，這個活動可能被算入GDP，但如果父母帶這個孩子去公園踢足球，就不被計入GDP了。然而，人們常常會爭辯，去公園踢球比去看電影創造了更好的生活質量，好處很多：比如，父母能和孩子更直接地互動；孩子得到更多鍛煉；全家人都呼吸了新鮮空氣；他們可以交到更多朋友，等等。但如果只關注GDP增長，決策者們將會有更強的動力去建設電影院，而不是公園。于是，整個社會的生活質量最終可能反而降低了。

當然，為了整個社會維持生存，決策者們需要為就業率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累創造條件。GDP的增長就可以作為一個粗略的測量標尺。畢竟，如果人們都喂不飽自己的孩子，公園再好又有什么用呢？電影業可以雇傭更多的人員——尤其是將電影的制作產業也算在內的話。這種爭論當然是很有趣的，只可惜，它用的是二分法。決策者們不會只是在公園和電影院兩者之間做簡單的選擇。如果不是一心只盯著GDP的增長，決策者們在促進就業和提高生活質量上其實會有無限的選擇。比如，修建公園可以雇傭人員進行保潔；可以設置小吃部來賣零食；公園里可以有舞臺供不同的群體進行表演，并收取入場費；漂亮的公園也可以吸引旅游者支付門票；甚至還可以提高附近辦公樓和住宅的租金或房價。所有這些都會產生好的效益，并提高附近居民的生活質量。與修建電影院相比，修建公園的GDP在短期內會受損，但收入流和就業增長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后則會開始顯現出來。

只關注GDP最糟糕的后果就是——它可能反而會鼓勵造成更壞的生活質量。污染可能引發癌癥、引起食物中毒或先天畸形，但卻也被算入GDP增長當中，因為當人們求醫問藥，為這些疾病買單的時候，GDP增長了。反之，如果人們保持健康，不去醫院就診，那么GDP就得不到增長。顯然，擁有一個更健康、更潔凈的社會是更好的，但對某些行業而言，那將與創造更高的GDP相悖。

總而言之，GDP可以被用作一個導向標，但它應與其他的因素和指標一起進行參考。這些衡量手段對于發展強大而繁榮的國家起著重要作用，應當更被重視。比如國民生產總值（GNP），它是依據一系列指標對生產進行分配，與GDP關注的焦點完全不同，它關注所有權；關注反映生活滿意度的幸福指數；關注收入中位數而非平均數；關注空氣質量指數、污染指數以及預期壽命。

GDP是被信賴的，因為人們很容易搜集數據來計算它，并方便在不同國家間進行簡單的比較，但是它顯然有很多缺點。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目前在技術上能夠進一步計算出與健康社會相關的其他更為細致的經濟指標，決策者應該使用更完善的方法來測算經濟生活的狀況，才能更快實現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