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對我國勞動力成本變動的影響——基于德爾菲法的專家意見分析

陳麗莎，楊文杰

（1.馬來西亞理工大學，新山市 81310；2.河北大學 管理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國內外研究回顧

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起來的。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進入了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時期，城鎮化研究的著作及論文不論從數量還是內容上逐漸豐富起來。如林玲在論著《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中探討了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1]；加藤弘之和吳柏均著作了《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一書，對中國城鎮化與城鄉協調發展及產業集群等熱點問題和經典案例展開了論述[2]。國外學者對我國城鎮化的研究基本上是與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同步的，我國城鎮化發展在“十年動亂”期間出現了停滯不前的現象，外國學者大多在這一時期探討的是中國城鎮化落后的成因，如Weber認為是作為中國統治思想的儒家思想阻礙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和城鎮化發展進程[3]；而Scott則認為是中國城市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城鄉差距不能支撐中國城鎮化的發展[4]。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城鎮化迅速發展，國外學者開始對中國城鎮化進行比較全面系統的研究。Konrad＆Szelenyi及Ofer認為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具有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獨特性，因為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既不同于一些發達國家的“同步城鎮化”（parallel－urbanization），也不同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過度城鎮化”（over－urbanization），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發展是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的[5－6]，因此中國應該制定更加積極的城鎮化發展策略，以適應工業化快速發展的要求及人們對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需求。

而勞動力成本的變動，直接關系到我國的國際競爭力、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選擇，同時又影響著社會總福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社會和諧，因此針對我國勞動力成本的變動問題，國內學者作了很多探討和研究。辛永兵、李景勃分析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趨勢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給經濟發展帶來的裙帶效應，認為應當采取調整產業結構和人力資源開發結構，完善人才流動機制，加強宏觀調控等措施，使得勞動力成本健康增長和經濟健康增長相適應[7]。廖萍對新《勞動合同法》帶動勞動力成本上漲進行了評價[8]，而張本波認為近年來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包括生活成本上升、勞動力需求增長和供給結構性短缺、政府規制和政策調節以及經濟全球化等原因[9]。Janet Ceglowski和 Stephen Golub 用相對單位勞動力成本研究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發現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廉和匯率有關系，并且認為中國沿海地區出現的勞動力短缺和工資增長在短時間內對中國的相對單位勞動力成本沒有太大影響，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加速或者勞動力短缺范圍擴大，整個經濟領域工資上漲，將會對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產生影響[10]。Guillermo Calvo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是暫時性的，因為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仍然處于貧困線以下[11]。

國內外學者對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從很多方面進行了評述，但是很少有從同樣是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現象的城鎮化入手分析。對此，本文的研究愿意在這方面作一些努力和嘗試。

二、城鎮化對勞動力成本影響因素的確定

（一）德爾菲法

本文采用德爾菲法共設計了三輪專家調查問卷。

首先，專家的確定。德爾菲法的選定的專家需要具備主題相關的必要理論或實踐經驗，以保證專家意見征集結果的質量和權威性。本文在專家的遴選過程中主要考慮“城鎮化”和“勞動力成本”這兩個核心概念，根據專家所發表的學術論文、著作的內容及研究方向，在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暨南大學、河北大學、河北農業大學及河北經貿大學等學校選擇了30多位具有資深教學和科研經驗的專家學者，涉及的專業包括經濟學、管理學、人口學、城市經濟與管理、工商管理等專業及方向。

其次，問卷的設計。根據研究需要，本次專家意見征集共設計三輪問卷調查。第一輪的問卷中向各位專家簡要介紹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內容及本次專家意見征詢的過程設計，并且請專家列出中國城鎮化發展對勞動力成本變動的影響因素。對首輪專家意見的結果進行歸納整理，將總結后的城鎮化發展對勞動力成本變動的7項影響因素設計成表格，在第二輪問卷調查中請專家給總結后的影響因素根據影響力的大小排序，“1”代表影響力最大，“7”代表影響力最小。收集第二輪的專家打分結果，加以匯總，通過取每一項影響因素的專家打分的平均值確定專家小組的打分。在第三輪問卷調查中，將小組評分及專家本人第二輪的評分反饋給專家本人，專家可以保持原有意見也可以更改打分。經過三輪的專家意見調查，最終可以獲得一個比較統一的對于城鎮化對勞動力成本的影響因素這一問題的專家意見。

再次，問卷的發放和回收。三輪專家意見調查問卷的發放和回收都是通過發送電子郵件的方式。電子郵件一方面具有普遍適用性，便于專家意見的反饋，也可以節省各位專家的時間；另一方面專家與研究者通過電子郵件單方面聯系，可以保證專家組成員之間的保密性。

最后，數據分析方法。三輪專家意見征集結束后，使用SPSS軟件對第二輪和第三輪專家評分進行Kendall和諧系數檢驗，通過觀察P值、比較卡方檢驗結果和臨界值的大小來檢驗專家意見是否是根據同樣的判斷標準得出的，他們的意見是否具有一致性。

（二）影響因素的綜合判斷

第一輪專家意見征集有23位專家給予了回復，共列出35點影響因素，根據這些影響因素涉及的內容及其關系，作者對其進行了綜合梳理，將這些影響因素劃分為7大項，即生活成本、福利及就業成本、遷移成本、人口因素、政策因素、經濟因素、勞動者觀念（表1）。

表1 第一輪專家意見匯總

在第二輪和第三輪專家意見征集中，分別有18位和17位專家給予了回復，對這兩輪數據進行整理之后，分別進行了Kendall和諧系數檢驗，結果見表2和表3。兩輪的P值都為0.000，說明兩輪的結果都具有統計學意義，否認專家的意見不具有一致性的假設，即專家判斷城鎮化對勞動力成本影響因素的意見具有一致性。第二輪專家回復結果的Kendall和諧系數為0.290，第三輪的Kendall和諧系數為0.385，說明經過對第二輪小組結果的反饋，專家的意見更加趨于一致，也使得小組意見更具參考性。

表2 第二輪專家意見匯總

表3 第三輪專家意見匯總

除了對第二和第三輪專家意見進行kendall和諧系數檢驗外，本文還運用SPSS軟件分別對這兩輪專家意見進行了描述性分析，包括對平均數、中位數、眾數、標準差等以及對各因素專家評分的頻度分析。通過對比第二輪和第三輪的描述性分析結果，7個影響因素中除“政策因素”外，其他因素的標準差在第三輪的結果中都有所降低，說明專家的意見更加趨于集中；而“政策因素”的標準差雖然略有增加，但是“政策因素”的眾數由4變為2，說明專家對于“政策因素”的意見雖然稍有分歧，但是總體趨向于認定“政策因素”對勞動力成本的影響還是比較大。

三、主要影響因素的進一步分析

（一）生活成本的變化

2005年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上年為100）為 101.6，2006—2008 年 分 別 為 101.5、104.5、105.6，2009年由于經濟危機下降為99.1，但是2010年又回升為103.3，2011年為105.4。這些生活成本主要包括衣食成本、住房成本、文化娛樂等交際成本以及醫療成本等，其中住房成本提高成為城鎮化過程對城鎮生活成本的一個顯著影響因素。我國城鎮住房的供應不是由城鎮住房市場的需求決定的，而是由政府及土地開發商的商業戰略允許的土地供應決定的[12]。而我國城鎮化的迅速推進是建立在大量農村－城鎮移民基礎上的，這促成了城鎮人口的大規模、快速增長。在市場經濟商業模式下，城鎮地價和房價過快上漲，且上漲速度遠遠超過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漲速度，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價更是讓眾多的中低收入者望塵莫及。我國房價收入比嚴重失衡，中小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往往在6倍以上，而大中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則超過20倍，這遠遠高于國際慣例的3－6倍的合理區間[13]。居高不下的房價使得住房問題能否解決成為勞動者在評判工資高低時的一個重要標準。

（二）城鎮化政策影響

首先，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方針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開始的“控制大城市”“發展小城市”到后來的“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①1980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城市發展總方針：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2002年“十六大”報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城鎮化發展方針的調整，使得我國的中小城市迅速發展。鼓勵發展中小城市的政策也搞活了地方經濟，眾多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煥發著勃勃生機，成為服務地方和區域經濟增長、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新生力量。因此農民打工時有了更多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南方一些城市招工難的情況，企業和工廠不得不提高工資標準或者增加企業福利來吸引更多的勞動力來企業工作。

其次，城鎮化促使城鎮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提升。最低工資標準的設定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城鎮化建設中保障廣大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和正當收入的需要。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使得企業不得不對其他標準也進行調整，如基本工資標準、加班工資、工資體系中不同職位員工的工資比例、員工社會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等福利[14]，企業都感受到了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帶來的勞動力成本提高的壓力。

再次，為了適應城鎮化的發展，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減少城鄉收入差距，國家頒布了新的“三農政策”。通過加大農業稅減免改革力度、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及對購置和更新大型農機具給予補貼等措施，增加了農民收入、優化了農業發展經濟結構、改善了農村生活水平，使得農民在城鎮打工的時候有更高的收入期望和生活期望。

（三）福利與就業成本的變化

勞動力成本除了企業單位支付給雇員的工資外，社會保險支出和就業培訓支出是其另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社會保險費用占勞動力總成本的近20%，占非工資性（或非直接）勞動力成本的60%[15]。隨著社會的發展，勞動者的視野變得更加開闊，越來越多的人在擇業時會考慮選擇提供更多更好社會福利的企業單位，也愿意參加各種形式的社會保險及商業保險來保障今后的生活。而城鎮化帶來的產業聚集也促使企業通過提高福利待遇來吸引人才提升企業競爭力。此外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在內的城鎮職工社會保險體制已經逐漸完善，企業面臨著為員工承擔更高的社會保險成本的問題。

企業和個人越來越注重對教育的投資，除了勞動力在就業前進行了各種高等教育、職業技術培訓之外，企業在引進新員工時往往還會進行多種形式的技能培訓，在工作期間也會通過組織學習、參觀及出國深造等活動來提高員工的工作能力。人力資本投資在提高公司職員的工作水平、增加企業的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

四、結 論

勞動力及其成本的變動對生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會傳遞到國民經濟的各個環節甚至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因此，勞動力成本的研究對于維持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和諧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16]。綜合以上分析，生活成本、政策因素、福利及就業成本、人口因素、經濟因素、遷移成本和勞動者觀念7大因素對勞動力成本的變動有影響，生活成本被認為是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影響因素，而政策因素則是從宏觀上對勞動力成本的變動產生影響。

我國目前勞動力成本的增長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是不可避免的。研究城鎮化進程對勞動力成本變動的影響，目的是通過對各種影響因素及影響機理的研究，采取理性的城鎮化政策，調控城鎮化的規模與速度，減少勞動力盲目流動所帶來的勞動力成本增長產生的消極影響。合理解決勞動力的收入和福利要求，使勞動力成本增長與經濟增長、社會穩定形成良性互動，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的目標。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堅持既積極又謹慎的城鎮化發展戰略，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城鎮化與工業化發展速度保持同步才會達到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作用；加強政府職能對企業和勞動者間的利益均衡作用，充分發揮政府的社會職能；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力保市場物價相對穩定；努力提升企業勞動力素質和就業能力，增加員工福利，建立工作獎勵機制，實現人力資源的最佳配置。

[1]林玲.城市化與經濟發展[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29－36.

[2]加藤弘這，吳柏均.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研究[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1：74－81.

[3]WEBER M ，GERTH H.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M].Glencoe IL：Free Press，1951：48－52.

[4]SCOTT J C.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54－62.

[5]KONRAD G，SZELENYI I.Scoial Conflicts of Under－urbanization[M]／／ M Harloe eds .Captive Cities：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ties and Regions.New York：Wiley，1974：19－23.

[6]OFER G.Industrial structure，urbanization，and Socialist Growth Strategy：An Historical Analysis，1940－1970[M]／／S Rosefielde eds.World Communism at the Crossroa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7]辛永兵，李景勃.勞動力成本上升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J].貴州工業大學學報，2007，9（1）：32－35.

[8]廖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兼論新《勞動合同法》對勞動力成本的影響[J].會計之友，2008（7）：92－93.

[9]張本波.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因素和影響[J].中國經貿導刊，2008（10）：21－24.

[10]JANET CEGLOWSKI，STEPHEN S GOLUB.Just How Low are China's Labour Costs？[J].The World Economy，2007（4）：597－617.

[11]GUILLERMO CALVO.Rising Labour Costs are Transitory[EB／OL].[2010－07－18／2011－01－13].http：／／www.economist.com／eco nomics／byinvitation／guest－contributions／rising＿labour＿costs＿are＿transitory.htm.

[12]JUNHUA CHEN，FEI GUO AND YING WU.One Decade of Urban Housing Reform in China：Urban Housing Price Dynamics and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1995－2005[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1（35）：1－8.

[13]房 價 收 入 比 [DB／OL][2012－01－05].http：／／baike.baidu.com／view／865384.htm.

[14]李曉敏，張勝波.深圳最低工資提至1500元[N].南方日報，2012－02－02（A01）.

[15]張本波.我國勞動力成本變動趨勢及影響研究[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出版，2009：89－95.

[16]孟祥林，王印傳.新型城鄉形態下的農村城鎮化問題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9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