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對民族志材料可信度的探討

王潔伊

摘 要：民族志是“文化環程”的載體，它經由人類學研究者建構并展示出來，在講述者-記述者-閱讀者三者之間完成。但是，在這個傳送文化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產生“失真”，完全回避“我的世界”更是難以實現。隨著所研究文化舞臺的裝飾性、遮蔽性的加強，民族志的可信度不斷遭到質疑。如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民族志的真實性，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

關鍵詞：民族志；可信度；真實性

0 前言

關于對民族志材料可信度的探討，已成為近幾十年來人類學界的熱點問題。從馬林諾夫斯基開啟傳統民族志，忠于對客觀對象真實的描述，到歷史民族志強調對研究對象文化結構真實性的追求，實驗民族志對研究對象進行“深描”來增強文本的客觀真實性，這一系列的演變都說明，民族志寫作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真實性。

可現實問題是，人類學者經短期實地田野調查所得出的民族志真實度有多少？ 他們在經歷一個短暫、片面的生活體驗后是否能給人們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這些都值得探討。

1 傳統民族志寫作的發展

傳統民族志寫作范式的最終確立建立在馬林諾夫斯基的基礎之上。自他起幾乎所有的人類學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載，并實地參與聚落生活，使用當地的語言并和土著建立友誼。在馬林諾夫斯基創立傳統民族志寫作方法前，古典人類學家因受進化論的制約，傾向于借用世界各地的古代歷史文獻、神話傳說和旅行家們所提供的“二手材料”來將不同時空里的文化元素整合在一起，以構造一個看起來完整而可循的人類文明史。其實，進化論的實質是建立在統治和被統治者間殖民主義，體現的是研究與被研究者間不平等的話語權和文化觀?？梢哉f，那個時代所認同的民族志是不可能脫離個人對于世界的認識和國家政策傾向的，這些都是早期民族志寫作的先決條件。

不可否認，在這些資料堆里人類學家做出了卓越的成績。諸如弗雷澤所著的《金枝》，時至今日仍是闡述巫術和宗教起源的權威之作。他從未曾田野調查，卻通過閱讀整理大量的文獻資料，充分的表現了巫術在各地民族的表現和發展。但這些在后世的人類學者看來，他們只會坐在書齋的搖椅上憑借自己的臆想和猜測撰寫民族志，成果大多是不真實、虛構且難以測量的。毫無疑問，馬林諾夫斯基創立的田野工作方法與傳統民族志描述體系是對古典人類學的顛覆，它對后來的民族志描寫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幾乎成為了當時民族志寫作范式的“模范”。

但到上世紀70年代，民族志撰寫理論卻因反復宣揚的民族志文本“科學性”與“真實性”問題受到質疑。獻身田野的崇高大無畏精神雖值得提倡，但并不能證明其田野材料的“客觀性”和他們是否受到其主觀傾向的影響。人類學者在民族志撰寫中所作的實際上只是通過描述的方式去表達自己對異社會、文化現象的闡釋。所以非真實性的成分不可避免。

2 民族志材料積累的迷茫與困惑

民族志寫作的過程或多或少都給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一次自我審視和反思自我的機會。人類學者們自豪的宣稱研究他者比僅限于研究自我更能深刻地認識自己。然而，看似這樣一個自豪而極富冒險色彩的旅行其實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樣浪漫和精彩，反之面對的是難以忍受的文化震撼，調查艱難等一系列的難題。人類學者只能在對自我認知的困惑與對他者文化的對抗中建構自己文化價值體系下的異文化。它不但會存在誤述他者歷史，還會出現作者難以理解的情況。

馬林諾夫斯基逝世后，在出版的《嚴格詞義上的日記》中揭露了自己在異文化中所出現的厭倦、對健康的焦慮、性愛的匱乏與孤寂感，也揭露了他對研究對象的憤怒，更暴露了他并未如自己所言完全與歐洲人隔離。它令大眾對這位讓大師、偉人和人類學先驅失去景仰。人們開始不解，民族志材料中美輪美奐的描寫和人類學者對他者的理解、贊美、尊重的高尚情懷與書后人類學者的厭惡、幻想、歧視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符合歷史事實的解釋。

自馬林諾夫斯基起，人類學家們甘做“土著”，在特定的地區以參與者的身份進行觀察。而民族志這種文化書寫只是盡我們所能的以他們的思維思考同時又不失掉自我的將它們語言與文化里所具有的連貫性盡可能清楚地通過我們的語言表現出來。早期的民族志材料在體現民族志材料真實性與作者的情緒和思考方面是缺失的。在我看來，早期民族志注重他者，一定程度上犧牲了自我。這難免會在使人類學者在潛意識上構筑一種“文化有高低之分”的區別對待。人類學理論已經在現實的運用中出現了諸多的問題，這是人類學工作中所不可避免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人類學歷史上發生了關于民族志材料可信度的爭論，即著名的“米德——弗里曼之爭”。弗里曼根據自己的實地研究，重新描述了所觀察到的薩摩亞社會，證明米德對于薩摩亞人生活的描寫是不具備任何真實性的。嚴格的意義而言，她的訪談資料只是從道聽途說，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田野調查。她只是找來一些薩摩亞女孩，由她們的口中得知未婚女孩的浪漫情事。后來，弗里曼找到了當年米德采訪過的那個薩摩亞女孩法阿姆，她于1987年11月當眾宣誓作證，她和其他女孩對于米德的訪談只是開玩笑，她們以為無傷大雅的謊話卻被米德寫成了書并造成深遠的影響。

到底兩位人類學者中哪一位的田野調查結論是更具真實性，可信度更高的？圍繞薩摩亞社會的爭論，我們必須繼續探討民族志的可信度問題。民族志對異文化理解的深度和魅力也許正取決于人類學者的獨特理解，然而在這樣一個既被標為科學，又被標為理解的研究過程和文本中，社會事實與個人理解之間是怎樣的關系？民族志是否可被檢驗？

3 后現代民族志的飛躍與處于新時代的民族志發展前景

今天的人類學者在研究他者和發現自我的旅途中，開始在反思中前行。民族志不再是人類學者的自彈自唱或是單純的對所觀察到的他者事項進行文本記述，他者的形象逐漸開始作為民族志主體粉墨登場，當地人的觀點出現在民族志當中，這在客觀上使民族志的可信度大幅度的提高。人類學界秉持的富有偏見和殖民色彩的觀念也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當地各種不同文化的解釋的并置以及豐富的研究視角。

民族志材料的積累經歷了從早期追求真實性、可靠性的所謂科學描述，到逐漸提出對“部分真實”的深描，再到評判性的“真實的建構”的發展過程。但是，民族志可信度這個問題一直都是人類學者們所趨之若鶩的。人類學的民族志描寫是永遠無法達到超然的客觀性的。至多只是一種“部分真理”。帶有個人色彩的描寫這并不是罪惡，只要我們時刻提醒自己在工作上存在著不同的個人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立場觀點，就能指引著、昭示著我們追求更科學的更真實的民族志。

進入新世紀，人類學者必須很快的適應變遷、行為主義、后殖民主義、全球化所導致的傳統文化變異，消失，融合等問題。面對急劇變遷的社會，運用怎樣的方式才能盡可能的實現對社會現象的真實表述是急需解決的。伴隨著人類學研究范疇的設置、參與的廣泛化以及人類學傳統方法對現實生活的諸多實踐，民族志的真實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它的根本目的都是在考慮如何更好地為他人服務并手有余香。

4 結論

概而言之，人類學自誕生以來，民族志材料的“真實性”就是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和學科目標。當下的人類學面對的是變化多端的時代背景，其研究取向也趨向多元，這些復雜的情勢都對新時代的民族志撰寫者提出了更多無法預想的苛刻要求。但可喜的是，現代影視人類學的興起幫助我們記錄下異文化的真實場景，這的確給我們的未來帶來了巨大的光明。我們堅信，在民族志可信度這條不斷探索和發現的道路上，民族志仍能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并大放異彩，它的歷史地位仍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1]（龔德全：后現代語境中的民族志生產：一個困惑的追求.《廣西民族研究》2009（3）.

[2][英]格雷戈里·貝特森著.納文——圍繞一個新幾內亞部落的一項儀式所展開的民族志實驗[M].李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3]羅安平：他者：類的自我發現之旅.《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社會科學版》，2010（6）

[4]彭兆榮：民族志視野中的“真實性”的多種樣態.《中國社會科學》，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