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會組織在本市發展中的作用

文/臺盟北京市委員會

隨著首都社會的發展和公民民主意識及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組織在促進首都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尤為重要，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這里所指的社會組織，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并具有相同的公益性和不同程度的組織性、獨立性、自治性的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以及其他各級各類的民間組織。有人民團體、慈善機構、社區協會、運動俱樂部等等，它們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目前，我市有超過3萬個社會組織，其中在冊的近8000家，分布在教育、科技、文化、體育、醫療衛生、福利慈善、生態環保、社區服務等領域，它們在幫助政府改善民生、協調矛盾、救急賑災，它們也在幫助市民反映訴求、提供就業、扶危濟困，在政府和百姓之間搭建起溝通服務平臺，發揮著橋梁紐帶作用。

大中國青少年基金會，通過“希望工程”直接為420萬名貧困地區的孩子提供了無償的資助，修建了17000多所“希望小學”；嫣然天使基金會6年來對近9000名唇腭裂兒童進行了免費的醫療服務。他們這種持之以恒的慈善行為受到了黨和政府，以及廣大群眾的贊揚和肯定。但也有少部分公益組織運作上不透明、不規范，廣受質疑，引發了慈善事業的信任危機。這些充分體現了社會組織服務群眾、服務基層、服務社會的重要功能。

隨著首都社會的發展和公民民主意識及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組織在促進首都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尤為重要，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要想實現首都科學發展和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標，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勢在必行。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北京“十二五”規劃也將“基本形成社會組織‘樞紐型’工作體系”列為今后五年奮斗目標。

為此，應建立健全社會組織政策法規體系，規范和保障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結合首都實際，積極開展社會組織專項立法研究，適時出臺《北京市關于進一步促進社會組織發展的意見》等文件和地方性法規，并根據社會形勢發展需要，及時頒布社會組織指導性政策意見，彌補法規“真空”及缺失，逐步健全社會組織的政策法規體系。同時，積極推動國家層面“三個條列”的修訂和完善，實現社會組織建設和監督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深化社會組織管理改革，建立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從政策法規上加快“政社分開”的改革步伐，除少部分特殊社會組織外，其他社會組織逐步與主管行政部門在機構、人員、資產、財務等方面徹底分開，實現自我管理、自主發展。進一步優化環境、轉移職能，開展業務分類、地區分級，將不同類別的社會組織納入“樞紐型”工作體系，并授權這些“樞紐型”社會組織承擔業務主管單位職責，對相關社會組織進行日常管理、提供服務，嘗試推動“雙重管理體制”的革新。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登記審批備案管理制度，積極推進服務類、公益類等社會組織直接登記試點工作。加強社會組織規范化建設，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和內部管理制度。健全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第三方獨立運作的社會組織考核評估機制以及激勵機制、退出機制、社會監督機制，加強依法監管，多方監督。通過對社會組織的登記、審批、管理、監督等一系列制度建設，積極探索建立現代社會組織體制。

大力弘揚慈善美德，讓公益成為社會風尚。加大對慈善、志愿者、義工等公益行為的宣傳力度，弘揚樂善好施、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增強企業、市民的慈善意識、公益精神和參與自覺。加大對公益類社會組織的扶持力度，優化慈善機構的發展環境，加強慈善捐助等公益性社會組織的全程監管和社會監督，提升公益類組織的社會公信度，讓公益成為首都的社會風尚。臺盟北京市委在長期致力于兩岸文化交流中，非常關心京臺兩地的慈善事業，了解到臺灣的慈善組織——慈濟基金會，他們用持之以恒的愛心奉獻于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成為影響全球的公益組織，他們的成功歸結于獨立的運行機制、公信力和臺灣慈善風氣，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地探討和研究。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提升社會組織職能的有效發揮。加大公共財政對社會建設主管部門的資金投入和社會組織的扶持力度，不僅要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項目，也可加大對公益類社會組織的優稅待遇，在所得稅、房產稅、車船使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方面出臺相關規定，給予政策上的支持。加強社會組織培育孵化基地建設，大力培育和發展服務民生的公益性社會組織、符合產業導向的行業性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建設的社區社會組織、促進社會和諧的新型社會組織。積極培育一批機制健全、公信力強、有廣泛代表性或較強影響力的社會組織，打造一批示范性強、口碑較好的公益服務項目和便民服務品牌。同時，建立健全社會組織人才引進、社會保障、職稱評定、職業規范等制度，開展多層次、多類別的業務培訓，加快推進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專業化、職業化進程，進一步提升社會組織職能的有效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