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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馮塔納小說《艾菲·布里斯特》中女主人公艾菲性格的雙重性

2013-12-12 19:55武琳
安徽文學·下半月 2013年11期
關鍵詞:克拉姆塔納自然性

武琳

試析馮塔納小說《艾菲·布里斯特》中女主人公艾菲性格的雙重性

武琳

本文試對德國現實主義大師臺奧多·馮塔納的作品《艾菲·布里斯特》中的女主人公艾菲進行解讀,試說明艾菲并不僅僅是一個充滿人性自然的少女,她同時也深深根植于普魯士社會的道德規范中,無論是在她的婚姻選擇、與克拉姆巴斯的情事抑或是離婚后的悲慘境遇中,艾菲都并不曾表現出主動反抗或者是追求個體解放的意識,而她性格中這不可調和的兩方面之間的相互斗爭就注定了她悲劇的命運結局。

馮塔納 《艾菲·布里斯特》 自然性 社會規范

德國現實主義大師臺奧多·馮塔納(Theodor Fontane,1819-1898)是德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從發表于1878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雨前》(Vor dem Sturm)到1897年的最后一部作品《施臺希林》(Der Stechlin),馮塔納在短短二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留下了多部譽滿文壇的作品。而他的代表作品長篇小說《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更是被托馬斯·曼(Thomas Mann)稱為是“可以躋身于歐洲文壇的大師級作品”(Mann,1977:353):小說發生于19世紀末的普魯士上層社會,貴族少女艾菲·布里斯特在父母做主下,嫁給了年長她二十一歲的殷士臺頓男爵?;楹蟀齐S丈夫遷往凱辛縣并在此與克拉姆巴斯少校發生私情。六年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殷士臺頓發現了艾菲與克拉姆巴斯之間的私情,他向克拉姆巴斯提出決斗并在決斗中殺死了對手。按照當時的道德規范,殷士臺頓提出離婚并剝奪了艾菲對女兒安妮的撫養權。離婚后,艾菲受到包括雙親在內的整個上流社會的排斥。內心的折磨和社會的遺棄侵蝕著艾菲年輕的生命,年僅二十九歲便離開了人世。

1895年,馮塔納在一封寫給科爾馬爾·格林哈根(Colmar Grünhagen)的信中寫道:“長久以來,這種自然性都深深吸引著我。我重視它,且為之傾倒。也許這就是為什么我筆下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會遭逢心靈創傷的原因。也正是因著這些創傷她們才令我著迷;我喜愛她們,不是因為她們的美德,而是因為她們的人性,因為她們身上的弱點和罪過?!保‵ontane,1980: 373)艾菲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充滿“自然性”、“人性”、“弱點和罪過”的少女。出于這個原因,自小說《艾菲·布里斯特》問世以來,就不乏研究學者從這個角度出發,將女主人公艾菲解讀為一個罔顧社會道德規范、打破陳規桎梏的女性,將艾菲與克拉姆巴斯之間的私情解讀為艾菲試圖追求個體解放的舉動。事實上,這種觀點是非常片面的,艾菲自始至終都并不僅僅是一個充滿人性自然的少女,而是牢牢綁定于當時普魯士社會的道德規范之上。無論是在她的婚姻選擇、與克拉姆巴斯的情事抑或是離婚后的悲慘境遇中,艾菲都并不曾表現出主動反抗或者是追求個體解放的意識,就像小說中艾菲的媽媽說的那樣:“她一貫隨波逐流,如果風平浪靜,那么自然一切都好。想讓她斗爭或者反抗那是不可能的”。(EB,219)而艾菲悲劇的命運則恰恰就源于她性格中這不可調和的兩方面之間的相互斗爭:一方面充滿“自然性”和“人性”,而另一方面,社會規范在她心中根深蒂固,構成了她性格中不可磨滅的另一面。

一、艾菲的婚姻選擇

小說開篇,艾菲出現在讀者的視野時就被描繪為一個無拘無束、活潑張揚的少女,喜歡爬上秋千,在高空中蕩來蕩去,享受自由的感覺。但是即便是此時的艾菲,也早已展露出她性格中的另一面:當艾菲的兩個小伙伴赫爾塔和荷爾答表示 “格爾特·馮·殷士臺頓”這個名字聽起來有些奇怪、有些可笑的時候,艾菲很不高興地反擊道:“貴族的名字就是這樣。正因為是貴族,才取這樣的名字。他們有權取這樣的名字……但是,這一點你們不懂?!保‥B,8)包括她在婚后與吉斯希布勒的一次談話中也流露出對自己 “布里斯特”這一貴族姓氏的驕傲,自豪地宣稱自己出身于古老的名門望族,是布里斯特的后代。顯然,貴族身份、門第觀念都深深地烙印在艾菲的心中。即便是在擇偶時,艾菲所考慮的也無非是門當戶對:當赫爾塔質疑殷士臺頓對艾菲來說是否是合適的愛人時,艾菲斷然回答殷士臺頓當然是最合適的丈夫人選,因為他出身貴族、有名望、有地位;而在后來與殷士臺頓的聊天中,艾菲甚至坦率承認,自己之所以嫁給他無外乎是出于對名譽和地位的熱愛,顯然,社會規范在她身上早已內化。

二、艾菲與克拉姆巴斯之間的私情

與殷士臺頓的婚姻雖然滿足了艾菲對于名譽和地位的渴求,卻并不能滿足艾菲追求刺激和喜好玩樂的欲望?;楹罂菰锓ξ兜纳钭尠圃絹碓娇仗?、寂寞,她漸漸意識到殷士臺頓也許是一個好的丈夫,卻并不是一個好的愛人,他無法滿足艾菲對于溫情、浪漫和偶爾的激情的需求??死钒退骨》昶鋾r的出現無疑為艾菲乏味的生活帶來了一絲波瀾。艾菲在克拉姆巴斯的誘惑中左右搖擺,內心猶疑不定:一方面,克拉姆巴斯個性放任散漫、浪蕩輕浮,與艾菲一樣熱衷激情和刺激,這對艾菲無疑是一種致命的誘惑,此外,艾菲也希求著能從克拉姆巴斯身上獲得她在婚姻中無法獲得的東西,諸如溫情、關懷等等;另一方面,艾菲深知出軌對于她來說意味著什么,19世紀末,女性的名譽首先源自貞操,源自身體的完整性(Frevert, 1991:224),通奸違背市民社會道德準則,被視為嚴重的道德犯罪,艾菲對此心知肚明。正因此,她并不是毫無內心糾葛地投向克拉姆斯的懷抱,而是步步猶疑、步步掙扎,她甚至祈求上帝能在她的周身豎起四面圍墻,讓她免受克拉姆巴斯的誘惑和騷擾;然而她最終卻也沒能戰勝這種致命的誘惑,陷入了克拉姆巴斯布下的天羅地網。顯然,艾菲與克拉姆巴斯之間的私情既非出于愛情,她甚至曾在日后親口承認自己從未愛過克拉姆巴斯,也非出于主動追求個性解放的意識,而是乏味的生活、缺失的溫情以及她天性中對激情和冒險的偏好等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失足,而克拉姆巴斯的散漫放任的性格與偷情所帶來的激情和刺激,讓艾菲無法自拔,一再沉淪,她仿佛飲鴆止渴,明知前方是萬丈懸崖,卻依然戰戰兢兢地步步前行,在克拉姆巴斯的身上汲取她在與殷士臺頓貧乏、寂寞的生活中所無法得到的一切。

在一段內心獨白中,艾菲這種復雜的內心清晰明了地顯露了出來:“是的,我確實有過失。但是我為此痛苦嗎?不。這就是我覺得自己可怕的地方。讓我深感痛苦的,完全是另外的東西——恐懼,極度的恐懼和永恒的擔憂:終于還是到了真相大白的那一天。除了恐懼以外……還有羞愧。我為自己羞愧。但是,就像我并不真的后悔那樣,我其實也并沒有真的感到羞愧。我羞愧,只是因為我老是撒謊,老是欺騙?!保‥B,222)艾菲被自己這樣的內心狀況也嚇了一跳,她不明白自己為什么并不對偷情這件事情感到真正的后悔和羞愧,她在困惑和迷惘中想,也許自己缺失“正常的情感”(EB,222)。事實上,艾菲并不是缺失“正常的情感”,她如今矛盾交織的內心狀態恰恰就是她矛盾性格的演繹:艾菲恐懼東窗事發之后的境遇,早已內化的社會規范讓艾菲非常清楚偷情的后果,此外,她羞愧于自己的滿口謊言,因為謊言違背艾菲的道德認知,是為艾菲所不齒的行為,她曾經那么驕傲自己是一個真實的人,不說謊也不必說謊,而如今她卻不得不違背天性也違背自己的道德律令,靠欺騙度日;另一方面,與克拉姆巴斯之間的偷情恰恰是艾菲性格中對冒險、刺激的追求以及她天性中的隨波逐流的結果,她不會也不可能對此感到真正的后悔,所以也不可能產生真正的羞愧。馮塔納在寫給他妻子的一封信中提到,他筆下的女性形象也許有的時候會“期望懺悔,但是卻從不會感到后悔。沒有什么比后悔更奇怪了;事實上,每個人都很滿意于自己的所作所為,如果要是給他一次重來的機會的話,他還會那么做的”(Fontane,1980:702),艾菲恰是如此。

三、艾菲離婚后的境遇

艾菲與克拉姆巴斯之間的私情將自己打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殷士臺頓向克拉姆巴斯提出決斗,與艾菲離婚并剝奪了艾菲對女兒安妮的撫養權,艾菲的父母拒絕向孤立無援的女兒伸出援助之手、為女兒提供避難的港灣,這些舉動雖則冷酷殘忍,卻完全符合當時社會的道德規范。而艾菲對此卻并沒有表現出任何反抗,而是默默地接受了一切懲罰,離群索居,孑身獨處,這也恰恰說明了艾菲事實上從未超脫于普魯士社會的道德規范,這些道德規范在她身上已經內化,她對這些準則有強烈的認同感且因而受制于此。

而艾菲性格的復雜性就在于她既不僅僅是一個充滿人性自然的少女,也不徹底是社會規范的俘虜。所以,艾菲在默默地接受源自社會的道德審判時,也依然摻雜著對殷士臺頓的抗拒:“他有道理,他有道理,他總是有道理,但是到頭來他卻還是沒有道理……他本來可以避免流血,然而他還是讓可憐的克拉姆巴斯一命嗚呼了?!保‥B,274)艾菲這種抗拒的心情在多年以后再見女兒安妮的時候得到極致的放大。多年未見安妮的艾菲,心中充滿著迫切的喜悅和期待,然而安妮卻表現得異常冷淡、拘謹,不愿與母親交談,敷衍了事。當艾菲滿懷期待地一再邀請安妮與她再次會面的時候,安妮更是再三冷漠地重復:“哦,當然,如果容許我來”。(EB,279)女兒的冷漠終于成為壓倒艾菲的最后一棵稻草,憤怒和絕望讓她無法再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緒,一直深藏她心底的另一種聲音終于借著這個機會迸發了出來,而這種聲音則恰恰是艾菲性格中的另一面,即“自然性”和“人性”的顯現:“我恨你們,恨我的親生女兒。你們太過分了,我沒辦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惡心,但是更讓我惡心的是你們所謂的道德?!保‥B,280)

四、結語

艾菲彌留之際與母親的對話最后一次顯露出她這種復雜的性格:她一方面坦承她如今所有的悲慘都是自己一手招致,承認殷士臺頓的做法是對的,無論是在克拉姆巴斯的事情還是在安妮教養的問題上,但是另一方面卻仍然不乏淡淡的哀怨,“他的本質上有許多優點,而且那么高貴,就像一個沒有真正愛過的人那樣”(EB,300)。

縱觀全文,艾菲雖然被塑造為一個充滿“自然性”和“人性”的少女,但她從未超脫于社會準則之上,社會規范自始至終都在艾菲內心根深蒂固,即便是艾菲與克拉姆巴斯之間的私情也并不能解讀為主動追求個性解放或者是打破社會的樊籬桎梏,而是乏味的生活、缺失的溫情以及她天性中對激情和冒險的偏好等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她短暫的人生始終處于她復雜性格的交鋒中,最終將她推向了命運的萬丈深淵。

[1]Theodor Fontane.Effi Briest[M].Peking: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7.(本文引用小說 《艾菲·布里斯特》原文均用“(EB,頁碼)”的形式加以標注.中譯文參照:艾菲·布里斯特[M].韓世鐘,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

[2]Thomas Mann.Thomas Mann Essays,Band 1[M].Frankfurt a.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7: 353.

[3]Theodor Fontane.Fontanes Briefe,Band 2[M].Berlin: Aufbau-Verlag Berlin und Weimar,1980:373.

[4]Ute Frevert.Ehrenm?nner:Das Duell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M].München:Verlag C.H.Beck, 1991:224.

[5]Theodor Fontane.Werke,Schriften und Briefe:Ausgew?hlte Briefe,Band 3[M].München:Carl Hanser V-

erlag,1980:702.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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