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得剛好

郭德綱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聲窩子，我是在天津學藝長大的，后來來到北京發展。

我小時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區，附近有很多劇場、茶館什么的。我父親有時候要執勤，就把我放在劇場里，時間長了我就對相聲產生了興趣。第一次說相聲是9歲左右，就是說著玩。那時候還喜歡掛著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頭秧子”。

我天生對舞臺就沒有恐懼感。唯一的愛好就是相聲，從小跟同齡人玩不到一塊，不會抽煙、不會喝酒、不會打撲克，臺上說相聲，臺下琢磨相聲。

第一次進北京是在1988年，當時我是在全國總工會文工團，那時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著混。當時腦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時候能當上相聲大腕兒？這是那時的真實想法。那一年，我16歲。待了兩三年，因為種種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節，我碰到了當年全總文工團的老團長。跟老團長吃飯的時候，他一臉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團長說：“您不用這樣，我當年確實一文不值?！边@不是謙虛，回想當初，我只是比不會說相聲的好那么一點點，離開文工團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994年，第二次進北京，漫無目的，到處瞎撞，也沒有什么頭緒，待了十幾天也以失敗告終，就回去了。。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當時進北京的時候很急功近利，要當大腕兒，想一場掙好多錢，發財。只不過來了之后，現實把我敲醒了。

剛到北京的時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邊的一間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張床和一把椅子，那時候寫東西就是拿一馬扎坐在床邊趴著寫。那時候，覺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張桌子。后來住過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興……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經常沒錢交房租。有一段時間住在通縣北楊洼的一個小區，交不起房租，房東在外邊咣咣砸門，連踢門帶罵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聲。

那時候，我自制了一種能頂餓的食譜：到市場買一捆大蔥，再買點兒掛面，然后用鍋燒點兒水煮面，等面條都煮爛了，成了一鍋糊糊了，再往里面放點兒大醬，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這鍋糊糊熱一熱，拿蔥就著吃。我挺樂：不僅吃到了維生素——大蔥，也補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條。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某電視臺錄制一個節目，攝影師跟我說：“我跟你說點事兒?！蔽艺f：“什么事兒？”他說：“相聲要死了你承認不？”我說：“我不承認??！”他說：“你證明給我看?！蔽艺f：“我證明不了給你看。但凡有能力，還來做綜藝節目??？”那時候我也很納悶，怎么辦呢？難道這門藝術真的就沒有人愿意聽了嗎？

在廣德樓演出，寒冬臘月，大雪紛飛，大柵欄里連條狗都沒有。下午散場了，我們賣了十幾張票，把票錢拿過來，我從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錢放到一塊兒，給大伙買盒飯。吃完盒飯，大家一起拿著竹板站在門口，呱唧呱唧地吆喝：“聽相聲了?！表斨L，頂著雪，站在那兒拉觀眾。真的有一兩個人進來了，趕緊有人往后臺跑，穿大褂上臺說相聲。我愿意干這個，所以，我不覺得苦。我也想找別人跟我一塊兒干。但是誰會跟我一塊兒干呢？這是一個不賺錢的事情。這個過程當中，有人來了兩天就走了，有人因為不賺錢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堅持了下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走了穿紅的來了掛綠的。

10多年的風風雨雨，回頭看，我得感謝那段歲月。

我說過很多書，唱過很多戲，唱過很多大鼓，寫過很多電視劇……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各種故事我說了很多。帝王將相、風流才子也好，家私萬貫也好，清官也罷贓官也罷，千百年來這些故事到頭來幾乎都是不停地反復，宋朝的故事跟明朝的故事是一樣的。我不敢說把世事看多透，畢竟歲數還小，但經歷的事很多。人是不會變化的，無非就是朝代不一樣，年代不一樣。都看開了，也就這點兒事。別跟自個兒較真兒。

我養了一只蟈蟈，蟈蟈裝在葫蘆里，叫得很開心。有人指責我，這么狹小的空間，把它放到廣闊天地多好。但是放出去它又會被凍死，到底凍死還是關在葫蘆里？人活一世很難，我不做這些事有人罵我，做這些事也有人罵我。我一張嘴勸解不了所有的人，小人也要活著，所以我釋然了。而且現在歲數也大了，不像二十來歲三十出頭的時候火氣那么旺，老去解釋，其實大可不必。人生在世就是讓人笑笑，偶爾也笑話笑話別人。

我已經40來歲，很希望一路走下去，到八九十歲我跟于老師還能站在舞臺上說相聲，這是多么快樂的事情。那時候我們都老了，我這頭發估計也都掉沒了。于謙老師也是一腦袋白頭發，白頭發燙成卷兒，跟喜羊羊似的。大幕拉開，兩個老人相扶著走到臺上來，那心情得多好啊。

編輯 魏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