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標準書號實施應用27 年文獻述評

文/ 蔡鳳娟 徐 來

中國標準書號自1987 年1 月1 日正式推行實施，至今已27 年。它是在我國新聞出版事業快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借鑒國際標準書號成熟的規則和經驗而產生的。中國標準書號的應用與發展，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新聞出版事業的發展壯大同步呼應、同頻共振。為整體把握中國標準書號研究現狀，厘清中國標準書號的發展脈絡和討論重點，本文選定“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作為文獻來源，選擇時間段為1980 年1 月～2013 年12 月，按“篇名”帶有“標準書號”進行搜索，對文獻進行分析。

一、脈絡：呼應標準書號推行關鍵節點

萌發（1980～1986）。1978 年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學界開始接觸和關注國際標準書號，對比分析自1956 年起使用的全國統一書號的不足，呼吁改革之聲日盛。李鑒以連載方式詳細介紹了統一書號和標準書號，認為ISBN 系統對于圖書出版部門的征訂、發行和管理，對于圖書情報部門的采購、編目、流通等工作實現自動化有很大好處，對于開展國際出版交流有重要意義。[1]伍鳴通過對統一書號和ISBN 的比較分析，明確改革統一書號時要吸取ISBN 的經驗。[2]尹天順詳細規劃了標準書號建立路徑，建議考慮把統一書號的名稱改為中文圖書標準書號。[3]經過數年的討論醞釀，1986 年7 月，國家出版局發出實施國家標準GB5795-1986《中國標準書號》的通知，1987年1 月1 日起正式在全國應用。

一次修訂（2001～2002）。經過10 多年的發展，中國標準書號作為應用型事物產生了顯著制度效益，與此同時學界關注到實際應用中產生的一些問題。鄭松輝認為1986 年版國標的制訂和實施,是我國圖書編號體系現代化、標準化、國際化的重大進展，同時提出在《中國標準書號》的實施應用和推廣過程中出現了圖書分類不當等問題，提出了相應解決建議。[4]唐榮珍、孔威對約1000 種圖書的ISBN 進行了統計，發現總的差錯率為13%。[5]戰文新、戰文麗根據中文分編實踐,對圖書館在版編目和中國標準書號的質量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呼吁提高CIP 數據和中國標準書號的質量,促進編目工作的規范化。[6]第一次修訂在學界的熱烈討論中開展，以GB5795-2002《中國標準書號》代替GB5795-1986《中國標準書號》。蔡喆介紹了新舊國標的區別，02 版國標將原來“圖書”的說法改為“出版物”，擴大了標準書號的使用范圍，明確ISBN 作為書號的組成部分，10 位數字分為組號、出版者號、書名號、校驗碼四部分。其中將原“出版社號”的說法改為“出版者號”，說明標準書號將適用于所有出版單位的出版工作。[7]

二次修訂（2006～2007）。2006 年10 月開展二次修訂，推行GB5795-2006《中國標準書號》，中國標準書號由10 位正式升位到13 位。答疑文獻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曹敏的《新版國家標準與上一版的差異分析》、邢瑞華的《中國標準書號應用問答》。

二、應用：注重討論現實問題與解決路徑

基于中國標準書號是出版管理部門用以維護出版秩序的手段屬性，學界在關注現實的基礎上，從出版管理與運行機制角度，對中國標準書號應用中產生的現實問題與解決路徑開展了討論。

“買賣書號”是在出版文化領域滋生蔓延的一種消極現象，一度成為困擾出版界的現實難題，受到學界的痛責和抨擊。曉寒歸納了買賣書號給出版界帶來的八條危害；[8]張輝冠從出版經濟活動的導向、出版經濟政策的配套和出版經濟運行的調控三個經濟學緯度對“買賣書號”現象進行了思考；[9]劉妍剖析了買賣書號的出版運作、體制問題，追溯了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10]章宏偉通過考察國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門治理“買賣書號”的所有決策，來觀照“買賣書號”問題的演變發展及其出現的原因，并進而探究屢禁不止的深層因素，尋求徹底解決該問題的良方。[11]

學界認為,2009 年開始實施的書號實名申領是中國標準書號運行史上重要的改革措施，對提高選題質量、遏止買賣書號現象起到了有效作用。何皓在簡述書號構成、內涵和基本用途的基礎上，分析書號用于出版宏觀調控五個方面的主要功用，針對當前書號管理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書號管理策略。[12]李江濤對書號實名制的實施給出版社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分析。[13]孫利軍認為書號實名申領制改變了傳統的管理思路，是我國出版業審批制中的重要環節和內容，牽一發而動全身，將有力推動出版體制改革進程、從技術上推進行業管理變革，對其導致哪些行業變局，如何定位其實踐價值進行了研究。[14]齊暢考察了書號實名申領在出版監管中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監管對策。[15]

三、探索：關注新興業態的挑戰

面對新技術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業界競爭的焦點逐漸向數字出版轉移，電子書被視為傳統出版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拐點，與之相伴的電子書書號管理問題也接踵而至，有學者已經關注到這點并開展研究。杜恩龍認為數字圖書實行書號管理有益于數字圖書國際交流、圖書館管理、國家數字出版政策的制定、數字出版行業數據的統計與研究等，是一項勢在必行的工作；并分析了數字圖書實行書號管理的必要性，提出了數字圖書實行書號管理的六點難題和數字圖書實行書號管理應注意的問題。[16]李鏡鏡、張志強關注了國外、國內電子書書號管理現狀，對比分析后認為：國內電子書的書號管理由于出版體制的限制，還存在法律法規滯后、行業標準和規范欠缺、出版主體和出版資質認定不清、原創電子書書號管理空白、業界實踐和操作混亂等問題，給出了規范電子書標準書號的使用、明確出版主體和電子書書號適用范圍、開拓電子書書號管理的新路徑和加快電子書標識系統管理的行業標準建設四點建議。[17]值得說明的是，當前這方面研究散見于專業期刊，尚未有專題專項研究，在國內關于標準書號在電子書等數字出版業態應用的相關措施與規定正式出臺前，此研究領域還有待學界同仁探索。

[1]李鑒.統一書號和國際標準書號[J].出版工作,1985（2-5）

[2]伍鳴.由統一書號到標準書號——兼談ISBN 的應用問題[J].圖書館學通訊，1980（1）

[3]尹天順.由統一書號到標準書號——對統一書號的改革設想[J].河南圖書館，1982（1）

[4]鄭松輝.中國標準在使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J].黑龍江圖書館，1988（5）

[5]唐榮珍，孔威.我國圖書的國家標準書號差錯種種[J].圖書館論壇，1994（6）

[6]戰文新，戰文麗.CIP 數據與中國標準書號質量談[J].圖書館學研究,1998（6）

[7]蔡喆.中國標準書號[J].大學出版，2002（3）

[8]曉寒.買賣書號的十大危害[J].中國圖書評論，1996(11）

[9]張輝冠.買賣書號的經濟學思考[J].中國出版，1994（3）

[10]劉妍.買賣書號出版運作及其形成、發展考探[J].出版經濟，2001(5）

[11]章宏偉.賣書號問題的歷史考察[J].新聞出版交流，1998（5）

[12]何皓.書號，作為出版宏觀調控的手段[J].出版科學，2009（1）

[13]李江濤.書號實名制的實施給出版社帶來的影響及其分析[J].科技與出版，2009（2）

[14]孫利軍.對出版體制改革背景下書號實名申領制的思考[J].中國出版，2009（5）

[15]齊暢.書號實名申領在出版監管中的問題研究[J].出版廣角，2013（11）

[16]杜恩龍.關于數字圖書實行書號管理的若干思考[J].出版廣角，2013（2）

[17]李鏡鏡，張志強.國內外電子書書號管理現狀及建議[J].中國出版，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