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支邊婦女尋求“解放”的進疆選擇

王穎 石彤

新疆支邊婦女尋求“解放”的進疆選擇

王穎 石彤

20世紀50年代，為了支持新疆建設，大批內地女青年參軍支邊，進入新疆工作和生活。長期以來，新疆支邊婦女這一特殊群體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中處于失語的狀態。通過對新疆支邊婦女的口述史研究，探析在國家政治動員下的支邊婦女尋求“解放”的進疆選擇，不難發現，在特殊年代政治動員和國家干預的“婦女解放”話語的背后，進疆這一行為選擇，并未有效地實現婦女個體的自我解放。

新疆支邊婦女；政治動員；婦女解放

在新疆石河子軍墾博物館，有這樣一段話：“新疆解放后，王震根據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率領數十萬將士建設新疆，屯墾戍邊。為使廣大官兵扎根邊疆，王震上書中央，組織大批婦女進疆，參加邊疆建設。1949年從陜西、甘肅青年女學生中征兵。1951年從華北野戰軍醫院征調未婚山東籍女醫護軍人120人。1950—1952年從湖南征青年女兵8千人；1952—1954年從山東、湖南等地征青年女兵2萬人。這些早期進疆的青年婦女，在兵團各條戰線發揮聰明才智，奉獻著青春和熱血，并光榮地成為新疆兵團第一代軍墾母親?！?/p>

從1949年開始，湖南、山東等省的青年婦女，成為參軍和支邊婦女的主體。隨后，1954年10月7日，毛澤東發布主席令：“駐新疆的部隊官兵奉命集體就地轉業，組建生產建設兵團。他們由進疆的原一野一兵團第二、第六軍及新疆三區民族軍改編的第五軍大部，和陶峙岳起義部隊改編的第22兵團組成。命令要求基本保持軍隊的組織形式，執行屯墾戍邊任務?！边@些以參軍、支邊等身份進入新疆的婦女，隨著部隊轉業，重新進入新的工作崗位，開始了建設邊疆的生產、生活。

長期以來，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這一群特殊的支邊婦女處于失語的狀態。隨著第一代軍墾母親逐漸進入老年，這段歷史被遺忘甚至逐漸消逝。本文運用口述史的方法，從婦女經驗和視角出發,探究支邊婦女所經歷的國家政治動員下的進疆選擇。本文的新疆支邊婦女，指從1949年開始，主要來自山東、湖南等地的女青年、女知識分子。其中，部分婦女是以參軍方式進疆的，有軍籍；部分婦女則以支邊的身份進疆，進入新疆各條勞動戰線；還有一部分人，則被安排持家，進入家屬隊，沒有正式工作。

作為婦女解放的呈現面，婦女進疆參軍、工作，體現了新中國建設中婦女“半邊天”的地位?！?0世紀50年代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伴隨著強大的意識形態宣傳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成為社會主流話語，人人皆知；婦女被最廣泛地動員起來——無論是農村還是城鎮，都完成了從家庭領域走向社會化生產的過程?！盵1]在革命熱情高漲的年代，軍人身份、讀書、工作等符號，無疑成為巨大的力量，吸引著尋求“解放”的婦女進疆。但是，通過歷史史料的呈現，我們可以看到國家20世紀50年代對于婦女大規模進疆的政治動員，無法不與解決部隊的婚姻問題相聯系。在國家意志影響下，支邊婦女選擇進疆，然而這一行為并未有效地實現其個體的自我解放。

一、文獻回顧

學術界對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婦女運動及婦女生活的分析，多見于延安婦女、知青、農村婦女尤其是“鐵姑娘”、城市女工等主體的相關研究，內容涉及婦女身份的變化、社會性別關系、婦女社會角色、婦女解放、婦女勞動等。

學者關于革命時期的婦女敘事，集中于從革命史角度闡釋延安時期的“婦女解放”、“革命戰爭中的革命女人”等宏大的革命敘事。[2]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通過政治動員在城市和鄉村開展婦女解放運動。李從娜的研究指出，新中國建立初期，政府通過思想教育、一齊發動、培養女干部等措施，動員婦女參加土改運動，從而使婦女獲得了解放和地位的提高。[3]陳雁以上海寶興里經歷過1958年“大躍進”的婦女為研究對象，提出通過“大躍進”的矯枉過正，在經歷了從話語到意識形態的平等后，國家倡導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政策使婦女解放伴隨著國家運動的開展而深入人心。[4]但是，一些學者提出，國家權威對于婦女日常生活的滲透，使得以“國家人”身份參加社會生產的婦女并未能獲得真正的解放。何平通過對20世紀5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分析提出，國家作為形塑的主要力量，推動了自上而下的婦女解放運動，通過改造傳統婚姻家庭實現了對家庭中個人的整合控制，動員和整合婦女生產力，將婦女納入政治生活，動員婦女參政，實現了女性從家庭人到社會人、再到國家人的轉變，從而實現了國家權威的被認同和對整個社會的整合和滲透。[5]左際平認為，20世紀50年代，國家在城市推行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都是“國家人”的背景下，婦女實現了就業方面的解放和兩性義務平等。但是，“國家人”的身份，使男性和女性都無法獲得完全的個體意義的解放。[6]

而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農村，賀蕭等人的研究發現，集體化時期的國家勞動動員和行政干預，使農村婦女裹挾到集體的農田勞作中。[7][8]張志永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華北村莊為研究對象，提出了在革命余波和社會改造的沖擊下，婦女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參與權，提高了家庭地位，父權意識和男權支配地位弱化，傳統家庭關系向現代家庭關系過渡。但他同樣強調，這個時期婦女地位的提高，主要是黨和國家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婦女政治性解放，因此婦女家庭地位的上升具有不徹底性和不平衡性。[9]高小賢研究了20世紀50年代陜西關中地區在“銀花賽”的勞動競賽中農村婦女如何被動員參與棉田管理勞動這一過程，分析在社會動員的背后，國家經濟政策和婦女解放策略交織，在推動婦女走向社會的同時制造并維持社會性別差異和社會性別不平等。[1]郭于華以中國農村集體化過程中的一個村莊中的婦女生活作為分析對象,通過婦女口述的集體化經歷、感受和記憶，來探討這一革命性變遷對農民日常生活的影響以及這一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實踐形態。[10]賀蕭對陜西農村婦女的口述史研究，發現很多婦女并不把外出勞動當作“解放”，相反，她們通常提得更多的是艱辛和危險。[8]

目前，學者的研究著重考察宏觀的社會結構變遷和國家政策的影響，而從婦女所經歷的歷史事件和歷史時期的感受和經驗敘事出發的研究較少；學者討論的焦點集中于婦女在革命中是否獲得了解放，卻忽視了婦女的解放是嵌入在國家政治和歷史背景下的。同時，相關支邊群體的研究或缺。在國家大規模政治動員背景下的婦女進疆行為及其動員背后的國家意涵，將是本文試圖探討的議題。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對新疆支邊婦女進行研究?？谑鰵v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被女性主義者用以提取被忽視的女性的生活經驗和故事，希望通過口述故事的補充，將女性的聲音引介到歷史的中心。學者們運用口述歷史的方法，為研究共和國婦女史提供了婦女自己的聲音?？谑鰵v史可以保存女性的聲音，同時，因為獨特的資料收集和演繹方法，口述歷史更可以“有效地開發不同的女性議題和展示其中的復雜性”。[11]

本文共訪談了12位支邊婦女，其年齡均為70歲以上。①本文訪談為中華女子學院中國女性圖書館口述歷史項目。這些婦女進疆后的工作包括擔當拖拉機手、招待員和進入家屬隊等。本文將12位受訪者分別編碼為XJ1至XJ12。盡管這些接受口述訪問的支邊婦女，屬于“歷史邊緣的人物，他們所陳述的內容大多不存在于既有的文獻中”[12]，但是，筆者通過查閱歷史檔案、刊物、書籍、補訪相關人員及與受訪者內容互相佐證等方式，力求還原真相。而口述歷史作為強調主體建構的方法，通過受訪者的陳述，我們可以管窺婦女群體自身對于歷史的建構性敘事。

三、婦女尋求“解放”的進疆選擇

在勞動光榮、走出家庭、婦女解放等成為社會主流話語的20世紀50年代，國家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動員，使婦女成為勞動力，加入到新中國的生產和建設中來。而這一系列的社會主流話語在國家的宣傳和動員下，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著積極尋求進步和解放的婦女。我們可以看到，在革命熱情高漲的年代，軍人身份、讀書、工作等符號，無疑成為巨大的力量，吸引著尋求“解放”的婦女進疆。

“參加新疆的支邊，參軍的事情，我覺得主要當時是與年代有關系，當時國家解放，這個很多地方有自由啊。整個社會，整個學校就是愛國主義、積極主義，就是說搞的轟轟烈烈。我當時就不想上學了，就想工作，想工作這個要有機會??！當時參軍，學校就動員。我們那時候要上初中一年級了。我們就去報名?！保╔J5）

此外，特殊年代下的“不問成分論”的支邊，成為經歷過土地改革、被劃為地富子女等出身不好的婦女“去除出身”的出路。

“1952年我就那時都19歲了，52年要招人，招女兵，就是18歲到25歲未婚青年。我們只知道參加光榮，參加解放軍光榮。那舊社會，社會上的這些工作都不叫這些地富子女的人員去做。你看我19歲了，我在城市里連個工作都沒有。一個大姑娘家，當時家里要給我找個婆家，我根本不想，我不愿意。哎呀，聽說了要招兵團來了，不問成分論。我們的親戚不是資本家就是地主。一看不問成分論，我嫂子的妹妹、侄女，我們三個都一起報名，就說參軍吧，那當然只有這個出路，你再沒有什么出路了?！敃r招兵的說，新疆需要些女兵，是干啥不知道。我們想女同志當兵去建設邊疆，那可以呀，那很高興呀，所以就報名參加?！粋€是根據形勢的發展，再一個呢，就是在家里真是過不下去，真是把你排斥得沒有辦法?！保╔J3）

“地富子女”的政治身份，使這些婦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無法真正獲得“解放”。受訪者提及的“出身不好”，使其喪失了“婦女解放”下的工作機會?！安粏柍煞终摗钡膮④妱t成為婦女尋求自我解放的出路。此外，在重男輕女的農村，婦女很小就作為家庭勞動力種地勞作或操持家務。受訪者提及，來新疆參軍支邊，是為了讀書或者改變只能種地嫁人沒有未來的命運。

“當時我就在家里干活，后來16歲了新疆來招人。也不用說啥，問了你多大，太小了不要。第二次又去了報的18歲，一聽還不行，最后又去了報到20歲，說是20歲也不行。最后一次報的22歲，就要了。他就看名單嘛，一看是22歲，那就可以收。當時家里面不同意，但是我想我這樣一直在家里種地，我那時間就想沒有出頭之日了，所以就背著我的父親母親家里人自己悄悄地去報?！驗楫敃r去招人，我們也不知咋回事，就聽說像我們這個年齡來了以后可以叫上學。最后才弄清楚了，什么樣的讓上學呢，我們那兒不是有戰爭時間犧牲了的戰士的一些寡婦，還有的（丈夫）到臺灣去的，這些結過婚的有孩子，他們的孩子可以上學，不是像我們這樣的能上學。招這些結過婚的，這個招不夠的話再招大齡的這個女青年?！瓉砹艘院笪覀兙蜕喜怀蓪W了，因為你是在冊的都不屬于學生了。但是當時招的時候說是像你們年齡小的可以上學，我們都高興，說一心都要來?！保╔J1）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婦女解放意識的提高，婦女對于傳統的性別角色的反抗意識和意愿逐漸增強。支邊動員的參軍、上學、工作等許諾，成為婦女擺脫傳統家庭角色的出路。在熱烈的建設年代，去新疆支邊是光榮的事情，也是為人民服務。

“我當時要到新疆來，想法就是建設邊疆，就是你讓我干啥都可以，總比在家強?！保╔J1）

“當時新疆軍區下去的人招兵，軍區派下去人領隊的。當時我們巷里有婦女干部，告訴我們招兵，我們就趕快去跑去報名參軍，就這樣家里還不知道。報名完，學習完，我才說我要到新疆當兵去了，就這樣我媽就哭了不愿意，我爹說你走了家里生產誰來干，我說我不管誰來干。我說我出去以后我掙錢給你們寄回家，我擱家我也不掙錢，我出去掙錢我寄回家來養活你們還不行嗎?！耶敃r想到新疆啊，當兵了，就這個我要為人民服務啊，建設祖國邊疆啊，就這么個心。他們再講得不好我都不動搖，說是新疆找對象瘸子瞎子給你們，都是復員軍人轉業的殘廢的。當時就這么說我們，我們都沒動搖就到新疆了。一心一意地就覺得出來干公家的事好，那個時候叫公家的事，當兵家里也是軍屬了，動員時說就是軍屬了?！?XJ5)

進疆作為婦女尋求解放的主動選擇，沖擊了傳統的家庭格局和兩性關系。但是，通過史料我們可以看出，關于進疆的國家大規模的政治動員，緣起于新疆部隊官兵較難解決的婚姻問題。

四、政治動員的進疆緣起——部隊婚姻問題

20世紀50年代，地方部隊和政府動員婦女參加祖國邊疆的經濟建設，或以軍政干部學校招生等名義，吸引婦女進疆支邊。當時的口號包括：“新中國的優秀婦女們，為了祖國富強和人民的利益到祖國邊疆去，和新疆人民共同建設幸福美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婦女們，打破鄉土觀念、家庭觀念，英勇向前到祖國邊疆去，積極地參加祖國建設，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而奮斗！”等等。

1949年新疆總人口為433.34萬人，其中漢族人口29.1萬人。新中國建立初期，新疆的性別比是107.4，1953年開始提高并上升到110.2。1950年進駐新疆的解放軍官兵有11萬人，他們創辦軍墾農場，興辦現代化工礦企業，后來復員轉業到生產建設兵團和地方工作。當時新疆部隊的男女比例是160：1，而30歲以上未婚男女比例卻是300：1，個別師團的男女比例達到500：1。[13]新疆起義部隊，“平均年齡38歲，98%以上官兵家在內地，96%以上士兵尚未成家?！盵14]126、127“為了不影響新疆的穩定和保持少數民族固有的風俗習慣，王震又給部隊下了死命令：‘漢族軍人不準與少數民族婦女結婚’?！盵15]21

當時新疆軍區解決部隊婚姻問題的辦法主要有三種：一是讓廣大官兵通過寫家信的形式自己解決婚姻問題。老家有配偶的可以直接來新疆，使離別多年的夫妻得以團圓；家里沒有配偶的，可以讓父母、兄弟姐妹、親戚幫忙介紹一個來新疆，費用由國家負擔?！缎陆妳^政治部關于保障革命軍人婚姻的通知》（1951年5月7日）中寫道：1950年6月，新疆部隊根據總政與內務部的通令，要求全體軍人寫一封家信，并以師（獨立團）為單位，報告本單位的婚姻情況統計數字，其目的就是具體掌握部隊婚姻的真實情況。①參見新疆軍區檔案館：《新疆軍區政治部關于保障革命軍人婚姻的通知》，1951年5月7日。二是由軍委和西北軍區往新疆調撥婦女。三是由新疆軍區和新疆人民政府出面到內地大量招收婦女進疆。[15]29歷史數據顯示，1952年進疆的部隊家屬只有3148人，1952年軍委和西北軍區調撥和介紹來新疆的有4155人，新疆自己招聘的則有10137人。②參見新疆軍區檔案館：《新疆軍區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接收進疆學生、婦女統計》，新疆軍區政治部，1952年。姚勇提出，上述三種解決婚姻的辦法，第一種只能小范圍地解決官兵的婚姻問題，第二種和第三種才是解決的根本辦法。尤其是第三種，更能有效解決部隊的婚姻問題。[15]29至此，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下的婦女進疆拉開帷幕，進疆的婦女主要來自甘肅、湖南、山東、上海等地。

通過史料我們可以看出，在國家把新疆的婦女問題列為“先立業，后立家”，將解決新疆部隊官兵婚姻問題上升為政治任務的背景下，動員大量婦女進疆。從甘肅、湖南和山東等地以參軍和參加經濟建設等名義進疆的婦女，成為解決新疆部隊官兵的婚姻問題的承接載體。在尋求“解放”的訴求下，婦女選擇進疆。而進疆路上的無軍籍、進疆后的家屬工、甚至持家，都使部分婦女所尋求的“解放”，成為一種政治動員下的口號。這種政治動員，并沒有將解放婦女、爭取婦女權利予以優先考慮。國家政治動員下的進疆，賦予了婦女國家和集體革命者和建設者的身份，與此同時，卻使其囿于傳統的性別角色下。一定程度上而言，婦女進疆并未實現其個體的自我解放。

五、小結

國家在動員婦女參與生產和勞動建設的同時，以“解放”作為口號來進行政治動員。但是，在“解放”話語背景下的國家建設和邊疆建設，并沒有將“婦女解放”作為國家的主要目標，在一切為國家的集體主義時期，性別被隱匿在政治動員下。雖然婦女選擇進疆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學習、工作的機會而擺脫傳統的依附男性的生活，但是國家政治動員下的進疆，并沒有從根本上實現個體意義上的婦女解放。

在國家政治動員下的新疆支邊婦女，在婦女解放的話語背景下，部分參加社會勞動，擁有工作，獲得了經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使傳統性別文化下的性別關系和地位有所改變。對于參加工作的支邊婦女而言，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獨立，使其對婦女自身的價值有較高的評價。但是，婦女的角色從“家庭人”到“國家人”的轉變，并沒有使婦女獲得真正的個體意義上的解放?！吧鐣髁x革命在可能的最大限度內解放了婦女，幫助婦女走出傳統家庭，從而跨越了一個舊時代。但它并沒有將婦女交還給婦女自己，而是交給了國家，即國家通過‘解放婦女’完成了對婦女的整合控制?！盵5]同時，部分婦女進疆，并沒有獲得參加社會勞動和生產的機會，而是進入家屬隊和下放持家，原本為“婦女解放”口號下的國家動員的支邊和參軍行為，卻在國家父權制的框架下延續了傳統的男性的特權。支邊婦女并沒有獲得真正的解放，卻在一定程度上使社會性別等級秩序得到了進一步的固化。

新疆支邊，改變了婦女的日常生活，形塑了婦女自身的性別意識，也形成了支邊婦女獨特的記憶和敘事。而關于婦女解放，更重要的是其個體解放與集體解放的張力，及婦女能動性地尋求和獲取的自我解放，希望隨著研究的繼續和深入，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歷史答案。

[1]高小賢.“銀花賽”：20世紀50年代農村婦女的性別分工[J].社會學研究,2005,（4）.

[2]秦燕.從社會性別視角對延安時期新女性的研究[J].婦女研究論叢,2006,（5）.

[3]李從娜.建國初期土改運動中的婦女動員[J].福建黨史月刊,2006,（8）.

[4]陳雁.“大躍進”與1950年代中國城市女性的職業發展——以上海寶興里為中心的研究[A].吳景平,徐思彥.1950年代的中國[C].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5]何平.國家在場下的婦女解放——基于建國初期婦女社會地位變革的考察[J].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07,（4）.

[6]左際平.20世紀50年代的婦女解放和男女義務平等：中國城市夫妻的經歷與感受[J].社會，2005，（1）.

[7]Hershatter,G..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Chinese Women and the 1950s[J].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002,（1）.

[8]Tsai,K..Women and the State in Post-1949 Rural Chin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6,（2）.

[9]張志永.建國初期華北農村婦女家庭地位的變遷[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8）.

[10]郭于華.心靈的集體化:陜北驥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J].中國社會科學,2003,（4）.

[11]黃慧貞.主體的追尋：口述歷史作為香港婦女史研究的進路[J].社會科學戰線,2011,（2）.

[12]游鑒明.女性口述歷史的虛與實[J].史林，2004,（增刊）.

[13]公丕文.五萬進疆女兵的婚姻白皮書[J].西部人,2003,（3）.

[14]劉云,徐霞.新疆婦女運動史[M].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9.

[15]姚勇.湘魯女兵在新疆[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

責任編輯：張艷玲

The Determination of Moving into Xinjiang for Those Women Who Support the Border Regions and Pursue for Liberation

WANG Ying,SHI Tong

In the 1950s,many women went to Xinjiang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border areas,bu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se women was untold in the grand narratives of history for a long time.Based on oral histories of Xinjiang women from interior areas who travelled and worked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Xinjiang,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oices of these women seeking liberation.These women did not achieve liberation for themselves during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women from interior areas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orders;political mobilization;women’s liberation

10.13277/j.cnki.jcwu.2014.04.014

2014-05-05

D442.9

A

1007-3698（2014）04-0084-05

王穎，女，中華女子學院性別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性別研究、教育社會學、醫療社會學、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石彤，女，中華女子學院性別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社會工作、社會性別。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