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古籍目錄及目錄工作的創立與發展

●李 敏（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鄭州450001）

彝族古籍目錄及目錄工作的創立與發展

●李 敏（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鄭州450001）

?？颇夸?；彝族古籍；目錄編制

以彝族古籍目錄整理和發表的時間為依據，將彝族古籍目錄工作的創立和發展過程分草創期、恢復期、發展期和繁榮期四個階段?？偨Y和探討彝族古籍目錄編制中的收錄范圍、分類編排和著錄形式等重要問題，為彝族研究、彝族古籍目錄研究乃至國際性彝族古籍聯合目錄數據庫的編制提供借鑒。

1 前言

彝族古籍是指1949年以前產生的，用表意的彝族音節文字寫刻在紙張上、銘鑄在金屬上和銘刻在石崖上的文獻檔案資料；用彝語口誦記憶傳承下來的口傳記錄；也包括1949年后產生的、原有古籍的轉抄本以及口傳資料的記錄本（沒有妄加修改的）；還有對彝文古籍的研究成果。早在彝族文獻學建立前，著錄以上資料而成的目錄產品及圍繞它們進行的目錄工作就已經存在。這些目錄，報導了彝族研究基本文獻的來源構成、數量規模、特點性質、學界研究和利用等情況，是我們了解彝族研究的基本格局與發展趨勢以及較快地進入研究狀態的必備工具，對彝族古籍目錄研究乃至編制國際性彝族古籍聯合目錄數據庫都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2 彝族古籍目錄工作發展歷程

2.1 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彝族古籍目錄工作的草創期

外界對彝族古籍了解始于19世紀末。最早的彝族古籍目錄應是一直承擔抄寫、編撰和傳承彝文古籍工作的歷代畢摩編制的經書簡目，但不多。20世紀初，彝族文化研究受到國際學術界關注，彝族古籍成為文字學、民族學和歷史學等實證研究的最好文本，自此引發搜集彝族古籍的第一個高潮。學者們在彝區調查中訪求、翻譯和研究彝族古籍，編制了一些具有現代學術性質的彝族古籍目錄著作，預示著彝族古籍目錄工作進入草創期。

楊成志編的《云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是我國第一部初具現代學術性質的彝文古籍目錄。在1928～1931年間，他在涼山和昆明彝區調查時訪獲130部彝文經典，分16類并按類序體編成表格式目錄一份。丁文江和彝族經師羅文筆共同編譯，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爨文叢刻》，則是一部典型的譯書目錄。該目集丁先生1931年在云貴川考察時偶獲的11部彝文經典。在早期的彝族古籍搜集和類別梳理研究中，馬學良是十分重要的領軍人物。在1940～1942年間，他在武定、祿勸等彝區搜集到彝文典籍2000余冊，初步釋讀后撰成《倮文經典目錄提要》和《倮文祭經的種類述要》等專題性研究目錄，首次較全面地總結了彝文古籍的類屬。前文將彝文典籍依內容分9大類，后文則著重梳理其中數量最多、價值最大、使用最廣的祭經大類，擬定祭經的四級類目表（含45個類目）。所有大小類目下都詳述所屬經書的文化背景、大意、畢摩誦念行法程序及效用等。這種結合內容主題和宗教儀式給彝文古籍設類的方式，為彝文古籍目錄編排樹立了一個科學的典范，后來者多受其影響和啟發，至今仍被一些彝文古籍檢索工具和藏書的排檢所遵從。

上述目錄是編者有意無意訪書活動的結果，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彝族古籍目錄研究情況。

2.2 20世紀80年代：彝族古籍目錄工作的恢復期

在1949～1979年間，彝族古籍目錄工作基本處于“冬眠”狀態。80年代初，國家民委呈國務院《國家民委關于搶救、整理少數民族古籍的請示》并獲批復，彝族文獻研究獲得了學術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保障，成為彝族文化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學科，古籍編目工作也得以重啟：邀請彝族經師和學者清點各機構所藏彝文古籍并編目；以自覺、明確的學術意識組織普查、征集和著錄散藏于民間的彝文古籍和口述記錄等。標志著彝族古籍目錄工作進入恢復期。

1981年，中央民院民族語言所彝文獻翻譯組邀請彝族經師，將藏于北圖、民族文化宮和中央民院博物館等彝文經書659部，按內容及特點分11類編排和著錄，內部刊行《北京現存彝族歷史文獻的部分書目》。這是我國首部書本式地區性館藏彝文古籍聯合目錄，為彝文古書的館藏、流通和使用提供了參考依據，探索了彝文古籍聯合目錄的編制方法。后附云南省楚雄州祿勸縣張興畢摩個人珍藏的彝文書目錄，含122本。該目結構完整，雖無書的解題，但有類序，肯定了敘錄體在彝文古籍目錄編制中的適用性。但未能收全北京市所藏，著錄項目也稍簡略。隨后，四川省博物館、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等也相繼編出所藏彝文書本式目錄和卡片目錄，但只是內部印刷和使用。

當時開展的涉及全國所有彝區的彝族古籍普查，征集和登錄的對象有彝文記錄的紙質和金石資料，彝語口傳記錄與畢摩行畢器具等，都被納入目錄中。如，云南玉溪地區民委等組織普查并編制的《玉溪市峨山、元江、新平、通海等縣彝文古籍聯合書目》和《新平縣畢摩藏書聯合目錄》，就匯集畢摩經紙抄本3000余冊，彝文金石碑刻拓片、彝文紙質檔案資料、口誦經錄音和畢摩行畢法器照片等45件。［1］這些新資料搜集量的增加，改變了目錄的內容和結構。如，1984年中央民院將征集自云黔川16個縣的16部《指路經》，譯成《彝族六祖遷徙典籍選編》；1989年云南省民族古籍辦集該省6縣（市）的6部《指路經》，譯成《指路經·第一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吨嘎方洝纺夸浀恼砭幹乒ぷ鞯拈_啟，豐富了畢摩經目錄內容的同時也為彝族先民的遷徙歷史和發展演變提供了文本材料。又如，陳長友主編的《彝文金石圖錄》第一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精選搜自畢節等地碑刻實物拓片20件，錄拓片照片、形制特征、提要和漢譯全文等。這是我國首部彝文金石古籍目錄，既探索了金石文獻的著錄體例，也改變了彝文古籍目錄重畢摩經輕其他載體的基本格局，還為彝族各領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材料。

這一時期目錄的編制，與政府的高度重視、大力支持以及各級彝族古籍研究管理機構的有效運作有關，與彝族文獻學科的發展有關，直接得益于彝族古籍的發現、整理和研究，促成了目錄內容、結構和類型等的新變化，為彝族古籍目錄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但也存在諸多不足。比如，目錄多內部發行；所收文獻雖廣，辨析和著錄卻不夠；編制體例欠靈活，沒有兼顧載體的差異與讀者利用的便利。

2.3 20世紀90年代：彝族古籍目錄工作的發展期

90年代以來，學術制度和教育制度不斷健全完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深入，文獻查閱因為交通資訊的發達變得愈發便利。在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中，彝族古籍目錄工作步入發展期，目錄著作的數量規模和學術水準都較前期有新突破，呈現出新特點。下面介紹標示該期進展的四部代表性目錄著作。

（1）陳長友主編的《彝文典籍目錄·貴州卷（一）》（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收錄1957～1990年間搜集自畢節地區11個縣、現藏于威寧等6縣民委及相關部門的典籍926冊，以及當地陳正忠等48位畢摩私藏典籍344冊，全部依內容按自擬的40大類分類編排，每冊著11項信息。這是國內第一部將公私藏書按內容統一編目的彝文古籍目錄，每冊都錄有編者親自釋讀傳本后所撰的內容提要，因此也成為畢節乃至貴州省彝文古籍發展的內在脈絡和研究狀態的最好工具。（2）朱琚元編譯的《彝文石刻譯選》（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收錄楚雄州90年代搜集、整理和翻譯的40件木石刻，印證了以往彝文石刻在云南彝區的繁榮，也給研究提供了更廣泛的真實材料。（3）呷呷和伍文珍合編的《彝文文獻名著舉要》（附于《彝文文獻學概論》，中央民大出版社1996年版），收錄9部整理翻譯后正式出版的彝文經典，17部尚未整理翻譯、地位特殊而重要、內容和風格皆具獨特性和互補性的抄本。其所舉，既是彝文文獻學學習和研究的基礎文獻，也是當時彝文古籍整理研究的成績表。（4）馬嘎陶編輯的《彝族文化主要著作、論文索引》（附于《畢摩文化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收錄發表于1957～1989年的彝文古籍論著269種。其中，著作40種分3個主題，論文229篇分11個主題，著錄皆簡。這是國內編制的首部彝族文化研究主題索引，表明編制專門的索引以便查檢豐厚的彝族文化研究成果，已成彝族研究的一種內在需求。

這一時期的目錄特點鮮明，表現在：①所收皆為編者親見，藏處具體明確，著錄內容更準確可靠，保證了目錄的高質量。②體例更完善，內容更豐富。大都既錄題名、藏者和篇幅等基本信息，還歸納介紹文化背景、內容、儀式用途和版本流傳等，滿足了學界對彝族古籍目錄的高要求。目錄兼具了資料匯編和工具書的性質，更加密切了目錄與彝族研究的關系。③公開刊布，擴大共享面和學術影響。不足：①收錄不夠完備，多為選目。②考證欠精。如《彝文典籍目錄·貴州卷（一）》收1270冊實為393種，以冊為著錄單元無妨，但復本下卻沒注。③體例待完善。如提要撰寫的模式化，同位類排列無序，缺索引等。

2.4 21世紀：彝族古籍目錄工作的繁榮期

20世紀末，《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彝族卷》編寫任務的下達，掀起了21世紀全國的另一輪普查登記彝族古籍流傳量和收藏量的新高潮，使得編撰完備而精良的彝族古籍目錄著作成為可能，標志著一個從更遠、更寬和更深的角度來規劃彝族古籍編目的時代來臨。下面介紹該期的四類目錄。

（1）藏書目錄。代表性的單館館藏目錄，有清華大學圖書館編的《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彝文古籍整理目錄》（內部印刷2004年），楊懷珍編著的《國家圖書館館藏彝文典籍目錄》（中華書局2010年版），姜榮文主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圖書館館藏彝族文獻書目提要》第一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版）和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且都有電子目錄和卡片目錄。2010年，徐麗華將北京市五大圖書館所藏彝文古籍800余種，依《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體例編成《北京地區彝文古籍總目》（民族出版社），這既是北京市彝文古籍館藏聯合目錄，也是《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彝族卷》的北京分冊。同時，涌現大量私藏目錄。如，昆明市及其所屬縣區編有18份畢摩私藏目錄,［1］張純德也公布私藏目錄,［2］貴州納雍縣12位畢摩的私藏則被王明貴匯編成《納雍彝文古籍總目提要》。［3］這些目錄既介紹彝族文獻的基本形式特征，還提供索書號或私藏者姓名和提要，便于讀者查閱和研究，也為編制更為完備的彝族文獻目錄打下堅實基礎。它們的自身框架、體例設計安排和多樣化目錄服務方式也給后續目錄的編制提供參考。

（2）宗教經籍目錄。最具代表性的是黃建明和巴莫阿依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原始宗教經籍匯編·畢摩經卷》（中央民大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簡稱《畢摩經卷》），收錄流傳于彝語四大方言區的原始宗教重要抄本和口誦經616部，啟用方言和儀式相結合設二級類目表編排，依經書重要程度和篇幅長短分四種詳略級別著錄：79部錄導讀、漢譯全文和注釋；114部錄導讀、漢譯文節選和注釋；110部錄漢譯書名和提要；313部錄漢譯書名。這是第一部面世的彝文宗教經籍聯合目錄，全面展示了四大方言區重要宗教經籍的?？?、整理和翻譯情況。此外，龍倮貴和錢紅編譯的《滇南彝族尼蘇頗殯葬祭辭》和《滇南彝族原始宗教祭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師有福譯著的《阿哲畢摩經選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等，皆結合宗教文獻研究與目錄編制，總結介紹了不同地域支系宗教經籍的收集、整理、翻譯和出版情況。

（3）集大成性質目錄。①提要目錄。如，陳樂基和王繼超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貴州彝族卷》（貴州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收甲編寫本2256種分14類，乙編金石82件分4類，丙編講唱573件分3類。錄每書基本特征和提要。②譯注書目。如，楚雄州政府組織編譯的《彝族畢摩經典譯注》（106卷），收錄云貴川桂有代表性的畢摩祭祀寫本、口誦經、創世史詩、英雄史詩和敘事長詩等，云南人民出版社已出版前90卷；涼山州政府組織編譯的《中國彝文典籍譯叢》（4輯），收集流傳于四川省的歷史經典、口傳文獻和畢摩經書等，四川民族出版社已出版前3輯共38卷。③原典目錄。如，楚雄州政府組織編選的《彝文典籍精選》（3冊，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選錄流傳于云貴川的46篇彝文原典；李濤和普學旺主編的《紅河彝族文化遺產古籍典藏》（20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收錄流傳于滇南紅河流域彝區的創世史詩、宗教、祭祀和醫藥等93部。這些大型目錄的面世標志著彝族古籍目錄乃至整個彝族研究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4）彝族古籍學術研究成果目錄索引。有肖惠華等編的《彝族文化研究：論文·專著·譯文目錄索引: 1984－2009》（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匯中華彝族文化研究學派近30年的研究成果，編成著作、論文、歷史文獻譯著和畢摩經典譯注等四種目錄索引。陳東編的《彝學研究論文索引（1994－2004）》（一）［4］和（二），［5］普馳達嶺編的《彝學彝語言文字論著目錄索引》［6］等則發布于網絡。

這一時期的目錄呈現以下特點。①收錄完備，規?？涨?。尤其是集大成性質書目，既收錄文字經和口誦經記錄本，還收錄碑刻檔案實物資料。②體例完善，檢索方便。如《畢摩經卷》，以方言為緯集四個區域經書，以8種儀式為經統領全部經書。各藏書目錄皆錄索書號或具體藏處，有的還編制經書彝漢索引，強化了查檢功能。③集體協作編撰大型聯合目錄成主流，但兼顧了古籍全國彝區的整體面貌和各省區的具體實情。④部分圖書館的電子目錄數據庫建設初現端倪，給彝族古籍目錄信息網絡化集中管理和檢索奠定了基礎。但收錄仍有缺憾，尤其是國外部分；多卷本和精裝本的出版則可能會拉開其與普通讀者之間的距離。

3 彝族古籍目錄發展中的重要問題綜述

3.1 收錄范圍

彝族古籍目錄的收錄范圍既是彝族古籍目錄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同時也體現目錄編者個人的彝族古籍觀念。依彝族古籍外延，其目錄收錄對象應含彝文抄本、彝語口傳的定型記錄本、彝族文物檔案、彝族古籍的研究著述等，如此才能從目錄學的角度體現出立體的彝族古籍觀。實際上，這種觀念在目錄草創期就有學者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和嘗試，除當時未見的研究著述外，其余文獻都被收入目錄。在恢復期和發展期，既有匯集不同對象于同一目錄的，也有各載體和各出版物單獨編目的。在繁榮期，目錄的基本結構呈現多樣化的基本格局，各自獨立又相互呼應，操作方便，符合彝族古籍自身的實際。如此，彝族古籍目錄成為包含若干分支、自成一體的學術領域，由此來全面掌握和研究彝族古籍及其文化，方顯事半功倍之效。

3.2 分類編排

收錄范圍確定后是設計結構框架，確定大類和展開各級子目。上述目錄的大類設置依據大體有內容、宗教儀式類別、內容與用途結合、地區方言和載體等，大類序列多以類下集合的文獻量由多到少排。子目多展開于量多大類下。一個合理完善的彝族古籍分類框架，從文獻的角度看，反映彝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實況；從應用的角度看，既能編排彝族古籍目錄，也能類分彝族古籍構建實體文獻庫，還能便于將來全國彝族古籍數據庫的分類檢索；從讀者的角度看，各類界定準確、眉目清晰，便于讀者判定每類所指及類間區別與聯系。為此，初擬一個含“部—類—子目”的框架僅供討論。按彝文傳承和運用范圍，結合口誦記錄的整理成果，將其劃分為四大部類：早期畢摩掌控彝文時產生的大量宗教紙本文獻及其后世傳抄本——宗教文獻；中期摩史掌握彝文后撰寫的政治、歷史、文學、醫學等各學科紙本文獻及詠誦傳承下的記錄——學科文獻；后期彝文應用擴展到彝族社會各階層后出現的政府公告、家譜、碑刻、記賬、書信等——世俗檔案實體資料；最后是無法歸入上述三部的綜合性文獻。然后，按時間梳理出中外學者的分類思想和方法，跨省區比較研究已收文獻的內容和用途，通過縱橫比較、點面結合等綜合研究，確定各部內的大類及具體子目。

3.3 著錄形式

目錄質量與其著錄項目的多少繁簡直接相關。上述目錄的著錄形式經歷了由少到多、從簡到繁的過程。草創期，著錄簡略。突破始于恢復期，不僅增加基本特征項目，在畢摩和譯者參與后豐富了類序，并概述每書內容、評論其價值。這就將彝族古籍的傳播和研究擴大到不識彝文和難見原經的人群。21世紀前后面世的目錄，提要中增加經書考述，更真實地反映彝族研究的狀態。增添注釋項，從彝族文化傳統角度解釋經文中出現的名物和術語，有助于讀者閱讀和治學。為達到著錄內容規范化，又體現彝族古籍自身特色，建議：（1）題名著錄統一用四行對照，注音一律用國際音標；（2）準確全面著錄文獻來源地，為抄本?？钡於ɑA；（3）給關系密切或性質相近的經書在相關的類下作參照注釋；（4）內容涉及多類目的專題經書，重復錄于多類下，但規定互見分類，保證在目錄等檢索工具中各局部內容的完整；（5）豐富提要，詳述每經大意、場景局部意義、社會文化背景及效用等，讓讀者了解經書的更多社會功能和文化內涵；（6）完善類序，以文字敘該類大意和畢摩行法步驟，用圖譜再現經書使用場景；（7）增輔助索引，如經名索引、儀式索引和流傳地索引等。

［1］李國文．云南少數民族古籍文獻調查與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214－216，151－314.

［2］張純德，等．彝族原始宗教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428－449.

［3］王顯．納雍彝學文集［M］．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08：143－170.

［4］彝學網［EB/OL］.［2013－07－02］．http://222.210. 17.136/mzwz/news/20/z_20_2087.html/2004－11－15.

［5］彝學網［EB/OL］.［2013－07－02］．http://www. yizuren.com/plus/view.php?aid=1515/2004-11-15.

［6］彝學網［EB/OL］.［2013－07－02］．http://www. yizuren.com/plus/view.php?aid=3447/2006-04-19.

G257.33

A

1005－8214（2014）09－0093－04

李敏（1966－），女，白族，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2014－01－26［責任編輯］李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