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與高崗

姬文波

張聞天從陜北“肅反”的刀下解救出高崗

1935年，在劉志丹、高崗等的統一領導和指揮下，陜北紅軍多次挫敗了國民黨軍隊對陜甘邊根據地的“圍剿”，陜甘邊根據地的革命形勢進一步高漲。然而就在此時，“肅反”的狂飆悄然而至。中央駐北方代表派西北代表團書記、陜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西北保衛局局長戴季英（曾經擔任鄂豫皖保衛局審訊科長），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等在剛抵達陜北不久，就指責陜北黨和陜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高崗等人有“嚴重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爸醒氪韴F”負責人找高崗談話，說是準備清理西北蘇區的“右傾取消主義”，被高崗一口回絕：“我們這里根本就沒有什么右傾取消主義！”這使得“中央代表團”負責人極為惱怒，戴季英等人聲稱，紅二十五軍趕來陜北，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幫助這里搞“肅反”。

1935年10月初，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指使西北保衛局局長戴季英等，以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以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領導為對象發動“肅反”，逮捕了劉志丹、習仲勛、楊森、黃羅斌、劉景范、馬文瑞等人。時任紅十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高崗在勞山戰役結束后不久即被誘捕。二十六軍連以上干部，地方區以上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關押獄中，遭到嚴刑拷打。中央后來查證，“肅反”中，他們已“殺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黨政軍干部”。

在劉志丹、高崗等危在旦夕之際，中央紅軍進抵陜北。1935年9月16日，中央紅軍攻占了川甘邊界的重要關隘臘子口并于18日到達哈達鋪。紅軍意外地在當地獲得了一些國民黨地區的報紙，張聞天（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與毛澤東、博古等一起閱讀了這些報紙，知道陜北已經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和相當范圍的蘇區存在，決定把陜北作為前進的方向。

10月19日，中央紅軍進抵陜西省保安縣吳起鎮（今屬吳起縣）。在這里，張聞天、毛澤東聽取了陜甘邊區游擊隊第二路政委龔逢春關于西北紅軍和蘇區的情況匯報，同時龔還反映了陜北“肅反”問題，并認定劉志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應該逮捕他們。22日，張聞天等派賈拓夫等攜帶無線電臺，率一支紅軍先遣隊去尋找陜北紅軍。31日，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和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在陜北甘泉縣下寺灣遇見賈拓夫。程子華、郭洪濤向賈拓夫匯報了陜北“肅反”情況，賈拓夫當即電告張聞天、毛澤東等。張聞天等接電后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

11月2日，中共中央機關抵達甘泉縣下寺灣。張聞天、博古、毛澤東、周恩來會見了程子華、聶洪鈞、郭洪濤。在聽了程子華、郭洪濤關于陜北“肅反”問題的匯報后，張聞天當即和毛澤東一致表示：陜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要立即釋放劉志丹等同志。11月3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郭洪濤等匯報陜北蘇區現狀及錯誤“肅反”等情況。會后不久（約11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離開下寺灣到前線指揮軍事斗爭，陜北“肅反”問題主要由張聞天負責解決。張聞天決定派王首道（時任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等帶無線電臺先去瓦窯堡接管陜甘邊區保衛局，制止錯誤“肅反”，調查情況，等候中央處理。

郭洪濤后來回憶說：“具體處理過去的冤案，釋放劉志丹等同志，這些工作都是張聞天領導的。他派王首道同志辦理這件事，還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中央黨務委員會），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指董必武，負總責）、張云逸、羅邁（李維漢）和我參加。他親自過問這個小組的工作，對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抓得很緊?！?1月4日，朱理治趕到下寺灣。他向張聞天等匯報工作，承認“這次‘肅反有錯誤。劉志丹和高崗不是反革命”。7日，中共中央機關到達瓦窯堡。在博古的領導下，中央黨務委員會于當日下午首批釋放了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18人。18日，毛澤東會同周恩來、彭德懷專門致電張聞天、博古，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嚴厲批判了“肅反”過程中的粗暴及其帶來的惡果。30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宣布為劉志丹、高崗等人平反。

高崗等被解救的人一致認為，是中共中央把他們從“肅反”的刀下解救了出來，對此他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共同提出東北工作方針，為建設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作出重大貢獻

劉志丹犧牲之后，鑒于高崗在西北的歷史地位，他自然在黨內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并受到毛澤東的器重，高崗在黨內的地位迅速提升。1941年5月，高崗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當時，中共中央設有四個中央局，即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華中局（書記劉少奇）、西北局。高崗在黨內的地位可見一斑。張聞天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實際上從最高領導的位子上退了下來，將黨內的領導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自己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馬列學院院長。延安整風后，張聞天受到批判，離開領導核心。在1945年舉行的中共七大上，高崗、張聞天都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抗戰勝利后，高崗、張聞天主動要求到東北工作。1945年9月19日，中央決定李富春、林彪、羅榮桓、張聞天、高崗赴東北。10月下旬，高崗和張聞天一起乘坐美國調停小組的飛機從延安飛往東北。11月22日（一說20日），高崗、張聞天等人風塵仆仆來到沈陽后，立即到東北局向彭真報到。當晚，東北局就召開會議，研究東北發展的戰略方針。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東北局主要領導主張，必須把工作重心放在沈陽至哈爾濱一線之長春路西側的廣大地區，面向長春路，在長春路及沈陽附近，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以便在蘇軍撤退時與國民黨爭奪這些大城市。

高崗則認為，蘇聯要履行它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和協定，會把沈陽等大城市交給國民黨?，F在國民黨軍隊已占了山海關，力量對比是敵強我弱，我們又缺乏群眾基礎，所以我們的方針應當避開大城市，到農村去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張聞天完全支持這個意見。東北局主要領導認為不能放棄大城市，認為蘇聯紅軍理應支持我黨我軍。會上大家爭得面紅耳赤。高崗對張聞天說，咱們到哈爾濱找陳云同志去。endprint

11月24日，高崗、張聞天、劉英、李富春等二三十人，組成了去北滿的干部團，乘火車離開沈陽去哈爾濱。他們乘坐的火車是悶罐子，既無暖氣，也沒座位，但大家情緒很高，一路上有說有笑。當時鐵路由蘇軍管制，晚上車到長春竟不讓走了。高崗自告奮勇，要何方（后任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長期做張聞天的助手）陪他進站交涉。管理長春火車站的是個蘇軍大尉，他一眼就看上了高崗所帶的三節電池的手電筒。大概是沒有見過，非常喜歡，要求送他“留作紀念”，但高崗執意不肯，于是又回到車廂。當大家了解這一情況后，都力勸高崗割愛。張聞天說：“老高，一個手電筒值幾個錢，送給他吧。讓他放我們走?！备邖彵硎?，他不是舍不得手電筒，而是不愿對蘇軍這種違反紀律的事作出讓步。在大家的一再堅持下，他還是拿出手電筒讓何方送去。蘇軍大尉得到禮物后，二話沒說，就指派一輛機車只拉著這節車皮直奔哈爾濱，一站未停就到達目的地。

26日，高崗一行冒著漫天大雪，來到了北滿分局撤走后留在哈爾濱南崗區的一幢小樓，這里也是北滿分局撤離后的秘密聯絡機關。但到達這里時并沒有馬上見到陳云，因為在他們到哈爾濱之前的22日，以陳云為首的北滿分局已經按照蘇軍的要求，與松江省委和松江軍區機關一道撤往哈爾濱以東的賓縣。聽說高崗一行到了哈爾濱，陳云立刻于28日由賓縣趕到哈爾濱，與高崗、張聞天等會面。陳云（時任東北中央局委員、中共北滿分局書記）聽了兩人的陳述，感到問題重大。他同意高崗、張聞天的觀點，三人討論后決定就這一根本戰略方針問題給中央發電報。張聞天當即根據三人討論意見擬稿，陳云、高崗又同他一起反復推敲、修改，忙了將近一夜，寫成《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由陳、高、張聯名，于29日、30日用電報分兩次發給東北局并中共中央。

電報中分析了當前形勢和蘇聯對東北的政策，指出：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必須承認，首先獨占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干線以獨占滿洲，這種可能性現在是沒有的”；當前東北工作的基本方針，“應該不是把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裝力量，在錦州、沈陽前線給國民黨部隊以可能的打擊，爭取時間。同時，將其他武裝力量和干部，有計劃地主動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滿、東滿、西滿，包括廣大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戰略地區，以掃蕩反動武裝和土匪，肅清漢奸力量，放手發動群眾，擴大部隊，改造政權，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圍和鐵路干線兩旁的廣大鞏固根據地。我們必須經過戰爭及根據地之建立，以達到包圍殲滅大城市之敵及鉗擊長春鐵路干線，使我們能夠在同國民黨的長期斗爭中，取得全局的優勢”。對于北滿工作的中心，提出“應該放在廣大的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根據地的建立”，并提出在北滿建立若干根據地的具體設想。

12月9日，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陳、高、張的《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2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采納陳云、高崗、張聞天等提出的東北工作方針，指明東北斗爭的艱苦性，確定黨在東北的任務是在距離國民黨占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鄉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發動群眾，逐步積累力量，準備在將來轉入反攻。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對東北局領導進行調整，林彪為書記，彭真、羅榮桓、高崗、陳云為副書記，并組成常委會，高崗兼任秘書長，處理東北局的日常工作。

1948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1949年1月改稱第四野戰軍），并成立了東北軍區，林彪任司令員兼政委，高崗任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委。

1949年2月，高崗出任東北局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和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49年3月正式任命）。

在此期間，張聞天先后擔任合江省委書記、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1948年）、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遼東省委書記等職。高崗與張聞天在工作中互相支持，為建設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互相支持，繪制東北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藍圖

在東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說，“東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對此，劉少奇曾對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陳伯村說：東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調配的，不是高崗自己拉去的。他還請陳伯村轉告高崗，不要聽那些閑話，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在東北主政期間，高崗強調在用人問題上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搞論資排輩”。對于像張聞天這樣因為錯誤斗爭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資格，高崗也不避忌諱，一體信用。

張明遠（時任東北局常委、秘書長）回憶說：在東北局的常委中，張聞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的理論造詣深，注重調查研究，常常對現實中的問題能提出獨到的見解。高崗對張聞天很敬重，說他有學問，“是個翰林”，在遵義會議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對他要善于使用。在制定方針政策時，東北局很重視張聞天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許多重要文件常由張聞天起草。他關于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及中共方針政策的論述，深受高崗的贊賞，高崗把它作為東北經濟建設的政策依據。東北解放前后，張聞天一直任遼東省委書記，1949年調整東北局時，高崗曾提議讓張聞天重新擔任組織部長，但未能實現。后來，張聞天又因為供銷社和私人工商業問題而受到劉少奇的批評。高崗為張聞天在東北未能得到重用，頗感遺憾。

在關于私人工商業問題的論爭上，高崗明確支持張聞天的意見和看法。東北局制定私人工商業政策的指導思想，主要依據的是張聞天的《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的方針提綱》（以下簡稱《提綱》）。

在《提綱》中，張聞天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列為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之一，并認為，“東北的國營經濟，由于過去的特殊歷史條件，較之其他解放區都要發展。所有大的企業，差不多全部掌握在國家手中”。因此，“在東北城市工商業中，國營經濟已經占了領導地位”，而“私人資本經濟在東北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今天已經落后于國營經濟，將來還會落后于合作經濟，其比重是不算大的”。而且“東北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以中小資本家，尤其是小資本家為多”。從這個實際出發，東北局制定政策時，也就與關內有所不同。在高崗主持下，東北局討論通過了這個提綱，制定了私人工商業政策，為繁榮市場，穩定物價，促進工商業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endprint

1949年5月31日，劉少奇起草、簽發了黨中央給東北局的電報，并轉來東北局原社會部負責人給劉少奇的信（信中反映張聞天在1949年夏東北局城工會議上的所謂極左觀點，他認為張聞天的報告對私人資本的意見是錯誤的，令他們“垂頭喪氣”）。

電報指出：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來發展生產，是一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電報批評東北局說：“據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并糾正?！币蟆皷|北局召集會議，要洛甫（張聞天）同志參加并發表意見”。不久，劉少奇赴蘇路過沈陽時，與東北局常委談了資產階級政策和供銷合作社的方針問題，從蘇聯回來又在干部中談了這兩個問題，批評了張聞天的主張。由于高崗正與劉少奇在蘇聯訪問，便由張明遠代李富春起草了給中央的工作報告，檢查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政策方面存在的所謂“偏差”。

高崗回國后，對這個報告很不滿意，說李富春左右搖擺。后來叫馬洪（時任東北局秘書長）主持再作調查，又重新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中，高崗明確支持張聞天的主張，強調東北的私人工商業情況與關內不同，因此東北在執行對私人資本的政策上也應與關內有所不同。

9月4日，高崗主持東北局常委會議。會上，張聞天鄭重申明：體現城工會議結果的，應是由他起草、經東北局討論通過的那份提綱，如果要批判應以這個文件為根據。至于他在城工會議上的總結發言，也并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的觀點，無論什么講話報告都不能斷章取義。會上，高崗和東北局常委一致認為，東北局在執行中央關于私人資本主義方針問題上，沒有犯路線錯誤。

在供銷合作社問題上，高崗也非常重視張聞天的意見主張。1948年秋冬，劉少奇在東北局送交中央審閱的經濟提綱中批示：供銷合作社“決不應當照商人一樣去經營自己的業務，決不應當賤買貴賣，單純地以贏利及分紅為目的”。

1948年12月，受高崗委托，張聞天為東北局起草《關于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問題》的決議草案。在社員分紅問題上，張聞天提出“按股分紅”的意見：“在分紅方法上，在今天農村經濟文化條件下，不可能實行按消費能力的分紅辦法，而以按股分紅為便利。但在政治上，則不論股金多少，任何社員都只能有一票權利，以保障合作社的領導權掌握在貧雇農和中農手里?！边@顯然與劉少奇的意見相左。在東北局會議上，李立三等支持劉少奇的意見，對張聞天提出的供銷社入股與分紅問題提出異議，并為此發生了爭論。

1949年4月24日，張聞天專就供銷社盈利分紅問題致信高崗并東北局，系統提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中心是不能把為群眾服務與盈利分紅對立起來。張聞天說：“問題的本質不是盈利分紅問題，而是合作社應當采取一種什么方針的問題。如果采取新民主主義的方針，采取正當的辦法盈利分紅，即使盈利分紅愈來愈多，也是應當贊成的。合作社為群眾服務的方針與盈利分紅，不是對立的東西，而是統一的東西。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合作社才能有很好的發展前途?！币宦煞磳τ旨t，“是一種片面的絕對觀點”。為了解決這一爭論，高崗把東北局內部的爭論報告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毛澤東致信劉少奇等人，要他們發表意見。

1949年6月8日劉少奇回信毛澤東，表示：不贊成洛甫同志關于合作社盈利分紅的意見。如洛甫同志所說的，無疑問，就要使消費合作社走上資本主義的路線。1949年夏，劉少奇訪蘇（6月21日至8月14日）途經東北時，對東北局常委談到供銷合作社盈利分紅問題，批評張聞天的意見是“資本主義路線”。高崗回國后，東北局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召開常委會討論關于供銷合作社的目的、方針、入股、盈利分紅、是否對非社員做生意等問題，并作出規定，但沒有改變供銷合作社盈利分紅的做法。會后以高崗的名義報告中央，中央批示同意。

1951年8月，高崗在東北合作貿易會議上作了題為《關于合作社若干問題》的報告，9月報給中央。沒多久，高崗傳達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的意見，說在供銷合作社盈利分紅問題上，毛澤東明確表示支持張聞天的意見。1953年春，趙德尊傳達了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關于供銷社、關于國營商業與合作社的關系等的意見。同時，中財委也提出了關于批發問題的意見。至此，供銷合作社的工作才基本走上軌道。

在高饒事件的旋渦里

新中國成立后，張聞天到外交戰線工作。1950年1月，毛澤東決定派他為中國駐聯合國安理會首席代表，而且當即對外公布。張聞天從廣播中才知道對自己的任命，就趕緊向劉少奇提出可否另換人，但是沒有被采納。與此同時，張聞天也懇請高崗代向中央反映意見，希望繼續留在東北工作。高崗很無奈地對張聞天說，中央一定要你去，我也沒有辦法。2月13日，張聞天前往北京，在沈陽停留半日，向東北局交代工作。高崗對張聞天的調任深感惋惜，傍晚，他親自到車站為張聞天夫婦送行。

1951年4月，張聞天出任駐蘇聯大使。在高崗秘密訪問蘇聯期間，張聞天與高崗經常會面，討論朝鮮停戰等問題。張聞天向高崗表示，他非常關心國內情況，特別是東北地區的情況，請高崗設法送些這方面的材料?；貒?，高崗讓東北局秘書長馬洪給張聞天帶去一批農村、城市經濟情況的資料。在出任駐蘇聯大使期間，張聞天對國內工業化建設提出許多積極建議。

1953年3月26日，張聞天回到北京述職。3月28日、30日，張聞天前去看望剛剛調來北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高崗，同他談計劃工作。張聞天表示想在計委搞經濟工作，高崗當即表示歡迎，并答應向毛澤東反映。隨后，張聞天去安徽、河南、陜西、山西等地參觀考察，歷時一個月。5月25日，高崗請張聞天去國家計劃委員會，參加聽取紡織工業、輕工業部門的匯報。6月14日上午，張聞天去高崗處，對計劃問題的報告提出意見。6月18日至26日，張聞天受高崗委托代他起草《關于五年計劃的報告大綱》，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此稿未被采用，但稿中的一些思想被采納。endprint

在6月至7月初，張聞天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但7月初即因病離開會議，到北戴河休養。張聞天后來回憶說：“1953年6月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主席要我參加，說好撈一點‘資本回去，所以我參加了?！迸c張聞天一起回國的何方回憶說：毛主席要張聞天參加6月份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說讓他“撈一點‘資本回去”。這正合乎他想做經濟工作的愿望，所以開始表現挺積極，找計委主任高崗和一些經濟部門負責人了解情況。高崗還請他幫助起草了一份要在會上作報告的提綱（不過后來沒有用）。會議開了不到一半，他就感到味道有點不對。一方面會議根據毛澤東指示在批判薄一波；另一方面高崗在閑談中又對他說了些“劉少奇在黨內有個攤攤”之類的話，好像有點反對劉少奇的意思，但他卻不摸底，也不便多問。因為他對錯誤斗爭特別是宗派問題有所顧忌，現在財經會議上這場斗爭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怕被卷進去。正好這時他得了感冒，于是就請假去北戴河休養，病一好便回大使館了。

在1953年的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利用中央對財經工作的批評，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上綱為“兩條路線的斗爭”，其矛頭暗指劉少奇、周恩來。這是借批評薄一波而影射攻擊劉少奇。高崗篡奪黨和國家更高權力的圖謀在財經會議上已經露頭了。這次財經會議原定的主要議程是討論關于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的問題。但毛澤東在會前就決定，財經會議要從討論年初引起極大爭議的“新稅制”切入。會議第一階段的進展還是比較正常的，討論比較正常，會上沒有過激的爭論。高崗還提醒參加會議的東北局的同志態度要謹慎謙虛，不要說過頭的話。

7月11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全國財經會議進行情況。毛澤東指示舉行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13日，薄一波在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作關于財政、金融、貿易政策和工作的檢查。從14日起，與會代表對薄一波進行“批評與幫助”，會議氣氛從此緊張起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會議以檢討“新稅制”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傾”錯誤。與會代表的批評越來越嚴厲，上綱越來越高，涉及和批評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批評在7月中旬達到高峰。薄一波接連兩次檢討都沒有過關，他拒絕再作檢討。對薄一波的批判，還聯系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以及關于東北富農等問題的講話，會議形成了“批薄射劉”的局面，有了“批薄另有后臺”等傳言，出現了一些復雜局面。

8月6日，陳云和鄧小平先后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發言。8月7日，高崗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上發言。

高饒事件爆發后，高崗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上的發言成為他反黨的主要罪狀之一。

1954年1月28日，張聞天回到北京，準備參加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當晚前往中南海，見到了劉少奇、朱德和彭德懷。劉少奇代表中央告知：中央揭露了高饒反黨陰謀活動，張聞天聽后感到十分震驚和疑惑。第二天，他去老戰友、老朋友陳云處了解情況，陳云向張聞天詳細地介紹了高崗問題。1月30日，張聞天不顧嫌疑，去高崗處談話。高崗承認自己有錯誤，但不承認自己存在分裂黨、搞陰謀的問題。張聞天在日記中寫道：“關于他的錯誤，我談了一些，關于個人（指高崗）在活動中的想法，有何個人打算，此點他似乎難以說出?！?月31日，張聞天見到楊尚昆，談了高崗問題。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缺席此次會議，但他在會前明確交代：這次會議在討論加強黨內團結問題的決議時，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應盡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會上，高崗作了檢討。參加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人員在發言中，從不同角度對高崗作了揭發和批判。會后，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嚴重問題。關于高崗問題的座談會從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開了7次，有43人發言。

2月17日，高崗自殺未遂。

2月19日，張聞天在中央關于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發言，談了與高崗在東北共事以來所感覺到的問題，指出：“高崗的錯誤是逐漸發展起來的。本來就有個人主義，到北京后更發展了。開始是對劉少奇同志懷疑、害怕、不滿。以后是攻擊，胃口逐步擴大，最后發展到爭權奪位，宗派活動的危險道路上去?！辈z討自己過去“對高估計過高，缺點認識不足”，聲明并未向別人“廣播”高崗對他講的東西，還曾對高崗說過，中央內部的事情應向主席反映?！拔疑洗坞x京前，也曾向主席建議，中央內部既有些意見，最好專門召開會議談談。主席說：要等待時機?！?/p>

8月17日，高崗自殺身亡。

1955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高崗被開除黨籍。張聞天在起草在黨代會上的發言稿期間，曾打電話給陳云，問及對東北局工作時同高崗關系的看法。陳云表示，那時的高崗是那時的高崗，不能因為高崗現在出了問題連那時的工作關系都不對了。東北局初期的方針爭論中同高崗站在一起也是正確的。張聞天同意陳云的意見，但認為自己在同高崗的關系中，特別是回北京后，警惕性還是不高，對高崗的一些背后議論沒及時反映，仍然值得檢討。3月31日，張聞天在大會上發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陳云、劉少奇、鄧小平的報告和發言。張聞天講了同高崗在工作中的來往情況，并就自己在同他來往接觸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受到批判。張聞天因為支持彭德懷的正確意見，也受到批判，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骨干成員。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錯誤的決議》中說：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F在已經查明，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同志早就同高崗形成了反黨的聯盟，并且是這一聯盟中的重要成員。張聞天同志也參加了高崗的宗派活動。

此后，張聞天離開外交部門，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研究?！拔幕蟾锩敝?，張聞天受盡迫害。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在無錫病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