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如何對待語言事實的反思

戴慶廈

(云南師范大學漢藏語研究院，云南昆明650504;中央民族大學語言文學學院，北京100081)

我做語言研究，如果從1956年大學畢業算起，那么至今已有58年了。這漫長的58年，我主要做語言事實的調查和整理，也做些語言規律和語言理論的提升研究，使我與語言結下了不解之緣，也不知這條路是怎么走到今天?，F在回憶起來，既有甜蜜的成就感，又有煩惱的挫折感。我做學問，需要對自己走過的路做些反思，才有利于進步。

幾十年來，我在語言教學研究的實踐中逐漸懂得了這樣一個道理:做語言研究最重要的是要認識語言事實是第一性的，要學會調查、掌握豐富有用的語言事實，擺正語言事實與語言理論的關系。這雖然是一個淺而易懂的道理，但不是一下子就能認識到位的，也不是都能做好的?；叵脒^去，在如何認識語言事實的問題上，我有過一些挫折和反復，往往是在碰了釘子之后才有實在的認識。下面談幾個我自己經歷過的例子，論述語言研究中必須善于對待語言事實。

一

第一個例子是，我是怎樣才對景頗語并列復合詞的構造規律有了深入正確的認識。

我在研究景頗語時，被景頗語中親屬關系的并列復合詞深深吸引，因為它有不同于漢語的詞序特點。如漢語的“父母、男女、夫妻”，是陽性詞在陰性詞之前，而景頗語的語序大多是陰性詞在陽性詞之前，說成“母父、女男、妻夫”。例如:

我試圖去解釋這一現象。由于當時我掌握的語言事實不夠，只看到景頗語親屬稱謂詞中多是陰性詞在陽性詞之前的例子，而沒有看到也有少數是陽性詞在陰性詞之前，加上在方法論上沒有從并列語素的結構關系上去尋找理據，而是簡單地用社會語言學方法去解釋詞的構造，于是就錯誤地認定景頗語女性詞在男性詞之前是與景頗族長期經歷母系社會有關，是母系社會的觀念在語言中的反映。這就是我最初形成的觀點。1980年我有幸被邀去北京師范大學為歷史系師生做語言和歷史的關系的報告，在講到如何通過語言事實來解釋歷史社會的現象時，就用了景頗語這個陰性詞在陽性詞之前的例子，來說明景頗族在歷史上曾長期經歷過母系社會，所以在景頗語的構詞中有這一特點的反映。過了幾年，當我大量收集了景頗語并列復合詞和并列短語的語料，并從語音結構上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后，才發現原來的認識錯了。因為通過大量語料的排比和分析，我發現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在景頗語的親屬稱謂詞中除了大部分是陰性詞在陽性詞之前外，也還有少量是陽性詞在陰性詞前的例子，如 ku33(公)mo－i31(婆)“公婆”。二是通過各類并列復合詞的分析，發現景頗語并列復合詞的語素次序孰先孰后，與語素的語義關系不大，而是受前后音節元音舌位“前高后低”和諧規律的制約，即是后一音節的元音必須低于前一音節(若是四個音節，則是二、四音節和諧;若是三個音節，則是一、三音節和諧)。這不同于漢語并列復合詞的語素搭配受聲調規律的制約。例如:

在景頗語中，使用這種語音規則搭配的詞占絕大多數，只有極少數例外，即后一語素的元音高于前一語素。例外的條件主要是與語義有關，即前一語素的意義比后一語素更重要，所以元音舌位低的也放在前一音節上。例如:

語料多了后，對語言現象的認識就加深了。我看到，景頗語并列復合詞中有的詞語音原則和語義原則存在“競爭”現象，表現為語音原則規定以元音和諧規律來構詞，要求語義服從語音;而語義原則則強調語義領先，不顧“前高后低”的語音和諧，于是出現語音原則與語義原則的競爭，競爭的過程出現了“兩讀”。例如:

總的看來，景頗語復合詞的并列結構是由語音和諧條件決定的，與社會因素關系不大。［1］但要有這個認識，必須依靠大量的語料，不能只憑少量的語料就按常規的思路類推。

二

第二個例子是，我是怎樣才認識到話題句在景頗語中的地位。

我最初在辨別景頗語中使用頻率特高的結構助詞ko31時，只看到它大多位于主語后面的事實，就把它看成是突出主語的語法標志，稱之為“主語助詞”。［2］我和徐悉艱在《景頗語語法》一書中就是這么看的。后來經過了多年，了解到現代語言學中有關“話題”的新理論，于是就再擴大審視有關的句法語料，發現ko31在句中除了主要位于主語后外，還能放在狀語、賓語后。新的語料使我改變了對ko31的認識，把它看成是“話題助詞”，并確定景頗語的句式中有“話題句”。例如:

而且，通過大量語料的檢查，看到ko31還可用在名詞做謂語的句子中。這種句子，主語與謂語相同，是拷貝式句子。例如:

ko31還可以使用在省略謂語的疑問句里，帶有疑問語氣。例如:

ko31還可放在條件復句的前一分句(表條件的)后，把條件分句當做一句話的話題。例如:

這些活生生的語言事實改變了我倆對它是主語的看法，于是在我新出版的的《景頗語參考語法》一書中，就毫不猶豫地把ko31改為話題助詞。［3］這個變化說明，借鑒語言學的新理論，促使我去擴大語言事實的積累，而語言事實的積累，改變了對原有事實的認識。隨著語料的增加，我對話題的性質、功能有了更多的認識。

后來我進一步認識到，景頗語的話題和主語無論是在語義上還是在語法上都各有自己的特點，應視為不同的語法范疇。二者的區別主要有:第一景頗語的話題和主語各有自己的語法標記。話題的語法標記是在話題后加ko31;而主語的語法標記是在句末加句尾詞，通過句尾詞的人稱、數的標記指示句首的主語。第二景頗語能夠充當話題的句子成分有主語、賓語、狀語，所以話題與主語并不相等，而主語只有當它需要突出時才具有話題身份，這時它既是主語又是話題。第三景頗語的主語在句子中能省略，而話題不能省略。這是因為話題是一句中強調的對象，不能缺少，而主語因為有句尾詞指明其存在，可以缺位。第四從位置上看，景頗語的話題結構只能是話題在前、述題在后，不可移動;而主語和賓語的位置，一般是主語在賓語之前，但也可在賓語之后，有一定的靈活性。

總之，根據大量的語言事實我取得了以下幾個新認識:(1)景頗語是一種具有話題結構的語言。話題結構由話題和述題組成，句子成分結構由主語、謂語、賓語等句子成分組成。二者的特點雖有部分交叉，但屬不同的語法結構，是不同的語法范疇。(2)話題結構是適應語用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句法模式，嚴格說是一種“語用語法范疇”;而句子成分結構則注重句子成分的搭配，句子的構造。(3)在語法形式上，話題的標記是話題助詞ko31，而主語的標記是句尾詞。(4)話題的語序是“不可移動性”的，只能是話題在前，述題在后;而句子成分結構的語序則是“可移動性”，如賓語可移至主語之前。(5)景頗語的話題結構和句子成分結構是兩個獨立的、并重的語法系統，各有各的作用，不存在哪個優先，哪個是主體。這兩個不同的系統在語用中融為一體使用。(6)景頗語的話題與漢語相比，二者既有共性，又有差異。共性是:二者都有話題結構，話題結構均由話題加述題組成。差異主要是:景頗語的話題結構也好，句子成分也好，都有其顯性的語法標記;而漢語則相對缺乏。［4］

三

第三個例子是我從大量語料中獲得關于藏緬語松緊元音歷史來源的認識。

上世紀50年代，我剛剛大學畢業就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三工作隊到云南調查語言，主要做哈尼語調查和哈尼文創制工作。由于松緊元音是哈尼語的一個重要特征，有豐富的現象，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使我對松緊元音問題有了濃厚的興趣，成為我走進學術研究殿堂的第一個研究課題。當時，我的研究得到已故的時任第三工作隊隊長羅季光教授的熱情支持，他多次提醒我要多收集語料，重視語言事實的積累。所以我在哈尼語方言的調查中很重視松緊元音語料的收集，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語料。每次到哈尼山寨調查哈尼語方言，我的注意力和興奮點多集中在松緊元音上，總要弄清這個方言的松緊元音有哪些變異，有什么伴隨特征，有哪些演變的跡象等。我先后發表了《談談松緊元音》、《哈尼語元音的松緊》、《藏緬語族松緊元音來源初探》、《藏緬語族松緊元音研究》諸文，這些論文對藏緬語的松緊元音進行了共時描寫和歷時演變的研究。由于這些成果所使用的語料大都是我自己親自記錄的，或經過我校對過的，所以現在看來都還靠得住。這說明語料的重要性。

有一件至今還難以忘懷的事要在這里提及，就是我在擬《藏緬語族松緊元音來源初探》一稿時，曾錯誤地使用了一份緬語也有“松緊”的語料，而且還把它看成是藏緬語族松緊元音來源的一種新類型。緬語的這一份語料，是一位會熟練使用緬語的景頗人熱心提供給我的。他從小在緬甸長大，生活了幾十年，會說流利的緬語，對緬文也很熟練。當時對他提供的緬語語料的真實性，我是相信的，但在論文即將發稿前再一次做語料核對時，不知是何原因，我突然擔心緬語的材料是否有問題，立即找了在北京工作的幾位土生土長的緬甸仰光人核對了語料，果然發現緬語仰光話只有清濁聲母的對立而沒有松緊元音的對立。于是我馬上就把緬語松緊來源這一段抽掉，再一次對稿子做了修改，然后交給了《民族語文》編輯部，離編輯部發稿的時間只剩兩三天。想起這件事，我至今還有點“后怕”。想想如果當時沒有再做語言事實的核對，就這樣發表出去，白紙黑字，后果會很嚴重，況且這篇論文是《民族語文》創刊號的約稿。后來，我仔細琢磨所用的緬語材料為什么有問題，才知道是語料提供者雖然熟悉緬語，但從小會自己的母語，在掌握第二語言時容易受到母語的干擾，把音節中清濁聲母的對立，都讀成松緊的對立。這是一種“中介語偏離目的語”的現象。雖然語料提供者十分堅信自己的發音是對的，但實際上與作為第一語言的母語是有差別的。［5］

四

我舉以上三個例子，無非是要說明做語言研究如何對待語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語料的重要性誰都懂，但要掌握好卻不易。

語言學研究是以探索語言規律為目的的。對新的語言現象的科學認識，往往先是從發現少數語言現象開始的，從少數語言現象中得到最初的“靈感”，然后進一步擴大事實，從中提取帶有規律性的認識。但語言事實究竟要擴大到什么范圍才夠得上總結規律，要掌握這個分寸很不易。做研究的慣例往往是，當發現了少量新的語言事實時就想總結語言規律，就想發表新的成果，但這樣做，其結果可能立得住，也可能很快就會因語言事實的擴大而被推翻。當然，不是說任何創新的研究都非要等到相關的語言現象都摸清后才發表新的見解。所以，語言事實的多數和少數，主線和例外的關系如何辯證地處理好，常常是語言學家面臨的困境。

做語言研究所依靠的事實不可能都是自己收集的，摸過的所用的第二手材料怎樣檢驗其可靠性?在我國語言的比較研究中，我們不時見到有的作品就是因為用了錯誤的第二手材料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做學問要謹慎，要盡量多地掌握事實后再說話，不要手無本錢就說大話，這是語言研究中所必須強調的，但是，由于語言的復雜性，即便認真地做了語料的收集，謹慎地做了規律的探討，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準確無誤，所以我認為，一個有作為的語言學家，應當具有時時修正自己觀點的品質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