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的終結與重生

○陳寶良

20世紀80年代，武俠小說流行一時，受到了知識人與普通民眾的關注，足以與足球世界杯、女排賽事相頏頡，堪稱鼎足而三。將其受重視的程度說成是“萬人空巷”，并非夸大之詞，確乎道出了當時的實情。何以如此？這實在與中國人的英雄情結頗有些關系。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賽場上叱咤風云的成功人士，就是他們頂禮膜拜的時代英雄；而武俠小說中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俠義人物，亦因他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行為、為國為民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品格而得到人們的崇拜。

余生也幸，整個80年代，正值自己求學及走入職場的時期，得以躬逢且見證了這一盛事，同時也是三者的忠實“粉絲”。曾幾何時，熱潮漸漸退去：或因梁羽生、金庸、古龍武俠小說三大家之后，武俠作者后繼乏人，更無獨領風騷之人；或因中國女排戰績一落千丈，缺失重振的契機；或因中國男足水平裹足不前，僥幸去世界杯“打了一次醬油”之后，水平已是每況愈下，乏善可陳。這是時代使然，不必大驚小怪。

中國當代新派武俠小說大家，梁、金、古三家鼎立，猶如三峰并峙，各顯神奇，寫作各具特色：梁氏敘事之法，固然繼承了擬話本、說書人的手法，可使故事環環相扣，且具引人入勝之效，然不免文學套路單一，人物形象刻畫描摹尤缺深度；古氏敘事之法，別出心裁，其跳躍式且又帶散文詩式的故事敘述手法，盡管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然故事讀來不免讓人感到晦澀難懂，反而與通俗小說的娛樂功能漸行漸遠。相較之下，還是金氏敘事之法更值得稱道。他之敘事，故事既有歷史出典，又在平實中不乏驚險，且詩文合璧，文采斐然，讓人欲罷不能。故武俠小說三家之中，尤以金庸小說堪稱典范，亦更能適合各種層次讀者的閱讀口味。就此而論，說金庸讓中國新派武俠小說達到一個頂峰，實在并不為過。

時移世易。人人熬夜閱讀武俠小說的景象已如過眼云煙，不可復追。究其原因，當然不可僅僅歸咎于網絡這類新式媒體的崛起乃至大眾傳媒娛樂方式的多樣化，而是更應將考察的視閾落實到武俠文學的內在變遷上。換言之，除了外因使然之外，多一點筆墨去挖掘武俠小說創作的內在原因尤顯必要。這既是武俠文學的終結，卻又似乎預示著武俠文學重生的契機。若是以此為探究的起點，那么必然繞不開如下一個論題：金庸之后，又有誰能重新執掌武俠文學的牛耳？亦即“后金庸”時代，武俠文學又當走向何方？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棘手而難以回答的問題。若是對中國武俠文學的當代取向尚有熱情的話，那么，不妨去讀一下韓云波的新著《“后金庸”武俠》一書（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從中不難找尋出一些可以解人疑惑的答案。

韓云波教授沉潛于中國武俠小說與武俠文化研究多年，著有《中國俠文化：積淀與承傳》等多部論著，在學界引起很好的反響。細閱這部新作，作者通過宏大敘事的手法，將古今牽于一線，就“后金庸”時代的武俠文學創作做了相當詳盡的梳理，進而提出了諸多獨出機杼的新論。細言之，大抵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為鉤沉發覆之功。作者通過重新厘定事實，進而達臻將當代武俠文學創作發揚光大之效。自梁、古、金三家武俠小說之后，武俠文學一度處于相對沉悶的狀態，甚至開始淡出普通讀者的視野。從武俠文學史的內在理路加以觀察，無疑就是從“主流”向“次流”甚或“潛流”的轉變過程。點破這一事實固然有些殘酷，但不得不承認。為此，使得像我這樣武俠小說的普通愛好者產生一種誤解，認為武俠文學似乎已經絕響。其實不然。通過作者在書中的辛勤鉤稽，方知在“后金庸”時代，武俠文學不僅沒有終結，而且大有方興未艾之勢。就新武俠文學的作者來說，港臺有溫瑞安、黃易，大陸有鳳歌、步非煙、小椴、燕壘生、慕容無言、碎石、拉拉等；就新武俠文學的流變而言，則更是明顯呈現出以下三個階段，分別為港臺新武俠突變期（1986—2000）、大陸新武俠興盛期（2001—2005）與大陸新武俠轉型期（2006至今）。如此繁盛的當代武俠文學創作，不僅內容豐富多彩，而且極具探索性與創新性，甚至仍處于不斷的變化過程之中。這就是作者展示給讀者的關于當代武俠文學創作的全新景象。

二為對當代武俠文學創作的總結之功。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之間實屬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這已為很多文學創作者與研究者所認同，毋須贅言。當代武俠文學顯然也當作如是觀。毫無疑問，蓬勃興盛的武俠文學創作實踐，為文學研究者提供了足夠的研究資料；而文學研究者的理論總結乃至對文學創作走向的推測，同樣也能讓文學創作者足資借鑒。韓氏之著，無論是對金庸時代走向終結的闡釋，抑或當代大武俠時代對“金庸接班人”呼喚的歷史必然性的解讀，其間對當代武俠文學史創作理論演變內在理路的探析，不僅具有拾遺補缺之功，且對當代武俠文學創作不無裨益。

三為對當代盛世武俠的理想憧憬。何謂“盛世”？或因歷史與現實的差異，或因解讀者衡量標準的不同，隨之出現不同的認知，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盡管如此，將“盛世”視為一種理想狀態，這無疑可以暫時取得認識上的一致。就武俠與武俠文學創作的流變而言，作者認為，從“盛世江湖”進而走向“盛世武俠”，是21世紀武俠文學再造宏大敘事的一條可行途經。這決非作者的理想憧憬，而是武俠文學創作在當代歷史走向的必然抉擇。至于如何看待“盛世武俠”與“中國夢”之間的關系，或許尚有一些爭論，但這一問題的重新提出，事實上代表了當代知識人的理想世界，而并非僅僅限于武俠文學的創作者及其研究者。

除了上面三點之外，這部著作的價值，還在于引發了另外一個話題，即在城市化、商業化、法制化已經基本成型的當代社會，俠客是否已經成為一種精神化的人格典范？說實話，俠客的出現乃至風行，毫無疑問基于傳統中國小農社會之上。按照費孝通的說法，傳統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在這一社會里，人們不喜訴訟，甚至厭訟，而是崇尚“無訟”，民間有了財產、田地、婚姻一類的爭端，無不求助于地方社會中德高望重的長老出來調解。

所謂的“無訟”，不過是儒家士人的一種理想而已，而地方長老所能解決的問題，亦僅僅限于民間的雀角之爭?；谛∞r社會之上的傳統中國專制政體，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看，自上至下，盡管也建立起龐大甚至略顯臃腫的法律體制，但民間久已流傳的諺語，如“堂堂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之說，明確道出百姓對官方司法體系的公正性實在已經失去了信心。無奈之下，當百姓受到莫大的冤屈之后，只能寄托于下面四種途徑，希望自己的冤屈得到公正的解決。第一種途徑是對清官的崇拜，期盼清官式的明鏡高懸、公正審判，在民間廣泛盛行的以包拯、海瑞為主角的包公故事與海公故事，就是典型的例證，部分反映了傳統中國的“人治”意識；第二種途徑是借助陰司訴訟，一旦冤屈在陽間難以申雪，只好將希望寄于神靈乃至陰間，甚至出現告陰狀一類的舉動，民間流傳的諸多故事，如包公夜間坐陰床到陰間判案，乃至城隍神斷案一類的故事，大致已經說明了這一事實，且代表傳統中國“神治”意識的另一面；第三種途徑是追捧充滿智慧且不乏滑稽的落魄知識人，希望他們憑借自己的智慧，以幽默甚至滑稽的舉動，通過譏諷的方式，對地方官員乃至豪強的不軌加以針砭甚或干預，藉此起到振拔公正之效，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應當數在明清兩代江南最為流行的唐伯虎、徐文長的故事；最后一種途徑就是崇拜俠客，希望借助俠客快意恩仇式的打抱不平而解決世間不平之事，《水滸》中的梁山好漢可謂其中的代表。

究中國俠客史的演變歷程，大抵可以唐宋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在唐宋以前，戰國、兩漢“游俠”乃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輕俠”，應該說是俠客史的主流，進而形成一些游俠集團。換言之，前一時期的俠客史，相對比較純凈，其宗旨是崇尚義勇。自唐宋以后，純粹的游俠已不復存在，而游俠集團亦日趨式微。代之而起者，則是俠客集團的內部分化。這種分化主要體現在下面兩個方面：一是“儒俠”的崛起，二是“俠盜”的勃盛。這種分化趨勢，導致儒、俠、盜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最終蔚為一股儒、俠、盜合流之風。

真正意義上的俠客、劍俠一流人物，理應是秉天地之正氣，能為人雪不平之事，霜鋒怒吼，雨血橫飛，最稱得上是世間第一快人、第一快事。所惜者，后世所謂的俠客，已經很少得此真傳。世人偶然學得幾路拳，舞得幾路刀，便儼然自命為俠客，不是貽禍身家，便是行同盜賊，最后還是把一個“俠”字弄壞了。

有一點無疑可以肯定，即自從《水滸傳》問世以后，俠客確實不再是完美的正面典型，而是“以殺人為好漢”，“藉放縱為任俠”。簡言之，俠客已經流為像梁山泊一百單八將那樣的“賊盜”。用清代小說《仙俠五花劍》的作者海上劍癡的話說，在《水滸傳》一類小說中，盡管也說一些“義俠”的事，但確實已經將那種“頂天立地”的“大俠”弄得像是“做強盜一般”，所做的盡是一些“插身多事，打架尋仇，無所不為，無孽不作”的事。其最后的結局，不免會使一般的平民百姓將一個“俠”字與“賊”“盜”兩字并在一起，很難區分。于是，在“強盜”與“好漢”之間，不過只有一線之隔。當他們行俠仗義之時，即為好漢；而當他們打家劫舍之時，則為強盜。

簡單地說武俠文學已經終結，或許顯得有點武斷，但如果說武俠文學已經步入“后金庸”時代，需要突出各種娛樂方式的重圍而浴火重生，則理應成為一種共識。至于“后金庸”時代的武俠文學，能否像金庸、梁羽生、古龍那樣繼續引起讀者的熱捧，目下難以遽下論斷，需要拭目以待。其實，若是從文化心理層面的背景加以考察，武俠文學的當代困境，同樣反映了當下這個俠客生存環境的窘境。換句話說，在當代人人懂得將不平訴諸法律的時代，俠客式的打抱不平無疑已經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社會與大眾心理土壤。在當代法制社會里，仗劍行走江湖的武俠不再適合時宜，快意恩仇式的打抱不平，更是與現代的法制觀念相抵觸。與此相應，大眾的英雄崇拜情結也開始呈現出多樣化的色彩。盡管如此，傳統中國文化中久已積淀下來的打抱不平的俠義道精神，若是轉變原先快意恩仇那種簡單的任俠之舉，轉而變為在秉承這一精神之下采取一種理性的舉動，武俠終究會得以重生，其精神不但可以氣貫長虹，更能永存于世。這顯然就是武俠的當代轉型，“后金庸”時代武俠文學創作理念的歷史性轉變，亦當以武俠的當代轉型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