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母親趙瑞云

我們的父親潘光旦與母親趙瑞云都是江蘇人，從小我們按家鄉的習慣和方音稱呼母親為“姆媽”。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我們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母親。年少的時候，往往把所受到的母親的關愛，所見到的母親的才能、母親的品格，都當作了自己與生俱來理當享有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只見其普通、平凡的一面，而不見其深邃和廣涵。好似喚一聲“姆媽”就包含了一切。這是一個十分可愛的昵稱，無論你怎么發音，前長后短，前短后長，拉長“姆”字，或拉長“媽”字，或是著急發狠的一聲短促的“姆媽”，都能即時反映出當時當場的母子親情，傳達出心里想說的話的全盤信息。到了自己的老年，細想往事種種，包括我們所經歷過的，和我們未曾經歷過而只能聽別人說起的，似乎對母親再有一次新的認識。

“五四”時代的知識婦女

母親1898年2月8日生于江蘇省嘉定縣（現屬上海市）。她的曾祖遭太平天國之亂，夫婦二人帶三子一女從原籍江西南豐輾轉流離，經過杭州，到達嘉定。途中走失一子；嫁出一女后失去聯系；一子去寧波做師爺病故該地。因此落戶嘉定時只余一子，其時以賣中藥為生，先擺攤，后開小鋪。此一子就是母親的祖父，娶周氏。生一子，即我們的外祖父，娶王氏。外祖父早逝。家庭生活靠外婆王氏做針黹女紅維持。她認為趙家雖窮，仍是書香門第，忠厚傳家，讓子女都去上學。母親幼時曾被纏足，但早被解放。外婆去世也較早，靠長兄趙連城（世璧）在外做事補貼家用，母親和弟弟趙世昌在家相依為命，因此姐弟感情深厚。

母親進入滸墅關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讀書，以第二屆第一名畢業，接著在原校任蠶業教育工作六年。這所學校是1912年改辦的新式初級職業學校（其前身為女子蠶業學堂，創辦于1903年），學制為預科一年，本科三年。免收學膳費。學業勤苦，學生實習養蠶，夜間要起來喂桑葉。1918年校長鄭辟疆到任，他決心引進先進技術，對傳統蠶絲業進行改革，目標明確，行動堅決。費孝通先生曾評論說：“他所主持的滸墅關女蠶校不愧是中國蠶絲業改革的發動機?！蹦赣H和董謨珍、胡詠絮（曾任該校推廣部主任）、童益君（曾任鎮江女子職業學校蠶?？浦魅危?、費達生（原蘇州絲綢工學院副院長）等同學，有的后來又同事。幼時在家中常聽到她講“達生”如何如何。資中筠學長寫到她的母親童益君時說：“與她關系特別好的同學中還有一位趙瑞云。她比母親大幾歲，在學校中一直像長姐那樣照顧母親，包括為她梳理那一頭亂發。母親提到那一段生活時，總要提到‘瑞云姐?！倍冋涫悄赣H的好朋友，可惜過早去世了。在父母的遺物中我們看到一枚圖章，是“珍”刊贈“世戩姐清玩”的“世戩之印”。也許母親曾用名“世戩”，因為排行“世”字和兩個舅舅是一樣的，只是我們在家從未聽父母談起過。母親還留有一把銀色的尺，上面刻有“中華民國九年七月江蘇省立女蠶校第三屆甲部傳習科全級敬贈瑞云先生雅玩”。這是她任教期間學生贈予的紀念品。

后來我們的父親潘光旦留學美國，節約一點生活費供給她入大學讀書。她約在1923年前后進大同大學學習，與周擷清（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莊前鼎夫人）同學；后轉東南大學生物系肄業，她曾與崔之蘭（原北大生物系教授）、張景茀（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夫人）等同學。崔先生當面呼我母親為“九十九”，至于這個綽號的來歷我們就不知道了。

我出生以后，母親一直忙于持家。在我朦朧的意識中，似乎覺得父親潘光旦是一個有學問的人，較之作為家庭婦女的母親更值得佩服。但是實際上母親在前半生求學任教，曾任蠶校教員六年，學歷達到大學。只是婚后才留在家中教育子女。從親戚間的反映看，當年她屬于很新式的女性。所以母親是五四時代的知識婦女和職業婦女，只不過在婚后終止了自己的職業生涯。

母親和父親的婚事

父親因體育運動致腿傷而患骨結核，不得不鋸去右腿，是1916年的事。原先家里為他和當地的金家訂過一門親事，他殘疾之后，對方家長提出退約。我的祖母思想很開通，立即表示同意。

我的祖母和外婆原為表姐妹，寶山距離嘉定也不遠，常有來往。我的舅母劉文英回憶：

世昌（舅舅）講過，他的母親和昂哥的母親姐妹稱呼的，很親密，經常來往。昂哥在北京時放寒暑假常去趙家玩。世昌的母親（外婆）心地善良，熱心忠厚，很喜歡昂哥，那時昂哥腿上有濕氣，她用中藥燒成水給他擦洗，每天洗一次。她生四個孩子，死亡過一個，姐姐（母親）是第三個孩子，所以昂哥叫她三姐。后來昂哥和姐姐發生感情，更加多到趙家去了。

梅貽寶先生回憶：

清華當時只有男生，故而同學中有了女性交往的，大家特別敏感。男女通信都采用英文混含的稱呼，Dear Cousin，讓局外人知不清他倆是怎樣關系，畢業前一年暑假后大家回校，發現光旦有了Dear Cousin了。她的確是光旦的表姐，姓趙，我們都隨著光旦稱她為趙三姐。此后我們寢室里更添了一份題材，不時的有人來問“三姐有信否？”有的還要求檢查內容。光旦留出不甚相干的幾頁，專為打點這些頑童們。玩鬧是玩鬧，大家心目中對于這位愛才的奇女子多有敬慕之心。我由清華畢業后，在全國青年協會充任學生部游行干事一年，1922到1923年。那協會設在上海。有一個星期日我找到了趙三姐。她那時已由蠶桑?？茖W校轉入大同大學。由她作導游，我們到龍華玩了一天。三姐是一位中國典型的純潔忠厚女子，樣樣為人設想。我竊喜光旦有福，得有這樣一位賢內助。原想多去看三姐幾次，但是忙于游行任務，未獲如愿。我在上海登船赴美留學時，三姐趕到船邊送行，還送給我一件手織的毛背心。船上的同學們多半莫明究竟，把我好盤問了一番。那件背心，我很珍視，穿了三十多年。不慎丟了，好幾天心中不懌。（梅貽寶《清華與我》）

因此我們的父母是經過自由戀愛而結婚的。但是因為父親一直在外求學的緣故，到1926年父親留美歸國他們才結婚，屬于晚婚了。舅母回憶說：“我看見過他們的結婚照片，是半身照。姐姐穿的粉紅色夾衣，昂哥穿的西服?！彼麄兘Y婚時，刻有一對精巧的瑪瑙石圖章，分別刻上兩人的名字（“文革”時被抄）。我們在父親遺留下來的一個舊銀掛表殼中找到母親年輕時的一張照片，背面寫著：“冤家是你，緣家是你，怨重恩深，伊有胡底?！边@大概是他當年隨身攜帶的照片和愛情詩吧。endprint

我們的父母感情極好，平日幾乎不見他們有言語上的沖突。父親有詩句說“一事平生差自慰，家人卦占最諧和”。父親有較長時間出門在外時，會即景生情，寫詩“懷內”。因為母親不善講普通話，所以他們在家交談一向用吳語。我們在家也只說普通話，父親兩種話都說，互相都聽得懂。父母親在家中經常談些親戚朋友之間的人和事，有所評論，也不避諱孩子們。父親稱呼母親為“三姐”，親戚中的小輩稱呼她為“三娘娘”、“三爹爹”或“三伯伯”（均相當于三姑母）。母親稱父親為“昂弟”，因為她比他大一歲。我叔叔和小舅舅稱呼我父親為“昂哥”，這都是家鄉的習慣。多年來，正像我們對父親的殘足從小就習慣成自然一樣，對父母的婚姻也從沒有特別的想過?，F在忽然有人問到我，你父母是如何結婚的？或者說你母親怎樣決定和一個一條腿的人結婚？這的確值得深思，梅貽寶先生的話多少回答了這個問題。

溫和寬厚，樂于助人

母親性情溫和，對我們慈祥不用說，對親戚、朋友和客人都是真誠相待，和藹可親。她和父親不一樣的是，不會到公眾場合去說話；和父親一樣的是，無論貧富、老幼、有文化沒文化、城里人鄉下人，本省人外地人都可以接近，平等待人。母親喜歡購物，出手大方，因為家庭人口多，需要量大，這本屬正常，但自從抗日戰爭以后我家經濟一直處于緊張狀態，她受到很大限制。即便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來了客人她必定請人留飯。遇到困難者，她則隨手把家中僅有的東西送給別人。我父母均好客。請客的時候，母親都要準備江南口味飯菜，每每得到客人好評。

唐紹明回憶抗戰時期在昆明鄉間的生活時，說道：

潘光旦太太對人和藹，樣樣為人設想，常從大河埂來梨園村串門，每次都帶來一些江南小吃……

難忘一次大河埂聚會。主人是潘光旦太太，專門邀請李家院子全體（均清華大學教職員）家屬，包括大人和孩子，到她家做客。那是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座獨院，有一座二層木樓，前面是院子。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擠滿了人，小孩子更是鬧成一團。潘太太準備了各種菜肴，大家自己動手做著吃。我對大人們做面筋很是好奇。潘太太還事先給門前田主一點錢，包摘一茬蠶豆，這時發給每個小孩一個籃筐，領著大家到田里去摘，拿回來做菜。這種抗戰“牙祭”，既飽了大家的口福，還增進了彼此的友誼。（《抗戰時期疏散生活紀實》，清華《校友文稿資料選編》第10輯，2005年）

楊絳先生回憶1949年她到清華任教，住新林院鄰居的情形：

潘光旦夫人趙瑞云，張奚若夫人楊景任，都只比楊絳年長十三歲，卻母親般的關心她，使她感到溫暖，相處如家人，能說心里話。入冬腌菜，兩人都說已替她腌上二十斤，一冬天有四十斤，吃不盡了。（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

1950年代上半葉，母親在清華和中央民族學院都擔任過家屬委員會的工作，大約處理過一些排難解紛的事，尤其是勸解家庭不和，因為別人信得過她。她還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是民盟盟員。

母親在親戚中以賢惠著稱，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事。我家從上海移居北京，離開家鄉親戚群的時候，我才三歲。乃穟還記得在上海每次到“九公公”（我父親的九舅沈恩孚）家去，我母親都會剝芒果給老先生吃，老先生吃得粘胡子，使她（四歲左右）旁觀得嘴饞。

母親的生活藝術

母親有一雙巧手，手指纖長，多才多藝。大約我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地理課作業是畫一張全國分省圖，鉛筆畫好以后，用水彩給各省上色。由于上色不勻凈，畫完以后覺得很難看。聯想起來我看過母親作的一張蠶體解剖圖，在一張橡皮紙上，用鉛筆勾畫，上的色是淺黃淺綠，旁邊還寫小字標出器官名稱。真是畫得明晰、干凈、美觀。乃穟記得她看過母親畫的一疊畫，用橡皮紙，鉛筆勾畫，是風景圖。

母親善烹調。越困難的時候越能顯出她的手藝?？谷諔馉幹性诶ッ鬣l間住的幾年，母親仿照家鄉辦法自制食品，如腌肉腌菜、蒸黃豆發霉作醬、制腐乳、用菜湯作臭鹵泡臭豆腐等等。為了做點耐吃的東西對付幾個小孩子的嘴，她或買來當地產改良品種的淺黃色胡蘿卜，切成條，裹上甘草末，反復蒸曬，成為褐色的蘿卜干；或在毛豆大量上市時，買回來剝出青豆煮熟，在炭火上烤干，制成熏青豆……只要某個孩子喊出“我要吃東西嘛”，立刻有點東西可以塞在手里，以免把母親吵得天昏地暗。

現今西南聯大校友常有人回憶，在生活困難的時候梅校長夫人賣“定勝糕”的事，其合作者就是我母親和袁復禮教授夫人廖家珊（和我家同鄉并有親戚關系）。這種定勝糕，原為江南民間小吃（大約原名定升糕），由米粉蒸制。糕呈銀錠形，糕的模子有木頭的，也有金屬的，大概由我舅父趙世昌（清華大學技師、庶務科主任）去訂制。我家在昆明西郊大河埂居住時和我舅父家住于同院。我見過我母親用籠屜蒸出的米粉糕有白色的和粉紅色的，后者大約是加入食用色素，使之更為美觀。一屜能蒸多個，糕味微甜，口感松軟。有時在糕面中心嵌入小方塊糖腌生豬油，涼的時候呈白色，蒸熱時變成透明。梅校長夫人回憶說：

庶務趙世昌先生介紹我做糕點去賣……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鄉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個銀錠形的木模子做成糕，兩三分鐘蒸一塊，取名“定勝糕”（即抗戰一定勝利之意），由我挎著籃子，步行四十五分鐘到“冠生園”寄賣。月涵還不同意我們在辦事處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質系教授袁復禮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個孩子，比我們的孩子小，有時糕賣不掉時，就給他們的孩子吃。有人建議我們把爐子支在“冠生園”門前現做現賣，我礙于月涵的面子，沒肯這樣做。賣糕時我穿著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盡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小腿全腫起來。（韓詠華《同甘共苦四十年》）

因近年來有關西南聯大校史的一些書刊對此事描述不確，故在此詳引梅夫人親身回憶。

1946年遷回北平清華園之后，為補貼家用，母親又曾用綠豆自制粉皮，由乃和幫助做并幫助送去清華菜市場托賣。endprint

每到端午節，母親總要設法包粽子，找不到大粽葉時就用小葉子拼著包。因為家中多數人愛吃咸的，所以只包少數豆沙餡的甜粽子，作三角形；多數是肉粽，作長形。頭一天晚上要用醬油把糯米和肉塊都泡上，第二天再包，小孩們在旁邊跟著學。資中筠學長寫到在清華時曾到我家過端午節，稱贊說母親做的粽子大概是她吃過的粽子中最美味的。

母親會用縫紉機，會繡花，會織毛線衣。我們的簡單縫補、繡花、織毛線常識都是她教的。我家住昆明郊區大河埂的時候，乃和、乃谷上小學，書包是母親用格子花布做的，書包提手用薄木板做成。乃穟和我上聯大附中，母親讓我們倆自己去買布和線，自己縫書包，自己選花樣繡上花。我們從小一直到上中學全家人（包括我的老保姆）穿的毛衣都是她織的，她織的速度特別快，一邊和人聊天一邊織。戰爭時期沒有毛線，就織棉紗線。1945年春，戰爭形勢好轉，我家搬回昆明城內，住進西南聯大教員宿舍。她曾把棉紗線織成的襪子送給住同院的聞家，聞太太就給聞一多先生穿了。那時在昆明的美國盟軍飛行人員很多，他們喜歡中國手工刺繡的東西作紀念品。母親買來白綢，裁剪成睡衣、圍巾、大小手帕等，用彩色絲線繡上龍和其他花樣，鎖上花邊，零售給他們，有時候換回來的是一點軍用食品如壓縮餅干、糖果等，就給小孩吃掉。母親在大繃子旁邊繡睡衣，常要刺繡到很晚，另外有一些小圓繃子繡手絹，我們有時候也插手做幾針，但是擔心針腳不齊，影響質量。母親留存許多繡花圖樣，其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她請聞一多先生（父親多年的同學同事，隨父親稱我母親為三姐，當時同住西南聯大宿舍院內）畫的兩條龍。一個較大的圖樣用在睡衣胸前或長圍巾上，是一條飛翔的彎曲的龍，張牙舞爪，口噴火球，周圍有朵朵祥云。母親繡龍用金黃色絲線，云朵用藍色。一個較小的圖樣是三角形的龍圖案，可用在頭巾或大手帕的角上，后來母親實際沒有繡。聞先生用墨筆作圖于毛邊紙上，前者是黑線勾畫，空心；后者黑墨涂的實心，龍身轉彎處呈方形線條而不是圓的，有如我們見到某些古代的石刻或磚刻的模樣。因為乃穟對刺繡有興趣，所以這些圖樣不但在母親去世后還保留著，而且我們還不斷積累一些新的圖樣?？上А拔母铩背視r所有圖樣一同抄走，“文革”后雖然退還一些抄家物品，這些圖樣連同聞先生的珍貴手跡卻都一去而不復返了。

母親有點閑空時，喜歡和乃穟下象棋，還會教我們做一點小手工藝。例如先用紙摺成粽子，然后用彩色絲線纏繞，最后可以穿成一串。比較難做的是先掏空一個鵝蛋，然后在外面纏繞絲線，纏出圖案來。母親吃東西的靈巧也令我嘆為觀止。南方人愛嗑干炒的西瓜子，父母親吃起瓜子來，動口不動手，瓜子仁自動蹦落舌上，吐出來的瓜子殼是整個的兩瓣兒，我吃瓜子弄不好就把殼和仁一起嚼爛，時不時還要用手去幫忙剝殼，離家多年以后才學會他們的吃法。母親吃魚，無論多么小的魚，都把魚頭、魚尾、魚刺拆得干干凈凈，嘴的功夫大于手的功夫。我小的時候對付不了，不免亂嚼亂吐，但至今也沒能吃得像她那樣干凈利落。

在我接觸到一些近代江南的資料之后，感覺到江南是魚米之鄉，文化教育較為發達，江南的婦女保留許多傳統的民間文化技藝是不足為奇的，母親也許不外于是。但是也不盡然，表哥的外孫女告訴我，人家都說趙家的女兒能干，母親是我們所知的第一代趙家的女兒，確是屬于聰明能干的一種類型。

父親的半邊天

從我記事時起，看到父親總是忙碌于學校工作，寫文章，外出參加會議等，一切家務事，包括父親和孩子們的穿衣吃飯，都靠母親打理。家庭幾次大的搬遷，因父親另有任務，都是母親帶著幾個孩子完成。例如七七事變爆發，日軍侵占北平，我們從清華園先逃難進城，一年后去大后方昆明；1945年從鄉間遷回昆明城內；1946年從昆明遷回清華園。如果舅舅在旁邊，我們總能得到舅舅的幫助；但若舅舅不在旁邊，母親就只有自己操勞了。

無論是戰爭年代或和平時期，父親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一千萬多字的寫作，沒有母親為他創造的條件，是難以完成的。更有甚者，父親是高度近視，兩次患眼底微血管出血，不能用眼，被迫休息。一次在昆明鄉下，抗日戰爭期間沒有其他辦法，母親用麩子做餅給他補充維生素B類營養。又一次母親特制窗簾，使光線不能射入室內。家居靜養，全靠母親照料，爭取恢復本已薄弱的視力。

1946年夏昆明的白色恐怖時期，特務支使一怪婦口吐狂言，闖入我家，企圖刺探父親行蹤，進行政治恫嚇，是母親機智地把她推出門外，一直送出西南聯大教職員宿舍院。聞一多先生慘遭暗殺后，是母親第一個奔去學校向梅校長報告。

大約1950年代初，我們都在外面上學，母親還幫父親抄寫、謄錄一些稿件，字跡端正秀麗。后來大約由于患血壓高的關系，就很少做了。

一生劬勞，哺育子女

父母喜歡孩子。母親共生育七個女兒，存乃穟、乃穆、乃和、乃谷、乃年五人，乃繹、乃秋均在兩歲半時患痢疾夭折。母親還曾流產兩次，最后導致身體虛弱。乃年周歲時過繼給沒有孩子的叔叔，叔叔為她改名乃萱。父母可能希望要一個男孩未能如愿，但父親吟詩道“女比兒柔不厭多”。母親對我們一視同仁，沒有偏愛。然而子女多，負擔重，終于造成她自己患血壓高。1948年父親南行滬、蘇，寫詩告誡我們說：“汝母久劬勞，廿載苦倒繃，比逢五年旱，更自作犧牲。恃有宰相肚，容得大船撐。此船卻破損，客貨毋多盛。應教午睡足，如泥亦如餳?！保ā都氖痉u穆兩兒》）

從上小學起，母親要察看我們的學校成績單。在昆明郊區的時候，乃谷初習字，母親為她寫上第一行，讓她仿錄。母親規定上小學的乃和每日寫大楷三篇，小楷三行。乃和完成大字任務很痛快，寫小字則很不情愿，不好好練字。1958年母親還批評說她寫的字像“狗爬的”，寄給她一支英雄牌鋼筆，督促她認真寫字。1950年抗美援朝時號召參軍參干，乃和從高中參軍，母親本來是不同意的，認為她年齡尚小，應該繼續學習。父親說服母親尊重孩子意愿，讓她參軍，但母親堅持她的志愿應選擇軍醫學校。乃和參軍以后，分派到沈陽中國醫科大學學習并畢業，主治兒科。當我們與多年隔絕在外、后留美從醫的乃萱見面時，才知道她們二人專業相同，都從事兒科，真是一種巧合！endprint

當父親在政治運動中遭受批判的時候，母親所受的思想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1957年父親在“反右”運動中被批判，1958年春正式宣布為“右派分子”（1980年宣布錯劃）。母親在該年10月再次中風，遂爾不治，于29日去世，享年六十一歲。父親痛心地認為他自己的問題連累了母親，使她過早離世。母親病發，父親先把正在上大學的乃谷叫回家幫助照料，不想影響我們其他人的工作。當時正是“大躍進”的時候，學校里白日工作，晚上夜戰“大煉鋼鐵”。我回家看望母親時，見她昏迷不醒，唇間發出一點聲響，似乎是說“水”、“水”，大概是要水喝。謝冰心先生（吳文藻教授夫人，父母的老朋友，母親要我們稱她為“謝伯伯”，同住中央民院院內）用濕毛巾細心地為她揩拭干燥的嘴唇和牙齒。至今回想起來不禁感嘆，他們朋友之間相互的關懷，竟比我們作兒女的還要細致周到！

母親去世之后，父親問我母親的后事是早一點處理好呢，還是慢一點好。我覺得時間拖長，大家心里難過，尤其怕父親太傷心，我主張隨即辦理火葬。沒想到遠在蘇州的舅舅聞噩耗當即乘火車趕到北京，未能看見母親遺容，對我大加責怪。舅舅把母親最好的一張照片沖洗放大，給了我們每人一張留作紀念。父親把母親的骨灰盛在一個紅色的古瓷瓶中，連同母親的大照片，供在家中，旁邊時時插一點鮮花。從父親以后的日記中可以看到，每逢母親的生忌、死忌，他都會懷念母親，并且注意到我們是否紀念自己的母親。1963年10月他去南方，路過母親母校所在地江蘇滸墅關，正逢母親去世五年的忌日，深有感觸，寫詩一首《云亡忌，過滸墅關》：“偏值回腸日，軺車過滸關。錦書初往復，綺夢幾循環。桑柘青于舊，音容杳莫攀！陽山夕照里，兩鬢陡添斑?！?/p>

回想我們姐妹不同時期不同角度所受母親的撫育、關愛和教導，如細雨無聲，點點滴滴在心頭。即便母親過世之后，無論我們的境遇和心情是好是壞，“姆媽”仍在心中，每每給我們一種安慰和力量。所有這些都不是數字可以衡量的，也不是文筆得以描寫的。母親沒有給我們講說許多的大道理和教訓，但她的身教和人格的影響是巨大的，使我們一生受益無窮。

在此特別附帶簡記我的老保姆溫閏珍。她與母親同歲，為人忠厚，是母親的得力助手，替母親分擔了繁重的家務。她原是江蘇省吳江縣青云鄉貧農，不識字，因家庭生活困難把十個月大的小兒子留在家中交婆母喂養（其后婆母帶不了，把這個孩子送給沈姓人家為子），自己隨叔嬸到上海做保姆。她在我一歲時就來到我家，先帶我，后又帶過乃谷?？谷諔馉幈l后，她隨我家遷往昆明，同甘苦共患難。她成了母親的唯一幫手，買菜、煮飯、洗衣、打掃衛生基本上靠她。父母親平等待她，除戰爭時期郵路斷絕外，平時代她寫家信、寄錢回去。母親亦曾教她識字。我們從小稱她為“阿媽”，她成為我們家庭的一員。她的烹調技術相當好，崔之蘭教授請客有時請她去幫忙。母親去世后，她除了照料父親的生活，還先后帶過我和乃谷幼小的孩子?！拔母铩敝懈赣H被批斗成“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抄家封門，被迫睡在水泥地上，父親遭到此種非人待遇，她心中忿忿不平。鄰居費孝通先生讓她搬費家去住，她因為父親患病而堅守在旁照料。她在我家遭遇困難的時候為我們的父母送了終，對我家功莫大焉。父親去世后，她就跟隨我生活。不料“文革”中，我們必須去江西鯉魚洲分校勞動，不許帶老年家屬。那時她患血壓高，我若將老小留京，他們獨自生活也有困難。于是不得不由她家人把她接回老家去，我定期給她寄去生活費，她還說寄去的錢不歸她支配，不要我多寄。我退休之后和乃谷一起或分別去看望過她，我們共去探望她三次，有時寄去必要的衣物。本想再接她出來頤養天年，終因她年邁行動不便而未果。她于1993年8月23日去世，享年九十五歲。

（本文由潘乃穟、潘乃穆、潘乃和、潘乃谷共同回憶，潘乃穆執筆）

（選自《老照片·第83輯》/馮克力 主編/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6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