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蘭亭論辯”的“筆墨官司”

馮錫剛

1965年春，郭沫若寫了兩篇涉及書法的文字，一稱毛澤東的墨跡“成為了書法的頂峰”，一稱《蘭亭序》并非出自王羲之手筆。是偶然的巧合，抑或自有其內在的聯系？公開發表之后，前者悄無聲息，后者郭自謂“四面八方都騷動”。

這年3月，郭沫若寫成長達一萬六千字的《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發表于《文物》6月號。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報》全文轉載這篇引起文化界特別是書法界震動的翻案文章。郭文的基本觀點是：傳世《蘭亭序》文的作者并非王羲之，則《蘭亭序》帖的書者更不可能是王羲之；他是《臨河序》的作者，傳世《蘭亭序》乃后人在《臨河序》的基礎上竄入140余字而成，與王羲之的思想不合；《蘭亭序》帖書者為隋代智永。

王羲之是公認的“書圣”，《蘭亭序》被公認為天下第一行書，否定了《蘭亭序》的作者，也就在相當程度上動搖了這位“書圣”的地位。盡管郭沫若在文中表示并不否定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地位，承認《蘭亭序》帖自有其價值，并稱自己至今仍能不依帖而臨出全文，但真實情況如他后來所形容的，“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騷動”。

章士釗上書毛澤東，全力推薦書法家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嘲諷郭沫若“主帖學革命”。陳叔通屢屢馳書滬杭，敦請書界名宿顧廷龍、邵裴子等人撰文反駁。沈尹默在與《光明日報》駐滬記者的談話中明確表示不同意郭的觀點和結論：否定《蘭亭序》帖，就否定與他同時代的一大批人，就要重新考慮宋齊梁陳以后書法的傳統。沈還稱贊唐太宗是很厲害的，他本人懂書法。但這位書界巨擘出于種種考慮，“述而不作”，不愿撰文參與爭鳴。

高二適的《駁議》在7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之后，這場學術爭鳴便展開了。就當年發表的文章以及對記者的談話看，大致可分為三種情況——

贊成郭說的名家有顧頡剛、翦伯贊、鄭天挺、啟功等；不同意的有商承祚、嚴北溟、魏建功、吳組緗等；認為雙方文章論述均不充足的有唐蘭、黎錦熙、周振甫、溥雪齋等。郭沫若在讀到高二適的《駁議》等文章后，又在8月和11月寫了《〈蘭亭序〉與老莊思想》《〈蘭亭序〉并非鐵案》等4篇應戰文字，申說自己的觀點。

這場關于《蘭亭序》真偽的論辯大約持續了五六個月。是年11月中旬，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后，文化界的注意力才為之轉移。真正的學術爭鳴未必會有定論，“蘭亭論辯”最終不了了之，原本也屬常事。近半個世紀后，回首往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說在討論中認真執行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曾為學術界稱道的一次比較成功的討論”；一說“是學術其表而政治其里——‘對外稱之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內部掌握的‘口徑則是‘唯物史觀的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的問題”。前者就學術論學術，以多數參與者的感受，特別較后來的批判《海瑞罷官》（一開始也是打著學術爭鳴的旗號），確實因其討論對象而較具學術氣息；后者透過表象，征引某些政要有關這次討論的材料，得出在當年的大背景下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爭鳴的結論，可謂見仁見智。筆者所側重的，在于探究郭沫若撰寫此文的心態。

郭沫若為這篇翻案文章取這樣一個標題，是告訴人們寫作的緣起。陳叔通、沈尹默等人感到困惑的是：“南京出土之王謝墓志，自別是一事，與蘭亭序無涉……郭公對此忽爾興發，寫此弘文實不可解也?！钡@種“實不可解”，在仔細研讀文章之后，還是可以見出端倪的。

郭文分為七節，前三節分別介紹與論列王興之和謝鯤的墓志，并由墓志而及于書法。第四節論《蘭亭序》真偽，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認為“事實上《蘭亭序》這篇文章根本就是假托的”論據，“是最近由于陳伯達同志的介紹，才知道”的。那是清光緒年間李文田的一篇跋文。接著，作者寫道：“伯達同志已經把他所藏的有李文田跋的影印本《蘭亭序》送給了我，我現在率性把李文田的跋文整抄在下邊?！辈缓靡蛉藦U言，說陳伯達對此不可能有真知灼見，但在當年那種官本位意識十分濃重的背景下，特別標明材料的由來，似乎并非完全出于不敢掠人之美的心態。文章第五、六兩節申說“依托說”的補充證據并論證依托的時間與人物。第七節的標題是“王羲之的筆跡應當是怎樣？”有破有立，頗關緊要。郭沫若稱：“關于這個問題，康生同志就文獻中作了仔細的探索。他認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隸、隸書、章草著名的，他收集了資料五條如下?！苯又?，郭沫若不厭其詳地開列康生提供的五則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四則史料出于《晉書·王羲之傳》。

如果說陳伯達提供的李文田跋文“距今已七十五年”，郭沫若素未聞知，那么，身為史學家的郭沫若對晉書可以說是耳熟能詳了，加之要寫這樣的翻案文章，這些史料在他而言，斷不是什么新鮮貨色。然而，郭沫若似乎依然不愿掠人之美，指名道姓地告訴世人，這是較之陳伯達見報率和出鏡率更為頻繁的另一位主管意識形態的政要。

開列五則史料后，郭沫若直接引用“康生同志的結論”：“王羲之的字跡，具體地說來，應當是沒有脫盡隸書的筆意（著重號為郭所加，郭在文中最為看重而反復涉及的就是這個結論——作者注）。這和傳世《蘭亭序》和王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徑庭的?！惫魪娬{：“這見解非常犀利?！笨瞪v然作惡多端，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不宜因人廢言。問題是郭沫若何以如此無所顧忌地等于為當今政要“作注”。這恐怕也就是沈尹默、邵裴子等閱歷深廣的名宿，始終不愿撰文參與爭鳴的原因所在。

事情還并不止于此。時任浙江省文史館副館長、年屆82歲的邵裴子在復陳叔通的信中，有高二適《駁議》“以郭為‘小姐而以李（文田）為‘丫頭”之喻。后來郭沫若看到這封信，以嘲諷的口氣很不以為然地說：其實，在他們看來，我郭沫若何嘗不是“丫頭”？“小姐”另有人在，只是他們沒有膽子說出罷了。確實，在當年那樣的情勢下，是沒有人敢于與陳伯達、康生這樣重權在握的人叫板的。更何況聰明人也不難悟到，郭沫若借重康生，還有更深的背景。

7月16日，章士釗上書毛澤東，推薦高二適的《駁議》，并以“此人民政權下文治昌明之效”請求“公表”。毛澤東是樂于聽到這話的，更重要的是，這對后來發起對《海瑞罷官》的批判而一度讓人們產生“學術討論”的錯覺極有好處。7月18日，毛澤東函復章士釗，談到“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但這是針對章著《柳文指要》，非指“蘭亭論辯”。對高二適《駁議》一文，毛肯定其“草書不會書碑”的論點，至于真、行是否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高文主要論點不在此，毛對高的反駁未置可否，只是表示“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之于世”。事實上，郭的論點不但是康生、陳伯達的論點，而且也是毛的論點。這就不難理解，毛在同一天致函郭，指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而且還將復章士釗函并章信、高文一并寄去，讓郭預先了解自己對章信和高文的態度。對于這種并非不偏不倚的態度，郭自然領會。endprint

郭于8月7日作《〈蘭亭序〉和老莊思想》，12日作《〈駁議〉的商討》回應高文，并一再引用毛的“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對“迷信”唐太宗不無揶揄。此點得到毛的回應，值得注意。8月17日，毛澤東接見出席某次會議的軍隊干部時，向陪同接見的康生詢問：郭老的《蘭亭序》官司能不能打贏？康生回答可以打贏，并將郭沫若上述兩篇尚未發表的文章大意告訴毛。當天，康生致函郭，轉告上述情況，并說毛愿意看到郭的這兩篇文章。郭沫若即于當天致函毛并寄上兩文的清樣。8月20日，毛在退回清樣時致函郭：

8月17日信及大作兩篇清樣，均已收讀。文章極好。特別是找出趙之謙罵皇帝一段有力?？磥?，過分崇拜帝王將相者在現在還不乏其人，有所批評，即成為“非圣無法”，是要準備對付的。

這最鮮明不過地表達了毛對“蘭亭論辯”的觀點。后來章士釗——這位以毛的老朋友自居而敢于上書的中央文史館館長，亦改變了在初視蘭亭論辯只是百家爭鳴的“論學”，純粹是學術問題的觀點，深悔上書之舉，“一下子又卷進了政治漩渦。這個問題現在不單是學術問題了”。章氏的這種邃變頗有意味，也正從一個側面昭示學術背后的政治意味。以毛澤東在《沁園春·雪》中所表露的雄視古今，睥睨包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在內的一切帝王的心胸，以其對書法藝術尤其是草書的酷愛，對在《蘭亭序》帖上“迷信”唐太宗的陳見，是完全可能不以為然的。以康生、陳伯達的一貫作派，也不大可能無所依傍地標新立異，進而將這種“新”、“異”通過郭沫若公之于世?？瞪臅üαι跎?，毛澤東對他的倚重亦不獨以主持起草“反修”文章為限。1960年代以來，在中共高層，毛澤東帶有私交色彩的通信對象，最為頻繁的便是康生，甚至胡喬木將自己詩作呈送毛澤東閱改亦由康轉致。后來康生成為向政治局及其常委傳達意旨的角色，絕非偶然。

康生這類人物最擅長揣摩和迎合領袖心思，不但在大政方針上，而且在看似細微類同書法這樣的“經綸外”的“余事”上。1959年10月，康生去毛澤東寓所開會，見書桌上有剛剛書寫的三首自作詩詞《清平樂·蔣桂戰爭》《采桑子·重陽》《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的墨跡，請而得之，在當天所寫題記中有這樣的文字：“今經手書，尤為珍貴，可謂光騰萬丈，筆掃千軍矣……加以裝潢，傳之后世，誠社會主義文壇一大勝事也?！?964年和1965年春節，康生指令《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的毛詞墨跡，即為這三首中的作品?？瞪鬟@種超乎常規的安排，顯然是出于某種考慮。他還破天荒地指令《文物》雜志，在1965年1月號上刊登毛澤東不久前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墨跡。這本向來限于刊登民國以前的文物圖片及考證文字的專業性刊物，迫于康生的指令，作出這樣“革命化”的安排。

康生以行家的身份如此推崇毛的墨跡，在旁人看來，顯然有更大的說服力。與康生過從親密的郭沫若，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稱頌毛的墨跡成為書法的“頂峰”，看來并非巧合。根據康生的指令，《光明日報》繼1964年春節又一次在頭版登載毛澤東詩詞墨跡，這年刊出的是《清平樂·蔣桂戰爭》。郭沫若照例“高興地接受”了為之詮釋的任務。

與一年前的《“寥廓江天萬里霜”》比較，這篇題為《“紅旗躍過汀江”》的釋文不但篇幅近于前者的三倍，史實考證翔實，更重要的是以行家的眼光評論墨跡本身。這種新的寫法拓展了評論的范圍，然而問題恰恰出在這個地方：

主席的墨筆字每是隨意揮灑的。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為了書法的頂峰。

例如以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巖多寫了一個龍字?！胺痔锓值卣婷Α毕聸]有了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么生動，多么瀟灑，多么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

說“隨意揮灑”還不很離譜（這大體上是一個中性詞），但要將筆誤之類的瑕疵說成玉瑜，終究使人難以接受。然而這位書法大家竟以此為據，證明毛澤東雖“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為了書法的頂峰”。作為詩家和書家的郭沫若當然明白，藝術是不存在頂峰的。只是康生和林彪都鼓吹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郭沫若趕的正是這個時髦。

1959年林彪接替被罷官的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以“高舉”治軍，用獨特的語言，標新立異的“理論”，強勁地推進個人崇拜的勢頭。郭沫若以毛澤東詩詞和墨跡來附會“頂峰”說，正是出于這樣的背景。

這便是郭沫若在翻案文章中無所避忌地征引陳伯達和康生提供的材料，甚至直接沿用康生結論的原因所在。這也正是郭沫若一再以毛澤東詩詞揶揄唐太宗及“迷信”唐太宗的學術對手的原因所在。

郭沫若曾是一位有創見的學術家，但包括自身的原因限制了這種獨創性。對《蘭亭序》真偽的論辯，可以透過主動引介康生和陳伯達所提供的材料及其論點，透過毛澤東的持論，來推測郭沫若的學術精神狀態。他的關于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分期的改換，對秦始皇評價的遽變，對曹操的拔高以及后來對杜甫的酷評等，都是在既定框架內的“發揮”。

（選自《同舟共進》2013年第1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