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函昰正禪師弘化嶺南的啟示

張蕾蕾（深圳市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廣東 深圳 518034）

天然函昰正禪師弘化嶺南的啟示

張蕾蕾
（深圳市委黨校文史教研部，廣東 深圳 518034）

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逃禪成風，為禪宗的弘揚增添了新鮮血液。天然函昰禪師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家弘法，于嶺南大振曹洞宗風，攝受數千僧俗，使叢林為道德所屬，縉紳遺老云集禮歸，于亂世得一安庇之所。在肅殺的文化氛圍中，造就一個傳統文化光芒閃爍的亮點和傳遞文化的驛站，并給清朝統治者以震撼和影響，加強了漢族文化對滿族文化的同化作用，文化趨同的過程得以產生和延續。禪宗既有對社會的超越，也要回應時代的需求，以便用此種宗教之超越來凈化人心、安頓生命，這是在任何時期都不可回避的問題。撫古思今，如何將禪法的弘化與時代之需求銜接，亦當是天然和尚留給當代嶺南佛教中最值深思之財富。

遺民逃禪；天然函昰；嶺南禪宗

嶺南素稱“濱海法窟”，漢晉以來佛教傳統源遠流長，自六祖慧能于曹溪開創禪宗南宗，更有“天下言禪皆本曹溪”之譽。北宋時期，乳源云門一宗異軍獨起；明清之際，天然函昰秉粵海曹洞宗風，興嶺南禪宗正法，造就了禪宗發展史上又一興旺期。值得注意的是，嶺南禪宗的第三次興盛，與明末清初易代之際的遺民逃禪有著不可或分的密切關系。明亡之后，大批不愿致仕新朝的士大夫剃發染衣避入佛門，為佛教僧團隊伍帶來了新鮮的血液。在改朝換代、異族主中華神器的劇烈變動時期，國破世變，人心惶惶，天然函昰禪師慧燈高舉，攝受數千僧俗，使叢林為道德所屬，縉紳遺老云集投皈，在為逃禪之士辟一安身之所的同時，又凝聚了他們的智慧與力量，將嶺南佛教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無論是在個人修為上還是在弘揚佛教的貢獻上，天然和尚都可稱得上是佛門一時之龍象，法門一方之砥柱。汪宗衍先生曾說：“天然函昰和尚應陳子壯諸人之請，開發訶林，宗風大振。顧和尚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及門，迨明社既屋，文人學士，縉紳遺老，多皈依受具，每于生死去就，多受其益，甚深締信?！盵1]馮煥珍教授則撰文指出，天然和尚“之所以能在明末清初之際攝受數千僧俗，乃是因其具有深徹的悟境和圓滿的見地，非人們所謂以忠孝節義垂示及門所能范圍?！盵2]不過，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世人或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參互合論，然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3]，天然和尚能在明清逃禪成風之際大振宗風，攝受數千僧俗，不可不說與其自身修行及其對時局的審視有著絕大的關聯。法無高下，應機者妙。撫古思今，如何將禪法的弘化與時代之需求銜接，當是天然和尚留給當代嶺南佛教中最值深思之財富。

一、明清易代之季嶺南士大夫的逃禪與天然禪師的出家

甲申之變，明王朝滅亡、滿清入主中原后，在大多數人心目中，異族主中華神器，乃一大恥辱。滿清的異族統治者身份、易服剃發的政令及其入關后的殘暴行徑，遭到了民眾尤其是士大夫階層的強烈反抗，各地的抗清斗爭此起彼伏。在南方，忠于明朝的各種勢力建立了數個南明政權，其中的永歷政權常年輾轉于嶺南、西南兩地，嶺南成為了大批明朝遺民的匯聚之處，其捍死維護明朝正朔之風尤烈。僅清陳伯陶的 《勝朝粵東遺民錄》中記載的嶺南遺民即達290余人，并稱“明季吾粵風俗，以殉死為榮，降附為恥……其敦尚節義，浸成風俗者，實為他省所未嘗有也?！盵4]解除這些“遺民”的對抗，是新朝穩定的重大事項。滿清朝廷的二大政策，對解決這個問題的確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一是要求士人學子必須參加科舉，地方必須推舉賢達出來做官，吳梅村、錢謙益、梁佩蘭、陳恭尹便走了這條路；二是對遁入佛門的遺民不作追究。這二項政策使“逃禪”成為可能。逃禪是由于當時的社會不安，士人不服，朝廷對出家人不追究這幾個要素共同促成的。事實上，逃禪者與促使逃禪的清廷思考的角度及對逃禪的意義理解是完全不同的：逃禪者多為不愿致仕新朝，不愿做剃發易服的“順民”者，其出家乃消極反抗清廷之舉，且許多人在出家之后仍然沒有放棄反清復明的行動；而由于出家者的特殊身份，在清廷看來，除剃發者外，逃禪的人也被視為臣服者，他們默許甚至有時還強迫不肯剃發的遺民逃入佛門[5]。明朝遺民“一聲長嘯出紅塵”，他們可以說是帶著孤懷遺恨披上袈裟的。而之所以用逃禪之“逃”字，則充分說明了出家是這些遺民的無奈之舉，許多人在風潮過去之后紛紛還俗。曾皈依在天然和尚門下，法名“今種”，嶺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即是如此?？梢哉f，17世紀40年代的僧舍和尼庵，成為抗節自全者的政治避難所[6]。邵廷采在《遺民所知傳》自序中，言之鑿鑿：“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者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盵7]在嶺南，更有“十年王謝半為僧”、“勝朝遺老半為僧”的說法。

逃禪，雖是出于政治與文化巨大變動中的無奈之舉，但那些英雄無路的遺民，在這廣大佛門之中亦僧亦儒，造就了嶺南高僧的輩出與嶺南佛門叢林的興盛，為嶺南文化增添了輝煌的篇章。這批士大夫多為當時的社會名流，自身素質較高，在提升了僧尼整體素質的同時，對整個佛教及其選擇皈投的法師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天然和尚以自身鮮明的遺民傾向、強烈的知識人色彩應機弘法，使曹洞宗風在明清之際的嶺南得以大振。

天然函罡，俗名曾起莘，廣東番禺人，生于1608年，卒于1685年，他原是明朝舉人，17歲補諸生。青年時曾作詩《莫厭貧》，云“讀書慕先賢，抱志志四方”，常與梁朝鐘、羅賓王、張二果等在廣州城東芳草街羅賓王家相聚，評古論今，縱談世事，以匡時救世為己任。明崇禎六年（1633年）中舉，次年赴京會試不第，南還至吉州（今江西吉安市），臥病金牛寺，夜感異夢，病愈還家后斷欲絕葷，專心鉆研佛學。崇禎九年（1636年），與張二果同行至廬山黃巖寺拜謁俗家廣東南海的道獨和尚，遂對禪機更感興趣，萌發出家之念。時值明末局勢動蕩時期，因深感身逢亂世，有志難酬，故出家之意彌堅。崇禎十二年（1639年）以赴京會考為名，辭親北上，至廬山歸宗寺，拜道獨為師，從此削發為僧，為曹洞宗三十三傳法嗣，按“道函今古傳心法”的法脈派輩詩取名函昰，號天然和尚。

函罡出家時，正值盛年，求取功名，尤其是中舉之后的更上一層樓，應當是知識分子的首選之路，而“師以盛年孝廉棄家出世，人頗怪之”。天然和尚出家在甲申之變前五年，乃真心皈依佛門之人，并非是迫不得已而“逃禪”之士大夫之屬。不過，“及時移鼎沸，縉紳士遺老，有托而逃者，多出其門，始知師有先見云”[1]，禪師的出家行為被世人視為早已預料到有此國變的先見之舉。不過，天然禪師曾做《送漸侍者歸省》，“悵望湖州未敢歸，故園楊柳欲依依。忍看國破先離俗，但道親存便返扉。萬里飄篷雙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悲歡話盡寒山在，殘雪孤峰望晚暉?！逼洹叭炭磭葡入x俗”，無疑明顯表明了這一預見傾向。函罡一生先后主持過多座名剎，剃度了許多明朝遺民，甚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在他門下削發受戒。作為一名盛年出家的僧人，我們可以說：也許當初他的出家只是個人行為，但當他在顛沛流離的紛擾亂世中重整寺院，潛心學術，幫助引導大批遺民的過程中，其行為已然不僅僅是個人行為，而沾染了太過深厚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意義。

二、天然禪師順應時代之禪法弘化的啟示

天然禪師對禪法的弘化順應了遺民逃禪的時代背景，進一步弘揚發展了廣東的禪宗文化。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禪師的弘化對當代廣東佛教的啟示：

1.志行高潔，同情庇護抗清義士

天然和尚學養深厚，研修有得，講說及著作頗得追隨者推崇。其處世倔強的錚錚風骨，亦深受因國變而失落的文人士紳們的崇敬。禪師出家之前，即是一凜然之儒家士大夫，年十七得補博士弟子員，志在精研世典，克成通儒，與鄉里躊躇滿志諸同仁，詩文相會，縱談世務，以康濟為己任。出家之后，更是“于門庭設施，悉任外緣，意合則住，不合則行，未嘗一字一語仰干豪貴”，其志行之高潔，為世矚目。雄霸廣東一時的平南王尚可喜慕其高風，曾“折柬相邀”，而和尚“以病辭不見”，實在推脫不過，才“勉出，以賓主見，禮意殷隆。次日不辭而退?！鄙锌上膊粌H不以為怪，反而更加敬重，“以函昰開法雷鋒之海云寺，因捐金鑄銅佛高丈余置寺中，復廣置寺產，俾成海邦上剎”，助法師大興海云寺。而有趣的是，在尚可喜捐助的銅佛中刻有 “博山下二世雷鋒隆興寺本師天然昰和尚率大檀越喜鑄”的字樣，一個“率”字，在有意無意中流露出禪師沙門不敬王者的清麗節操。更有 《自作象贊》，云“惟有齊云頑石頭，終日與渠相對默”，“破衲蒙頭一道翁，推移與世無拘執”[1]，和尚自持古道，提倡綱宗，婆心意切，至老不衰，如與山澗渠水對默的頑石一般堅貞沉靜，不俗于世。

當時世人多嘆服和尚于國變之前具有及早脫塵之先見，可和尚雖出世，但作為明遺民卻仍難免有“骨節與人同”之疾痛。甲申國變之后，時年三十七歲出家已有五年的法師“志切遠遁”，已身在佛門尚且避地白云山之歸龍。和尚對身死于抗清斗爭中的義士懷有極大的同情之心，每遇死難者，天然和尚即作詩哀之。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破南京城，黃端伯戰敗殉難，和尚作詩悼念，稱其為“品格文章第一人”。不久，清兵陷徽州，金聲死節，天然為詩痛悼：“頭目髓腦君甘舍，山河日月淚難干?！表樦稳?1646年)，清兵破廣州，梁朝鐘及霍子衡父子相繼犧牲。天然悲痛題詩曰：“興明千古節，就義且從容”；“父子情偏重，君臣義獨深”[1]。次年陳邦彥、陳子壯、張家玉等起義兵敗殉國，天然聞知亦作詩哀悼。清兵入粵后，“明諸王孫多見疑放戮，尸橫于野。和尚遍拾骸骨，別建冢以瘞之，不封不樹。后有議聞行在者，和尚止之曰：‘吾盡吾心耳，復何圖哉’?！盵1]

對于那些深懷故國的遺臣志士，凡隱退其山乃至皈依及門者，和尚皆坦然收之，且獨能超然而無所連染，足見和尚之德高望重。但同時也反映出，在那樣的亂世之中，即使是遠離俗世的得道高僧，也難以徹底擺脫世間的諸種矛盾，于佛教而言，所謂之“共業”。在這個意義上說，佛教始終是在人間的。禪師較之常人之所以不同，不外乎其能更好地調理自心適應時代，而調理自心恰是泛泛的無自覺的為學及修行所難得的，卻正是天然和尚高超之所在。和尚高潔的風骨、豐富的學識、強烈的遺民色彩，在明末清初風云際會之中，為世人樹一大法幢，成為無數學人敬仰皈投的榜樣。

2.開堂講法，著書立說

天然和尚首開法堂，是在出家二年后（即崇禎十五年）由廬山回廣州省親時，受陳子壯率道俗諸人之請，于訶林（光孝寺）開法。道獨特命弟子祖心函可持送拂塵并傳其法偈，偈曰：“祖祖相傳只一心，青源南岳不須分。三玄照用非他立，五位君臣為此陳。棒下無生凡圣絕，臨機不見有師僧。訶林重豎風幡論，卻幸吾宗代有人?！盵1]和尚在光孝寺上堂開法之講說集成了“訶林語錄”，次年付梓。其后（崇禎十六年）天然和尚赴福建，于廬山、廣東雷峰、華首等諸山佛剎，都多有開講，各集有“語錄”；于丹霞山主法席，所講集為“丹霞語錄”，并與諸僧隨意唱和，成“丹霞詩”，“如天籟所觸，別具幽響”等句為其有名者。此外，和尚還常以隨緣方便的方式接引參訪學僧，隨處隨時禪講說法解惑答疑，遂同古來一些大師一樣，積累了很多如小參、問答及普說等等形式的講說，門人們將諸種講說匯集成十二卷《天然禪師語錄》，被學者奉為圭臬。除此之外，和尚主要著作有《楞伽心印四卷》、《首楞嚴直指十卷》、《金剛正法眼》、《般若心經論一卷》、《各剎語錄》（包括訶林、雷峰、棲賢、華首、海幢、芥庵、丹霞、歸宗諸剎）、《焚筆》、《似詩》等行世?？滴跞?1691)，天然和尚的第六法嗣今辯親自護送曹洞宗三世傳人道獨、函罡、今無的語錄前往浙江嘉興楞嚴寺入藏[8]。祖師著作入藏，這是嶺南佛教的一件大事，表明佛門對天然和尚及其師徒的認可、尊重，亦體現出嶺南曹洞宗在當時的佛門中的崇高地位。

周齊教授在《天然和尚與明季廣東佛教》一文中指出，從天然和尚的著述看，其義學趨向大抵不外延續博山元來至道獨所傳之曹洞宗趣，在標明本宗傳承的同時，也繼續采取調和主張，尤其是提倡兼教而禪的修行路線。周齊教授認為，禪教結合，調和諸宗是明末高僧的主流主張，標榜門派在當時似已不是十分突出的任務，禪宗在經歷了諸宗紛爭，以及公案、看話、默照等等修行方式的變化，再來提示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原始標題，不能不說是這些高僧們在根源追求和方向矯正方面的理性自覺，而天然和尚也正是沿著這樣的宗旨繼續發揚光大的。天然和尚在其主要著作《〈楞伽〉心印》和《〈首楞嚴〉直指》中曾有如下之說，“以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而曰未曾說一字者，非謂掃言說之跡也，欲夫人之即教意而得祖意也……識其宗之所本趣之所歸”，同時也指斥“所謂見性，幾同神我”的禪病，認為“任情壞法”與“拘滯名相”不相徑庭，力倡“以轉有言之關”，“以導無言之指歸”。指出教之宗祖之趣是“以意顯無意，以言顯無言”，“玄言妙義，悉屬筌蹄”。天然和尚重在性宗下參究工夫，崇尚《楞伽》，謂“此經為根熟菩薩頓說種子業識，為如來藏，異于二乘滅識趣寂，亦異般若修空菩薩樂空增勝，直明識體……但能了真，即識成智?！焙蜕谐终娉７鹦哉f，認為“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凈明體”，“此心此性，生佛無別，所別者迷悟耳”，所謂“全體是妄情，全體是真理，不了號無明，了之即佛智”。故而以“常住真心性凈明體為宗，則宜直指心性以為本趣”。雖然天然和尚秉持文人慧命，且常年遠避廬山清苦修行，但取此宗趣之論當非僅僅讀教而得[9]。

正如周奇教授所言，“天然和尚雖下過刻苦參究的工夫，佛學見解也不乏深刻，但應該說還不是在義學上有突破的宗師，況且，創宗立說的時代離開明代已過去太久了。天然和尚能夠為明季廣東佛教有所作為，實因其學養深厚及信念堅定，有慧根加有教行，從而得悟宗旨。熟稔內外典及宗門公案掌故，而使其講說能得上下諸眾之喜聞，既有清凈高遠氣質，又有廣結善緣能力，構成德高望重之一代高僧的氣象，在明季那樣的時代，這恰是能夠在維護和弘揚佛教方面發揮作用的高僧所需的良好素質”[9]。開堂講法、著書立說一向是佛教向具有深厚學養的知識階層弘傳的典型方式，并不必要開宗立義，只需契理契機，即是佛法弘傳之正道。

3.創立寺院，莊嚴叢林

天然函昰禪師一生輾轉于廬山、福建和廣東，歷主福州長慶、廬山歸宗及廣東的光孝、海云、海幢、丹霞、芥庵、華首等剎。其中最著名且在其手中創立者，當屬海云、海幢、丹霞別傳這三座大寺，其皆由和尚承主其成或擴大規模，具體監施則由門徒實行。其中，海云寺即原雷峰之隆興寺，由今湛主持，今應監寺。樊封《南海百詠續編》記敘海云寺道：“寺在雷峰，林巒秀美。明末僧今湛主持其間。鼎革后，天然和尚主講焉。平南鎮粵，仰其高風，為之廣置寺田，更虔鑄佛像，金光丈六，以志香火因緣。土木之盛，近時罕有，遂為海邦上剎?！盵10]海幢寺由天然和尚第一法嗣阿字今無法師為僧首，是其著力創建的大寺，以至時人稱譽海幢法席之隆盛，可媲美于晦堂大慧（明末于杭州倡揚唯識的大和尚）。丹霞別傳寺則由天然之弟子今釋澹歸創建。仁化丹霞山是南明弘光時南贛巡撫李永茂兄弟為避亂所購，順治十八年布施于今釋，以供奉三寶。今釋及其同修極盡營造之能事，至康熙五年，已有大致規模，請和尚入主丹霞法席，一時英杰匯聚，講經研修，詩詞唱和，丹霞山遂成為名山叢林，位列粵地佛教之四大山（即鼎湖、雷峰、西樵與丹霞）。此處值得一提的是，天然和尚之妹，出家為今再尼師，是廣州無著庵的創建者。據《番禺縣續志》“鼎建無著庵碑記”載，尼庵始建于康熙六年，至十七年無著庵落成。其十余年間正處于變亂之時，建庵已實所不易，但庵堂在饑謹之時，常招收弱息無歸之出家在家弟子，恒數百人。

寺院的創立為修學者提供場所固然重要，其道風秩序的樹立則是佛教立于世間之根本。明末清初士人逃禪為佛教帶來新鮮血液，然寺院成為各色人等避亂的去處，因而協調相處關系，保持叢林秩序無疑成為突出重要的問題。天然和尚特作“同住訓略”，以嚴格規范及門，曰：“古設叢林，專為養道向上之士，不宜限制準繩。但晚近以來，人多中下，故重以莊嚴，過望賢俊，不妨損之又損，以至于無。要使入而就理，不作事障；出而就事，不墜理詮。然后以超越之心，同于凡小，上可踐吾門尊貴之路，下可免流俗豁達之譏。同住之始，是用申明，愿各洗心，無墜先緒”[11]?！坝柭浴币徊糠质菙⒚魉轮新毷乱巹t，另部分是訓誡之文，規則詳細，言語懇切，“所立規矩，整肅森嚴”。天然和尚極力倡導清凈高尚之叢林風貌，樹立莊重嚴肅之僧伽形象，以作“人天所皈”，其心切切。這亦是天然和尚門下之所以繁盛之緣由。

4.培養弟子，綿延法脈

天然和尚順應時代的禪法弘化，吸引了大批皈依弟子，和尚法嗣不但人數多，而當時法眾素質之高超，社會影響之廣大，更是空前的。函昰禪師嗣法弟子今辨有云：“吾粵向來罕信宗乘，自師提持向上，縉紳縫掖執弟子禮問道不下數千人”[12]。天然的弟子，有許多具有深厚的學問修養，能詩文、善書法者。就以他的傳法弟子“十今”為例：今無，字阿字，海幢寺住持，有《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光宣臺集二十五卷》；今見，字石鑒，主席廬山棲賢、福州長慶寺，有《棲賢三十詠》、《直林堂全集》；今摩，字訶衍，天然和尚之子，穎悟脫俗，隱廬山修煉三十余年；今釋，字澹歸，別傳寺監院、住持，有《遍行堂集四十九卷》、《遍行堂續集十六卷》；今壁，字仞千，雷峰寺首座，《海云禪藻集》選錄其詩二十三首；今辯，字樂說，曾主別傳、海云、海幢諸寺，有《四會語錄》、《<菩薩戒經>注疏》；今黽，字角子，歷主棲賢、丹霞、海幢，有《丹霞角子黽禪師語錄》；今遇，字澤萌，主別傳寺十余年；今但，字塵異，主羅浮山華首臺寺，有《羅浮名峰圖說》、《梅花莊詩集》；今攝，字廣慈，雷峰海云寺監院，有《巢云遺稿》。天然和尚禪門宗師，自性般若流注筆端，由其所統攝的嶺南曹洞法系，法孫的經解語錄，都成為禪門的法寶。除了上文提到的天然法嗣 “十今”之外，還有今竟、今嚴、今音、今龍、今沼、今帾、今毬、古記、古邈、古電、古檜、古奘、傳多等三代詩僧，都是有詩集遺世的，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由一個法系的師徒，做出如此數量的經解語錄、留下如此多的詩詞佳作確屬罕見[13]。

至于天然和尚俗家子弟中的文化精英，更是人才濟濟，數不勝數。曾禮天然為師，出家后又還俗的屈大均，法名今種，字一靈，是清初廣東最負盛名的詩人，“嶺南三大家”之首。其余兩家陳恭尹及梁佩蘭，也曾禮謁天然和尚，據稱還一度出家為僧。另外，在居士、信眾中的詩人陳子壯、黎遂球、梁朝鐘、何絳、張穆、王邦畿、薛始亨、陶璜、王嗚雷、何鞏道、羅賓王、王隼、程可則等等，無一不是在當時有影響的人物，各人都有詩集傳世，他們都是嶺南詩歌史上值得一書的詩人。

天然和尚很注意培養人才，有很多的嗣法弟子，其弟子們又一傳再傳，法脈綿延很久，天然一系的曹洞禪風也因之綿延深廣。

三、天然禪師對于當代嶺南佛教的啟示

明清易代之際，天然函昰禪師在逃禪成風時代背景下的禪法弘化，提示我們應重視將特定歷史時期高僧思想、行為與當時社會背景結合，應重視反思如何有益于平衡佛教發展與為天下蒼生謀福的問題。大慧宗杲禪師曾說，“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不論處于何種時代，佛教都不可忽視自身對于社會的一種擔當。天然禪師當時面臨的是明清易代的巨大社會變動與士大夫紛紛逃禪的現實。當今社會亦是一由傳統到現代巨大嬗變的階段，社會變革與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精神世界的空虛與缺失，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此一時代對禪宗的需求，固然與明清所面臨之嚴峻的生死考驗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社會環境、工作生活的壓力、心靈信仰的空缺所帶來的嚴重的“精神危機”，雖與政治不再相涉，但更呼喚著禪宗凈化人心、安頓生命之超越。在某種程度上講，工作生活的壓力、心靈信仰的空缺，也使得當代許多知識分子紛紛在精神上 “逃入”佛教以獲得暫時的皈依與解脫，亦有不少人士因此剃發染衣。面對這樣的現實，反思天然禪師的弘化，我們可以就佛教如何有益于當今社會這一問題得到更多有益的啟示。筆者在此略談兩點：

首先，若要攝受“逃入”佛教的大眾，佛教自身需有純正的道心與道風。佛教最吸引人之處，當是其道德與信仰超邁的一面，有純正的道心與道風，方可成為大眾皈依之精神棲息地。禪宗的超越性在形式上體現為出世的傾向，在實質上卻是一種更深度的社會關懷，是一種間接參與社會事務的方式。在社會諸事務中的直接參與固然重要，其超越世間的間接參與，作為另一種形態的社會參與同樣也是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這是宗教的立身之本與核心之魂。天然函昰正是以自身高潔的品行、莊嚴的形象、整肅莊嚴的叢林秩序、語默動靜體安然的禪法來做人天所皈。禪師“富貴功名夢里人，誰知苦樂正相鄰?；仡^大有甘心處，須信身貧道不貧”，“疏斜自向山溪早，銀燭成簾影每遲”等等詩句所彰顯的人生態度與對生命意義的認知，無不彰顯著一位禪者以己身為法的本懷，為紛飛亂世中的人心提供了一處安頓之所。純正的道心與道風，超越性的精神感召力，是一切佛教事業的基礎，倘離此立足之點，則再大的事業皆與佛教本懷不相干涉。

其次，重視佛教對文化傳統的弘揚與傳播。佛教自東傳以來，皆以一種文化的面貌呈現于世，其形成、成熟與衰變，皆與士大夫知識分子密切相關。在某種程度上，佛教亦是“文以載道”的一種文化傳承途徑。讀書知禮、教化民眾、弘化一方，立德、立功、立言，這是中國文人對中國文化的行為詮釋，也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深刻內涵。天然與其一傳、二傳、三傳的許多弟子都是典型的中國文人，因而在做弘法利生宗教事業的同時，無形中在文化事業上也起到了弘化一方的作用?？梢哉f，天然函昰禪師之所以影響頗大，法脈綿延不絕，與其在文化傳承上的成就有很大關聯。

天然和尚的俗家弟子徐作霖、黃蠡曾選編了一本詩集，名為《海云禪藻集》。他們選取天然以下“今”“古”兩代詩僧及居士有關天然和尚及海云寺的詩作，總數一千多首，令人嘆為觀止，在清初嶺南詩壇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這批文人之中，有不少書法造詣頗深的書法家。其杰出者，除天然和尚與他的法嗣“十今”之外，還有今帽、今載、今印、今鏡、今儆、今離、今種（屈大均）、今日（李成憲）、陳恭尹、梁佩蘭等人。簡經綸在《琴齋論書》中評論海云書派的作品帶有“一種山林雋秀之氣，閱之令人氣爽，挹如清風自外來也?！痹谔烊欢U師感召下這一批有文化的出家人的存在，加上宗教文化特殊的環境，使它在肅殺的文化氛圍中成為一個傳統文化光芒閃爍的亮點和傳遞文化的驛站，并給清朝統治者以震撼和影響，加強了漢族文化對滿族文化的同化作用，文化趨同的過程得以產生和延續?？梢哉f，明清交替之際逃禪現象的存在，從一個側面保證了文化傳統的延續。而在當今社會中，亦不乏許多文化方面的大家，如何將其聯合起來形成佛教弘揚文化傳承的合力，很值得深思。

[1]汪宗衍.明末天然和尚年譜[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2]馮煥珍.天然函昰禪師的悟道因緣及其禪教并重的宗趣觀[J].現代哲學，2003，（2）：66-74.

[3]陳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A].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1.

[4]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M].臺北:臺北明文書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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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莎】

Inspiration from Master Tianran Hanshi Spreading Zen in Lingnan Area

ZHANG Lei-lei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Party School of Shenzhen Municipal Committee, Shenzhen,Guangdong 518034)

During the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many Ming loyalists converted to Zen in order to avoid the social turmoil,in this way they also promoted the spreading of Zen.Tianran Hanshi was one of these Chan masters.He attracted thousands of monks and laymen and revived the Caodong sect of Zen in Lingnan area.In the harsh cultural atmosphere,Tianran Hanshi established a glorious posthouse to delive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impressed the Qing rulers and promoted the assimilation of Manchu culture into Han culture. Zen was not only extramundane but also capable of responding to the need of the reality and to purify one’s spirit.How to combine the spreading of Zen teachings with the need of the times,is the profound question left by Monk Tianran to modern Lingnan Buddhism.

Ming loyalists converting to Zen；Tianran Hanshi；Lingnan Zen school

B 946.5

A

1000－260X（2014）04-0122-06

2014-05-12

張蕾蕾，宗教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深圳市委黨校講師，從事嶺南佛教、當代中國宗教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