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與中國的對越政策：嬗變及其意義（1978—1989）

李亞男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1）

改革開放與中國的對越政策：嬗變及其意義（1978—1989）

李亞男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1）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國對越政策發生了緩慢但是明顯的變化。雖然中越雙邊關系在這一時期還沒有步入正?；能壍?，但是中國方面對越南政策考慮的出發點和著眼點卻經歷了從全球戰略向地區主義回歸的過程，并通過柬埔寨問題的解決具體表現出來。促成政策調整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國內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對中越關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調整后的中國對越南政策以地區主義為顯著特征、以服務于國內的經濟建設為目的，成為后冷戰時期中國對越政策的起源，也為理解和把握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外交的周邊戰略提供了一個同時具有地區特征與普遍意義的案例。

改革開放；中國的越南政策；意義

1978-1989年是中國調整國內發展戰略并推行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年，也是中國對越政策緩慢調整和轉變的十年。在這十年間，中越關系主要圍繞著柬埔寨危機展開，經歷了從“急速惡化”到“邊界戰爭”再到“緩和”的發展過程，同時也為1990年代初中越關系正?；瘎撛炝吮匾臈l件和基礎。雖然從一般性的雙邊關系分期來看，這一階段中越之間還處于對峙狀態，[1],[2]但是從中國對越政策的基本和指導思想來看，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領導人的決策出發點從冷戰格局下的全球戰略層面轉向了地區主義和區域發展，這與中國國內改革開放的進程及其內在要求密不可分，也是后冷戰時期乃至今日中國對越政策的緣起與濫觴。

一 70年代末中國對越政策的主要特征

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與越南的關系已經從昔日“同志加兄弟”的親密無間急速地滑向了戰爭邊緣。中國方面在公開媒體和外交場合多次指責越南應當對雙邊關系的惡化負主要責任，但是客觀的說，這一時期中越關系的復雜情況還源于歷史和現實多方面的因素。雖然中共和越共曾經是為著“共產主義在亞洲取得勝利”這一共同目標而并肩戰斗的革命戰友，中國也曾經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中對越南共產黨給予了慷慨的幫助，但是在雙方各自取得執政黨地位之后，就分別擔負著建設民族國家的責任，在相互關系發展中考慮的首要問題必然是如何維護本國人民和政權的利益。所以在1954年為解決印度支那問題而召開的日內瓦和會上，中國沒有如北越所期望的那樣對統一南北越南的目標和努力給予堅定的支持；而1972年之后，中美關系出現戲劇性的轉變并得以改善，中國也相應減少了對越援助，這被越南方面認為是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中越之間的無產階級友誼、“中國同志”背叛了越南的抗美戰爭[3]。這些都成為越南指摘中國的借口，也成為兩國嫌隙漸生的源頭。從越南方面來說，自胡志明時代開始就有志于成為印度支那地區首屈一指的強國，能夠在地區事務中起主導作用；1975年越南實現南北統一之后，又把實現“大印度支那聯邦”的計劃提上了日程，而這顯然并不能得到中國的支持和贊同[4]。但若僅僅是這些因素，并不足以導致中越之間的決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促使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的對越政策上保持克制與忍讓的微妙因素；最終對中越關系和中國的越南政策起到決定性影響的，是中蘇關系的持續惡化和越南在中國和蘇聯之間逐漸偏離謹慎的中立立場而日益公開地倒向蘇聯，成為蘇聯在東南亞地區的利益代表。這是彼時將蘇聯視為國家安全首要威脅的中國所不能接受的。

越南與蘇聯關系的不斷加強和中越關系的日益緊張是同步發生的過程，而中國方面為了阻止越南進一步靠近蘇聯，也為了適度地表達自己的不滿，有意識地調低了中越關系的親密度并停止了對越援助以示懲戒。1978年2月，北京拒絕了來訪的越南代表團的要求，并重申以后不會再提供任何援助；同年5月，又取消了21個對越援建項目。但是“懲罰”政策收到了與預期相反的效果：在中國停止援助之后，越南迅速加入了由蘇聯牽頭的、面向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公開地站到了蘇聯一方。1978年11月3日，越南又與蘇聯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這一分水嶺事件促使中國決定把對越南懲罰性的外交政策升級為直接的軍事打擊；12月25日，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出兵入侵柬埔寨，在短期內就占領了其首都金邊，顛覆了民主柬埔寨政權，引發了柬埔寨危機，這進一步堅定了中國對越南采取軍事行動的決心。在中國決策層看來，對越采取強硬的政策并不單純是為了解決雙邊關系的問題，更是為了避免蘇聯的力量借助越南進入中南半島，形成對中國的南北合圍，直接威脅中國的安全；同時也為了阻止被稱為“社會帝國主義”的蘇聯完成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部署，以打亂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戰略擴張的步伐。打擊越南就是遏制蘇聯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而拉攏越南就是分化蘇聯陣營的力量。這一時期，中國的對越政策明顯地受到大國關系——尤其是中蘇關系——的影響，其出發點和著眼點都集中于構建國際反蘇統一戰線的全球戰略層面，服務于“一條線”的總體目標，帶有鮮明的冷戰色彩。

二 改革開放與對越政策的內在沖突

在反蘇反霸的指導思想下，中國于1979年2月17日發動了對越邊境戰爭，雖然主要的軍事行動于3月16日宣告結束，但是中越邊境的小范圍武裝沖突卻持續了若干年。中國官方把這次戰爭定性為“自衛反擊戰”，但其真正的目的卻在于：（1）從戰術上分散越南的兵力，減輕柬埔寨戰場上各派抗越武裝的壓力，阻撓越南吞并柬埔寨，以促使柬埔寨危機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2）從戰略上向蘇聯和越南表明中國的決心，警告蘇聯如果在東南亞地區進一步擴張勢力——無論以何種形式——中國絕不會袖手旁觀，而是要讓它付出沉重的代價。除了直接的軍事打擊之外，中國還聯合東盟在國際社會中為柬埔寨政權爭取同情者，譴責越南與蘇聯勾結在東南亞地區的霸權主義擴張行徑，盡可能的孤立越南、向越南施加外交壓力，以迫使其在盡快從柬埔寨撤離軍隊的問題上做出讓步。這些直接針對越南的軍事和外交手段，歸根結底還是要通過打擊越南來打擊蘇聯在東南亞地區的勢力擴張，但是這一時期中國國內發展戰略的調整卻決定了服務于反蘇大戰略的對越政策在新的時期無法長久的持續下去。

這主要是由于中國的外交政策具有典型的內向型特征， 受國內政治影響、為國內發展戰略服務的特點較為明顯，而1978年開啟的對內改革和1982年正式確定的對外開放又對中國外交政策的總體目標和效果提出了新的要求[5],[6]。首先，中國領導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做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這就意味著外交的首要任務是維持和平的環境和維護基本的國家安全，在中國周邊杜絕任何形式的戰爭以及戰爭威脅，為國內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創造必要的外部條件。其次，在國內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須要下決心縮減軍費、減少戰斗人員、把現有的人力和物力集中用于經濟建設。這包含著兩方面的意思，除了如前所述，不使現實的外部威脅擾亂建設的進程之外，還要求決策者對國際局勢和自身安全環境做出切合實際的判斷，不使對形勢的誤判造成過分的軍事投入和資源浪費。其三，是要努力爭取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外援和有利條件，使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和技術成果為我所用，這就要求中國放棄基于意識形態的敵我斗爭思路，轉而與所有國家建立或恢復正常的關系，重新界定國家利益，在國家利益的指引下發展廣泛的、和平友好的對外關系。

新要求的核心詞匯是“和平環境”，鄧小平早在1977年就提到了和平環境之于中國的重要性：“我們歷來聲明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環境，起碼我們希望二十三年不打仗，二十三年就是到二十世紀末。那時，我們要達到一個先進水平，不說超過，至少趕上、接近世界當時的水平。[7]”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做了主題為《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重要講話，論述了改革開放時代國內的現代化建設與對外發展和平外交關系的統一，再次強調了和平環境的重要性：“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一切決定于我們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們自己建設成就的大小……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僅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8]”也正是在這次講話中，鄧小平提出應該以新的形式，即以經濟發展的形式來進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斗爭，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首先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而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大，不僅能夠有助于在國際社會中更加堅定的推行反霸權的目標和政策，而且能夠有效地延緩戰爭的爆發，以爭取更長時間的和平局面，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但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中國實行的以“反蘇”為核心目標、以懲罰和對抗為主要特征、以在柬埔寨問題上的軍事和政治斗爭為主要內容的對越政策，在雙邊、地區和國際社會三個層面上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有所沖突。1.從雙邊關系層面來看，越南作為緊鄰中國西南邊陲的印支強國，對中國地緣安全環境的影響至關重要。中越對抗的局面和中越關系的緊張狀態一日不得到改善，中國就一日不能真正獲得國內發展所需要的和平穩定的環境，也就一日不能解除改革開放的后顧之憂。事實上，改革開放初期西南邊境地區各省市與其他沿海城市相比發展較為緩慢，除了政策和地理因素的差別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越邊境的武裝對峙局面長期存在，在安全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發展無從談起。2.從地區層面來看，以中越關系為核心的柬埔寨危機成為破壞東南亞地區穩定局面的首要問題，而中越關系又是這一地區未來發展的最大變數。如果中越雙方都繼續堅持對抗的立場而不肯妥協，那么柬埔寨問題的持續惡化最終會引來大國干涉，將再次把東南亞地區變成冷戰短兵相接的前沿陣地。這種悲觀的前景不僅與東盟國家致力于恢復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中立、以區域聯合為依托發展經濟的長遠戰略相違背，而且與中國與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背道而馳：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樣也需要借助于毗鄰的東南亞區域，以獲得經濟起飛所必須的資金、技術、原材料和商品市場——而這一目標只有在中越和解并以此為基礎實現東南亞地區長久和平的前提下才能成為現實。3.從國際社會層面看，只要中國的對越政策還堅持以“反蘇”為核心、堅持使中越關系服務于或服從于反蘇的大戰略，就需要在國際社會中尋找“盟友”和打擊“敵人”，以鞏固中國在對越關系中的立場。這種敵我陣營涇渭分明的斗爭思路，與改革開放所要求的普遍合作、和平獨立的對外關系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徑。

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與對越政策的及其效果之間的偏差與分歧，預示著中國對越政策的調整和中越關系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和調整的出現需要一個過程以等待各方條件的成熟。

三 變化與調整：回歸地區主義和服務國內建設

中國對越政策調整的根本動力在于滿足改革開放的內在需求，而內部時機的成熟則取決于兩個基本的事實：（1）決策層對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考與再判斷；（2）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最終確立。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的基本看法受到冷戰大背景的影響，認為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對世界霸權的爭奪最終會導致戰爭，此前的聯蘇反美戰略和聯美反蘇的戰略都建立在這一判斷的基礎上。但是自1970年代末期開始，鄧小平作為新一代的領導核心，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判斷開始發生改變。他認為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爭取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到有利的時間窗口；之后，隨著世界局勢的發展，這個“一定的時期”被不斷延長，中國領導人對未來和平的看法也越來越樂觀；到1984年之后，決策層對于“戰爭不可避免”的看法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認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已經超過了戰爭力量的增長，“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中國完全可以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抓現代化建設。[9]在這一基礎上，外交政策的目標和關注的重點得以從安全問題轉移到發展問題上，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也從斗爭和對抗轉向了開放與合作；中國在發展雙邊和多邊外交關系時，也超越了此前“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觀點，突破了自中共開始經營對外關系以來就遵循的敵友劃分的思維框架，放棄了“以某國劃線”的外交戰略，開始推行不依附于任何大國集團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外交決策的指導思想中清除了“反蘇”的僵化原則，就意味著中越之間的關系不再被強制服務于大國關系，而是從兩國現實和未來的利益與地區事務的具體情況出發；中國對越政策的考慮也從中美蘇大三角的全球戰略的層面回歸到了地區主義和地緣政治的層面。

而中國最終確立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模式，也使得對越政策調整的必要性被進一步強化。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初期經過對東歐經驗和亞洲經驗的考察與比較，最終選擇了更適合中國國情與經濟發展預期的日本模式。而日本模式的核心特征就在于依托地區資源、發展政府統籌管理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對海外資金與市場有大規模的需求。80年代初，中國國內改革開放起步之時，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在東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形成了以日本為首、以亞洲四小龍為第二梯隊、以東盟（除新加坡外的）成員國為第三梯隊的、層次清晰的“雁行”區域經濟分工體系，而且區域間的貿易關系和人員流動也憑借著日益一體化的分工體系和產品市場而逐漸發展起來，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成為當時國際社會中就經濟增長來說最具有活力的地區之一。中國加入這一“雁陣”，使得日本模式在亞洲更廣泛的范圍內得以推行；以此為起點，區域因素——尤其是東南亞的區域因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和特殊重要性日益凸顯出來。依托于地區發展、充分利用地區現有的條件，是中國在1980年代中期乃至之后十數年間既立足于現實又規劃合理的選擇。這就促使中國必須調整對越南的政策，改善中越關系，以消除東南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最大隱患，使之服務于中國國內發展戰略與改革開放的需要。

在內部條件成熟的前提下，外部條件的變化也為中國對越政策調整提供了適當的歷史契機。首先是中蘇關系的松動和蘇聯方面在柬埔寨問題上態度的改變。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時表示：柬埔寨問題是東南亞的地區問題，“同東南亞的其他問題一樣”，解決柬埔寨問題“取決于中越關系正?；?。這明確顯示了蘇聯不會再在此問題上支持越南方面的軍事行動，也不再充當越南方面的后盾和保護傘，[10]柬埔寨問題就此成為東南亞的區域性問題，為中國圍繞這一問題調整對越政策提供了較大的轉圜余地。其次是越南內部的政局變化。1986年7月，越南黨政領導人黎筍因病逝世；12月，歷來與其持不同政治觀點的阮文靈出任越共中央總書記，隨后開始著手大幅度調整內外政策。就阮文靈本人來說，他在此前的工作中曾多次秘密訪華，與中國領導人有過直接接觸，對中國抱有友好的感情；就越南方面的客觀情況來說，長期的戰爭重創了國內經濟，急需調整政策以挽救嚴峻的局勢。越南在對外政策的變化直接表現為謀求通過政治途徑解決柬埔寨問題和改善對華關系：一方面，它提出要逐步從柬埔寨撤出軍隊，主張以政治方式促進危機的解決；另一方面，越共中央于1987年1月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刪除了黨章和憲法中涉及到反華的有關內容，重新肯定了中國對越南的支持和援助。[11]為中國對越政策轉變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這一階段中國對越政策緩慢的調整與變化雖然以回歸地區主義為基本特征、以服務于改革開放為首要原則，但是由于柬埔寨問題仍然是此時中越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因此調整的具體內容也直接表現為中方在柬埔寨問題上立場和態度的轉變。1986年3月17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了民柬聯合政府政治解決柬埔寨危機的“八點建議”，[12],[13]建議的核心內容集中在兩個方面，即：呼吁越南分階段撤軍和組建包括韓桑林政權在內的四方聯合政府。中國同意了這一建議，并專門發表聲明予以支持，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這是柬埔寨問題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事件，也是中國對越南政策的轉折點，表明中國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緩和了對越南的立場，將中越關系與中蘇關系剝離，轉而在地區國家合作的框架內促成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和對越政策的調整。雖然這一時段中越關系仍然處于非正常的狀態，邊境沖突還時有發生，但是雙方都開始考慮政策上某種松動的可能性，而中國方面對越政策的指導思想更是從“反蘇”的大戰略轉移到了穩定南疆和東南亞地區局勢、為國內經濟建設提供良好的周邊環境的現實考慮上。

四 通向正?；罚杭砥艺瘑栴}的政治解決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調整對越南的政策到90年代初中越關系實現正?；?，這期間還有現實的障礙需要跨越，即：通過各方合作妥善地解決柬埔寨問題，實現中南半島的非軍事化。對于中國來說，既然對越政策調整的根本宗旨是為了服務于國內的改革開放，那么中越關系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與兩國直接相關的地區沖突問題，這不僅是導致中越雙邊關系破裂的直接原因，更是關系到雙方地緣政治安全和區域穩定發展的關鍵性因素。

中國方面堅持要把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作為中國與越南關系回歸正?；南葲Q條件。 1987年1月越南副外長丁儒廉突然訪問北京并開啟中越關系緩和的進程之時，中國方面就表示要先討論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以及柬埔寨的戰后重建問題，指出中越關系的改善應當是柬埔寨問題解決之后水到渠成之事。[14],[15]1989年1月16日到17日，中越雙方代表在北京就柬埔寨問題和中越關系正?；M行磋商，雙方討論的重點集中在柬埔寨問題的解決途徑上并達成了初步成果：（1）在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上，越方重申了根據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框架文件，最遲于1989年9月從柬埔寨撤出全部越南軍隊；（2）在停止外界對柬埔寨各方的援助、保證柬埔寨的中立地位、實行國際監督和提供國際保證等方面，雙方均不持異議。中越雙方意見的主要分歧在于越南撤軍后如何保證柬埔寨國內的和平。 中國方面主張在過渡時期應當成立以西哈努克為首、包括韓桑林政權在內的四方聯合政府，同時減少和凍結各派軍隊，建立統一的國防軍。而越南方面則堅持這一問題應由柬埔寨各方討論解決，不應成為中越雙方磋商的議題之一。

相對于中國關注柬埔寨問題的解決，越南方面更關心兩國關系正?；蛯嵸|性改善。越南方面多次提出的政治接觸與外交磋商都以此為直接目的，并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包括雙方停止敵對宣傳、停止在邊界地區的敵對行動等。1989年初，越南副外長丁儒廉在與中國外長錢其琛的會談中表示，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這是越南的長遠戰略。而中國方面堅持認為，首先解決柬埔寨問題，才是為中越關系的正?；瘎撛毂匾臈l件，并在會談中重申“有關柬埔寨問題的一些基本方面如果得到解決，中越關系的改善和正?；瘜⑹亲匀坏慕Y果”。[16]針對越南方面在柬埔寨問題上推脫責任的態度，中方認為：柬埔寨的內部問題，當然應該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由柬埔寨四方自己解決。但作為當事國的越南以及與柬埔寨問題有直接關系的蘇聯、中國、泰國，對此應當承擔責任，尤其是越南，更應持積極和建設性的態度。

1989年10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老撾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兼正副部長會議主席凱山?豐威漢時，也托他轉告越南領導人：我們從來認為中越最終是要改善關系的。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越南必須從柬埔寨干干凈凈、徹徹底底撤軍； 柬埔寨問題解決后中越關系可以恢復，以便結束過去、展望未來。[17]在中國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堅持下，同時在國際環境發生變化，蘇聯頹勢已顯、冷戰接近尾聲的大背景下，越南最終接受了中國的立場，將盡快解決柬埔寨問題和中越關系正?；壠饋砜紤]，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成為中越雙方邁向關系正?；谋赜芍?。

1990年9月初，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和部長會議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顧問范文同秘密抵達四川成都，同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舉行了高層會晤。 中方在這次會晤中再次強調了柬埔寨問題對于中越關系正?；闹匾饬x，稱：越柬軍事沖突導致中越關系惡化的重要原因，只有柬埔寨問題獲得公正合理的解決，中越關系才能恢復正常。[18]雙方在承認聯合國安理會制定的框架文件的前提下，就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包括越南從柬埔寨撤離全部軍隊和撤軍后柬埔寨的臨時權力機構的組成方式等內容）取得了重要共識。成都會談的結果迅速被傳達給參加柬埔寨四方非正式會晤的代表，中越雙方也分別做了相應的說服和解釋工作，柬各方在此基礎上協調了立場，做出了適當的妥協，推動了最終協議的達成。

柬埔寨問題政治解決方案的初步商定，使得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成為可以預期的前景，這不僅為中越關系的正?；伷搅说缆?，更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掃清了周邊環境方面的現實障礙。

結語 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外交的“周邊戰略”

從1978年到1989年的十幾年間，雖然中越關系仍然處于對抗的非正常狀態，但是中國對越南的政策卻發生了緩慢的變化和調整，調整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內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調整的特點在于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從全球戰略的層面回歸到地區層面、原則由服從于大國關系轉向服務于經濟建設。雖然印度支那地區的柬埔寨問題貫穿1980年代中越關系發展的始終，使得中國對越政策具有鮮明的地區特征和針對性，但是考察這一政策嬗變的過程，則不難發現其具有兩點普遍的意義：其一，作為對鄰國的外交政策，中國對越政策與中國對周邊其他國家的政策一樣，其直接目的都是為國內建設爭取一個和平穩定的地緣環境，以使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受安全問題的干擾；其二，作為服務于改革開放的政策調整，其著眼點和目標設定都體現出了區域的重要性；中國在進行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新時期，無論是借鑒成功的經驗、發揮后發優勢推動經濟發展，還是建立良好的對外關系、疏通對外聯系的渠道，以使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和兩部分資源為我所用，都需要重視亞太地區的發展對于中國自身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這不僅是冷戰后中國對越南政策的起源和立足點，也是1989年中國首次確定“立足亞太，穩定周邊”的外交原則背后的基本考慮；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我國的外交總體布局又提出“周邊是首要”的觀點，其核心目的也無出以上兩點。

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和完善，已經進入了需要在各個方面深化發展的新時期；中國由于自身實力的上升和承擔的國際責任的增加，在對外關系的發展上也步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遇到各種新的問題和新的機遇；尤以西南地區為代表，東南亞地區整合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得中國與越南、緬甸、泰國等周邊國家的經濟政治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入，雙邊或多邊關系中各種新生事物和新的合作方式正可謂“亂花漸欲迷人眼”，考驗著中國駕馭和把握周邊關系的能力。但是，只要國內改革開放的大戰略沒有改變，那么中國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制定對周邊國家政策時，所遵循的兩個基本點——和平環境與地區主義——就也不會有本質的改變，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討論立足周邊、面向世界的外交戰略。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越南政策調整給我們的啟示，也是過往的歷史賦予我們的解讀現實的一把鑰匙。

[1]宋北侖.關于中越關系的分期問題[J].東南亞縱橫,1999,(6):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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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張青.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越關系正?；那扒昂蠛骩J].東南亞縱橫,20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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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家忠.親歷中越關系正?；痆J].湘潮,2010,(4):36-39.

[16]錢其琛.外交十記[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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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張德維.成都會談:中越相逢一笑泯恩仇[J].湘潮,2012,(3): 40-44.

[責任編輯龍倮貴]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hina: 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1978-1989)

Li Ya-nan
(Peki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100871,China)

in twentieth Century 70 at the end of the 1960s to the late 80's, China the policy changed slowly but significantly changes. Although China Vietnam bilateral relations has not entered the normal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orbit, but Chinese on Vietnam policy considered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ocu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global strategy to regionalism regression, and through the solution of the Kampuchea issue specific performanc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he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adjustment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Chinese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to the Sino Vietnamese relations, and adjusted Chinese policy toward Vietnam to regionalism is a remarkable feature, in order to serve the domestic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goal, to become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in the policy origin, also provides a at the same tim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r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case surrounding strategic China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form and opening-up;China Vietnam policy;significance

B81

：A

：1008-9128（2014）03-0001-05

2013-12-13

李亞男（1981—），女，河南平頂山人，博士，研究方向：中國外交史和中國對東南亞地區政策研究。